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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历史目的论批判
作者：
王南湜发布时刻：
2014-05-28来源：
社会科学点击：
96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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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历史目的论是一种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历史观念。
虽然历史目的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对立，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人对于以黑格尔哲学为典型的历史目的论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判，但它并未绝迹，而是以各类方式残余于人们的观念当中，影响着他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理解，乃至习以为常地将历史唯物主义也阐释成为一种历史目的论变体或一种隐蔽的历史目的论，即往往把目的给予历史本身，似乎历史自身就有着某种目的。
故超级有必要对于各类目的论，专门是掺入历史唯物主义当中的隐蔽的历史目的论进行剖析，以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目的论;历史主体
作者简介：
王南湜，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08）12-0094-07
历史目的论是一种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历史观念。
虽然历史目的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对立，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人对于以黑格尔哲学为典型的历史目的论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判，但它并未肯轻易绝迹，而是以各类方式残余于人们的观念当中，影响着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理解，乃至习以为常地将历史唯物主义也阐释成为一种历史目的论变体或一种隐蔽的历史目的论。
如此一种隐蔽的历史目的论不言而喻也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的正确评价，而且往往诱发各种诸如历史虚无主义这种相反的理论偏向。
故超级有必要对于各类目的论，专门是掺入历史唯物主义当中的隐蔽的历史目的论进行剖析，以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
一
目的论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理论，故有必要从目的论的演变谈起。
目的论起源于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取得了最为精致发达的形式。
亚里士多德综合前贤诸说，创建了用于说明世界的“四因说”。
四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
虽然亚里士多德以为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三因可归结为形式因，但事物形式最根本的作用却是作为目的而起到动力作用。
这种动力不同于外力的推动作用，而是一种内在的“吸引”作用，即形式作为事物之完满本质，是任何事物自然地力求趋向的目标。
这里的关键的地方在于，亚里士多德以为形式不是一般意义上事物的本质，而是事物圆满状态的本质，而任何事物又都自发地趋向于圆满状态，故作为事物之圆满本质的形式就组成了事物进展的内在动力。
例如，成年动物是动物的圆满形式，故这种圆满形式便作为动物幼崽成长的目标而引导着其发育成长。
人类的成长也是一样，成年人即是儿童发育的内在目的。
亚里士多德也以这种目的论解释非生命物的运动转变。
如重物的下落，火焰的上升，都被解释为各自趋于自己的自然位置，符合于自己的本性，亦即趋向于其目的。
但希腊人缺乏历史意识①，似乎并未将历史视为一种具有自身目的的有机体，以目的论的方式去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展。
历史意识是由基督教引入西方哲学的。
这里所说的历史意识不是指对时刻的简单推移的意识，而是专指把历史理解为一种具有内在规律的进展进程或上升进程的意识。
要具有如此一种历史意识，须具有一种进展的哲学原则，但希腊哲学中却不存在如此的原则。
希腊哲学只是直观地肯定万物之动变，但既然动变只是被理解为始基的聚散之类，那么，由此导出的就只能是往复循环论，而循环论与进展原则是截然不同的。
