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经济增长思想的理论内涵及现实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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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经济增长思想的理论内涵及现实意义
斯密经济增长思想的理论内涵及现实意义
[摘要]本文对斯密的经济增长思想，包括历史渊源、内涵、问题和对增长理论发展的影响等作了深入分析。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
斯密是经济增长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不仅当时有很大影响，现在也是主流增长理论的核心，对增长理论和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很大。
斯密强调供给增长和资本的思想方法在当时环境下有科学性，理论上却有缺陷。
他忽视经济增长的需求方面和人们的主观努力，正是斯密和继承斯密传统的增长理论陷入理论困境的根源，斯密增长思想的成就和失误对当代的增长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斯密经济增长启示
亚当·斯密在经济思想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古典经济学派的杰出代表，被称为“经济学之父”。
斯密是最早具有科学系统的增长思想的学者。
斯密的经济分析从分工、交换、市场等微观问题人手，但主要研究对象是宏观经济问题，是长期发展中国民财富的增加，即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斯密的增长思想对经济和增长思想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许多现代增长理论仍然以斯密的思想为核心。
现在分析和评价斯密的经济增长思想，仍然对理解现代增长理论及其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增长思想史和斯密增长思想的渊源①
斯密的增长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在批判地吸收古代学者、英国启蒙学者和重农学派等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理解斯密的增长思想之前，先了解斯密增长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前辈学者的增长思想是有益的。
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溯至西欧奴隶制和封建庄园经济时代。
这个时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很难提高生产效率，统治者靠战争掠夺和扩张获取财富，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关心的是以财富分配为目标的管理问题，甚至认为贫穷比富裕值得肯定②，因此不可能产生经济增长思想。
不过色诺芬和柏拉图等还是认识到了专业化、分工、人口规模和市场等对生产效率提高的作用。
[1—p11]这些认识对后世的增长思想有一定影响。
15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发展，国内统一市场和世界市场开始形成。
新兴的民族国家和新生资产阶级、商业资本家等有了增强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要求，有了产生经济增长思想的条件。
马丁·路德和约翰。
海尔斯等学者认识到国家财富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手段，提出通过引进新工艺和技艺，鼓励自由进入手工业或商业以促进经济发展，鼓励商品输出以增加国家财富的思想。
[2—P67～74]这些思想为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对古典学派的增长思想也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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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密经济和增长思想的渊源主要在西欧，因此本文对经济和经济思想史的讨论局限在西欧。
②包含早期人类经济思想的基督教教义把现实世界的财富看作人们进入上帝王国的障碍，不赞成增加财富。
参见[1]第20页。
17～18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了重商主义思潮的产生和流行。
重商主义学者关注国民财富的增长，但认为只有金银货币是财富。
早期重商主义主张禁止货币出口。
晚期重商主义认识到把货币投入国际流通有利于其增加，因此不主张禁止进口而是鼓励顺差。
重商主义学者认识到激励的重要性，主张把资源都用于生产和流通，特别是生产出口商品，最终形成了以“贸易差额”[2—p86]为中心、以货币财富增长为目标的系统增长思想。
这是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系统增长思想。
由于不承认一般物质产品是财富，忽视国内生产、消费和市场扩大，因此重商主义不可能发现经济增长的真正规律。
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压制农业、制造业，对国际贸易也有不良影响，会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休谟和斯密等都对重商主义的错误进行过批判。
①
与重商主义同时代的英国启蒙学者配第和洛克等的增长思想则比较科学。
②如配第首先认识到分工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并意识到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配第还进一步根据分工和市场扩展的需要，认识到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和富裕的重要作用。
配第也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三次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和比重变化的必然性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这些思想对斯密等古典学者的经济和增长理论都提供了营养。
重商主义之后，重农学派反过来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出纯产品，农产品才是真正的财富。
重农学派在纠正重商主义错误的同时，自己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重农学派的经济政策只重视促进农业生产，排斥其他工商业活动，必然损害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
重农学派对经济和增长理论最突出的贡献不是财富观念和增长思想，而是魅奈的《经济表》。
《经济表》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对经济和增长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18世纪中叶起，产业革命使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
