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看课.docx
《我们怎样看课.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我们怎样看课.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我们怎样看课
我们怎样看课
——兼答河南周口青年教师童心
贾志敏
新年伊始。
元旦清晨，我接到的第一个手机短信，是河南周口一位青年教师童心发来的。
信中说：
“冒昧地问您，就现在著名的小学语文教师……而言，您最喜欢哪一位的课？
”
她罗列的11位老师中，有的我熟悉，有的不甚了解。
于是我回信：
“薛法根”。
迅即，她又来信：
“谢谢，和您的想法惊人一致！
这位老师最尊重学生，尊重文本。
教材吃得透，教案编得精，文化底蕴厚，应变能力强！
他最不张扬个性，一心为学生着想。
“x老师的课拓展的内容太多，个性太张扬，好像他是红花，学生变成了绿叶。
我看，他更适合教中学或大学。
xxx等老师的课总给人一种华而不实、高不可攀的感觉。
听他们的课，听的时候激动，回去以后就不想动啊！
请问，我们该怎样看课呢？
”
我不熟识这位童老师，我们也未曾谋面过。
我想，她也许是一位勤于思考、善于探索的青年教师。
要回答“最喜欢哪一位的课？
”似乎不算太难。
因为这是个人的好恶，正如“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一样。
然而，要回答“我们该怎样看课？
”这一问题，倒需要颇费思量。
我的经验是“三看，三不看”：
一、看教学，不看表演
“教师教的是语文，学生学的是母语。
”因此，我们当然要关注师生教与学的活动。
看课，就要看教与学。
“泛语文”的做法不可取，哗众取宠的“表演”更要摒弃。
何谓“语文”？
语，即口头语言；文，指书面语言。
语文课，指的是在课堂上，老师借课文为例子，教学生说话，教学生写话。
语文课，要有浓浓的语文味。
语文课上要讲“字、词、句、篇”，要讲“听、说、读、写”。
语文课，要真实、朴实、扎实。
真实，是课堂的生命，朴实是教师教风的具体体现，扎实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语文教材不属于语文知识体系，它是一篇篇选文。
每一篇选文仅是提供学习语言的例子。
学生要凭借这一个个生动的例子，学习、理解、运用与积累祖国语言文字。
言语是一种技巧。
要掌握它，必须通过多次、反复的训练，让学生听得清楚，说得明白，读得正确，写得流畅。
本事是练出来的，绝非“讲”出来的。
语言工具的训练和其人文性的教益，是教学这一矛盾运动过程的对立统一的整体。
语言文字中已经蕴含了丰富活泼的情感和意趣，蕴含了广博丰厚的文化积淀。
学好语言文字，自然领悟和接受其人文的熏陶和文化的营养。
无需脱离文本，脱离语言去宣教。
掌握了语言文字，理解了文本内容，学会了表达形式，形成了语文能力，那么，情感、态度、价值观即自在其中。
我们要看执教者如何运用课文作为例子教会孩子说话和写话。
教学，应该是师生智慧的交流，心灵的沟通，学习的互动。
它拒绝浮躁、喧哗与轰动。
近年来，一些大型公开教学活动，出现一股浮华之风。
授课者极尽“包装”、渲染、夸张、展示等手段，极力追求奢华、轰动、“精彩”、“艺术”的课堂效应，使课堂呈现类似流行歌曲演唱会的“盛况”，使课堂教学和时装展览几乎无异。
有些课堂教学，不是进行语言本身的推敲、揣摩和品味，而是围绕文本内容，外加大量的教化性补充“学习材料”，甚至整堂课用多媒体课件“狂轰滥炸”，过度渲染、张扬所谓人文性，还说要给学生以新时代的“心灵的洗礼”。
这样做，除了增加课堂的虚幻的观赏性外，没有任何价值。
有人说，课改以来，人文性弄玄乎了，工具性弄模糊了。
可谓一针见血。
再者，时下的一些教学观摩活动正趋向于商业化操作，且规模越来越大。
课堂变成舞台，执教者由于十分在意听课者的反应而不断调整教学方法与策略。
这样，恰恰忽略了对学生的关注。
于是，“课堂教学”演变成“课堂表演”。
凡此种种，均背离了语文教改的方向，也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要看的是课堂上那种和谐的教学状态，而决非剧场里的那种浓烈的戏剧效果。
二、看学生，不看老师
意大利的一位著名足球裁判因执法公正、处置果断而名闻遐迩。
有记者请他介绍执法之经验。
他不假思索地说：
“让观众忘却我的存在。
”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国的一个教育代表团到上海一所学校听课。
校长请贵宾在学生后面入座，他们却表示：
“我们为什么去注意老师呢？
我们要观看的是孩子是怎样学习的。
”说着，纷纷把椅子挪到黑板下面，面对着学生静静地观看孩子上课了。
想想也对。
绿茵场本是球员驰骋之地，裁判只需保证比赛公平、公正地进行;课堂是学生习得的场所，教师只是在辅导、帮助学生掌握知识。
然而，有的老师大声疾呼：
“我就是语文！
”“我的课堂我做主！
