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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色彩意象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色彩意象

摘要

张爱玲是喜欢颜色的。

“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重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随处可见的是无论景物勾勒,人物刻画,还是活动场面的再现,总与色彩同步进行的。

本文将从色彩之于人物服饰和色彩之于自然景物两方面论述张爱玲小说中的色彩意象美。

关键词:

张爱玲色彩意象

张爱玲是喜欢颜色的。

“总之,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

”【1】色彩不同于具有广延性的空间形体,可以独立存在,它必须承载在形体之上。

为此,张爱玲替颜色寻得了相应的形,充分展示其美学观念。

夏志清说,钱钟书的巧妙譬喻,沈从文的乡村风景,在描写上可与张爱玲相比,但在意象上只能让张爱玲独领风骚。

【2】我们知道,意象是意中之象,不能忽视的是所有的象都是“观”的结果,无论是物象、事象还是意象,只有“如在目前”,能够“看得见”,才能被称作“象”。

一个倾向于视觉中心的意象,一方面表现在“色”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形”上。

张爱玲小说意象以色附形,将各种色彩自然调和,寻求并把握色彩的冷暖变化和相互作用,突出一种色彩,产生出强烈的视觉效果。

这使她的行文颇似西洋油画,涂涂抹抹,色彩斑斓。

下文结合具体作品,从色彩之于人物服饰和色彩之于自然景物两方面分析张爱玲小说中具体的色彩意象美。

一、色彩附于人物服饰,塑造人物形象,喻示人物命运。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对人物服饰的描写是丰富而极细致的。

她曾说过:

衣服是一种语言,是表达人生的一种袖珍戏剧。

【3】对于服饰她在乎的更多的是服饰的外延特性,它成为作者和小说人物身份、心理、性格与命运的外化,成为诠释人物存在的方式,这使她的小说绚丽多姿,风味迥异,也正是这点为她作品中运用人物服饰,在修饰人物方面,充当人类遮羞布的同时,又赋予新的生命,新的用途,而色彩作为服饰话语的基本词汇之一,是张爱玲最费心思着力描写的。

她以女人的敏感细腻把握色彩,展现给人们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一)展示身份、渲染氛围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一篇《更衣记》【4】不仅追溯了旗袍的演变,更赋予其时代变迁、心理变异的脉动。

她相信当人无力改变大时代的动荡时,只能缜密地去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各自打理。

如《红玫瑰与白玫瑰》【5】中的王娇蕊,穿“一套睡衣,是南洋华侨家常穿的纱笼布制的袄裤,那纱笼布上印的花,黑压压的也不知是龙蛇还是草木,牵丝攀藤,乌金里面绽出绿”复杂的印花,滋长了娇蕊和振保之间暖昧不明的气氛,印证了娇蕊对振保全新的、异于对待其他所有男人的牵丝攀藤般用心的感情,这犹如海底捞针一般的,用肉眼所看不清的也无法明白的;《金锁记》【6】张爱玲文集曹七巧用黄金的斧无情的劈砍儿女的幸福,对童世舫大摆鸿门宴之时,她的服饰便透露了一种骇人的气氛。

“她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段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封建遗留的“青灰团龙宫织段袍”与现代文明产物红色热水袋处于同一平面,无疑是一对尖锐的矛盾。

强烈的不调和在空气中弥漫出紧张、骚动、不安的气氛。

生活的空气因孟烟鹂而凝滞、苍白,又因曹七巧而慌乱、紧张。

从服饰以其最初形态出现在人类生活中之时,到后来出现的锦帽貂裘,布衣之别,服饰总是理所当然的承担了一种功用——表明人物的年龄,身份,地位。

在张的小说中,服饰依然承担起这种职责和义务,为小说中的服饰文化体系夯实了坚实的地基。

《倾城之恋》【7】张爱玲文集中,范柳原说“难得碰见像你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省亲之夜,单凭跳舞就搅了七妹宝络的局。

那天,她穿的是“床架上挂着她脱下来的月白蝉翼纱旗袍。

她一歪身坐在地上⋯⋯”,“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

无论是穿什么,都是逼上粱山,被置于一个哪里”“有点不对”的戏台上。

拿白流苏陪同七小姐去相亲时穿的月白蝉翼纱旗袍而言,月白色透露的是内心的宁静和明晰,蝉翼纱的面料流泻出的是内心的轻松感,她已无所谓家人的责难和嘲讽,她有的是得胜后的从容和冷静。