周而复始恰正是无时刻，从而也就无进展。
真正具有进展原则的历史意识来源于基督教的历史观，它将人类历史理解为“失乐园”与“复乐园”的进展进程，因此带来了希腊思想中全然缺乏的一个维度。
在这种理解中，历史再也不是一大堆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具有肯定的目标和内在的规律。
如此一来，希腊哲学的自然目的论就进入了历史意识当中，组成了一种历史目的论。
这种历史目的论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回归上帝之城的目的论进程，是上帝给予了人类历史以意义，上帝成了历史进展的原因，成了历史意义的依归。
这种目的论的庸俗化是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理解成为上帝为了某种目的而创造的，从而对于万事万物的理解也就是对于其最终指向神圣目的的揭露。
而人类，作为最高级的创造物，更是有着特殊的目的，那就是，“上帝创造人类来爱上帝和侍送上帝。
因此，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的或作用。
约翰心脏的作用是进行血液循环，约翰的作用就是永久爱和侍送上帝，这二者间在相同的意义上都是真的”②。
二
但随着市场经济和与之紧密相关的科学探索活动的兴起，近代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第一就是对于世界的机械必然性的意识，即机械因果观念取代了目的论因果观念。
与亚里士多德及中世纪的目的论截然相反，“在笛卡尔看来，物质世界的一切，其周围都被传递冲击的微粒所包围，一切都服从机械的因果性”，“笛卡尔排斥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结果就把因果关系普泛化了”③。
就此而言，两千连年来西方哲学历史的演变，亦可看做是“关于原因的观念所发生的转变，这转变是从作为目的因的原因，变到作为冲击的原因”④。
这一对目的因的拒斥，对机械因果关系普泛化的结果，即是任何对于世界的解释只能依据能足数学化的机械决定论来进行。
近代科学中关于因果观念的这一转变，其意义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一种与古代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念的形成。
这当中的关键性人物是伽利略。
当伽利略指出，自然这本书是以数学的语言来写的，并严格区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以为前者是绝对的、客观的、不变的和数学的，是知识的王国，而后者则是相对的、主观的、起伏不定和感感觉到的，是意见和假象的王国时，一种新的世界观便开始形成了⑤。
说自然这部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这决不单单是一个比喻，而是宣布了一条准则，凡是能用数学这种理性的典型形式处置的事物，即是真实而客观的，是第一性质，而凡是不能以的地方理的，便只能被打发到主观的、缺乏真实性的第二性质的领域中去。
于是，在这一新的世界观念中，“时刻的转变进程就成为周密研究的唯一对象，目的因也就没有任何地位了。
真实世界就是处于数学持续性的一系列原子运动”⑥。
而这一切进展的结果，即是最终达到“笛卡尔那著名的二元论：
一方面是由一部在空间延展的庞大机械组成的世界;另一方面是有无广延的思想灵魂组成的世界”⑦。
在如此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念当中，人在宇宙中的有着与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中完全不同的地位。
“中世纪形而上学把人看做是自然的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部份，是物质和上帝之间的联系”⑧，人是处于那个有限的有机整体性的世界当中的，而此刻，人被视为“是在真实的、大体的王国之外的东西”，即“具有目的、情感和第二性质的人，则被推离出来作为一个不重要的旁观者，作为在这部伟大的数学戏剧之外的半真实的效应”⑨。
于是，与古代人不同，在近代人看来，“这一宇宙为同一大体元素和规律所约束，位于其中的所有存在者没有高低之分。
这就意味着科学思想摒弃了所有基于价值观念的考虑，如完美、和谐、意义和目的。
最后，存在变得完全与价值无涉，价值世界同事实世界完全分离开来”⑩。
这也就是说，古代的目的论，无论是自然目的论仍是神学的历史目的论，都在近代碰到了严峻的理论危机。
而近代科学意识的这一进展，致使了一个庞大的矛盾：
一方面是有广延的客观的物质世界，它犹如一架数学机械，服从机械因果关系的支配，其中再也不有目的之类东西存身的地方;另一方面则是无广延的主观的精神世界，拥成心识、目的、情感等等，却再也不具有客观的力量。
在古代和中世纪那里尚还模糊的人的目的、能动作用与超越于人的外部客观力量作用之间的紧张关系，便被明明白白地揭露了出来。
此刻，若是物质与精神“这两个实体中的每一个都绝对独立于另一个而存在，那么具有广延的事物的运动是如何产生没有广延的感觉的呢?
没有广延的心灵的思想或范围怎么可能对物体实体有效呢?
没有广延的东西怎么能够明白一个具有广延的宇宙，又怎么在那个宇宙中达到其目的呢”（11）?