”闻之，我寝食难安，汗颜不止。
毋庸置疑，课堂是学生的，空间是孩子的。
是他们在学“语”习“文”，孩子是红花；教师是绿叶。
切不可本末倒置、不能角色错位。
教师在课堂上所作的一切，只能是为孩子学好母语服务。
一堂课仅四十分钟，教师就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演绎出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这就是教师的生命价值所在。
大凡来说，学生能力的形成是在课堂上。
因此，就有了“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向四十分钟要质量”的说法。
好的课，就像艺术珍品，让人回味无穷，津津乐道；
好的课，就要体现以学生为本。
教师要激励学生敢于发言，勇于质疑，活跃思维，积极向上；
好的课，就要“环环相套，丝丝入扣，行云流水，滴水不漏”；
好的课，就会让听课者始终被精彩的教学活动所吸引，精神专注，积极投入。
课改以来的成绩有目共睹，但问题也伴随而生：
课堂上太多的资料补充，太多的媒体演示，太多的“泛语文”活动以及太多的形同虚设的小组讨论等，都或多或少地减损了语文学习的功能。
小学阅读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要注重学生对文本语言的理解、积累和运用。
课堂教学和舞台表演不同：
前者，追求“真”，后者，追求“美”；前者，看“台下十年功”，后者，看“台上一分钟”；前者，表现学生学习过程，后者展示演员排练结果。
教学不是表演，不能变味，更不能异化。
“孩子是父母的影子”，学生则是镜子里的老师。
老师的一切工作和努力，都会集中反映在学生身上。
所以，观摩课上，要关注的应该是学生。
三、看门道，不看热闹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此说不无道理。
在“T”台上款款独步的时装模特儿，为何脸无表情？
显然，她要展示艳丽时装。
同样道理，教语文，一定要在“语文”上下功夫。
观摩语文课，则要关注别人是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处理教材，如何启迪学生，如何设计教案的。
一句话，我们要看别人怎样“教语文”的。
语文的问题应该用语文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的语文，应该用中国的办法来教。
这样说是强调语文的本色，是强调传统的继承，是强调母语本体的回归。
中国语言是随着中国人的生命发展而发展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滋养使它在世界上占有一席，并逐步向国际化发展。
“传统的语文教育是当代的语文教育的根基”。
讲授母语，应该讲究“诵读，感悟，涵泳，体味，积累等体现中国人的感性思维为主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因此，我们的课堂，不仅需要活泼的听、说、读、写，更需要安安静静地思考，揣摩，潜移和默化。
观者要关注人家如何处理教师、文本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要关注学生学习和提高的过程。
不能“走错了门”，也不要“看花了眼”。
有些教师为了活跃气氛，动辄游戏，画画，表演，歌舞，课堂内欢声雷动、热闹非凡。
我认为，适当的肢体活动不是不可以，但是任何活动，都不能忘记为学生学“语”习“文”服务。
时下，教学中的“泛语文”现象着实不少：
教《黄山奇石》，花大半节课，让学生用肢体“塑造”黄山奇石模样；教《鸟的天堂》，整节课都在观看制作精美的记录片；教《晏子使楚》，排演三个故事用了足足35分钟；教《地震中的父与子》，正文匆匆浏览，却过多地引用朱自清的《背影》及其他多篇文章……追求课堂气氛的活跃无可厚非。
然而，追求什么样的活跃和用什么手段去追求活跃，倒是需要慎重对待的。
总之，我们看课要看“门道”，决非去凑“热闹”。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课上，学生究竟长进多少，提高多少。
长进了，提高了，就好；反之，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管见所及，偏颇难免。
坦陈己见，仅供参考。
不知童心老师阅后然否？
（此文发表于《小学教学》2008年第3期。
）
贾志敏老师阅读教学讲座（纪要）
童心听记整理
看一堂课上得好不好，不是看老师，是看学生。
学生有提高，你这堂课就好。
课堂是学生的，应该为学生服务。
我们是用教材，不是教教材。
用教材来培养学生说话，培养学生写文章。
亮点是生成的，不是设计出来的。
说话要说规范的话，写文章要写规范的文章。
小学生学语言，要学课本上的语言，要学课本上的范文。
小学生写的文章再好也不是范文，是习作，是作文；老师写的下水文也不叫范文，叫例文；只有编入教材里的文章才叫范文。
