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知识更新培训公需科目作业张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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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知识更新培训公需科目作业张胜
黑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知识更新培训公需科目作业
6.科技创新人文环境的概念
是指对科技人员影响巨大的既定的文化传统所构成的文化氛围以及教育体系和科技评价体系所构成的制度环境。
它包括：
一、民族文化传统。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
它作为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伦理观念、精神面貌以及行为规范的反映，对科技创新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打上深深的烙印。
二、教育观念与体系。
教育体系包括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等。
在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
创新的教育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
三、科技评价体系，包括科技评价体系在内的科技政策对科技创新具有导向作用。
马克思·韦伯对此曾有生动的比喻，他说：
“科学就象一张地图，它可以告诉你到某个地方。
去什么地方则是价值观念的任务，只有提出这个目标和方向之后，科学认识才能提出如何到达这个目的地”。
科技政策要依据社会价值观念提出究竟“去什么地方”这样一个目标和方向。
方向和目标正确，科技就会发展得快，科技创新就会层出不穷；反之，科技发展则慢一些，科技创新也成无源之水。
科学技术评价是推动国家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科技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和保障。
科技评价体系是发展科技事业的生命线，对科技创新起着重大的导向作用。
积极正确的科技评价机制是科技创新的加速器，反之，则会阻碍科技创新的进程。
因此，科技创新的人文环境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民族文化传统、现行的教育观念与体系、科技评价体系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7.影响科技创新人文环境的原因分析
1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人们自己创造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传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这活人的头脑。
”文化构成了科技创新生长的土壤，它制约着人们的科技创新活动和社会的科技创新体制，必然给科技创新的发展打上深刻烙印。
传统作为社会意识诸成分之一，是各代人社会信息的独特载体，它具有稳定性、变异性和继承性。
传统是社会的一种生存机制，是民族内聚力的源泉、维系民族生命的抗体，借助它，各代人方能联系起来，并将前人的经验传递给后人。
通过传统，社会的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得以保存和实现。
所以文化传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的实践当中，成为思想、行为方式的重要构造因素。
而与此同时，传统的惯性作用，又使它成为一种惰性，当历史进步要求摆脱或改造某些传统时，必须做出艰巨的努力。
传统的二重性决定我们对它应该采取分析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切忌食古不化、全盘承袭或数典忘祖、一概骂倒两种偏颇。
一般说来，人们对东西方文化传统差异的认识因人而异。
但普遍赞同的是东方文化传统的核心是狭义的儒教或儒家思想体系，而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是基督教。
梁漱溟曾说：
“西方之路开于基督，中国之路开于周孔，而以宗教问题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清朝的刘廷垛说：
“欧美宗耶教，故重平等；我国宗孔孟，故重纲常”。
韦伯指出：
“在清教徒那里，就像在所有禁欲伦理那里一样，任何情感性的，即不是以理性为动机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都会轻易地被怀疑为肉体崇拜。
”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在关于友谊这一方面，以下的告诫十分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爱一个人，超出理智所允许的限度就是一种荒谬的行动，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这是不合适的。
这经常迷惑人们的心灵，这样便妨碍了对上帝的爱”。
这种为了使人集中全力去热爱上帝而疏远具体的个人间关系的倾向在犹太教既已存在。
如韦伯说：
“这样一种没有人情味的兄弟般的爱，源于生活对上帝意志的彻底服从。
在基督教传统中，人与上帝的关系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怀疑的，而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人与上帝的关系。
相比之下，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由于缺乏象上帝那种超越现世的最终权威，个人没有理由去支持一种神圣的‘事业’，或普天适用的原则，如基督教的仁慈，他只能用对某些特定的人，特别是最接近的人的孝敬来代替对上帝或其他神圣事业的信奉”。
因而，儒教的这种特殊主义取向使中国人热衷于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而对神报以消极的态度。
中国人最重要的经典宣扬的是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体系，人与超自然的关系受制于人与人的关系。
正如梁溯溟在《中国文化要义》所指出的：
“中国人的心思、思想、精神用到哪去了呢？
用到人与人之间去了，用到人伦关系上面去了”。
因此儒教的这种特殊主义传统体现为现实中巨大的人情社会。
费孝通曾以中国家庭和社会的差序格局，描述人情社会的特征。