轻灵的飞纱中飘逸的是她对范柳原的若有似无的飘渺的情感,是一种连她自己也不理解的神秘莫测、飘忽游移的心思。

人们为了渲染某种气氛,通常运用大量的色块或通过环境描写等手段,却很少象张爱玲一样借助服饰渲染一些特殊的氛围。

(二)刻画人物性格、心理

典型人物是优秀小说的感性底子,而不同的作家打磨人物性格也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其中张爱玲塑造人物的独特趋向和细致手笔尤其不容忽视。

她在小说中塑造人物、完善人物性格,以服饰色彩展现性格,虽有信手拈来之态,然兴味深远、蕴涵丰富,各色人物栩栩如生、性格鲜明地流连于服饰的五彩斑斓流光中,演绎着他们平凡的故事。

从古时的训语“量体裁衣”到今天的时装业逐渐与国际潮流接轨,人们知道了依时、依地、依情来配置适合的服饰,而张爱玲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在她的小说中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丰富的服饰心理。

在曹七巧这个特殊女性身上,服饰色彩的心理描写更为精妙。

在《金锁记》中作者写道“只看见发结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挚动着,发的心里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的火阎里。

”【8】那风凉针上的钻石,正像七巧的心中凝固的泪珠,那一小截粉红丝线无疑是她作为一个正常女性内心对人性之爱热情的追求,冰冷的钻石闪闪挚动的光,是一个悲哀女性辛酸的泪光。

于是,她在不幸的生活中将希望都寄托在小叔子姜季泽的身上。

在她寡居后听到姜季泽来访时,特地系上一条玄色铁线纱裙”。

这一细节中包藏着的是她的期待和冲动。

《红玫瑰和白玫瑰》中,“她(艾许太太)是高高的,驼驼的,穿的也是相当考究的花洋纱,却剪的拖一片、挂一片,有点象老叫花子,小鸡蛋壳青呢帽上插着双飞燕翅,珠头帽针,帽子底下镶着一圈灰色的鬈发,非常像假发,眼珠也像是淡蓝瓷的假眼珠。

”【9】如此的奇装异服,不过是她想极力的证明自己不同于中国人的身份,维护她那个杂种家庭的“尊严”,然而,她这种过度夸张的装束却反而使服饰辩白变的可笑,自暴追求英国身份的虚荣心。

写骄蕊“穿着暗紫蓝乔其纱旗袍,隐隐露出胸口挂着的一颗冷燕的金鸡心”“一动也不动像一颗蓝宝石,只让梦幻的灯光在宝石深处引起波动的光和影”。

暗紫蓝的旗袍庄重中有忧郁、冰冷中含诱惑.乔其纱则以其飘逸的质地道出了女性柔美的本质,透过这种带朦胧感的面料,人们可以窥见她内心的飘忽虚浮的情感世界。

而那颗冰冷的“金鸡心”是静静地骄傲的散发着她高贵和不容忽视的“冰美人”的魅力。

《封锁》【10】中“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花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质朴的味道。

她携着一把百格子小遮阳伞。

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惟恐唤起公众的注意。

”这是吕宗桢在电车上见到的吴翠远。

蓝和白,肃静的色彩,让人感觉到天使般的纯洁。

确实,在家里,她是个好女儿,在学校是个好学生。

大学毕业在母校担任英文助教,然而,正是这天使的颜色使她的思想停留在书本上,使她在安详的挑战中不自觉的倾向与幻想,她服饰和她思想是再切合不过了。

《等》【11】中的童太太“薄薄的黑发梳了个,年青的时候想必是端丽的圆脸,现在胖了,显得脓包,全仗脑后的“一点红”的红宝簪子,两耳绿豆大的翡翠耳坠,与嘴里的两颗金牙,把她的一个人四面支柱起来,有了着落”。

红金绿玉将“灰呢衬衫的端庄、稳重感一扫而尽,乘下的是她爆发户的虚荣,掩饰着她被弃的怨妇情怀,寒酸和荒凉以及她骨子里的恶俗之气。

不同的人因不同的经历和体验而形成不同的审美情趣,导致他们在服饰上的品味迥异.因而往往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服饰中反观其地位乃至品位。