如何克服这一矛盾，是近代哲学所面临的艰难任务。
三
目的论虽然在近代蒙受到了机械因果论的毁灭性冲击，但仍有顽强的生命力，仍试图以各种方式在哲学中存在下去。
这是因为，在西方观念中，若是否定了客观的目的，人类生存的意义将再也不有着落。
一种无心义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
而在历史领域中，人类活动的目的性似乎也给了目的论存活下去的理由。
但为能使目的论存活下去，必需克服上述古代目的因果论与近代机械因果论之间的庞大矛盾，专门是要克服法国唯物主义所揭露出来的历史领域中“人是环境的产物”与“意见支配世界”的二律背反。
这种对于对立面矛盾的克服，只能借助于一种历史主义辩证法，即通过历史运动来克服矛盾对立。
在近代哲学中，维柯最先恢复了历史主义。
与以笛卡尔哲学为代表的近代非历史的、抽象的理性主义精神相反，他要“发觉各民族历史在不同时期都要通过的一种理想永恒的历史图案”（12），并断言人类历史经历过“神的时期”、“英雄时期”、“人的时期”三个阶段。
另外，维柯关于历史“常常超出人们自己所追求的那些个别特殊的目的，用这些狭小的目的来为较普遍的目的服务”（13）的所谓“社会行动意外效果说”（14）的思想，对后世的历史主义思想也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康德作为启发性观念而提出的“大自然计划说”，即“人类的历史大体上能够看做是大自然的-项隐蔽计划的实现”（15），和“大自然令人类的全数禀赋得以进展所用的手腕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16）的观念，当视为对于维柯的历史观念的发挥。
其实，康德将经验理解为知性对于感官材料的综合活动其实已潜含了进程的思想，但康德并未将这一思想展开，而是知足于让各范围外在地并列着。
用一种逻辑进展的原则将诸范围推演出来，这是从费希特开始的，在黑格尔手中则臻于完善。
黑格尔由此进展出了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这一原则致使了历史主义原则被引入辩证法或思辩逻辑当中，进展成了辩证法体系的一个根本性规定，另一方面则致使了逻辑进展原则被引入对历史的理解当中，历史因此被理解为本质上是一个逻辑的展开进程。
至此，源于希伯莱文明的历史意识就与源于希腊文明的理性意识实现了某种内在的融合。
这一融合的结果，就是进展出了一种可称之为辩证的历史目的论的历史哲学。
历史主义原则进入辩证法当中，意味着历史目的论在一个新维度的展开，即意味着以一种新的方式克服目的因果论与机械因果论的矛盾。
这种克服方式的要点是要在一个历史进程中，将机械因果作用理解为目的因果作用的一个环节，一种虽然与终极的历史目的相反，却能够推动历史目的之实现的要素。
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
为此，他将辩证法理解成为一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逻辑进程。
从小的方面讲，在《逻辑学》中，从最抽象的“存在论”的“有”、“无”、“变”开始，在“尺度”中达到了对现象层面的完全把握并由此进入“本质论”中现象层面与本质层面的矛盾进展，最后在“概念论”中达到了对于绝对理念之具体性的把握。
从大的方面看，从《逻辑学》开始，中经《自然哲学》，最后在《精神哲学》中达到作为最高具体性的绝对精神，即达到对于一切矛盾的扬弃。
历史主义的辩证法承认矛盾存在的必然性，但并非断留于此，并非因此而得出消极的结论，而是进一步将矛盾把握为一种历史-逻辑的进展进程，一种趋向于扬弃矛盾的进展进程。
因此，在历史主义辩证法中，最为核心的精神不是基于矛盾或悖论的否定，而是基于对矛盾扬弃的对否定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
当恩格斯说“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是黑格尔“整个体系组成的大体规律”（17）时，超级深刻地抓住了历史主义辩证法的精神实质。
能够说，否定之否定最为深刻地表现了历史主义辩证法的精髓。
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虽然有各种曲折乃至灾难，但归根到底，历史中所隐藏着的神圣的目的取得了实现（18）。
而这就是理性的机巧，即利用那些非目的的东西来实现历史的目的。
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威力的。
理性的机巧，一般讲来，表此刻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
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依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彼此影响，彼此减弱，而它自己并非直接干与其进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
在这种意义下，天意对于世界和世界进程能够说是具有绝对的机巧。
上帝放任人们纵其特殊的情欲，谋其个别利益，但所达到的结果，不是完成他们的用意，而是完成他的目的，而他（上帝）的目的与他所利用的人们原来想尽力追寻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19）。
而这就是“上帝统治着世界，而‘世界历史’即是上帝的实际行政，即是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20）。
于是，在黑格尔的辩证的历史目的论哲学中，一切不合目的性的事物都被说成是历史目的实现的一个环节，机械因果性被归结为目的因果性实现的手腕。
而这正如马克思所尖锐批判的，为了论证人类历史是上帝神圣目的的一种展开，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21）。
四黑格尔的辩证的历史目的论归根到底仍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一种世俗化的神学历史目的论，或说，是一种对于神学历史目的论的现代重建，“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辩表现”，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进展着：
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成心识或无心识的承担者……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此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22）。
而“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23），这就是黑格尔思辩唯心主义的秘密。
因此，对于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超越的首要一步就是对这一代替进行批判，回到现实的人。
马克思写道：
