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改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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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改革

2012年第12期（总第204期）

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辽宁省财政学会2012年7月25日

本期主题：

公立医院改革

[按]长期以来，公立医院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主体，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医疗需求，与此同时，近年来广受社会诟病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也主要指向公立医院。

2010年2月，卫生部等五部委正式印发《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对公立医院改革做出了明确部署，提出了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改革目标和合理布局公立医院服务体系、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内部管理等三个领域、九项任务，并选择16个有代表性的城市作为国家联系指导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

公立医院改革是本轮医改的重点之一，也是公认的改革难点，事关医改全局。

调整医疗资源分布、促进医疗服务公平性、提高医疗服务绩效，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看病方便，看病便宜，主要依靠公立医院的改革。

但公立医院的改革目前还在试点阶段，16个正在进行的城市试点还在摸石头过河。

公立医院改革难就难在对改革的方向和方法还缺乏共识，一些关键问题还有待澄清。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是破解新医改的难题，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

我国公立医院概览

公立医院是指政府举办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医院，也就是国营医院，即国家出钱办的医院。

截至2009年底，我国共有公立医院14086家，约占医院总数的71%；2009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达17.1亿，大致是医院总诊疗人次的92.4%。

——公立医院的分类

1.按地域行政区划和行政级别划分。

按地域行政区划和行政级别划分的公立医院是目前中国公立医院最广泛存在的形式之一。

在中国，按地域行政区划和行政级别划分的公立医院一般分5个等级，一级是社区医院（在农村是村医疗所和乡卫生院），二级是县级的医院（在城市是区医院），三级是市级的医院（在少数民族地区是州医院），四级是在省会城市还有一些省级公立医院，五级是在国家层面还有一些总医院或直属医院。

显然，中国公立医院划分首先是按照行政级别，在此基础上又会按照行政区划部署医疗资源。

比如，一所比较大的城市仅有一所市级公立医院不够，于是就建立平级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人民医院。

2.按归口管理的公立医院划分。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年代，企业广泛行使社会职能，从而就有了大量归企业所有的公立医院存在。

另外，一些系统、部门也办医院，同样延续到今天。

诸如电力医院、铁路医院、化工医院、公安医院、武警医院、解放军医院等等都属于归口管理的公立医院。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医科大学或医科学院都设有附属医院，有的还设有多家附属医院，但这些医院并不是大学的独立资产，也都是财政投资建成的医院，在市一级的归市卫生局领导；在省一级的归省卫生厅领导；在国家一级的归卫生部领导。

3.按专业领域划分。

在比较大的城市，会有一些专业公立医院存在。

在它们当中，有的是建立之初就是这样划分，有的是在历经市场竞争，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后脱颖而出的专业医院。

如儿童医院、肿瘤医院、胸科医院、骨科医院、结石医院、肛肠医院、烧伤医院等等，均属专业医院。

——公立医院经费投入主体

一般来说，按照行政区划分类的公立医院的经费投入主体是本级财政。

按照中国《预算法》，国家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设立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五级预算，从而公立医院也是五级设立，本级投入。

另外，按专业领域划分的公立医院和医科院校的附属医院同样划归本级财政拨款（如市属高校附属医院由财政局拨款；省属高校附属医院由财政厅拨款等等）。

至于隶属于大型国有企业系统或某个行业系统的公立医院，在近年来的国企改革中，有的已经转制为地方医院，由同级财政拨付经费，有的已经转制为股份制企业，通过市场自谋生路，但更多的还是留在体制内，主管单位少量拨款，大部分靠从病人身上赚钱来维持。

——公立医院性质

就总体情况看，无论何种公立医院，其投入主体都是某级财政，行政主管是某级政府部门或大型国企，主要职能是提供某个范围的公共医疗服务，从而其一般性质仍然属于政府事业单位。

但实际上，中国公立医院的职能定位比较复杂，既像事业单位，又像企业，其中既包含无差别的公共卫生维护，也包括具体医疗服务；既要实施人道主义救助，又要创收；既须从事学术研究，又须开发临床医学，然而有的职能目标相互抵触，兼顾起来比较困难。

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或职能冲突的情况下，存在大量道德风险，或发生行为扭曲。

新医改方案与公立医院改革

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公共卫生医疗机构的主体，肩负着全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担，其运行机制应体现公益性质，但多种原因使我国公立医院运行机制出现市场化倾向，公益性淡化，而且存在过度医疗现象，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加剧。