(三)暗示人物灵魂与命运

服饰是一种奇炫的东西,经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淘洗并不断发展,服饰本体不仅是几千年的文化沉淀,而且包含着人们的审美意识在趋于完善的历程中对服饰的理解,因而犹如“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对于服饰,人们也各执一词。

而张爱玲凭着对服饰与色彩特有的喜欢与敏感度,将两者巧妙结合,更是赋予她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特别的内涵,暗示着人物的灵魂与命运。

《红玫瑰和白玫瑰》里“她穿着一件异地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粘着什么就染绿了。

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

衣服似乎做的太小了,两边进开了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子十字交叉一路绿了起来,露出里面的深粉红的裙”。

【12】这是描写红玫瑰王娇蕊的一段,过分刺眼的绿红色调是红玫瑰的典型色彩,王娇蕊是朵艳丽的交际花,后来成了王太太,已经是别人的妻子,却仍与旧情人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并且还不断的挑逗佟振葆。

她这种谙于男女周旋的性格特征从作者对其衣着的色彩描写中看出来。

作者通过把视觉与味觉、触觉糅合在一起,使视觉效果达到了最佳,通过服饰的色彩已经初步展示了人物的灵魂。

《沉香屑第一香炉》【13】第二卷里的梁太太“一个娇小格致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檐下垂下绿色的面网,一亮一暗,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更像一粒清痣。

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像围巾似的兜在肩上,飘飘浮浮。

”梁太太的出场,以黑色昭告天下,像时髦,又似丧失的装扮,以及那欲坠未坠的泪珠。

这一切都暗示了她本身的不幸,在她的身上充满了古来腐朽的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

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对七巧性格的塑造始于小说的开始,即通过对服饰性格的打造人物轮廓,“她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

蝴蝶用牺牲自己圆了一个美丽的梦,永远留下了当年的韶华;黄金的枷锁将七巧牢牢扣住,把她抛在金钱的欲望中苦苦挣扎,在肉体的欲望中迷惘。

等到青春和自我迷失在姜家的大宅后,她却依旧不知道能不能在上帝的伊甸园中圆她那个飘洒着金色浮光而又凄怆的梦。

此外,对七巧的反复雕琢,除了完成其自身的服饰性格化之外,还援引了他人的服饰加以补缀。

如写她为长安裹脚,重拾弃之已久的裹脚布,完全是由对一个男人的温柔回忆而引起的神经质的突发兴致,是自私而无情地对女儿健康身心的摧残,将女儿推人一个充满陈腐之气的世界中。

然而,可笑又可气的是,巨大代价的付出却只为满足她自己极端的专横和变态的私心。

她的愿望不过是企图通过束缚长安的身体来禁锢女儿年轻而美好的心灵和幸福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七巧的残酷和变态并非生而有之,她的性格始终是变化着的,通过她的“翠玉镯子”可见一斑。

年轻时翠玉镯子里的是一条滚圆的手臂,有着青春的朝气,健康的活力,年老时,翠玉镯子里的是一条干巴巴的裹着一层毫无弹性的皮肤的手臂,“可以一直将镯子到腋下”,这是七巧青春的消逝所伴随的生命力和人性的弱化,是饱受煎熬的生命迷失自我、迷失本性后遗留的残渣,是一个残酷破坏儿女幸福的自私、疯狂、变态的母亲,是因一生算计和提防以至熬干血肉的干涸的幽灵,是来自人间地狱的罪恶的死魂灵。

张爱玲曾在《穿衣记》中说张恨水“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14】,在对王娇蕊服饰的描写中便有这样的痕迹:

“她穿着一件一地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似乎做的太小了,两边进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路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色的衬裙。

”显然,这是受了张恨水的影响。

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渗透力、感染力,蕴涵着活泼的、生命跃动的意味,衍射出“红玫瑰”的鲜辣、活泼的个性色彩,而粉红色的衬裙则犹如激情背后的温柔,体贴、细腻而妩媚,是深锁于记忆中的一段粉红的回忆。

二、色彩之于自然景物,渲染气氛、烘托人物的心境

王夫之认为诗歌意象的本质是对自然美的真实反映,是“情”与“景”的内在统一,即“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虚景,景总含情”(《古诗评论》卷五谢灵运《登上戌鼓山诗》评语)才构成审美意象。

