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流动人口推力与拉力因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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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流动人口推力与拉力因素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推力与拉力因素
本文试图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
本文的核心假设是，中国的推拉模型与国际上相比有巨大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差别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推和拉都发生了变形。
本文将分析在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的推拉模型。
文章所使用的实证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近年来所组织的一些问卷访谈。
一、推拉理论与影响中国农民工流动的推拉因素
1.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它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
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
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当然，以往的研究也提出，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和拉两种因素，即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用力；此外，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还有中间障碍因素，比如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会对流动产生影响。
2.农民工外出的经济驱动力
近来的一些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外出有愈演愈烈之势。
2002年调查中询问：
“您是哪一年第一次外出的？
”结果回答1999-2002年的占%，1995-1998年的占%，1990-1994年的占%，1979-1989年的占%，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被调查对象是新近几年首次外出的。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农民工高比例流出的呢？
2000年和2002年的调查均详细询问了农民工外出的原因,结果见表1和表2。
对比2002年与2000年的调查结果，虽然有差异，但如果将排在前五位的回答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前五位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即属于农村推的因素有三个，属于城市拉的因素有两个。
2002年将“城市收入高”列为外出驱动的第一位因素，2000年将“农村收入水平太低”列为第一位驱动因素。
其实，农村中推的力量与城市中拉的力量是影响农民工外出流动的两个方面；再者，所谓农村收入低是与城市收入高对比而言的，所以，这里的驱动因素实际上是一回事。
笔者试将表1和表2列在第一位的因素总结为“经济收入的驱动力”，不管是农村收入低还是城市收入高，核心问题是经济收入的驱动力驱使大量农民工外出。
对比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在改革开放以前，高的时候曾达到倍；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改革充当了先锋，低的时候曾为倍到倍。
然而，随着市场改革在城市的推进，到了90年代初期以后，城乡消费差距比例不断攀升，到９０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叶，已经超过倍。
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推力和拉力，两者都是十分巨大的。
那么，农民工进城以后，可以获得多大的经济利益？
本研究对比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与自己在家乡时的收入。
笔者2002年的调查显示，进城前与进城后的年收入比较，农民工平均比进城前多收入元。
表3显示，%的农民工进城后，收入都比在家乡时有了明显上升。
其中，约20%的人高出10000元及以上，而%的人高出5000元及以上。
巨大的经济差异作为一种驱动力，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入城市。
那么，究竟是推力大一些还是拉力大一些？
以往的国际研究表明，不同地区推力和拉力是不同的。
Jenkins对墨西哥向美国移民的研究表明，墨西哥的推力所起的作用大于美国方面拉力的作用。
笔者以上使用的材料，由农民工自己排序时，2000年排在前两位的是推的因素，2002年排在前两位的是拉的因素，似乎不相上下。
但是，考虑到城市对外来民工的种种限制，如各种针对外来工的限制政策、城市居民对外来工的歧视等，我们就会意识到，在中国场景下，城市对外来工不仅仅是拉力，推力也不可小视。
与此同时，农村对于农民工的吸引力却十分弱小，因此，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两种力量相权衡，还是农村中的推力所起的作用更大些。
当然，在注意到经济收入驱动力第一位因素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而以往关于流动人口推拉的研究中，对此是有所忽略的。
80年代，农民通常是与过去没有承包土地时相比，而不是做横向比较。
90年代以后，农民开始与外出的老乡比较，甚至与城里人比较，所以“见世面”和“发展机会”就变得重要起来。
在表1和表2的两次调查中，“外出见世面”均占有较高位次，选择比例也均超过了50%。
同样的非经济因素“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响”在两次调查中，一次占第6位，一次占第7位，所填答的百分比为34%-35%，这是比较重要的心理因素。
这是对推力与拉力因素的分析。
那么，推力与拉力作用的力度有多大？
换言之，它对流动距离有什么影响？
3.影响农民工“流动距离”的因素分析
对流动距离以及影响流动距离因素的分析也是传统推拉研究的重要方面。
所谓流动距离指的是外出远近问题。
笔者对四川15个区县农民工流出的研究数据表明，多数农民工属于跨省的长距离流动。
本次调查方式是向农村的家人询问外出农民工打工的地点。