为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09年3月17日，国务院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了“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长远目标，其中几处提法极为关键，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意义重大。

关键词之一：

“公益性质”。

针对目前公立医院存在的日益严重的医疗产业化倾向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看病贵”问题，《意见》指出，公立医院要遵循公益性质和社会效益原则，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优化服务流程，规范用药、检查和医疗行为。

同时明确公立医院要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

这些无疑都回答了目前社会各界最关心的公立医院还姓不姓“公”的问题。

关键词之二：

“纳入财政预算”。

为从根本上缓和医院的赢利冲动与“看病贵”问题，《意见》提出，专业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经费、发展建设和业务经费由政府全额安排，按照规定取得的服务收入上缴财政专户或纳入预算管理。

按照承担的职责任务，由政府合理确定人员编制、工资水平和经费标准。

通过实行药品购销差别加价、设立药事服务费等多种方式逐步改革或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同时采取适当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增加政府投入、改革支付方式等措施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对有条件的医院开展“核定收支、以收抵支、超收上缴、差额补助、奖惩分明”等多种管理办法的试点。

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能确保公立医院为全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彰显公立医院的公益机构职责。

关键词之三：

“属地化”与“行业化”。

针对目前公立医院管理存在的政事不分与官僚化和行政化倾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腐败与低效，《意见》提出，要建立协调统一的医药卫生管理体制，实施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

所有医疗卫生机构，不论所有制、投资主体、隶属关系和经营性质，均由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准入、统一监管。

中央、省级可以设置少量承担医学科研、教学功能的医学中心或区域医疗中心，以及承担全国或区域性疑难病症诊治的专科医院等医疗机构；县（市）主要负责举办县级医院、乡村卫生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其余公立医院由市负责举办。

此举有可能促使公立医院“去行政化”，并与私立医院公平竞争

关键词之四：

“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及“双向转诊”。

针对“看病难”问题，《意见》提出要转变社区卫生服务模式，不断提高服务水平，逐步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建立公立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

医院通过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等方式，带动社区卫生服务持续发展。

同时，采取增强服务能力、降低收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等综合措施，引导一般诊疗下沉到基层，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发展和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新就医制度的实行一定程度上能推动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有序就医。

公立医院改革的回顾与进展

2010年2月，卫生部等五部委正式印发《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对公立医院改革做出了明确部署，提出了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改革目标和合理布局公立医院服务体系、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内部管理等三个领域、九项任务，并选择16个有代表性的城市作为国家联系指导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

1.法人治理模式改革。

法人治理模式改革是公立医院改革的焦点问题。

公立医院改革何去何从，关键是如何定位公立医院，如何改革法人治理模式。

法人治理以权力分工、互相制衡、效率与责任并重为理念，为保障财产所有者利益而在所有者和代理人之间形成的一种契约关系和制度结构。

各地在改革的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路径。

鞍山市、潍坊市、七台河市、芜湖市、鄂州市、株洲市、遵义市设立市政府管理的公立医院管理机构，北京市、洛阳市成立了卫生行政部门管理的公立医院管理机构，镇江市、宝鸡市直接委托卫生行政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上海市、马鞍山市、昆明市在卫生行政部门之外设立公立医院管理机构。

这些探索强化了政府的办医职能，大大加强和改善了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治理，提高了公立医院的运行绩效。

另外，在院长资格、选拔办法和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推出了改革举措。

深圳市、潍坊市签订委托管理合同或综合目标管理责任书，上海市、北京市、镇江市、潍坊市构建以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体系或院长考评体系。

深圳市探索3种不同法人治理结构，镇江市建立医疗集团董事会和监事会。

2.补偿机制探索。

我国公立医院系统庞大，国家财政有限，补偿力不从心是不争的事实。

上海市、鞍山市对新建公立医院的基本建设和大型医用设备的投入由政府保障。

芜湖、马鞍山采取由政府投入将离退休人员全部纳入社保。

陕西省子长、府谷县级医院人员工资由政府全额预算保障。

鞍山市由政府负责逐步偿还医院历史债务，马鞍山市化解部分历史债务，陕西子长县对医院历史债务统一打包，由县财政逐年清还。

银川市已完成公立医疗机构财政拨款模式改革，市属各医院均取消按在编人员拨款模式，实施按项目拨款的支持机制。

北京市从3个方面对公立医院进行政策补偿：

经常性补偿，包括维持医院正常运营的项目，如离退休人员的补偿以及亏损及无保本点的医疗项目补贴；专项补偿，包括设备更新和重点学科建设支持等；鼓励性补偿，包括对成本效率优化显著的医院进行补偿。