分工加深，市场进一步扩大，为追求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条件。
生产和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开始发挥作用，需要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这使得生产增加和国民财富积累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问题，从而必然成为这个时期的经济学者，也就是古典学派③的核心研究对象。
在批判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继承配第等经济增长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古典学者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比较透彻的研究，形成了比较科学而且系统的经济增长思想。
休谟先于斯密认识到生产力提高主要来源于比较利益的开发，生产力由产业规模决定，而产业规模又是由对外与对内的贸易规模决定的，因此贸易是双边互利的，决定一个国家繁荣与否的是真实要素而不是通过贸易顺差和金块。
休谟也认识到了经济发展的阶段与生产力和增长的关系，思考了增长的极限问题，并讨论了富国和穷国的关系和赶超问题，认为后进赶上先进是由于低工资和技术进步的潜力，而不是以先进国的损失为代价等等。
休谟的这些思想对斯密和以后学者的经济增长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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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休谟的现金流动机制模型就是对重商主义的重要批判。
斯密《国富论》的大量篇幅是分析和批判重商主义的，“重商主义”就是斯密命名的。
②由于配第对后来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也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
③主要指休谟、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
马克思也在这个时期对经济增长有深入研究，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有本质区别，因此这里的讨论不涉及马克思的增长思想。
④Bostow等认为古典增长思想的起源和代表应该是休谟而不是斯密（Rostow，1990）。
但休谟理论的系统程度和影响不如斯密，休谟对资本作用的认识也不如斯密正确。
二、斯密增长思想的内涵、价值和局限性
在古代学者、配第等英国启蒙学者、重农主义者魅奈、杜阁，以及同时代学者休谟等经济和增长思想影响下，斯密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和增长思想。
斯密的增长思想最早包含在其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课程的讲稿《关于法律、警察、岁人及军备的演讲》中。
①在该讲稿中，斯密指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自然需要，富裕起因于分工，分工程度必须和商业的范围相称，从而给出了斯密关于财富性质和财富增长原因的基本观点，也构成斯密增长思想的两大核心方面。
斯密的这些增长思想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得到了更加完整的论述。
斯密在《国富论》中表达的“国民财富”有几个要点：
（1）生产性劳动或有用劳动（不包括服务）的产物；
（2）供人们享用消费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即有使用价值或效用；（3）可以进行交换，包括国际交换；（4）有一国的总量概念，但更重要的是人均数量（产品对消费者的比例）。
斯密的这种财富观纠正了重商主义的根本错误，为其增长思想奠定了科学基础，是斯密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理论最主要的贡献之一。
因为强调财富是劳动生产的有用物品，因此斯密能认识到社会经济中的工业等对一个国家富裕和发展的巨大作用，从而避免了重商主义或重农学派只承认货币或农产品是财富，因而片面强调商业或农业、忽视和压制其他产业的错误。
这种财富观也使得斯密比较容易发现经济增长的真正意义和源泉，因为斯密认识到对“国民供给情况好坏”有决定作用的是“劳动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比例”，因此特别重视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既然认识到财富就是劳动的产物，那么劳动（或“有用劳动”）当然是财富的第一要素或源泉，劳动增加或从事有用劳动人数比例提高就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
斯密的这些增长观念与现代的财富观和经济增长观念比较接近，奠定了斯密增长思想的科学基础。
斯密根据上述财富观念，把考察经济增长的视角主要放在生产和供给方面，并判断出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首先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其次是参加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增加或比例提高。
这种思想又进一步引出斯密对分工、资本、市场规模等各种因素的重视，从而认识到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因为在斯密的时代，影响生产率的主要因素是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而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又取决于资本和市场规模，因此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此外，斯密还认识到社会总资本的数量也是整个社会维持产业和雇佣劳动数量的主要制约因素。
因此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或者反过来说，经济增长常常受到资本数量的限制或制约。
上述关于经济增长的基本认识，也使得斯密认识到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
斯密认为，人口增加一方面会导致从事劳动的人数增加，从而能够促进分工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会促使市场扩大，同样也能促进生产规模和分工的发展，因此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并且，斯密还看到了国民财富增长会反过来促使人口增长，因此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有可能存在一种良性循环。
斯密比较乐观的人口思想，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等其他古典学者的观点差异很大。
斯密从对经济增长的基本认识出发得出的另一个正确结论，是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际贸易在重商主义那里就已经得到了强调，但重商主义认为只有能够输入贵金属的国际贸易顺差，才对国民财富的增加有作用。