结果，%是本县以内，%是县外省内，而%是出省流动。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差异是远距离的，所以，农民工的远距离流动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下面，笔者具体分析影响农民工流动距离的因素。
第一，教育对流动距离的影响。
国际上以往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呈正比例关系，本研究印证了以往的结论，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长距离流动，反之，受教育程度越低则越倾向于近距离流动。
表4反映了这种正相关关系，它反映了高教育者的较高流动能力。
第二，性别对流动距离的影响。
关于性别对流动的影响，早年英国研究者雷文斯坦曾提出，女性流动率要高于男性。
笔者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个结论。
笔者的研究证明，在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中，男性比女性的比例要高一些。
比如，2000年数据，男性为%，女性为%；2002年数据，男性为%，女性为%。
不过，有意思的是，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长距离流动。
下面运用相关系数测量外出距离与流动者性别之间的关系。
虽然相关系数不是太高，但正相关的关系很清楚，女性比男性流动的距离更远。
第三，年龄对流动距离的影响。
对于年龄与流动距离的关系，以往的数据不多。
本研究证明，年龄与流动距离呈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近距离流动，年龄越小则越倾向于远距离流动。
流动人口年轻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农民工中30岁以下者占到总数的比例1999年为%，2000年为%。
4.对推力、拉力分析的国际比较
在以上分析中，笔者就影响流动距离的教育、性别、年龄因素做了比较。
那么，从影响人口城乡流动的全方位因素看，我国的推拉因素与国际比较，有什么主要共同点和差异？
表7列举了在国际研究中，通常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并与中国的现状进行比较。
与国际上相比，两者相同之处在于：
农村中不充分就业和贫困；资本密集型技术在城市中的迅速发展；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地区。
*参见国际劳工局发展政策司《未来的城市就业》，日内瓦，国际劳工局，1995年12月，第18页。
不同之处在于：
国际上，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村暴力。
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
在问卷里，我们让被访者比较家乡的治安状况与城里的治安状况，统计结果发现，农民工认为家乡的治安状况比他们目前居住城市的治安状况要好。
问卷进一步询问：
被访者是否遇到过被侵害的事件，结果见表8、表9中数据的比较。
表8是在家乡时的情况，表9是到了北京以后的情况。
在家乡时有%的人受到过侵害，到了北京以后却有%的人受到过侵害，受侵害情况比在家乡时高出一倍以上。
北京是全国的首善之区，而农民工受到的侵害居然比在家乡时还要高。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农民流入城市以后，往往居住在市郊的某些集中区域，而在这些区域流动人口内部相互
之间犯罪比较严重。
这显然与户籍制度有关。
国际上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大多是因为农村人口增长过快。
我国虽然受到80年代以前高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但到80年代以后，各地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比较紧，近20年来城乡人口出生率均大幅度下降，因此，目前主要不是人口增长的原因。
国际上人口大规模向城市集中，往往与农民失去土地密切相关。
中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土地承包给农民，承包后几十年不变。
因此，不存在国际上那种因失去土地而不得不流入城市的农民。
相反，很多农民不愿意承包土地，或者索性将土地转包给他人，甚至撂荒不种，可见，土地并不能留住农民。
当然，中国的农民比起国际上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还是有优势的，土地是流入城市农民的最后一道生存保障。
二、户籍制度对推拉的影响
在推拉背后，与国际上最大的差异是中国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可以使推力或拉力失去效力。
如在严格实施户籍制度的60-70年代，虽然城乡经济和收入差异也十分巨大，城市亦有更多机会，但当时极少有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反而是相反的“疏散”流动，显而易见是当时的政策特别是户籍政策使然。
只是到了80年代户籍政策放宽以后，推拉才重新发挥效力。
80年代初期以后，外出农民工数目不断膨胀，主要原因与其说是推力和拉力，不如说是户籍制度变革。
我们知道，推拉能够充分发挥效力的前提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
回顾我国农村改革，其核心是市场放开。
80年代初，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开始突破传统集体管理体制的束缚，与此同时，剩余劳动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
为适应此种状况，1984年中共中央文件提出农村工业可适当集中于集镇，并进行了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试点。
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首次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
从实践上看，也正是80年代中期以后，民工潮出现了骤然激增的现象。
但这时候的户籍政策仅仅是允许农民在小的“集镇”定居，并不允许农民在各级城市里正式定居。
90年代以后，户籍制度的改革出现多元化倾向，但直到90年代后期，户籍改革的基本导向仍然是：
放开小城镇户籍，对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等特大城市采取严格控制政策。
新世纪初两年，各地户籍改革变得异常活跃，已有石家庄等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常住户口的准入条件，有的甚至取消了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分割。
但是，在全国绝大多数的大中城市中，户籍仍然是主要的制度屏障。
此外，由于心理上的惯性作用，户籍仍然有巨大的心理限制效应。