巴金写的《小鸟天堂》不是范文，课本上的《鸟的天堂》是范文。
语文课分三门：
第一门是阅读（八分之五），第二门是作文（八分之二），第三门是写字，（八分之一）。
作文是反过来对阅读的检验，阅读好，作文就好。
叶圣陶先生说：
“读书就像说话。
把一个小孩儿关在屋里读书，你听到他在读书，那不叫读得好，你听着他在说话，那就叫把书读好了。
”
阅读课阅读课，就要阅就要读。
阅指不出声地读，读就是出声地看。
有的老师上课时游离于课文，学生课文就读不好，将来怎么会发展？
病句举例：
妈妈对孩子说：
“我在冰箱里找东西。
”（应改为：
我在找冰箱里的东西。
）
球员把球打出了界外。
（应改为：
球员把球打出了界内或球员把球打到了界外。
）
回首教学生涯50年
贾志敏
说来惭愧，我未上过师范，更没有进过高等学府的大门，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我是一个该下岗的“不合格教师”。
那么，我是如何学会上课，并且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将近50年呢？
我当教师，完全出于无奈
现时的大部分教师，当年选择这一份工作，或出于对教育这一事业的憧憬；或考虑到这一工作比较稳定，多一份高尚、清闲，少一份市侩和俗气；或因家庭经济状况欠佳，乏力深造，报考师范，可以免除一笔昂贵的学费。
比照上述几种情况，我均无法对号入座。
我步入这一工作岗位，完全是出于一种无奈。
解放前，我父亲是一个商人。
他经营运输、木材、房地产与进出口等业务。
为求生存与发展，他既要取得地下党、进步人士的帮助，又得周旋于国民党达官贵人之间。
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所以生意做得还颇红火。
解放初，正在海外发展事业的他，应邀回到国内。
岂知，风云突变，返沪不足三个月就被错捕。
又过了三个月，即被错杀。
于是，我们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家人全被扫地出门，戴上了“反革命子女”的帽子以后，无颜见人，抬不起头。
当时，我11岁，在小学读五年级。
以后的几年里，依靠目不识丁的母亲种田、打杂、帮人洗衣挣几个小钱维持生计。
我读初中、高中，学校全免我的学杂费，还提供我[甲等]人民助学金（每月9元人民币），勉强读到高中毕业。
在读初中三年级时，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高中毕业那一年，随整风反右之后的整团运动开始了。
我因“出身于反动家庭”等诸多原因而被清除出团。
尽管读书还算用功，学习成绩也不算差，终因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连续四次报考大学，均未被录取。
求学无门，生活无着，只能在社会上靠打工代职谋生。
那时，我顾不得任何颜面，什么活都干：
马路上拉车、码头边打包、替药房送药、到学校代课、给工厂绘图、抄写什么的，凡能挣个十元、八元的，决不放弃机会。
记得，当时有人介绍我到一个中药房去干为病员送成药的活计，我欣然从命。
我最喜欢往同济、复旦等高等学府送药。
送完了药，把自行车往墙上一靠，混进教室听课，哪怕一会儿也行，过把“上大学”的瘾。
如果哪个小学有教师病假，我则忙着应聘去代课。
遇上个“产假代课”，则十分难得。
那时，产假期有56天，这样我至少可以代职两个月。
再说，小学里女教师多，代满了这个“56天”，另一位教师又“生产”了，还可以代课下去。
我深知这一份工作来之不易，故十分珍惜。
工作没比别人少做，业绩也不比其他教师差。
学校校长看我这年轻人还顶用，教课也不错，想“转正”我，岂知一经“外调”就露了馅，查出个“出身不好的团籍开除者”。
好事终于变成坏事，我被清退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1966年。
关入“牛棚”，失去人的尊严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当时，我正在浦东的一所小学里代职。
“革命洪流”洗濯着“污泥浊水”。
我们八个兄弟姐妹无一例外地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正在高等学府里教书的长兄被红卫兵毒打致残，最后病死在医院里。
我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
当时，尽管我尚算敬业，工作也属出色，但还是厄运难逃，被“揪出来”关入“牛棚”，批判斗争，游街示众。
戴着尺余高帽，手执破簸箕坏笤帚，爬行于操场上，又是被赶，又是挨打。
在“革命群众”、“红小兵小将”的“簇拥”下，从一楼爬到四楼，墨汁涂满衣襟，鼻涕口水洒得我满头满脸。
呜呼！
人的尊严丧失殆尽。
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第三年——1968年。