“历史什么情形也没有做，它‘并非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硕性’，‘它并无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者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历史’并非是把人看成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算了。
”（24）或更确切地说，“历史不外是各个时期的依次交替。
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那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但是，情形被思辩地扭曲成如此：
恍如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于是历史便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25）。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批判的同时，也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之根本区别于历史唯心主义的地方，正在于基于现实的人的活动而对于“人是环境的产物”与“意见支配世界”之二律背反的唯物主义解决，即现实的个人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26），“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7）。
这里的关键的地方在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看，目的只能是人的目的，而在人的目的之外并非存在一种抽象的历史目的。
但是，后人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阐释时，却往往偏离了马克思的方式，而在不知不觉当中把历史目的论搀杂了进来。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其历史主体究竟是现实的个人仍是某种抽象的诸如“精神”、“上帝”、“理性”之类存在物。
若是是现实的个人，那么，在人的目的之外，便不可能存在别的什么目的。
可是，在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却往往把目的给予了历史本身，似乎历史自身就有着某种目的。
例如，人们常常会说，从某某社会到某某社会的进展，是一种客观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人们如此谈论问题时，其实已经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与历史本身分割开了，也就是把马克思为了克服旧哲学把人与其历史环境分隔开来的尽力全然抛弃了。
历史被当做了某种在人类之外的独立的存在，而人则成了站在历史之外的对于历史的静观者。
这恰恰忘记了马克思关于人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的教诲，忘记了人第一是一个实践者，人是在改造世界的基础上才来解释世界的。
当人们如此说的时候，初看可能是无害的，但事实上，一旦将历史的主体与历史本身分割开来，像谈论一种存在于人类之外的事物那样来谈论历史的进展，那就在实际上已经种下了历史目的论的种子。
既然历史能够离开人的活动来谈论其进展，那么，说历史如何进展，如何指向某一目标，就已经不可避免地堕入历史目的论当中。
这里还特别需要辨析对于历史必然性的误解。
当人们大谈特谈历史的必然性、历史的被决定性时，似乎特别地理直气壮，似乎特别地唯物主义。
可是，在历史领域中，人们需要特别小心，辩证法在这里表现得特别突出，一不留意，便往往走向了反面。
当人们离开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活动而去谈论历史的必然性时，这种必然性便已经成了一种在人类活动之外的东西，成了在人之外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趋势或目标。
这种内在趋势既然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那就具有一种在人的活动之外自发地进展的趋势。
而如此一来，历史本身变成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思辩唯心主义所主张的具有内在目的的进程，即“恍如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于是历史便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而人自身则成了历史之外的旁观者。
显然，当人们如此大谈历史的必然性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滑向了历史目的论。
事实上，离开了人的活动的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目的论只不过是一块铜板的两个面，其间并非存在实质性的不同。
马克思在批判思辩唯心主义时曾说过，“这种办法，用思辩的活来讲，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进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
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式的大体特征”（28）。
不难看出，当人们离开人的活动谈论历史必然性，恍如历史自身就会自动地趋向某一目标时，其方式与马克思所批判的黑格尔的方式，即“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进程”，是十分相似的。
事实上，目的论还以更为明显的方式存在于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当中。
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于世界进展的必然性的论断。
随意掀开一本哲学教科书，就会发觉，在论述辩证法时，人们都将运动、转变和进展视为物质世界的本质规定，乃至还有将“世界的永恒进展”作为节、目的题目。
说运动、转变为物质世界的本质规定，没有什么问题，但说进展也是物质世界的本质规定，则就已经预设了一种内在的目的论。
因为所谓运动、转变只是一种并未规定其方向性的动变，但说到进展，则一般都明确地将其规定为“一种特殊的运动转变——前进性、上升性运动，即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转变”，即将“进展”与“运动”作了明确的区分。
说前进性、上升性的进展是普遍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也就是说世界自身是自发地由低级状态趋向一个更高级的目标。
这莫非不是公开的目的论吗?
如此一种能自发地由低级向高级进展的物质，莫非仍是通常意义上的物质吗?
