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德与传统伦理道德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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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美德与传统伦理道德思想
中华传统美德与传统伦理道德思想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内容丰富，源远流长，注重人生和伦理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
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生活秩序和自我人生规范的自觉理性约定，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
正是在这一伦理型文化的规范和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各种文化形态，如文学、艺术、美学、宗教、史学、教育等都有“尚德”的传统。
可以说，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
因此，批判地整理和发掘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传统，扬弃和发展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智慧，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德性修养，充实自我心性，及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精神和德性方面的保障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
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制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墨、法、佛诸家的人生哲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构成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特殊内涵和规范。
（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是指鸦片战争前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诸多学派的伦理学说或道德学说。
狭义的，则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学说或道德学说。
因为从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变迁的基本形势看，只有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占有统治地位，并发展成为主流，才形成为传统。
在中国，作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思想，是在先秦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
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派伦理学说通过相互争鸣和相互影响，有的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有的逐渐削弱了影响，逐步形成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探讨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人性善恶问题。
对于人性本来面目的探讨，在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批伦理思想家那里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像人性善恶那样，引起思想家们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并产生了众多的学说。
同时，无论是性善论，性恶论，还是性不善不恶论，性有善有恶论，都构成了伦理思想家们建构伦理道德的出发点，从而引申出道德对人性规范的必要性。
孔子最早探讨人性问题，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但这相近之性究竟是“善”是“恶”，孔子未做具体的回答。
孔子以后，孟子明确提出了性善说。
孟子认为，人性中生来有仁、义、礼、智四种“天赋善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还认为，虽然人先天是性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已成君子而不需要道德教化了，因为这种“善端”仅仅是为“性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真正形成“性善”的结果还需要一个后天“扩而充之”的过程。
否则，“逸居而无教”，人就和动物一样了。
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性善说，后来也成为汉代以及宋明理学思想家的基本的观点。
和孟子相反，荀子则明确主张人性本恶。
他认为人之性是好利多欲的，人性中并无孟子所称的仁、义、礼、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是“天之就也”，仁义礼智是后天形成的，“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儒效》）。
虽然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注重性须扩充，荀子认为性需改造，但最终却合二而为一，即都建立了如何使人成为君子，成为圣人的伦理道德理论。
孟子和荀子分别在性善论和性恶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伦理学说，对以后的中国伦理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对性善性恶的进一步探讨中，一些思想家又提出了性无善恶论以及性有善有恶论，虽然观点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强调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伦理学家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并非为论性而论性，而是为了在人性论的基础上探讨人的道德修养和教育的出发点问题，其理论宗旨是一致的，就是强调礼义等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性论的问题构成了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学说的出发点。
其次是关于“成人”之道的探寻。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家对道德问题的探讨，中心问题就是“成人”之道，即理想人格的塑造。
从先秦时代起，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建构了自己关于“成人”之道的学说。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人之道理论或称理想人格理论有三种：
其一，“仁义”的理想人格。
仁义的理想人格是儒家推崇的人生至道理想。
这一道德理想是由孔子最先确立基本的内涵，然后经过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的阐发，终于形成一套完整的儒家理想人格理论。
孔子对“仁”的内涵定义包含有二层意蕴：
一是人道原则，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友爱，不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是“仁”的基本原则和标准；二是理性的原则，肯定每个人都有仁义之心，而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并认为“仁”具有极多的表现形式，如爱人、克己复礼、勇敢、刚毅坚强、不怕牺牲等等。
孟子直接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还非常具体地探讨过这种仁义的理想人格风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腾文公上》）。
这是一种非常崇高的理想境界，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极为积极进步的影响。
自孟子之后，许多思想家都对“仁义”的理想人格作过探讨。
