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精华概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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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精华概要

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精华概要

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领导思想遗产。

中国传统领导思想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根底是君主专制下的极权政治、等级制度、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宗法制的社会构造,以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此根底上所形成的领导思想注重以伦理道德关系为核心的“内圣外王〞之道,以森严的等级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根本构造,注重领导权术的研究,提倡“民为邦本〞,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缺乏对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的研究。

传统领导思想具有较强的经历性、伦理性、人治性、封闭性和保守性等特点。

纵览中国古代儒家、法家、道家等思想流派的有关领导的思想,具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择其精华简要介绍如下。

一、提倡以民为本

儒家强调统治者要以民为本,施行仁政,才能维持长期的统治和社会的安定。

民众是统治的根底,“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水所以覆舟〞,就是这种思想的比较形象的表达,君主与民众之间是舟与水的关系,君主一旦失去民众的支持,迟早将失去统治地位。

〔一〕民为邦本,顺乎民意

如何对待被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是领导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提倡重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要以民为本,顺乎民意,取信于民,赢得民心。

孔子说: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

?

太平御览?

载,孔子的学生子夏将君民关系喻为鱼水,提醒执政者不要脱离民众:

“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

〞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

其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执政者能否赢得民心。

?

管子?

指出: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所以要治理好国家,“必当下顺民心〞。

宋代程颐云:

“为政之道,以顺人心为本。

〞历史说明,民心向背关乎统治的稳固和长久,关乎国家的兴衰成败。

政局的治与乱,事业的兴与衰,国家的存与亡,以及为政者个人的荣辱得失,莫不系于此。

其二,顺乎民心,取信于民。

统治者欲得民心,必须顺乎民意,获得民众的信任。

孔子认为,民众的信任比粮食军备更重要,是治国理政第一位的大事。

西汉初期思想家贾谊在?

新书·大政上?

中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闻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

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要取信于民,执政者首先要倾听民声,顺乎民意,满足民愿。

再者,统治者要信任民众,相信民众,就要开诚布公,以诚待民,无伪诈之心。

〔二〕富民教民,民安邦固

既然民众是国家的根底和根本,则统治者的根本职责就应该是富裕民众,教化民众。

1.富民

民富,才能国富。

只有民众富裕了,生产才会有开展,国家才会更富裕。

?

荀子?

云:

“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则出实百倍。

〞民富,才能君富。

?

论语?

云:

“百姓足,君孰与缺乏.百姓缺乏,君孰与足.〞?

荀子?

云:

“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只有让老百姓先富起来,方能实现“上下俱富〞。

民富,才能国安。

?

管子?

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家就安定。

怎样才能富民呢.古人主*:

首先要体恤民众疾苦。

孔子要求执政者对民众要“仁爱〞,孟子要求统治者要重视民众、关心民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且统治者要施利于民,因为“民之为道者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其次要兴利民之举。

所做的事情要对老百姓有利,要多做些于民有利的实事、好事,正确处理取民与予民的关系。

再次,要有富民之策。

统治者不仅要有富民之心,而且要有富民之策、富民之举。

要轻徭薄赋,取民有制;劳役适度,不误农时;体察下情,关心痛痒,帮助民众开展生产,使百姓拥有土地等根本生活资料等。

2.教民

孔子认为,在经济上使民众富裕起来之后,统治者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对民众进展教化,即“富之〞、“教之〞。

民富,不一定国安,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统治的长远,还必须教化民众,使民众服从统治。

孟子认为,有无教化是区别人类与禽兽的根本标准: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通过对民众的教化可以改善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从而赢得民心。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教化的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道德规*。

二、重视领导权术

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领导权术的研究为核心和重点,重视对领导权谋的探讨和运用,即重视“治术〞、“权谋〞,缺乏对领导制度和本质的思考。

〔一〕儒法相济,德刑相辅

德治与法制、王道与霸道是中国先秦时期儒法两家提出的相互对立的政治主*,后来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根本治国方略。

儒家主*实行礼治、德治、仁政、王道。

这种治国方略的核心是主*以德治国,以德服人,通过德治到达天下太平,国泰民安。

孔子主*“为政以德〞,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

儒家以德治国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

第一,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能力品德来治理国家,不大重视法制的作用。

他们认为:

“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把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即明君、贤臣、清官、廉吏的身上。

第二,主*礼治,用温和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主要方法是礼仪教化、等级名分、典章制度、行为规*等。

第三,要求统治者有爱民之心。

主*爱民恤民,使百姓安居乐业。

第四,提倡伦理至上,以德治国。

将道德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把伦理纲常作为治国的根本,把修养教化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

