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齐鲁文化让中华文化在发扬中光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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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齐鲁文化让中华文化在发扬中光大
传承齐鲁文化
让中华文化在发扬中光大
我们长期生活工作在齐鲁大地，在言谈话语中经常谈及齐鲁文化，要想传承宏扬齐鲁文化，必须首先了解齐鲁文化的内涵。
所谓齐鲁文化，就是在齐、鲁两个诸侯国存在800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齐鲁大地上产生的一切文明成果。
齐鲁文化是当之无愧的先进文化。
它经受了2000多年历史的考验。
它被大多数中国人和一部分外国人所接受，它推动了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
齐鲁文化在它生成之初，是地域文化。
秦始皇统一中国，使齐鲁文化走向全国成为可能。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齐鲁文化成了全国的主流文化。
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齐鲁文化虽然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核心、精华是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的代表人物，从齐国方面来看，主要是姜太公、管子、齐桓公、宴子、孙武、孙膑、邹衍、荀子。
从鲁国方面看，主要是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孟子。
齐鲁文化的思想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齐鲁文化的经典著作里。
齐鲁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和核心，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兼容并蓄，博大精深，将5000年中华文明连为一条不断的长河，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
主要是：
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德为美、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礼为范、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以天人合一阴阳
和谐为最高境界、以“中庸”为基本方法、以因时变革为前进动力。
一、 以人为本
齐鲁文化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特征。
以人为本是齐鲁文化的灵魂和核心。
齐鲁文化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因此我们把齐鲁之学概括为“人学”。
无论是儒、法两家重人道、轻天道，还是道、墨两家重天道、轻人道，人都处于思考的中心位置。
天、地、人并为三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
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把人事归依于天道，把人的伦常情感贯注于“天道”，使“天”变成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实际把“天”还原为人，强调天人之间的统一性与合理性。
由重“人”出发，各家无不重视高扬人道旗帜，把人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
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贵君轻”，《管子》的“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始于爱民”，《荀子》的“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墨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无不体现了人文主义特征，放射着以人为本的光辉。
人道精神体现最突出、理论最系统的还是儒家。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光辉的一面人道主义旗帜，他创立的儒家文化体系称为人学体系，是人道精神的最高体现。
孔子突破了阶级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局限，把“人”作为一大类来看待。
他的“爱人”，是人类之爱，这和他的“有教无类”是一致的。
二、 以仁为核心
齐鲁文化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是以人为核心的。
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仁”。
什么是“仁”？
“仁者仁也”，“仁者爱人”，这是最基本的概括。
孔子对仁的解释很多：
在家庭中就是孝悌之爱。
把孝悌之爱推广到血缘关系以外的社会成员中，既是“泛爱众而亲仁”。
把仁爱用于处理人际关系，就是孟子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用于治理政事，就是“为政以德”，是以“爱人”为内容的仁在政治上的应用。
反应在教学上，即“有教无类”。
“爱人”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也是处理人际关系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
孔子崇尚周礼，但对周礼绝不照搬或机械套用，而是循其基本原则思路加以改造和发展，其中有许多重大突破。
他引仁入礼，要求礼一定要符合仁的精神，也就是守礼不违仁，“人而不仁，如礼何？
”
三、 以德为美
齐文化和鲁文化尽管存在差异，如鲁文化崇尚礼，遵循“亲亲尚恩”，而齐文化崇尚“尊贤尚功”，但就道德及价值观的看法却近乎相同，都认为讲道德不能不讲修身，讲修身不能不关注道德。
从根本上说，齐鲁文化是伦理道德型的文化，讲究“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周公的座右铭是“敬德保民”。
孔子提出了德政思想，提倡“为政以德”。
《论语》讲“齐之以礼”，“见贤思齐”。
“政者正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有令不行。
”可见，道德是当时人们内心的普遍追求，是当时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
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悠久历史，至今仍然有两点重要学术价值：
一是把道德看作具有崇高价值的精神追求，且认为这种追求是可以实现的，“人皆可以为尧舜”。
二是传统道德多方位的回答了应该怎样做人这个基本问题，许多形式和内容至今仍然具有普遍意义。
四、 以孝为先
孝指子女对父母在尊敬、抚养、送终等方面应尽的义务，是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
孝的观念在我国源远流长，胛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也就是说，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
至春秋时期，孔子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孝道。
《孝经》中说：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人之行，莫大于孝”。
“教民亲爱，莫善于孝”。
“夫孝，德之本也”。
孔子认为，子女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的。
儒家视“孝”为“仁”之本。
《论语.为政》中说：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
”，孔子在这里突出了一个“敬”字，实在是精辟。
孔子还明确提出在孝顺父母时，要做到和颜悦色。
孟子也说：
“孝之至，莫大于尊亲”。