这一年，持久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
尽管我历史清白，未有反动劣迹，但仍不能教书。
我的任务有两个：
一、冲洗男女厕所，打扫校园卫生；二、随时随地接受“革命群众”与“红小兵小将”的批判与斗争。
下面一幕，我永远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秋日，已有几分寒意。
我被唤进了一个办公室，要我面壁思过。
我明白，又要当一回“活靶子”了，此时的我，已经几近麻木了。
一年级四个班级近200个孩子席地而坐。
又呼口号又唱语录歌曲。
这一天，他们要学的课文是“雄文四卷”的首篇首句：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
在读过这个句子之后，执教教师问：
“什么样的人叫敌人？
”
学生答：
“敌人就是坏人。
”
老师肯定这一回答之后又问：
“谁是坏人？
”
一个学生说“黄世仁是坏人”之后，其他学生相继补充，“还有南霸天、刘文彩、座山雕、刁德一等。
”老师又问：
“这些敌人你们都见过吗？
”
学生一齐回答：
“见过——”
“在哪儿见的？
”
“电影里边。
”
老师说：
“不对，不对，那是演员演的。
真的敌人见过没有？
”学生当然说没有。
于是，这位老师趁热打铁，说：
“下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真的敌人！
”
于是，我被摁着头，反剪着双手押在了这些天真的孩子面前。
此时，教室里群情激昂，口号声震耳欲聋。
我的姓名成了“敌人”的注脚。
从此，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度日如年。
那年我三十岁，恰好是而立之年。
洗辱雪耻，还我一身清白
只要不失去自信心，只要对事业、对理想尚存一息希望，那么，厄运可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宝藏。
在那个几乎令人窒息的困难年代里，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那种“对党有刻骨仇恨的人”，我没有动摇过对事业的追求，没有对人生、对前途丧失信心。
我对生活仍然充满希望。
希望是热情之母，它孕育着力量，孕育阒生命。
一句话，希望是世间万物的主宰。
“四人帮”终于被粉碎，拨乱反正，有错必纠，强加于我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终于被推倒。
“乌云终拨开，天日又重现。
”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来了。
我的工作热情来自于殷切的希望。
我拼命地工作，感情是朴素的，动机是单纯的。
一则想把失去的时光追赶回来；二则想向人表白我决不是如人所说的那种“对党有刻骨仇恨”的人。
走路快了，吃饭快了，连骑自行车的速度也比往常快了许多。
我只图省出些时间，多读些书，多备点课，多和学生接触，多出一点成绩。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以后，我一度头脑发热，提议“由本人语算包班，一年教完两年课程，四年级学生随五年级的一起报考中学”。
经过校领导同意后即付诸实践。
我夜以继日地干，曾晕倒在讲台边，被唤醒后“不下火线”，继续工作。
最后，这一班学生参加了升学考，升学率居然还相当可观。
当时此举在社会上、在教育界引起了争议，孰是孰对，各执一词。
此一时，彼一时。
假如用今天的目光去审视这一事件，感到当时的我一叶障目，盲目行事，近乎于荒谬可笑。
唯一获得的好处是，在这“大干快上”的一年教学实践中，对如何有效地提高学生语文水平，让我摸索到了一点方法，总结出了一点经验。
简言之，即：
“把课堂还给学生，把时间留给孩子，教师须精讲，学生得多练。
”
25年后，当时我教的这些学生已是四十岁出头的人了，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他们的聪明才智，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其中工作在教育战线上的六位学生，均为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均在校级领导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用他们的话来说，今天他们能说会写，全赖于小时候得到的熏陶。
当时贾老师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好处实在多多。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用自身的努力，证明了我是一个称职的教师，改变了同仁们对我的态度。
终于洗辱雪耻，终于还我一身清白。
1978年，被评为黄浦区局先进工作者；