他说：
“在西洋社会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中国却是攀关系、讲人情”。
此外，儒教体系的特殊主义传统还体现为知识分子“入世—经世”价值取向。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知识分子素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学术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
因此，由士而仕，投身宦海，为民请命，替天行道，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最为规范的角色认同。
而当今社会的公务员考试热，同样是对这个传统的一种现实注解。
中国文化传统对中国科技创新的消极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1）人情本位对科技创新的制约
在中国社会，人情有以下几种含义：
首先，人情是指个人遭遇到各种不同社会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
《礼运》中有言：
“何谓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非学而能”，一个通晓人情的人，就能了解别人在生活上遭到各种不同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进而喜其所喜、哀其所哀，甚至投其所好、避其所恶，这个人就是“通情达理”的人。
反过来，如果他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无动于衷，见有人喜，既不欣然于色；遇人有难，又不拔刀相助，这个人便是“不通人情”。
其次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
在中国社会中，别人有喜事，我以礼物送他：
别人有急难，我给他实质的资助。
这时，我便是“作人情”给对方。
对方接受了我的礼物或资助，便欠了我的礼物或资助，便欠了我的“人情”。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
作为社会交易资源的人情，不仅包括具体的金钱、财货或服务，而且包括抽象的情感。
人情之不易计算，其道理即在此。
其三，人情是指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
大体而言，人情的社会规范主要包括两大类的社会行为：
其一是在平常时候，个人应该用馈赠礼物、互相问候和拜会访问等方式和其关系网的其他人保持联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
其次是当关系网中的某一人遭遇疾病、厄运或生活的难题时，其他人应该有“不忍人之心”。
而“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对方受了恩惠，欠了人情，也应该时刻想办法回报。
人情本位的概念是从经济学的金本位概念转换而来。
正如金本位是以黄金为单一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
人情本位是以人情的轻重、多少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的思维定势和行为规范。
中国人为什么会特别注重人情与人情交往？
换而言之，其重人情特殊主义传统的文化根源是什么？
中国人之所以重人情，首先是因为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是注重人际关系及其准则的道德体系。
受到儒家伦理文化偏重于人伦关系的影响，人们在日常世界中特别在意人伦关系，并十分注重协调人伦之间的情感生活，这就导致中国人重情不重礼的结果。
梁溯溟曾说：
“西洋人是要用智的，中国人是用直觉的情感的，所谓孝悌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
而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
“对西方人来说，一个观点只要在逻辑上讲通了，往往就能认可。
但对中国人来说，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不够，它同时必须合乎人情。
实质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更受重视”。
诚然，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每个人来说，人情交往无疑在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缺乏正常的人情交往以至泯灭人间真情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可悲的。
然而如果单纯追求情感需求，甚至沉溺于人情世界，使情感交流、人情交往超出一定范围，并任其自由发展，不加以节制，则会导致“人情异化”的产生。
“人情异化”使得各种复杂的人情交往成为一种束缚人、制约人、统治人的力量。
在这种异化的人情交往中，每个日常交往主体都将对方视为满足一己之私的工具或达到既定目标的手段。
实质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人与物的关系，即表现为抽象的物质关系”。
这就使人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和人之为人的真情实感，使得人的全面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可能性。
此时的人情与人情关系由人们自由自主的本质活动而兑变成为被迫的扭曲的片面的活动，一种人们用以谋生、维持生计的手段。
异化的人情不仅失去属人的特性，而且使得人情关系变得越发势利、冷漠、虚伪而世故，从而也就部分丧失人所应有的价值。
其非但不能使人们从中得到某种情感方面得满足，反而成为人们从事日常交往活动的极大负担。
由于科技创新是一项特殊的创造性活动，因此，对于尤其需要独创意识、大胆置疑和勇于竞争精神的科技人员来说，人情对他们的桎梏更加沉重。
（一）使得科技人员形成依附型人格，缺乏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实践过程。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究自然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科学活动的最高价值取向就是提出原创性的思想。
如同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说的“科学的通常目标，就是扩充正确无误的知识”。