自秦代后，“不孝”被定为十恶大罪之一，不肯抚养甚至侮辱殴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受官府严厉处治，甚至处以绞刑或腰斩。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汉王朝就提出“以孝治天下”，选拔官员也把“孝”作为一个标准。
唐朝时，参加医学、算学、律学考试的人不用读五经，但《论语》、《孝经》却不能不读。
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
受齐鲁文化的影响，人们常常把“孝”与“敬”、“孝”与“顺”联在一起，叫“孝敬”、“孝顺”。
要想对父母、长辈作到孝，必须对他们作到敬，而只有作到了孝，才能受人尊敬。
同样，要想孝，必先顺，而只有作到了孝，才能一顺百顺。
“孝”作为华夏民族固有的道德观念，又经孔孟儒学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孝道在古代确实深入人心，难以动摇。
中国人之重孝道，几乎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点。
孔子提倡“孝悌”，应用于社会，就是“忠义”。
孝，是处理晚辈与长辈的关系。
悌，是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
忠，是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
义，是处理广泛的人际关系。
五、 以和为贵
“和”即和谐之意，它被认为是美好的人际关系状况和极高的道德境界。
《论语.学而》中记载：
“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
”春秋时期，思想家们已经提出了“和”的概念。
孔子把“和”作为最高政治伦理原则。
《论语.子路》中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他认为有道德的君子与人相处时，应力求作到和睦、和谐，但并不盲从附和。
《中庸》中子路向孔子问强，孔子作了回答，并说：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则矫；中立而不倚，强则矫。
”即君子以和待人，而又能坚持原则，不为流俗所移。
孔子所遵守与坚持的原则，就是必须按照礼仪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们之间和谐相处，便达到了人际关系的理想境界。
子思在《中庸》中也论述了和的概念，他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子思把中、和从至德提升到“天下之大本”与“天下之达道”的哲学高度。
这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即把天道与人道结合在一起，而达到“致中和”的结果。
人与大自然达到了普遍和谐，大地上的万物就得到风雨的调润，在大自然的环境中生长、成熟。
《周易》也论述了“和”的概念：
“千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即认为，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正性命，保持完满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
六、 以礼为范
“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论语》中多次谈到“礼”。
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仁”的思想，而礼是把德和仁具体化的制度或者行为方式。
先秦历史上有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实行礼治还是法治。
儒家主张只有“齐之以礼”，老百姓有了羞耻之心，才不会去做坏事。
儒家和法家，尽管政见不同，但都认为人的行为是需要约束的，双方的分歧在于，究竟用什么来约束束人。
孔子主张用内在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雍也》中说：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
作为君子，一方面要“博学宇文”，广博的学习文献，积累深厚的知识，同时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
并提出“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由于孔子以仁释礼，使礼具有了仁的内容，仁具有了礼的形式，即内容与形式成为不可分离的统一体。
七、 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夫、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
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董仲舒认为，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
“三纲”取于阴阳之道，君、父、夫体现了“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是人的内在德性，是人的价值、尊严之所在，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
董中舒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
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有生来具有的五常之道。
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稳定和人际关系和谐。
民国初年，，孙中山借鉴“五常”，提出了八个德目：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孟子也提出五种“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而这五种人际关系包含相互对等的意思。
如父子之间，是一种亲情关系，孝是建立在亲情之上的，不是建立在等级之上的。
君臣之“义”也是如此，其中包含着人格平等的意义。
比如孟子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
君臣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但君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等级地位来衡量的。
八、 以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为最高境界
阴阳和谐是《易经》的灵魂。
阴与阳相互联结、依存，舍阴无阳，舍阳无阴。
先秦典籍《左传》、《国语》中阴阳连用多见。
道家对先民的阴阳思想加以弘扬。
老子提出了著名的命题“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万物包含者阴阳两个对应的方面。
庄子曰：
“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
他认为：
“人大喜邪？
毗于阳。
大怒邪？
毗于阴。
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
”过度的喜与怒会伤及阳气与阴气，阴阳相侵会伤害身体。
他指出毗阳毗阴的相对性，是为了追求阴阳的和谐性。
汉代大儒董仲舒广泛吸收阴阳五行诸学派的思想成果，把和与阴阳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宇宙生成论。
认为“天地之气，和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在阴阳五行四时有序的运行中，万物生生灭灭。
“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概括。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自然人格化，使人的精神与自然相融合。
从而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儒家一贯重视人与天地自然界的和谐共济问题，并不断探究天地自然界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