1979年，被评为市教育战线先进教师，被选举为区人大代表；
1980年，被评为黄浦区先进工作者；
1982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
1994年，获上海市特级教师称号；
1997年，获全国民主党派、工商联两个文明建设先进个人称号；
1999年，获浦东新区开发建设特殊贡献奖；
2000年，获“浦东名师”称号。
又，1989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及长宁区人民法院经过艰苦细致的审理，查明我父亲“反革命”一案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有不当”，予以纠错并全面落实政策。
从此，背在我身上的精神十字架终于全部卸下了。
我再次获得了新生。
亲近学生，当个称职的人民教师
几十年的教学实践，让我悟出了一个真谛：
爱事业、爱学生是教师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原动力。
只有播下爱的种子，才能得到真的收获。
教师从事的是“阳光事业”“未来工程”。
也可以这么认为：
今天，我们为孩子安排学习和生活，明天，我们的晚年生活将由这些孩子安排。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现在，我们付出一分的情，将来得到的却是无限的爱。
作为一个小学语文教师，爱的落脚点在哪里？
我认为，除了要全面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外，更多的是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宽松的、欢愉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毫无精神压力的气氛中学习并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变“要他们学”为“为他们自己要学”。
我上每一堂语文课，课前要花大量的时间熟悉教材、查阅资料、精心备课。
不放过教学上的一个难点，不放弃一个学有困难的学生。
从实际出发，求得满意的结果。
不弄虚作假，不摆花架子，求真、求实、讲究实效。
我认为，舞台表演艺术与课堂教学艺术两者最大的不同是：
舞台表演艺术，重在其结果，它追求的是完美无缺；课堂教学艺术重在其过程，因为它需要的是循循善诱。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我们看舞台表演，欣赏到的是“台上一分钟”，我们组织课堂教学，靠的是“台下十年功”。
在课堂教学中帮助学生从不断失误之中得以纠正和提高，确实是很艰苦的工作。
正由于此，我坚持认为：
课堂教学应该体现“一本两主”精神，即“以学生为本，以训练为主，以激励为主”。
根据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组织学生、帮助学生学习语言的辅导者。
主次不能混淆，更不能颠倒，课堂的空间与学习的时间，理应由学生多占多得，不可以本末倒置，这是毋容置疑的。
语言是一种技能。
掌握技能需要通过无数次的操练，就像学习溜冰、骑马一样，从不会到会，从不掌握到掌握，必须通过无数次的练习，由失败走向成功。
如若不让学生去实践、去体验，是绝对行不通的。
愿做红烛，为后人照亮前行的路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科学。
艺术需要丰富多彩，熠熠生辉，科学则需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我常对青年教师说，教课，既要生动——引领学生走进文本，热爱文本；又要严谨——教给学生准确无误的知识。
拿到一篇课文，我总是先读上几遍，读准每个字音，读通每个句子，我是上海人，对南方人而言，说好普通话不是一件易事，前后鼻音，平翘舌音往往分不清，读不准。
碰着困难，我一边查字典，一边请教同事、同行，乃至学生。
课文不但要读通，还要做到烂熟于心。
这样做的好处是能走进文本，把握课文脉络，掌握课文的重点，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有时候，一个巧妙的教学主意，往往就产生于对文本的熟悉。
阅读教学，就是教师、学生、文本三者之间的对话。
文本是教学的材料与载体，对文本中的各个元素的理解可以有所不同，然而，凡属主流的、本质的、重要的东西必须准确把握，毫不含糊。
我不赞成像外国人那样一窝蜂地搞什么“热”，他们所流行的不断翻花样的做法不值得我们的教育去效仿，新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面向严肃的课堂教学，我主张做到“三实”：
真实、朴实、扎实。
真实是教学的本色，朴实体现教师的教风，扎实能让教学目标落到实处。
有个禅理故事。
讲的是：