而斯密则从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分工加深和专业化程度提高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思想出发，首先认识到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国民财富的增长会受到本国市场规模的限制，对外贸易是突破这种限制的唯一方法。
因此国际贸易对斯密来说，不过是把一国的市场扩大到多国或者国际市场，促进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因此在存在斯密认为有分工就肯定会有的、以专业化效率为基础的“绝对利益”时，国际贸易必然是有利的和应该支持的。
斯密还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具体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利益，认为一是能够实现本国剩余产品的价值，二是可以获得自身需要的物品并降低产品价格。
因此斯密认为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并不以贸易顺差为前提，只要符合双方的绝对优势，即使没有顺差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对贸易双方互利。
斯密关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思想，被归结为着名的国际贸易“绝对利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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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密讲授该课程的时间是1755—1764年。
斯密的讲稿本身在斯密临终前已经烧毁，后来出版的《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是坎南根据一本学生笔记编的，斯密的增长思想主要包含在其第二篇“论警察”的第二部分“价廉和物博”中，该讲稿的第二篇和第三篇“论岁人”是斯密后来写成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基础。
斯密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观点是自由放任。
这个着名观点既是斯密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古典学派的一面旗帜，影响过许多经济学家和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
这种经济政策思想也是从其经济增长基本观点推导出来的。
斯密认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对提高生产效率作用最大的分工和资本配置会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自然形成和有效实现，个人的正当趋利动机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干预市场只会降低分工和资本配置的效率，因此如果政策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那么自由放任就是最好的经济政策。
政府的任务应该是维护稳定的法律制度和市场秩序，为经济增长提供制度保证。
斯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思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受到封建制度和政治的限制，自由放任的政策符合解放生产力的需要，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效率的巨大作用，因此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
关于经济增长的前景斯密也有论述。
斯密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讨论经济增长不仅要注意当前，而且要考虑未来。
斯密认为在短期中增长过程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因为增加资本投资会引起市场扩张，而市场扩张又会产生出更多的利润和进一步的投资。
但这种自我强化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长期经济增长是有限度的，增长的极限由一个国家的土地与资源、与其他国家相比所处的地位，以及它的法律和制度等决定。
并且斯密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不稳定的动态过程，从均衡状态开始，任何偏离均衡的力量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因此经济增长进程有进步状态、退步状态和静止状态三种不同的情况，其中静止状态就是增长的自然上限：
当一国的财富已经达到资源和环境允许的这个最大限度时，就没有再进步的可能。
现代的增长极限论和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稳定状态等思想，与斯密的这些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斯密也讨论过经济发展阶段和富国穷国问题。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斯密认为生产力增进主要通过分工促进生产效率和劳动者技能提高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发明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实现，对现代意义的技术进步认识不足。
因为穷国在技术改良方面潜力大于富国，因此斯密认为富国不一定总能保持领先。
斯密从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出发，认识到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秩序、教育与文明等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斯密的许多观点，例如“与其说分工是才能的结果，不如说才能是分工的结果”和“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等，[3—P5～15]与现代增长理论中的“干中学”和内生增长思想其实非常相似。
斯密增长思想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其由于时代和认识能力而造成的局限性。
斯密增长思想第一个方面的错误也是在财富观方面。
虽然斯密认识到财富是人类生产的有用物品的思想是科学正确的，比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财富观念科学得多，但斯密只承认物质产品的价值，认为只有可以积累或者储存起来的有形的劳动产品才是财富的观点却是错误的。
斯密财富观念的这种偏差，使得斯密和继承斯密这种观点的理论，无法解释服务业占主体的现代经济的增长问题，而且还会导致对服务业的忽视，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利影响。