其中，董仲舒在继承了孔孟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些精辟独到的观点。
例如，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上，董仲舒十分强调“仁智并举”的原则。
他认为能爱人为仁，有洞见之明为智；有仁而无智，则虽爱人而不能辨祸福利害，其行为结果往往以仁害人；有智而不仁，则虽能辨是非，却漠然无动于心，不肯去行仁义之举，终究也是不智。
故唯有仁智两者并举，达到且仁且智的境界，才构成完美的理想人格。
其二是“兼爱”的理想人格。
兼爱的理想人格是墨家学派的人生理想。
他们把“兼爱”视为道德上最高的善。
这一思想为墨子最早创立，后来经过后期墨家的发扬光大，形成了在当时极有影响的一种人生至道理论。
作为一种人生至道的追求，墨子并不否认义，所以他主张：
“万事莫贵于义”（《墨子•兼爱》），但他认为“义”之内涵即为“兼爱”。
所以，在墨子的伦理学说中，非常强调兼爱是道德之本和人生至道之境界的思想，“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自身，……不慈者，盗贼，战争皆亡矣”（《墨子•兼爱上》）。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孔子和墨子的理想人格都是人道主义的。
同时，墨子又是道德问题上的功利主义者，他强调“兼相爱，交相利”，认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
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
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
”（《墨子•兼爱中》）因此，墨子非常强调兼爱则人己两利的功利主义思想。
但与西方的功利主义伦理观相比，墨子的功利主义道德学说显然带有更多的利他主义品性。
从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可以发现，以兼爱为基础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在中国历代志士贤人的道德理想追求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三是“无为”的理想人格。
在先秦哲学中，除“仁义”与“兼爱”的理想人格理论之外，还有一种极为有影响的道德理想学说，就是道家的“无为”说。
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建立了一个以“道”为基础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由此出发，老子反对儒、墨在道德上注重人道，强调教化的观点。
在老子看来，道德无非是对天道的一种顺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
自然本身是无为的，但这种无为却又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七十四章）。
由此可见，老子在这里宣称的是一种无道德境界的道德境界，人生至道被理解为“无为而无不为”。
而任何道德追求中的仁义或兼爱均属人为，因此，都不是理想的人生境界。
道家的这一理想人格至庄子而集大成，故后人合称“老庄理想”。
以上三种“成人”之道或者说理想人格理论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最具有代表性。
可以说，儒家的“仁义”理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乃至于整个社会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墨家的“兼爱”理想则在中华民族的心态和德性中积淀了诸如宽厚之类的品行，道家的“无为”理想虽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能给人的心性以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毕竟带有较浓厚的消极无为的特征，其积极意义要小的多。
再次主要体现在义利、欲理（道）、人我、志功、生死等问题的探索。
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体现在人性论与理想人格上，而且也大量表现于对人生的各种伦理的探讨中。
显然，在人的道德活动中存在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冲突构成道德冲突的最基本内容。
因此，如何合理地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家们对此做出了极为可贵的思考与探索。
其一是义利之辩。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中，义，一般指仁义道德；利，则指物质利益、功利等。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史上讨论和争论最多也最激烈的问题之一。
事实上，它也构成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理论中最基本的一对范畴。
主要有先秦儒家尚义反利的义利观，墨家义利统一和并重的义利观，以及道家义利皆斥的义利观。
在上述义利观中，儒家的尚义反利和重义轻利的传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影响最大。
其二是欲理（道）之辩。
在中国古代伦理学家那里，欲，即是指欲望、人欲，而理则是指宇宙的法则，道德的规范或理智的原则。
在古人看来，人有七情六欲，如何处理人欲与天理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伦理思想家们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这一探讨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具体表现为绵延不绝的欲理（道）之争。
先秦和墨家都主张节欲，道家则主张无欲，认为欲是危害人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也有过放纵欲望的伦理态度。
纵欲说、无欲说和灭欲说均有悖人性，失之偏颇。
虽然先秦儒家的节欲说或寡欲说从根本上讲是比较正确和合理的，但经过后来宋明理学的改造也变得不近情理了，使中华民族的伦理文化传统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
其三是人我之辩。
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构成人生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存在，也是人类道德冲突和纷争很重要的一个根源。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体就表现在人我之辩中。
在人我关系问题上，墨家明确主张“兼爱天下”的利他主义精神。
儒家也积极主张忧国忧民的利他主义精神。
与儒墨的利他主义精神相比，杨朱及庄子则有“为我”的倾向，是一种利己主义的追求。
其四是志功之辩。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志功之辩涉及的是伦理理论中的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
志功之辩所要探讨的问题是道德的标准问题，亦即是说，是以“志”还是以“功”抑或志功合一去评价一个人是否有德行的问题。
墨子最早提出志功问题。
有墨子看来，行为评价的标准只能是“合其志功而观”，要把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
但也认为在“功皆未至”的情况下，则应该注重考察主体的行为动机作为善恶的评价。
孔子没有专门论述过志功问题，但评论他人是否达到“仁”的境界时，是志功并重的。
其五是生死之辩。
生死亦为人生的一个重要问题。
生的价值在死那里都失去了，而死又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如何生才能不畏死，如何死才能转换为生，即不朽，就很自然地被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家以生死之辩的形式加以探讨和研究。
儒家对生死问题一贯持“生者乐生，死者乐死”的态度，在死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较为洒脱的态度，十分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举。
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道家在生死问题上则持“生死齐一”的思想，认为生死无非是自然变化，应该采取超脱的态度。
这无疑充满了辩证法的深邃和睿智，但同时也否认了生的价值，失之偏颇。
在生死问题上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传统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一般不相信灵魂不死，所以更倾向探讨死后如何不朽的问题。