1.对我国户籍屏蔽现状的分析
从现有制度法规看，我国也只能算是半自由的、有限度的劳动力流动体制。
目前，虽然流动是许可的，但是限制非常多，如就业限制等。
笔者将就业限制归纳为四点：
就业手续繁琐；不能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收入低于市民；没有城市居民享有的城市福利保障。
限制的核心问题还是户口问题。
在户籍屏蔽下，城市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户籍歧视。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城市农民工感受到的最大困难是来自户籍方面的歧视。
域间经济差异很大，距离越远往往经济差异也越大，因此，巨大的反差造成流动人口的定居决策。
此外，这里也有一个“边际效益心理”问题，外出距离越远，付出成本越高，越希望交易带来更大的利益。
B.受教育程度。
这里证明了“精英流失”现象，即越是受教育水平高的，越是精英，则越倾向于不回家乡。
以往的研究也较多地证明了这个事实，但对流出精英的去向并没有数据解释。
表18中，受教育程度与回家乡倾向是负相关关系，即与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相比，受教育水平高的更倾向于留在城市。
这当然与竞争力有关系，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在城市里面的机会更多；同时，也与一些城市的教育淘汰政策相一致，比如，北京就用教育指标来筛选迁入定居人口。
然而，农村精英流失的结果却使农村的发展雪上加霜。
C.性别影响。
上文已经证明，在流动距离方面，女性比男性流动得更远一些。
表18的数据又一次证据，那些流动得较远的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留在城市。
从一般印象看，女性比男性适应性更强；女性通过通婚，比男性向上流动率高。
D和E这两项测量经济因素的影响，都比较符合逻辑，即农民工家乡和家人生活水平越高的，越倾向于回家乡；在城市挣钱少的倾向于回去，挣钱多的倾向于不回去。
F和G两项，反映出适应性和成功与否的问题。
来北京时间越长的人，门路越宽广，越能适应北京的环境，扎根越稳，越不倾向于回去。
同样，判断自己在工作岗位或在竞争中能够得到提升的人，有较强成功感的人，也更倾向于在流入地定居。
四、结论
本文目的是将我国的城乡流动推拉模型与国际上的模型做出对比。
本研究证明，虽然推拉因素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与其他国家有相似之处，但是，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却具有不同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突出特征：
第一，在流动人口研究中，推拉理论模型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模型。
应用此理论模型分析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可以看到，巨大的经济驱动力是促使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主要动力。
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和收入差异是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最主要原因。
将中国模型与国际模型做对比，虽然在农村失业人口、向城市倾斜政策以及影响流动距离的因素上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国际上的农村暴力现象、农村人口无控制增长、农民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等因素在中国的推拉模式中找不到相同点。
第二，与国际上相比，影响中国推拉的、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户籍因素。
户籍制度是中国城乡流动的最为突出的制度障碍，其阻力不只是对一般推力与拉力发生影响，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使得推拉失去效力，从而使流动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
迄今为止，我国的户籍改革虽然也推出几项重要举措，但是原有制度的惯性较强，户籍使推拉失效的现象依然如故。
第三，推力和拉力之所以失去效力，是因为劳动力的流动和劳动者的心理都发生了变形。
明明是推力，譬如，城市里面的排斥力量，农民工却可以置之不理，依然涌入城市。
所以，这种心理变形反过来也使推力和拉力发生变形。
由此，本文提出了农民工的“生活预期”、“生活目标”、“心理定位”等概念来解释农民工的此种心理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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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上述的所有方面，总结起来是农民工形成了特殊的“生命周期”，所谓生命周期就是一个人一生中形成的生活阶段与生活模式。
农民工的生命周期模式简化起来是两个阶段：
年轻时候外出打工挣钱，年龄大了以后回家乡务农、务工或经商。
在这里，推力和拉力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流动者的生命周期却发生变化，于是，产生了不同的行为结果。
所谓生命周期发生变化，是指流出者的生活目标由在外打工挣钱转变为回家乡务农或经商。
推力与拉力都只能在特定的生命周期阶段中才能正常发挥作用，否则就会失效。
第五，不同生活目标、生活预期、心理定位和生命周期的形成，预示着流动人口劳动力队伍自身已经分化，即分化为准备回乡的农民工和不准备回乡确定要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
由此形成了农民工的两种生存策略，不准备定居的对于城市社区完全没有认同感，完全脱离城市主体社会；准备定居的则积极与社区沟通，为定居打下基础。
第六，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两种生存策略分化的因素。
本研究发现，生存策略的形成受到诸如性别、教育程度、城市中的生活机会、地位上升的可能性等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越是教育程度高的，越是女性，越是距离家乡远的，越是在家乡时生活水平低的，越是来城市时间长的，越是在城市挣钱比家乡挣钱高出倍数多的，越倾向于不回家乡，形成以定居为生活目标的人群。
反之，多数农民工形成的则是相反的生存策略。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推力与拉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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