斯密增长思想第二个方面的错误是对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需求因素的忽视。
由于在斯密所处的时代，生产力低下是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而且斯密特别重视资本积累的作用，并认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3—p310]因此虽然斯密对市场范围决定分工和生产循环的论述中隐含了对需求因素的考虑，但斯密对需求因素的重视显然是不够的，没有认识到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其经济增长分析主要从供给方面考虑。
这是斯密增长思想的主要缺陷之一。
斯密同时代和以后的许多学者，主要考虑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或生产要素比例的新古典理论，都在这方面犯了同样的错误，有些比斯密的理论更加片面。
斯密和继承斯密传统的增长理论对需求因素的忽视，在生产和供给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供给过剩时，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理论困难。
事实上，凯恩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理论困难带来的结果。
其次，斯密背弃了自己关于劳动是财富生产和经济增长第一要素的正确的初始认识，滑向了“资本决定论”。
因为：
（1）斯密认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比劳动增加更加重要的决定产出增长的因素，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取决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又取决于资本规模，而与劳动无关；①
（2）将分工归结于一种人类固有且特有的交换倾向的结果，认为分工的直接根源是“人类爱把东西互相交换的癖性”，与人们的主观努力无关；（3）看到劳动受制于资本、劳动供过于求等现象，但对复杂劳动，以及投资经营、受教育和开拓新领域等人类经济努力的重视不够，虽然斯密认识到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根本源泉，但却没有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得出了资本和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根本推动力量的结论。
对资本的强调在斯密所处的时代是有合理性和进步意义的，但过分强调资本的作用，甚至认定它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则不符合经济增长的规律。
因为资本积累只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或中间过程，把它们作为内在原因，就不可能发现经济增长的根本规律，无法解释资本充裕、过剩时代的增长现象。
斯密对资本积累的重视影响了许多经济学家。
继承这种传统的理论，在资本不足不是主要矛盾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经济过剩的危机时期，都遇到了严重的理论问题。
斯密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认识同样也有不足。
在支持自由贸易的方面，斯密只是完成了一部分工作。
斯密认识到了存在绝对利益时国际贸易对双方都有利，却没有认识到即使不存在绝对利益，只要有相对利益也可以发生对双方有利的贸易。
这个工作后来是由李嘉图完成的。
另一方面，斯密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有根据，但其前提条件在现实中却常常难有保证。
因为贸易地位不同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得到的利益有差距，特别是因为不同产业的发展潜力不同，虽然通过国际贸易形成国际间的专业化分工在短期中对任何一方都有利，但在长期中却并不一定对所有国家都有利。
在其他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时，单独实行自由贸易对本国非常不利，因此普遍的贸易自由化本身也有问题，而且很难实现。
斯密对自由贸易的无条件支持是有缺陷的。
斯密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一味强调自由放任也是片面的。
在市场机制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鼓励自由竞争确实能够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发展。
但自由放任对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是有条件的，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自由竞争也未必导致最有效率的均衡，自由放任与经济效率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
②斯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思想符合早期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长期在西方各国占统治地位，直到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周期危机愈演愈烈，这种经济政策难以为继的时候，其统治地位才受到动摇。
三、斯密增长思想对增长理论发展的影响
斯密增长思想的影响非常深远。
虽然古典学派以后，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始终重视经济增长研究，③但斯密的增长思想通过对一般经济思想的影响，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增长理论。
现代增长理论的大多数核心思想可以从斯密的增长思想中找到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的一些理论困难也与斯密的增长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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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用的生产性劳动的人数。
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和推动劳动的资本量的大小及资本用途成比例”（斯密1776,“序论及全书设计”）。
“无论在什么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劳动与游惰的比例。
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游惰。
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的真实财富与收入”（p310）。
②现代博弈理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着名的囚徒博弈就是一种典型例子。
③新古典学者的兴趣主要是微观市场均衡，凯恩斯主义则只关心短期均衡而不关心长期发展。
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调控导致滞胀，经济学家才重新关注长期增长问题。