上海市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共调整了2859项临床诊疗大类项目的收费标准，同时适当拉开二、三级手术收费标准。

安徽省向试点城市下放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权，提高了护理收费标准。

北京市开展提高护理费标准的测算工作。

上海市松江区设立独立药品管理中心，芜湖市成立药品管理中心，实现医药两家分权；鞍山市在市属医院通过政府补助“四险一金”，取消药品加成，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江西省4所医院实行取消药品加成；广东省深圳、佛山等6市实行药事服务费，差别加价；北京市、鄂州市、西宁市成立医疗机构药事服务监管中心，药房与医院三权分立。

3.公立医院服务体系建设。

各地从优化公立医院布局、建立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等方面做了探索。

北京市、上海市、鞍山市、深圳市、洛阳市、宝鸡市等地采取中心城区控制发展、整合资源、搬迁重建，郊区、新区、卫星城区新建、改扩建、举办分院等方式，优化公立医院区域布局，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减缓中心城区的医疗服务和交通压力；同时，通过制定振兴规划、增加政府投入、完善调控政策，加强儿科、妇产、精神卫生、老年护理、康复等薄弱领域的能力建设。

株洲市调整城区公立医院结构布局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首要任务，已确定在4城区构建“1个医疗集团、4个综合医院、4个专科医院”格局。

芜湖市成立3大医疗集团。

镇江市依托江苏康复、江苏江滨两大医疗集团，将城区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纳入并实行一体化、紧密化管理，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率和居民选择社区首诊率显著提高，2010年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完成门急诊量占全市门诊总量的54%。

芜湖市、马鞍山市、鞍山市、洛阳市等试点城市探索组建医疗集团，促进资源共享，实现集团内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资源纵向流动和业务分工协作。

深圳市、厦门市等地探索采取“院办院管”的方式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高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增强了群众的认可度和信心。

4.县级医院改革。

县级医院是临床疑难常见病、多发病以及急危重症病人的救治中心，是农村三级医疗网络的龙头，其目标任务是保证“大病不出县”。

县级医院除了承担对危重病人的治疗和抢救，还将承担对乡村卫生机构的业务技术指导和培训。

县级医院的改革对实现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目标意义重大。

中央财政投入300多亿元，支持2000多所县级医院进行标准化建设，以改善县级医院就医环境和条件。

全国普遍开展城乡对口支援，1100多所三级医院与2139家县级医院建立了长期对口协作关系，城市三级医院为县级医院培训6000多名骨干医师，明显提高县级医疗管理和服务能力。

各地采取招聘专业卫生技术人才、选派到城市大医院进修培训等方式加强县级医院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和水平。

5.惠民便民措施推广实施。

上海市、厦门市通过网络、电话、现场预约等方式大力推进预约诊疗，且社区转诊优先诊治等；北京市将三级医院信息不断整合，试行全市统一的预约挂号平台；七台河、芜湖还实行无假日门诊，延长门诊时间。

遵义市、厦门市、马鞍山市积极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

鄂州市打破城乡居民身份界限，实行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网合一”。

厦门市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单病种付费的病种种类和试点范围；潍坊市开展总额预付试点；鄂州市建立了大病、慢性病门诊定额报销制度和住院医疗救助制度，并探索实行“总额控制、定额管理、单病种限价”的支付方式；潍坊确定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案，医疗护理和技术服务价格有所提高，药品和检查费用大幅度下降。

鞍山市、厦门市、深圳市、株洲市实行了同级医疗机构之间医学影像学和常规临床检验项目结果互认制度，避免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

七台河市还在各医疗机构推行医疗服务“菜单制”，根据患者的不同需求和支付差异，制定了必选的基本医疗服务“菜单”、特需服务“菜单”以及折扣让利服务。

遵义市大力普及20项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让广大群众得到“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