而“情”“景”的内在统一是通过审美感兴即瞬间直觉实现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说的:

“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指出了作家创作中情与物的关系。

在张爱玲的笔下,绝少有那种纯客观自然景物的描写,自然景物不再是独立于人物感觉之外的观赏对象,而是成为现实环境人物心境和作者苍凉话语的一种背景和衬托。

张爱玲喜欢用女性特有细腻的笔墨,描述自然景物,给自然景物加上不同的色彩,其小说自然景物意象的运用可以说俯拾即是,日月星辰、花草虫蛇都可以蕴含无穷的深意。

她对自然景物具有灵敏细致的感受能力,可以自然地将人物的感官印象与情绪状态有效地联系起来,达到物我无间的境界,以致“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理状态”【15】。

(一)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境

张爱玲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可谓意象纷呈。

她小说里的许多人物都和天文地理、花草树木、风霜雨雪、山河原野等有关。

这些人物中,有的经受风吹雨淋,有的沐浴阳光,有的环绕芬芳的花草和树木苍翠的绿色,即使乘车的旅客怀里也拥抱一束束鲜红的杜鹃花。

还有房屋顶上盆栽的藤草向着空中攀升,尤其是一个心灰意冷的男人,暑日那轻软的风,在他的纺绸裤褂里面吹拂着,就象“飘飘拍着翅子”飞翔的一群白鸽。

这些信笔附着的自然物,并不是随意添加,而是有其功用的,渲染气氛、它能使读者对作品中表现的人物及所处的环境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并联想全篇悟出其意蕴,更能增强故事的生动性。

张爱玲小说中关于月亮的妙用尤其突出,她对月亮的感官色彩的印象捕捉,充分显示出她的艺术思维的独到与精细。

她笔下的月亮,无不感应着人物的特定情绪、瞬间感受和印象,从而有机地嵌入到了人物的心理过程和感情生活中。

从古到今,中国文人对月亮情有独钟,对月亮意象的采撷各具特色,但大体上是描写月色的皎洁和秀美,而张爱玲笔下的月亮则是多情的、寒冷的、伤感的、死寂的、凄厉的,她把自己认为人生是惨伤和凄凉这一主要的内心体验融进了对月色的描写之中,通过月色的各种变换,参差对比,月亮成为了人物悲剧命运的见证和一种整体性的情绪象征,月亮的形色也随人的心情、命运的变化而变化,构成了一个凄凉而阴冷的月亮色彩意象。

  首先看《金锁记》。

《金锁记》中多处写到月亮,尤其突出了月亮的色彩变化。

曹七巧和儿子长白抽大烟的晚上,“隔着玻璃窗望出去,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

一点,一点,月亮缓缓地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

”七巧深夜扣住儿子长白,盘诘儿媳、儿子的隐私,想方设法嘲讽和折磨儿媳,七巧的变态心理便在这充满着恐怖和血腥的月亮色彩变化中被深刻地揭示出来了。

  其次看《沉香屑·第一炉香》。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珍惜课业,抱着模糊的美好理想求救于姑妈梁太太,却受到姑妈的奚落,当薇龙从梁太太家里出来往山下走时,有一段关于月亮的描写:

“薇龙向东走,越走,那月亮越白,越晶亮,仿佛是一头肥胸脯的白凤凰,栖在路的转弯处,在树桠杈里做了巢。

越走越觉得月就在前头树深处,走到了,月亮便没有了。

”以月亮为意象的这幅画面,主画面是白、亮,显得朦胧飘忽、萧瑟阴森,形象地衬托出葛薇龙感情受挫的心情,同时也暗示了薇龙不幸的未来,她正一步步不由自主地走进没有月亮、没有光的所在,最终走上了堕落自毁的道路。

最后看张爱玲的早期小说《牛》【16】,里面两次出现了月亮意象,当悲剧的主人公禄兴被牛顶死后,15岁的张爱玲这样描写夜景:

“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上,被炊烟薰得迷迷蒙蒙,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狗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

”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了,可生活仍在继续,黄黄的月亮照样升起,乱坟堆里的喇叭花照样开着粉紫的花,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变。

与大自然绚丽多彩相比起来,人是多么地渺小、人的生命是何等地脆弱,一个农村无产者租来的牛不听使唤,自己最终惨死在牛角底下,小说中的月亮无疑更增添了作品冰冷、残酷和感伤的氛围。