这事实上也是一个死如何向生的转化问题。
强调通过创业而使自己短暂生命走向永恒不朽。
因此，对生死应有“生则乐生，死亦乐死”的坦然态度。
可以说，儒家对人之生死的基本伦理态度，集中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在生死观上的普遍心态。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
中国传统伦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建构了十分成熟的道德价值体系，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乃至宇宙伦理的道德规范体系，从内在的情感信念到外在的行为方式，都提出了比较完备的规范或德目。
一般来说，传统道德规范有两种：
一种是理论形态的，是指伦理学家概括出来的，或是由统治阶级提倡并上升为理论的道德规范；另一种是习俗形态的，是指那些虽然未能在理论上体现或表述出来，但在世俗生活中得到了广泛认同与奉行的习俗性规范。
前者比后者更自觉，后者比前者更丰富，并且比前者更纯朴、更直接地体现着某个民族的品格。
在中国伦理史上，《尚书•皋陶谟》把人的美德概括为九项：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这九德的具体内容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就是：
宽大而有纪律；温和但坚强有力；严谨恭敬却不冷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很谨慎；外柔内刚；率直温和；不拘小节但很踏实；外在刚健，内在充实；勇敢而有正义感。
在《贞观政要》中，这“九德”与“十思”结合，构成“君人者”所必须具备的“十思九德”。
孔子在总结以往道德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第一个比较完备的道德规范体系。
他以知、仁、勇为“三达德”，“三达德”展开为孝、礼、悌、忠、恕、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诚、敬、慈、刚、毅、谦、克己、中庸等德目。
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四基德或四母德，演绎出“五伦十教”，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弟友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
孟子以后，仁、义、礼、智成为代表传统道德精神的“中国四德”。
仁者，“人之安宅者”；义者，“人之正路者”；礼者，“节义斯二者也”；智者，“知其二者弗去是也”。
“居仁由义”，“礼门义路”，“必仁且智”，形成完整的德性体系。
法家也建立了自己的道德规范体系。
管仲学派提出所谓“四维七体”，把礼、义、廉、耻四德作为“国之四维”，即作为立国的四大纲要。
“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
“四维”是伦理原则。
在行为规范方面，还有七大准则，所谓“义有七体”。
这“七体”是：
“孝悌慈惠，以养亲戚。
恭敬忠信，以事君上。
中正比宜，以行礼节。
整齐撙诎，以辟刑缪。
纤啬省用，以务饥馑。
敦蠓纯固，以备祸乱。
和协辑睦，以备寇戎。
凡此七者，义之体也”（《管子•五辅》）。
这些规范条目，后人又把它的综合成“六德”、“六行”、“四维”、“八德”（“六德”：
知、仁、圣、义、中、和；“六行”：
孝、友、睦、任、恤；“四维八德”：
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汉代董仲舒抓住了五伦中最重要的三伦，详细论证了“三纲”思想，在仁、义、礼、智这四德之外以加上“信”这一德目，提出了五个重要的道德规范，定为“五常”，从而构成了完整的封建道德体系“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它起到了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因而被历代封建王朝所接纳、推崇，成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和封建社会在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方面不可更改的“名教”。
当然，在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中，包含着许多封建糟粕，特别是被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所概括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道德规范，是极其保守、落后的。
肃清这种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内容的封建道德的余毒，仍然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一项迫切的任务。
然而，对这种封建糟粕的批判，不应当妨碍我们实事求是地评价长期封建社会里形成的伦理思想的丰富遗产，发扬我们民族文化思想的优良传统，批判地扬弃吸收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传统社会和传统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
中国古代的各种文化形态，如文学、艺术、美学、宗教、史学、教育等都有“尚德”的传统，可以说，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对各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
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
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情感信念来处理的关系。
因此，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
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即家长制。
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
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
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具有贤人的风度。
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
“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
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的，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
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的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在文化史上，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确实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把道德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
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
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
孟子说：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圣人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孟子•滕文公上》）在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尊卑、长幼、德性成为确定人的地位、建立秩序的三个要求，“天下有达尊者三：
爵一、齿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莫如德。
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孟子•公孙丑下》）三者之中，官级、年龄辈份是外在的既定的，惟有德性方能主观能动地实现自己。
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突显人格尊严，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
孔子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里仁》）因而中国人都以立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