与儒家相反,法家主*法制、霸道。

其核心是依靠严刑峻法来到达国家大治。

其主要观点和特点是:

第一,重视法制。

认为人性本恶,“民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只有靠严刑峻法才能治理好国家。

第二,提倡重法严刑。

韩非子强调必须用暴力进展威慑,“崤其法而严其刑〞、“法莫如重,使民畏之〞。

最后到达“以刑止刑〞,天下大治。

第三,重视法制队伍建立。

“吏不良,有法而莫守〞,“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和法家虽然在治国主*上根本对立,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过程中,历代的统治者一般都把两者作为工具结合起来运用,外儒内法,儒法相济,德刑相辅,根据统治的实际需要,交替使用,以稳固和维护其统治。

〔二〕注重谋划

决策是一项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的重要活动。

领导者的一个决定,小则关系组织的兴衰,大则关系国家的安危。

司马迁说:

“安危在出令〞;*居正、唐甄指出,高层领导者的“一举一措乃天下向背所系〞。

因此,在决策谋划的过程中,强调注重以下方面:

第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古人强调做任何事都必须预先进展周密的谋划。

?

*子兵法?

中指出: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中庸?

里说: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

九唐书?

中也指出:

“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

〞第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全面深入地了解各方面情况,掌握根本的信息,是谋划的前提。

?

*子兵法?

云: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领导者要重视信息在决策中的作用,注重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和利用。

第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领导者知识、经历、智慧有限,只有兼听广纳,博采众议,集思广益,才能防止决策失误。

汉代桓宽说:

“谋及下者无失策〞。

清代思想家唐甄说:

“以众人之明为一明,以众人之聪为一聪〞。

在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多谋根底上,领导者还要有主见,善于决断。

正如辛弃疾所说的“谋贵众,断贵独〞。

并且要不失时机,当机立断。

古人认为,适时决策,事半功倍;举措失时,事倍功半。

?

国语?

中说:

“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

〞?

列子?

中也说:

“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

三、重视领导者的道德修养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期,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它主*行“仁政〞,讲“礼治〞、“德治〞,重视领导者的品德修养。

〔一〕修身正己,为政以德

中国传统治国之道把“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底和前提,要求为政者必须加强修养,完善人格,提升品德。

孔子说: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领导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才能以德服人;为政以德,才能造福社会和人民。

为此,领导者应处理好以下关系:

第一,公与私。

要求立政为公,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行私人权术,不计私仇私怨。

第二,言与行。

要求谨言慎行,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身教重于言教。

第三,义与利。

要求“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第四,勤与惰。

要求“称身就位〞,“计能受禄〞,不尸位素餐,警觉“少德而多宠〞、“才下而位高〞、“无功而受禄〞。

〔二〕清正廉明,为政之本

为政者必须廉洁奉公。

吏治清明,是政权稳固、经济开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而吏治腐败,则是民不聊生、国破家亡的祸根。

因此,历代统治者无不要求官吏清正廉洁。

而反腐倡廉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重教育,对官员在入仕前和入仕后都加强廉政思想的灌输和训诫;旌表廉吏,树立典范,以正风气;执政者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第二,重预防,防微杜渐,及时治理,“勿使积重难返〞。

第三,重高官,抓上层,治下先治上,正人先正己,“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

第四,重法制,严刑峻法,重法治贪。

四、重视对领导者的监视管理

吏,是我国古代大小官员的通称。

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本王朝的**久安,高度重视对各级官吏的监视管理,注重吏治的制度化建立,希望通过严格的监视和有效的制度安排到达理政驭民的政治目标。

因此,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在重视对官吏治理的根底上,围绕着选吏、考课、监察以及法律等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和主*。

〔一〕治国先治吏

“治国先治吏〞是历代统治者、思想家的共识。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明确指出:

“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

这是说仁德的圣君只须管好下级官吏,不必更多地直接收理民众,治吏是治国的根本,“吏者,民之本纲也,〞治吏如纲,抓住了“治吏〞,就是抓住了治国的纲,纲举则目*,吏正则国治,吏治则民治。

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吏〞所组成和管理的,国家的兴衰、人民的贫富、社会的风气都与这些人息息相关。

因此,抓住了吏治的整肃,就是抓住了治国的关键。

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或者起死回生,都决定于君主是否抓住了这个“本纲〞。

吏治的败坏往往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因此,“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

同时,治吏比治民更复杂、更困难,“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二〕重视选贤任能

治民必先治吏,治吏始于选吏。

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人才,把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作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

在隋唐时建立了科举制度,用于考核与选拔人才。

在选贤任能方面的根本思想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人才为本。

人才是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

?

管子?