慧能的两个弟子看到风吹树动，一个说风动，一个说树动。
争执不下，就去找慧能。
慧能说：
“非树动，亦非风动，乃心动耳。
”原来，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心在动。
备课与教学亦通此理。
风中的物体，会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有生命力的教学从来都是迎着压力站着的教学。
在我近五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有辛酸的泪水，更有甜美的甘露。
我付出不少，但得到的则更多。
我爱孩子，爱给孩子上课，我爱这一份平凡而又普通的工作，我更爱这项神圣而又伟大的事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教师的天职是育人，是把希望的种子撒下大地，是把爱的阳光洒满天下。
但求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老有老的好处，老有老的用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会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添一根柴，将这盆火燃烧得更旺，在祖国教育事业的宏伟蓝图上再添一笔绚丽的亮色，用我的双手托起明天的太阳。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不可推诿的社会责任。
红烛，是极其普通的东西，然而，它最可贵的一点是不求索取，但求奉献。
我愿作一根红烛，耗尽自己，为年轻人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我们要感谢谁
贾志敏
一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大夫终获国家最高荣誉奖。
当他手捧鲜花，怀抱奖杯步下主席台时，记者簇拥而上，纷纷要其抒怀感言：
“此时此刻，您最想感谢的是谁？
”
这位大夫平静地说：
“病人。
”
大夫说的是大实话。
因为，是成千上万个病员无偿地为他提供了无数例疑难杂症——有的甚至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
是病人成就了他。
由此及彼，我想到了自己：
我们做教师的要感谢谁？
平时，我们常常以教育者自居，培育着“祖国的花朵”，铸造着“精英的灵魂”，俨然把自己看成旷世的“救世主”。
殊不知，我们在实施教育教学的同时，学生也在反哺着我们。
是他们，“教会”了我们该怎样“教书育人”。
孩子和躺在手术台上的病员几乎无异----提供着自己的躯体，让我们去解剖、观察、分析、诊断及至医治。
30年前的一堂语文课上发生的事情，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这一天，我教的是《狼牙山五壮士》。
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孩子要求发言，这让我心中窃喜。
他指着文中的句子“班长斩钉截铁地说：
‘走，上棋盘陀！
’”，怯生生地说：
“句子里多了一个‘铁’字。
”
“多了一个‘铁’字？
”我好生奇怪，问，“真的么？
”
良久，我才明白原委，便调侃着说:
“你以为班长姓‘斩’名叫‘钉截’吗？
”
顿时,教室里哄堂大笑。
此时，他脸红耳赤，尴尬得几乎无地自容。
以后，这个孩子一蹶不振，始终闷闷不乐。
由于我的一次失误，极大地损害了这孩子的自尊心。
我扪心自问，着实懊恼不已。
我诚恳地向他致以歉意，并获得他的原谅，终于抚平了这孩子心灵上的伤痕。
他叫柳冬生，是冬天生的——我至今还记得。
今年，他该四十了吧！
这件事情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它，让我懊恼，促我反思，叫我悔改，催我奋进。
从此，我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再也不敢懈怠，再也不做伤害孩子心灵的蠢事了。
！
与其说是我在教育孩子，倒不如说是孩子在“教育”着我。
我要感谢学生，是他们让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
病员感谢大夫，称大夫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学生感谢老师，视老师为他们的“再生父母”。
这实在让我们汗颜和忐忑。
难怪那位大夫会不假思索地说，“我要感谢的是病人。
”
工人要感谢机器；农民要感谢土地；厂商要感谢顾客；演员要感谢观众；大夫要感谢病员，同样，我们作教师的，要由衷地感谢学生。
切勿由于“举世不师，古道益离”而以为“不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