因此，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创造性，而创新意味着原创者依赖于自身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打破常规和标新立异，才会有新的发明、发现或创造。
而在人情社会中，中国人自从出生起，就深深陷入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的五花大绑之中。
在这样复杂的人际网中，每一种关系都是一种伦理；每一种关系，双方各负有相当的义务。
因此，身处人情关系之中的科技主体都要求履行其相应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处处以对方为重，时时为对方着想。
并且，始终要以自身所处的人伦位置来履行应尽的义务，要遵从儒家“父父、子子”的道德规范来从事各种日常活动，即所谓“安伦尽分”。
在这种一对一的别无选择的人情关系中，科技人员只能被动地受既有的人情关系所左右。
若试图摆脱则会亏欠对方，并可能永远脱离自己人的圈子。
因此为了尽义务，承担责任，科技人员只能做自己所不愿做的事情，不停地辗转应酬于人情之间，久而久之，形成依附型人格，从而缺乏创新所需的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
（二）使得科技人员缺乏竞争意识。
创新不仅要求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还需要竞争意识。
科技创新是求异和不确定、风险系数大的活动。
因此它要求科研人员有敢为人先、敢冒风险、不随波逐流的勇气，才能使创新之泉常涌。
但在人情社会里，人情法则势必导致一种熟人社会。
这种熟人社会限制了一些社会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限制了冲突与竞争。
因为在人情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相互交往时非常重视人情、面子等，待人接物讲究“人情世故”，切忌“撕破脸面”。
否则，既会受到来自社会舆论和群体规范等方面的压力，也会受到自我良心的谴责。
俗话说：
“人情大于天”；“熟人好办事”；“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等，都是对这种人情社会的一种生动写照。
在此种人情社会的长期熏陶下，科技人员慢慢地形成了尚和不尚争的习俗。
在处理人际关系或与人际交往时，科技人员长于自抑，追求集体内部的和谐与团结，以“和”为贵。
这就形成追求四平八稳、传统保守、缺乏变革的心理定势。
这无疑极大地阻碍了科技创新。
（三）导致科技界“小圈子”现象严重，导致学术腐败人情关系网作为一个具有人情往来的利益共同体，具有一定的自满自足性。
即在一般情况下，人情关系网内部可自行完成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的任务，而无需向圈外的人寻求帮助。
换而言之，该利益群体是自我封闭的，具有一种排他性。
圈子里的人，通常按照父子、兄弟、朋友、邻居等层级结构递延组合而成。
所以当遇到某种自身难以排除的困难，并试图寻求帮助的话，一般按照上述层级顺序依次进行，即亲疏有别的原则。
正因为在圈子可自行解决问题，只就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对内温情脉脉，情真意切，对外冷若冰霜，漠不关心。
在科研中，科研立项与申请是科技管理的主要问题。
然而人情网使得目前国家级的科研项目管理中存在严重的“小圈子”现象，立项和申请往往被部分学术权威或是所谓的“圈内”人把持，“圈外”其他科技工作者很难申请到资金支持力度较大的项目。
中国科协何国祥研究员曾这样解释科研人员提到的“小圈子”：
例如，甲专家和乙专家过去是同学，又都是从国外回来的，目前都在某一领域拥有一定权威。
这次甲专家给乙专家或他的学生在申请课题时开了绿灯，下一次乙专家也会给甲专家或他的学生开绿灯。
这样互相关照，使一些科研领域成为某些权威和领导的势力范围，形成了“小圈子”。
只有进入“小圈子”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较大支持。
而在外围的科研人员，或者只能得到一些子课题，或者得到一些资助力度很小的冷僻课题，或者什么也得不到。
这样使科研中立项、申请项目等缺乏公平的准绳和评价原则，唯“圈子”是分，人情之风泛滥。
而且，“小圈子”导致“拉关系”的产生和繁荣——即当圈外人要求助时，就拼命找关系想方设法进入该圈子。
因为一旦成为自己人，就可承担其该关系网中的各种义务和待遇，这也就导致学术腐败的产生。
此外，人情本位也往往导致以情越法的徇情后果以及新体制实施的寸步难行。
（1-2）官本位对科技创新的制约
现在，公务员考试成为这个时代“中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
人们到了趋之若鹜、几近疯狂的程度。
据报道，“去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吸引近100万人报名，最后录用10282人，平均50个人录用一人。
今年报名情况更加火爆，绝大多数岗位竞争激烈，中央办公厅秘书局5个岗位吸引3881人竞相争抢。
不可否认，报考公务员考试本质是一种职业选择，置于当前整体社会就业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僧多粥少的现实是人们职场竞相追逐重要原因。
况且，这些年公务员考试逐渐取消地域限制以及一些诸如体检方面的歧视性规定，让广大高校毕业生以及社会在职人员拥有参与竞争的机会。
但这些绝不是公务员考试热得烫手的根本原因。
究其根底，其一切根源在于这一职业凝结着中国人几千年官本位的价值取向。
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贵，一切为了当官。
把是否为官、官的大小作为基本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身份、地位。
官本位现象通常表现在思想意识、行为、体制诸方面。
吕风华在《标本兼治官本位》中列举了三个方面：
一是以官作为评判价值的标准。
官的标准、权的标准，成为衡量人的价值和地位的基本尺度。
二是以官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
有了官就有了自我价值实现、社会地位提高的机会，就可光宗耀祖、福荫子孙、享受特权。
三是把获取更高的官位作为一生追求的最高追求目标。
金维克认为，官本位表现在求官方式上就是“骗官、买官，跑官、闹官”，表现在选官方式上就是“任人唯私、唯亲、唯顺，平衡关系”。
由于官本位对社会的危害极大，所以，探讨官本位产生的根源尤显重要。
应当明确的是，官本位的形成实质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