当然,张爱玲的作品中,也偶尔会出现《十八春》【17】中欢愉的“月亮”:

“马路上的店家大都已经关了门。

对过有一个黄色的大月亮,低低地悬着在街头,完全像一盏街灯。

今天这月亮特别有人间味。

它仿佛是从苍茫的人海中升起来的。

”黄色的月亮传达出了沈世钧和顾曼桢这对真心相爱的情侣沉浸在初恋中的甜蜜和快乐。

  由此可见,张爱笔下月亮色彩是千变万化的,这不同的月亮和月色,既负荷着不同的心理内容,映现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又渲染了环境气氛,构筑了小说独特的意象美。

同时她笔下的自然景物意象,不仅仅是单纯的视觉意象,而是将听觉、嗅觉,不同感觉的沟通转换以及心理感觉交织在一起,组合成一个充满了色彩、气味、声音的感性世界,从而使审美意象更加丰富,更富于艺术感染力。

(二)隐喻、象征了人物命运和性格

才情满怀的张爱玲视野十分广阔,某种自然景物的意象顺手拈来,通过对自然景物着力添色加彩,采用比喻、隐喻、象征等手法,巧妙地将之与人物的命运和性格联系在一起。

隐喻在张爱玲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反复出现,如初到姑母梁太太家,看到姑母家的花园:

“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

”盛开的杜鹃灼灼的红色象征着葛薇龙人格上的完整,那灼灼的红色和摧枯拉朽烧下山坡的惨烈,又正是葛薇龙以青春为代价,纵情燃烧生命的象征。

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完整人格的少女到最终走向堕落毁灭的过程,都被张爱玲运用一系列的色彩隐喻意象巧妙地暗示出来了;“薇龙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瓶里那一棵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

”那万绿丛中一点红,它在碧绿、宝蓝的衬托下艳丽无比。

但作者将那红色比作“蛇信子”,比喻的本体便是梁夫人,她貌美如花,心如蛇蝎。

同时,张爱玲也喜欢运用参差对照的方法,把各种不相干的自然景物的色彩意象搅合在一起。

在搅合中建立起的物与象,象与境之间的新型联系,通过把握色彩的冷暖变化和相互作用,突出一种色彩,产生出强烈的视觉效果,表达出作者对景象和事态人心的独特体悟。

如: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薇龙回头看乔琪停车处那一段人物心情纷乱,张爱玲的描写化繁为简:

“整个世界像一张灰色的圣诞卡片,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

整正存在的只有一朵一朵挺大的象牙红,简单的原始的碗口大,桶口大。

”这里是写景的,微观的,缩影式的,但又是写人物心境,圣诞卡片,这小物包含的节目,仪式格式化礼品以及美丽装饰的意味,隐喻了薇龙的内心决定和婚姻面貌。

除此之外,玻璃、城墙、绣花鞋、木槿树等绚丽多彩的自然景物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一再出现,流露着人物的情感,也暗示和象征人物命运,别具慧心,浑然天成,毫无雕琢之感,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丰富了小说的意蕴,展示了作者的智慧和感悟。

色彩本是一种没有生命的存在,但经过作家心灵之光辐射和审美观照后,就已经凝聚了作家的独特个性与生命追求。

张爱玲笔下的色彩意象,不管附于人物服饰还是自然景物,不管是表现人物的身份、年龄地位或表现人物的心情,心理还是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境,喻、象征了人物命运和性格,张爱玲最终给我们留下了的还是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篇优秀的小说常常是建立在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的基础上的。

在这里,张爱玲既施展了她的个性,也将这个性构建于小说的整体框架中,读懂了她描绘在其小说的色彩意象内蕴,也就等于读懂了张爱玲的小说及其本人。

可见,张爱玲小说中对色彩的运用具有很高的成就和艺术价值,确实值得后人深入研究充分借鉴。

参考文献:

【1】张爱玲。

《苦竹》月刊[J]。

1944年11月第1期

【2】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

复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3】张爱玲。

《天地》月刊[J]。

1944年5月第7一8期合刊

【4】、【14】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M]。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年第四卷

【5】、【6】、【7】、【12】、【13】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M]。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年第二卷

【10】、【11】、【16】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M]。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年1992年第一卷

【15】余斌.《张爱玲传》[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61。

【17】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M]。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年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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