《论语.阳货》说：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即天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大自然中的百物，其生长也是自然而然的。
因此，大自然是一个和谐整体。
王夫之也说，宇宙“合同而不相悖，浑然无间”。
阴阳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祖国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阴阳调和观念，“内外调和，邪气不能害”，表明人身体健康；当失调和失和，则意味着人身体有疾病，“阴阳离决，精气乃灭”。
因此，中医治病的基本原则是调整已破坏的生理机能，使之重新恢复到阴阳平衡协调状态，即“阴病治阳，阳病治阴”。
九、 以“中庸”为基本方法
“中庸”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也是一种辨证的思想方法，由于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书的发挥而完善。
“中”字在先秦古籍中有三种涵义，一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二指适宜、恰好、合乎一定的标准，即“圆者中规、方者中矩”；三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孔子将“中”的思想发挥运用到他的伦理道德理论中，从而发明了儒家的“中庸”说。
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民先久矣。
”可见孔子是把“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准则而提出的，是以“仁”为内在核心，以“礼”为外在形式的儒家伦理道德观。
孔子曰：
“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这里所谓“中道”，也有适宜、符合的意思。
孟子也提到“中道”，“大匠不为拙工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毂率。
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所谓“中道”，就是要向工匠做工要中于绳墨，射手要合于毂率一样，符合“道”的要求。
《礼记中庸》说圣人“从容中道”，也是合乎于道的意思，与折中调和、中间道路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
中庸之道已成为中华民族颇具特色的一种思想方法和道德品性。
他的基本原则是适度，内外协调，保持平衡，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
因为到了极端，事物就要走到反面。
而只有中道才是常道，才能持久。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若能坚持中常之道，才可能可持续的发展与进步。
十、 以因时变革为前进动力
因时变革，是齐鲁文化的一大特征。
周公制定周礼，孔子创立儒家思想，都是坚持思想理论创新的结果。
姜太公、齐桓公、齐威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的改革，使齐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历时800年而不衰。
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始祖之后，五个月向周公报政，周公问“何疾也”，太公答“我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
他认为“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同时，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行九府圆法。
九府圆法即货币之法，以助商工之业和鱼盐之利。
史载，太公先立“九府圆法”于周，“退行之于齐”。
他把货币之法视为“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为政之大端也。
”荀子对此评价说：
“财货流通，无不尽致其用，四海之内，若一家也”。
经过太公的改革，“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齐桓公任用管仲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
首先改革了行政管理体制。
“制国以为而是二十一乡：
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
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五乡焉。
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
”这一改革一举多得：
通过使民类聚，专业生产，同类授业，以利技巧；通过分类务事，使民不相盅惑；通过兵农合一，农战结合，使国泰民安；而且有利于形成社会公德，使人民“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世同居，少通游……居同乐，行同和，死同衰”。
其次官吏选拔制度，通过乡选，官选，君选三个环节选拔各级官吏。
主张“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并规定对初选的人员，必须到其所在的乡里进行考察，“退问之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历”，若考察合格，任为“赞”，即早期的实习和助理制。
再次改革了税制，打破了“力役税”，根据不同的土地等级和物产而征税，从而“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
同时改革关税，“使关市几而不征”，鼓励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以“通齐国之鱼与东菜”。
这些改革使齐国“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后来，齐威王又进行了吏治改革。
齐威王即位之初，面临的处境是，国家危机，“诸侯并伐，国人不治”，内外交困，四面楚歌，长达九年。
为匡国救弊，威王首先从吏治入手，亲察吏治。
他派使臣深入乡里，实地观风，微服私访，获取实情，然后重奖严惩。
其中，给务实爱民、不善求名、曾遭诽谤的即墨大夫以重奖和正名，封之万家。
对贿上窃名、不务民事、不修国防的阿大夫，烹杀示国。
对朝中曾赞誉阿大夫的左右臣僚，一并烹之。
并以此为契机，修订法律以督奸吏。
威王在对二人行使赏罚之前，有一番话很值得思考。
他对即墨大夫说：
“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
然吾使人视即默，田野辟，民人给，官五无留事，东方以宁。
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
”对阿大夫说：
“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
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
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
卫取薛陵子弗知。
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
”威王通过改革吏治，大震于天下，“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
齐国大治。
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
因时变革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
法久必生弊。
持则危，僵则死。
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异中衍生，变则通，通则久，久则变，这样才能循环无穷，螺旋式发展。
变革与创新是一对孪生同胞。
没有变革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变革。
变革与创新都是事物发展运动的方式或途径，都是一个民族发展与生存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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