从根源和本质上看，官员手中的权力是公共的，公共性是权力最根本的属性，权力的来源决定了官员的公仆性质，实现公民权利、保障和维护公众利益是权力的本质。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公共权力成为以皇权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因此当官员把权力变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时，权力就蜕变为一种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异己的力量，这就是权力的异化。
权力异化的结果，就是权与官纠结在一起，官成为权的主人，权成为官的特权。
因而，官位、官阶的背后是权力，官本位的本质是对权力的追逐，是权力中心、权力至上、是权本位。
诚然，官本位是一个在世界历史中普遍存在的思想观念。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官本位思想无论在上层社会还是在民间，都较之西方国家要强烈得多。
“不管哪个时代，人们如何划分职业，结果有何不同，但有一点，所有划分都是不谋而合，那就是无一例外把‘官’放在第一位”。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官本位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各方面的集中体现。
首先尊重权威的农业自然经济，是官本位滋生、成长的温床。
其次血缘宗法制度和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是官本位的专制政治产生的社会基础。
而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为官本位思想提供了体制上的安排和制度上的保障。
再者，官僚阶层对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和控制形成以官职控制、支配社会资源的利益驱动。
另外儒家思想的“官贵民轻”、“学而优则仕”的等级思想为官本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最后，科举制度使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价值取向引导到追逐功名利禄上。
如此种种，造成中国历史上官本位思想的泛滥。
官本位产生并盛行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因此，在漫长的年代里，官本位造成中国科技发展非常缓慢。
所以尤其到今天，当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力量时，官本位必须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它对科技创新的危害极大，在本质上同科学技术的繁荣进步与创新是不相应的，具体表现在：
（一）官本位毒害社会风气，恶化人才的生存环境，窒息科技创新官本位导致崇拜行政权力，轻视能力，这对创新人才的成长和脱颖而出是极为不利的。
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和脱颖而出，首先需要的是社会的理解与爱护，其次是社会的推崇，这不仅要体现在精神方面，更需要体现在物质激励方面。
良好的社会氛围对于人才的成长至关重要。
德国前总理科尔曾骄傲地说过，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超过商业巨子、银行家、内阁部长。
反观我国目前现状，由于官本位意识作祟，视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往往他们内心看不起埋头苦干做学问的人，而痴迷于行政权力，热衷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当官本位意识在社会上流行时，能力本位得不到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气难以真正形成，这就从根本上损伤了我们民族科技进步与繁荣的基础，危害极大。
（二）官本位导致创新人格的缺失，严重抑制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需要有创新的人才，创新的人才需要有创新的人格，而官本位扭曲了人性、人格，首先是人生观、价值观被扭曲。
个体作为社会的存在，自身的多种发展潜能能否激发出来，除了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外，更取决于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人是所处环境的产物，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受环境制约，即便是天才式的人物也很难摆脱这种制约。
官本位者痴迷行政权力，世间惟有做官好，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必然窒息个体人格的全面发展。
其次，官本位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不利于创新的、自由的人格的形成。
官本位不仅不利于普通人人格的发展，也不利于官员自身人格的发展，官本位常导致下级在上级面前不敢有自己的思想见解。
最后，官本位意识导致“权力真理论”。
在官本位意识占据人们思想的社会里，官位越高，权力越大，真理也就越多，说话也就越有分量；反之，则人微言轻，这些当然不利于创新人格的形成。
因为创新人格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敢于怀疑、批判前人的观点，甚至是权威的观点。
总之，科技的进步与繁荣需要大批创新型人才，这种人才一般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热情、创新能力及独立张扬的个性，他们追求科学中的真、善、美，这种创新型的人格显然与官本位的价值观是不相容的。
（三）官本位导致社会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人虽不一定有完全理性，但至少有部分理性，贪图安逸享受也是人的本性之一，当官本位仍在社会盛行时，至少说明公务员的价格偏高。
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价格是资源配置的指示器、风向标，人们总是想让自己获得的效用或价值达到最大化。
如此一来，公务员职业成为社会上最热门职业，公务员考试成为社会上竞争最激烈的考试，大批学生甚至硕士、博士读完以后纷纷跨入这一行业，特别是那些本不适合作公务员的优秀人才也被卷进这一行业，如许多博士、硕士刚在自己的专业干出点成绩就被“提拔”到行政领导岗位，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表明：
一个社会的优秀分子更多集中在实业领域、科研开发部门、教育行业等，才是人力资源分配的明智之举。
而且，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的良性发展，需要一系列运行良好的制度作保证。