云:

“天下者,无常治,无常乱,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所以“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荀子总结说:

“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

〞唐太宗更指明: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非用其人,必难至治〞。

*仲淹说:

“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

〞第二,选贤任能。

中国古代除了皇帝是世袭制之外,在选拔各级官吏时都要求遵循任人唯贤的原则,在用人标准方面,强调德才兼备。

?

管子?

主*德、功、能三者兼顾。

墨子将德、官〔处理政务的能力〕、劳、功四者并列。

荀子提出“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认为德、能不可或缺。

唐太宗李世民要求官吏“才行兼备〞。

第三,知人善任。

统治者要做到选贤任能,必须要学会识别人才、发现人才,掌握观察人、了解人、考核人的方法。

其主要内容有:

察人七途:

鉴其表、听其言、察其行、观于友、询于众、试于事、考于绩。

取人八忌:

忌以貌取人,忌以爱憎观人,忌以固定模式律人,忌以出身资历相人,忌以一时一事论人,忌以传闻毁誉鉴人,忌以假象判人,忌以私心察人等。

第四,统治者要掌握用人之道。

统治者要善于使用人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其要点是:

扬长避短,因事择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人有长短,世无全才,关键要善于扬长避短。

人才有不同的类型,必须因事设职,因职择人;适才适用,取长补短;用人必须以诚相待,充分信任。

〔三〕赏罚并行,奖惩清楚

奖惩是一种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重要方法。

奖励是运用积极的方式通过正面的鼓励来调动积极性,惩罚是运用消极的方式通过反面的刺激来驱动人的行为。

古人认为,奖惩具有统御、引导、鞭策、教化等多种功能,因此非常重视运用这种手段来进展领导。

第一,赏罚并行,功过相称。

赏与罚,奖与惩,二者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奖赏的作用是表扬、鼓舞,从正面进展鼓励;惩罚的功能是威慑、惩戒,从反面进展催促。

赏罚并施,才能引导人做好事,制止人干坏事,使人进有所得,退有所失,各尽其能。

唐太宗说过:

“国家大事,惟赏与罚。

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

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

〞另一方面,赏罚要公正,必须功过相称。

赏有所依,罚有所据。

奖之薄厚,惩之轻重,须与功过相称,既不能小功大赏,大功小赏,也不能重罪轻罚,轻罪重罚。

并且赏罚应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只有公正,不徇私情,才能真正起到鼓励作用。

第二,奖惩清楚,及时守信。

奖赏和惩罚要清楚,使受奖者得到真正的实惠,该重奖则重奖,使之引人羡慕效仿。

进展惩罚,要足以使受罚者受到真正损失,以儆戒他人,不敢重犯。

如果奖惩不痛不痒,贤者就会不屑一顾,恶者就会有恃无恐,这样适得其反,还不如不搞。

奖惩还应该及时守信,有功则奖,有过则罚,要及时兑现,立竿见影。

否则,事过境迁,则效用大减。

该奖则奖,当罚则罚,信守诺言,才能真正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四〕以法治吏,严格管理

“刑者,国家之所贵重〞,是“治乱之本〞。

法律是专制君主治民治吏的工具,它不仅是治理民众的,同样也约束官吏。

因此,专制君主“履道提要,以御海内〞,一方面必须要求“臣下奉宪,无所失坠〞,使法律得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又借助刑律惩贪奖良,催促官吏廉洁奉公、恪尽职守。

古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比较注重从严“治吏〞,严格监视管理官吏,形成一种韩非所称道的“官不敢犯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如衡石也〞,“臣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的政治清明局面。

为此,一要以法治吏。

韩非认为以法治吏是确保吏治清正的根本,“臣无法则乱于下〞,“圣人之治,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治,〞“人主之所以守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二柄者,刑、德也。

〞在以法治吏过程中,韩非特别强调要实行严刑峻法,加重刑罚,严格依法办事,不搞赦免。

犯法之人,不分等级亲疏,“一断于法〞,“法不两适〞。

二要厉行考课。

考课即考核,也称考绩、考察,是历代统治者对在职官吏任职期间政绩和功过的考核,以决定其升降黜免的制度,也是君主催促官吏尽忠尽职、建功立业、扬善罚恶,提高统治效能的根本手段。

考课是赏罚的依据,“夫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

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

〞三要严密监视。

监视是从严治吏的关键。

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加强对官吏的监察,认为监察是治吏的利器,“察吏为求治之本〞。

并且建立起了一整套由君主直接控制的“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的监察体系,使文武百官处于多重严密监控的监察之中。

这种官吏监察制度被唐睿宗称为“彰善瘅恶,激浊扬清〞,“政之理乱,实由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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