是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思想：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三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由此形成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发展进程
中国素以礼义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世界。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但全社会推崇伦理道德，倡导良好风俗，而且历代思想家都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的理论阐述和总结概括，从而建构了丰富多彩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多种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体系。
从总体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多种文化和精神互相整合而形成的有机体。
要把握中国伦理文化的真谛，就必须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考察，由此才能发现中国伦理之深邃的人文原理与道德智慧。
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先秦——中国伦理精神的展开阶段
先秦时期，从公元前２１世纪算起到秦王朝建立之前，中经夏、商、周和春秋战国两阶段，这是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和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的重要时期，一些初具理论色彩的伦理思想渐次展开，是中国伦理精神的展开阶段。
从上古神话和《周易》中我们可以大致发现中国伦理精神的某些基因。
中国古神话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崇德不崇力；二是惩恶扬善，善恶报应；三是重天命而轻命运。
《周易》建构了中国伦理精神的原初哲学模式：
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体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善恶报应的信念，阴阳二分的思维方式。
它们体现了中国人最初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时的价值取向，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普遍和永恒的影响。
西周确立了一个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伦理秩序和意识形态，这就是周礼。
周礼成功地把氏族社会的原理转换为文明社会的伦理政治秩序，为日后中国社会建立了伦理生活的范式。
西周以后，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动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百家争鸣。
以此为契机，中国伦理精神得以全面展开，形成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多种思想文化流派。
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伦理设计，最积极、最准确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特点，故影响最为深远。
孔子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转折点上，通过对春秋以前中国文化成果的总结，成功地对中国社会的生活秩序进行了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创造了以礼、仁、中庸为内核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儒家伦理提供了一个基础。
“仁”是孔子对中国伦理学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中国伦理精神由自发到自觉的标志。
“仁”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为根基，“仁者爱人”，其出发点是以“孝悌”为核心的亲亲之情，由此通过“忠恕”的环节推己及人，已立立人，己达达人，扩充为社会的伦理原理和道德情感。
“仁”既是一切德行的生命根源与发端，又是最高层次的品德和德行的最高境界，同时还是道德行为的推动力。
“为人由己”，只要克己修身笃实躬行，便可成为“仁人”。
孔子以后，孟子从主观能动方面发挥了孔子的伦理思想。
他的五伦说、性善论、修养论，以及仁、义、礼、智的价值体系，成为儒家伦理发展完善的重要环节，因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将孔孟并列，合称为“孔孟之道”。
中国在诞生了儒家伦理的同时，也诞生了道家伦理，二者是一对孪生儿。
在中国重血缘亲情的入世文化中，儒家伦理具有必然性，但仅此还不足以使中国人确立安身立命的基础，儒家伦理精神的运作还需要道家的人生智慧作为结构上的补充。
于是，入世与隐世，人伦情感与人生智慧，心与身，构成中国伦理理想性与世俗性，进取性与柔韧性的互补。
中国伦理思想体系结构中还有法家与墨家。
但法家的政治伦理精神以政治代替伦理，最后导致了非道德主义。
墨家的社会伦理精神代表了小生产者的理想，在精神取向和文化、原理上又游离于“家”、“国”之间，缺乏生长的根基，秦以后便中绝。
因而，只有儒道两家才成为对日后中国伦理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两个基本伦理学思想体系。
（二）汉唐——中国伦理思想的抽象发展和大一统、封建化阶段
汉唐时期，中经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建立初期走向鼎盛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要指作为正统的儒家伦理思想）的抽象发展、演变、综合、大一统、封建化阶段。
这一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文化选择的能动性相结合的过程，又分为三个小阶段：
两汉儒家、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儒道佛三者相互影响并趋于合流。
儒家伦理之所以能在两汉以后占主要地位，就是因为它最能体现中国社会的特质和国情。
同时，其理论本身，也发展得最为完备。
秦汉之际，《礼记》成书，由此作为日后中国伦理精神生长的元典和本体的《四书》伦理体系事实上已形成。
《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它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提炼和概括。
《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从“明明德”即复明自己光明的德性出发，经过“亲民”即亲亲仁民的过程，最后止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朋友有信的“至善”境界。
这一过程具体展开为八个阶段：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之道”是培养统治阶级理想人格的途径，所谓“大学精神”，就是“内圣外王”的精神，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的原理和儒家伦理政治的本质。
《中庸》揭示了儒家伦理“天人合一”的中庸境界和精神模式。
从此，“极高明而道中庸”成为中国人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
《大学》、《中庸》是儒家成熟的标志，然而，它并不就是封建伦理，中国封建伦理的起初形态是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论。
儒学的独尊、董仲舒伦理体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伦理精神的封建化和抽象化的统一。
“三纲五常”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古典儒家伦理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原则区别。
“三纲”由“五伦”发展而来，它抓住了“五伦”中最重要的“三伦”，以此作为人伦的根本。
应该说，这种提炼，突出了中国家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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