官本位意识的盛行，加大了其他各项体制改革的难度，不利于科技创新。
固然，人情化的心理定势和行为规范以及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影响是潜意识的，但是一旦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正确的教育培养方式，那么科技人才就会形成创新所需的探索精神、独立意识、敢于竞争、不惧失败的特点。
此外，科学、公正的科技评价体系使科技人员有正确的目标和不竭的创新动力。
2．中国教育观念与体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但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代的到来，科技创新人文环境的建设对教育创新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现行的教育体系的弊端也日益显露。
在应试教育制度中，中国教育选择学生的法宝是考试，学生对付考试的法宝是死学苦练和反复模拟考试久经“考验”出来的应试能力。
学习和考试，因此成了学生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成了家庭和学校教育的指挥棒和圆心。
至于学生的其他非应试能力在考试和成绩面前都变得边缘化了，甚至多余了。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
8年前，王楠子是上海某中学一个‘标准的差生’，经常被老师‘重点关照’，无奈之下赴美读书。
8年后，王楠子成了全美动画比赛个人组冠军，并被老师表扬是个天才。
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使他的父亲向国内教育现状发难：
“是我们教育中的问题把许多本应成材的孩子弄成了水泥脑袋”。
因此现存的教育已成为现代化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要绊脚石。
而当前教育体系制约科技创新的弊端，主要体现为束缚人的个性充分发展，忽视人的动手能力的培养与创造性、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2.1）传统的教育思想观念束缚人的个性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既包含了趋向变革、有利进取的积极因素，同时也包含了不少落后、消极和负面的惰性因素。
例如阻碍人们民主意识、民主风气形成的等级观念、家长制；阻碍竞争、探索进取精神形成的保守心理、中庸思想；阻碍创新意识、开拓精神形成的因循守旧的固步自封心理：
阻碍开放思想、兼容并蓄精神形成的夜郎自大、盲目排外。
所有这些消极思想的根本特点是以压抑或节制个体生命欲望和主观精神意志为特征的，它教化人们恭顺、随遇而安，满足温饱。
这种传统文化反映在教育上则表现为教育的工具观念。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主义制度下统治者把教育作为驯服人、禁锢人的思想工具。
什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中庸之道”等等，培养的大多数都是没有个性、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统治阶级的“孝子贤孙”。
也正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教育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安分守己”、“听话”。
因此在国内“王楠子屡次因在课堂上插嘴而遭到老师的呵斥”，然而，“当王楠子在美国课堂上还是忍不住插嘴纠正老师错误的时候，老师不仅没有丝毫不快，反而脱口而出‘你真是个天才”。
在家长和孩子关系上，从小父母就告诫孩子要“听话、守纪、文雅”，平日对孩子严加约束，常以“乖孩子”来表示对孩子的最高评价。
孩子长大以后，家长也总是谆谆教导孩子在社会上要“循规蹈矩”，且在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家长都充当着“保护神”的角色。
这样的教育往往使教育对象的个性变得苍白无力，缺乏活力。
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强调“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教师在学生面前往往处于领导者和长辈身份的地位，师生之间很少有平等地位，教学缺乏民主化。
正是由于传统的教育思想观念，使得整个社会未形成一个鼓励个性发展、欣赏个性张扬的良好环境，这对人的个性发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2.2）现有的教育模式束缚人的个性发展
我国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基本上实施的是应试教育。
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要围绕着考试分数转。
教师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传授知识上，形成了单纯的教育传承观，使得本可以作为人进一步发展的起点的现有知识反而成为一种教条、迷信限制和约束了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教师的主要目标放在完成所谓的教学任务和升学指标上，结果大大偏离了教育的本来职能即唤起人类创新能力和创造欲望，培养完美人格。
学生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死记硬背上、知识的再现和标准答案上。
因此，学生脱离课堂教学的独立思考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徒劳的。
只有分数才是判定“好学生”的唯一标准，否则的话，即使聪明也只能是“小聪明”。
然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考试是考人家已经做过的事情，科学的进展是要推翻别人做过的事情，会考试并不能代表以后会有特别的成就”。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加德纳桑曾对中美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他的《怎样开发创造力》中写道：
“中国人在教学方法上，不愿看到离经叛道，不喜欢开放性”。
（2.3）教育的整齐划一也不利于人的个性发展
首先是培养目标的划一性。
我国的基础教育的教学大纲、教材选用多年来基本上是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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