莫非不是已经具有了某种神性的存在了吗?
说这种物质不啻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亦不为过。
其实，当人们把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照搬过来，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进展规律之时，唯心主义的目的论就已经随之潜入了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当中。
前面已指明，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是黑格尔用来拯救目的论的，在黑格尔那里是历史进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固然包括对于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的批判改造。
这种批判改造的核心之点就是把现实的人理解为否定之否定的主体，从而对通过否定之否定所能达到的同一性进行了限定，即将其理解为一种有限的同一性。
但如果是只是简单地用物质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作为辩证法运动的主体，而不对其辩证运动主体进行现实化改造，及对其无穷性加以限定，那就在事实上已经把黑格尔的这一唯心主义方式原则无批判地同意了下来，从而也就在方式论层面上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史目的论。
五历史目的论作为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在理论上不可避免地会致使各种错误的结果。
第一，历史目的论可能致使人的活动无用的宿命论结论。
既然历史目的论宣称历史进展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人的活动是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的。
因此这种活动就是无用的。
固然，人们在主张历史目的论时可能并非宣称人的活动没成心义，乃至还同时强调人的能动性，但当其同时主张这两方面时，这是以逻辑上的混乱为代价的。
第二，历史目的论可能导向一种对于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单一化理解。
依照历史目的论，既然历史自发的趋向某一既定的目标，那么，全数历史进程的所有事件的意义就只能以这一目标来肯定。
而这就不可避免地遮蔽了每一事件所具有的复杂的意义，使得历史被简化为一种机械的单一化进程。
再次，历史目的论还可能诱发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当人们将历史的意义单一化之时，全数历史的意义便只能从此目的而取得。
而一旦当这种单一的意义由于社会条件的转变而在人们的熟悉中发生转变之时，便会致使对于既有历史意义的怀疑，乃至怀疑历史的任何意义，从而致使历史虚无主义的流行。
六
历史目的论作为一种历史唯心主义，显然是十分错误的理论;尤其是当其掺进历史唯物主义当中，被看成历史唯物主义而宣扬时，更是十分有害的。
因此，十分有必要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目的论的界限，将掺进历史唯物主义当中的历史目的论清除出去。
但由于如前所述，掺入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历史目的论从根本上是源于黑格尔的辩证的历史目的论的，故欲做到这一点，就第一必需在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划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之间的界限。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不同在于，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历史就是人类活动本身，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决不能把历史与人类活动本身分割开来;而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却在人类活动之上去谈论历史本身，把现实的人的活动当做绝对观念加以利用的手腕。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关于历史主体的设定是根本不同的。
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主体是理性、世界精神、绝对理念之类超越的存在物，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体则是现实的个人。
前者是一种无穷的存在物，而后者则只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
再次，两种历史观中所说的历史中的目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在马克思这里，由于历史主体是现实的人，因此历史中的目的就只是人的目的，而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主体既然是超越的绝对理念之类，则历史中的目的便不属于人，而属于非人身的抽象的绝对理念之类存在物的目的。
第四，由于历史主体的不同，在历史与自然的统一问题上，便具有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马克思那里，既然作为历史主体的现实的个人只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人与自然的统一或历史与自然的统一，便只能是一种有限的统一;而在黑格尔那里，既然绝对理念之类作为历史主体是一种无穷的、绝对的存在物，则历史与自然的统一便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绝对的统一。
第五，在马克思这里，同人与自然或历史与自然统一的有限性相关联，人作为历史的主体的能动性便也只能是有限的，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历史如何进展，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所能实现的自主性或自由都只能是有限的，而不可能是无穷的。
而在黑格尔那里，既然自然不过是精神的外化，历史主体就可以扬弃一切自然必然性，而实现绝对的自主性或自由。
宣称历史终将会实现绝对的自由，无疑是一种不可能兑现的虚幻的许诺。
虚幻的许诺并非无害，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挫折，而这种挫折又可能在一些人那里因虚幻理想的破灭而否定历史的意义，从而走向一种虚无主义。
固然，历史目的论问题本身还涉及到一些超级难以处置的理论上困难，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但无论如何，鉴于历史目的论在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深度渗透，因此亟需在涉及历史观的大体问题上划清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界限，以便将掺入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目的论排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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