增长理论再次成为经济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以内生增长为特征的新增长理论的兴起。
斯密对经济增长理论发展最根本的影响是：
斯密所确立的以生产率为核心、资本为决定性因素、生产供给为主要分析角度的经济增长思想和研究方法，成为长期以来增长理论的基本传统和主导模式，包括新古典和新增长理论在内的大多数增长理论，都不同程度和以不同方式继承了这种传统，或受到这种传统的很大影响。
前面已经指出，在斯密时代经济增长受到的最大约束是生产和供给不足，背后则是劳动生产率不高，因此斯密特别重视分工、资本积累和国际贸易等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而认识到人口和经济发展阶段等许多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斯密对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和人们主观努力的作用方面明显认识不足。
斯密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有很强的科学性，对于帮助人们充分认识分工和资本积累的意义，推动工业、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对于目前仍属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斯密经济和增长思想的巨大影响，斯密的这种增长思想和研究方法，很快在主流增长理论中占据统治地位，并进而发展成经济增长的资本决定论，斯密对需求因素和人们主观努力作用的忽视也被后来的多数增长理论所继承甚至放大。
例如以总量生产函数为核心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增长理论，以及现代内生增长理论中的人力资本、边干边学等理论，本质上也都是以资本积累、分工和资本效率为核心的，都属于资本决定论或者它的某种变形，这些理论不仅同样忽视经济增长的需求方面，而且在这些理论中见物不见人，忽视人们的主观努力作用的问题更加突出。
作为一切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在这些理论中都被物化为劳动力或者人力资本，都没有成为真正的理论核心。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方面和人们的主观努力比较重视，例如马尔萨斯和刘易斯等，但他们都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
经济增长理论的这种斯密传统当然是有问题的。
因为供给和需求是分工和交换经济的两个外化形式，是无法分离的，都是由人们对经济福利的追求及其诱发出来的主观经济努力所推动的，没有这种内在动力，供给和需求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单独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
只有在存在上述内在动力而供求失衡的情况下，供给或需求中的一方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仅仅从供给方面研究经济增长，或者反过来只是从需求方面研究，或者主要重视供求的数量平衡，而不重视经济增长根本的内在推动力量，是不可能理解经济增长的真正规律的。
因此经济增长的斯密传统是有很大偏颇的，这也正是斯密和继承斯密传统的各种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生产率低下和资本短缺不再是主要矛盾这一时代的经济增长问题，最终必然遇到严重的理论困难，导致经济增长理论发展道路曲折，以及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的根本原因。
现代增长理论中的许多理论，现在仍然受斯密传统的影响，注定它们很难避免上述理论困境。
除了上述影响以外，斯密对经济和增长理论的发展还有其他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例如斯密的国际贸易思想和绝对优势贸易理论，对经济增长和贸易理论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
李嘉图明显是继承和发扬了斯密关于贸易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理论，发展出了国际贸易的“相对优势理论”。
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对于推动世界贸易发展有很大作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斯密和李嘉图为自由贸易确立的理论基础。
斯密关于经济增长是一种不稳定的动态过程、经济增长存在自然上限、会达到静止状态等等，这些对经济增长动态过程和发展趋势问题的认识，对后来的增长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刀刃上”的经济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稳定状态”理论等，都是与此很相似的。
此外，斯密以分工和资本积累为核心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富国穷国问题等理论，也能在后来的增长理论中找到相应的部分。
四、启示
斯密的经济增长思想是现代增长理论的重要基础，是经济增长研究不应该忽略的出发点。
正确理解斯密经济增长思想产生的背景、内涵和局限性等，对于我们认识经济增长的根本规律，认识增长理论的发展规律，掌握科学的经济和增长研究方法等，都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首先，斯密能成功超越重商主义等前辈学者，建立科学系统的经济增长思想体系，达到人类认识经济增长一般规律方面的第一个理论高峰，与其经济分析重视从经济问题的本质关系出发，重视对问题的系统全面考察是分不开的。
①斯密对分工、贸易和资本等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科学认识，都是在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正确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问题全面系统分析的成果。
例如斯密在分析财富的性质时，没有被货币对于分工交换的重要性和个人财富的重要形式、农产品在特定历史环境的重要性等所迷惑，没有忽视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没有割裂社会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坚持全面系统地分析经济关系，正是斯密比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高明且能够发现国民财富真正本质的根本原因。
现代社会经济环境比古典学者所处的时代复杂得多，因此当代学者更容易被复杂的经济社会表象迷惑。
如果我们丢弃斯密和古典学者善于抓住事物本质关系，对经济事物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良好传统，总是把视角集中在经济事物的局部关系、表面规律、数量统计规律方面，是无法发现经济增长真正的内在规律的。
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古典经济学家的“大理论”传统，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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