鞍山市建立临床路径电子化信息平台，规范每一个病种的治疗和费用，有效监管、控制、杜绝了一些大处方、不规范用药、用高价药等问题。

厦门市、深圳市、七台河市、马鞍山市、株洲市、遵义市等城市均不同程度地推进临床路径管理试点，通过规范诊疗流程，促进了临床合理用药。

6.医务人员激励机制逐步建立。

医务人员是公立医院改革的主力军。

潍坊市、深圳市、芜湖市对医院员工实行全员聘任制。

潍坊市实行工资总额控制，由公立医院按照“定岗定薪、以绩取酬”的原则，自主确定收入分配方式，逐步建立公平公正的内部激励分配机制。

深圳市要求将医务人员的奖金与医疗服务、药品收费脱钩，与工作业绩、质量和考核结果紧密挂钩。

芜湖市制定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以专业技术能力、业绩成果和医德医风为主要评价标准，收入分配向临床一线、有突出贡献专家、技术骨干倾斜。

昆明市积极开展医师多点执业试点，整合医疗卫生人才资源。

该地区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师，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可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多点执业。

厦门市通过购买服务等措施，鼓励、支持三级医院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执业活动。

七台河市规定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执业医师，取得主治医师以上职称后，可在3个医疗机构执业。

7.多元化办医格局逐步推进。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有利于增加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有利于建立竞争机制，形成公立医疗机构和非公立医疗机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昆明市鼓励社会资本在市、县城区和缺医少药的乡镇，按照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依法举办规模医疗机构；鼓励社会有资质的医疗卫生技术人才领办、创办医疗机构。

昆明市为民营医疗机构制定了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除了人才培养、人员编制、项目拨款等方面，其他政策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一视同仁。

潍坊市在保证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基础上，明确了首批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设置类别、级别和数量，为社会资本进入创造良好的环境。

宝鸡市制定了《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

厦门市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积极引进台资举办独资医院。

公立医院改革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回顾改革历程和进展，改革开放以来公立医院改革基本延续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和调动医院积极性的基本思路，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由此带来公立医院公益性弱化等诸多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淡化，强化公立医院公益性任务艰巨。

公立医院公益性必须有公益性政策的支撑。

然而，政府财政拨款占公立医院支出的比重较低，医院主要靠自身业务收入来维持生存和发展，医院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共职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导致其社会责任和公益性质弱化。

因此，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医疗服务体系及运行机制，既要促使公立医院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又要确保其应有的利益，是新医改必须解决的重点问题。

但限于国家财力，短期内政府难以大幅度提高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加之取消药品加成，改变医务人员的行为需要一个过程，补偿机制改革不能到位，增强公立医院公益性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2.医疗资源配置与机构布局不合理，医疗服务体系仍需完善。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80%以上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城市80%的优质医疗资源又集中在大型医院。

城市大医院数量过多，规模仍在不断扩大，农村和基层公立医院数量不足、水平不高，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医疗机构功能重叠或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了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益低下和无序竞争；城市大医院拥挤不堪，农村基层和中小医院门庭冷落。

这种情况又促使医疗资源配置和医疗机构畸形发展的恶性循环，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又浪费了大量宝贵资源。

因此，亟需通过合理规划、兼并重组等手段重新布局公立医疗机构，引导医疗资源和患者的合理流向，从而构建一个功能清晰、运转有序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3.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滞后于宏观经济体制改革。

相对于其他行业和领域，包括医院在内的社会事业体制改革总体滞后。

政府既办医院又管医院，对医疗机构监管不够有力，隶属关系复杂，条块分割增加了行业监管的难度等。

管理体制方面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即公立医院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来建构和运行，其实质是行政功能的过度膨胀，行政权力在医院运行中不适当扩张。

过度行政化导致医院价值错位，社会功能缺失，效能低下，效益较差，医患矛盾加剧，创新动力不足。

4.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导致公立医院效率不高和竞争力缺乏。

政府一方面是把公立医院作为事业单位来控制床位、人员编制，以控制财政经费补助的支出，另一方面又把其作为可以自我创收发展的经营单位来激励其发展新技术、新项目。

在这种政策的激励下，医院经营者不断扩张和提高公立医院的技术构成，拉动了医疗费用水平的持续攀升，加之人事制度改革缓慢、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岗位责任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导致公立医院的效率难以进一步提高，缺乏活力和竞争力。

此外，部分医院还对新老员工实行不同的人事分配制度，从而也影响到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5.医患关系紧张，医务人员积极性受到影响。

由于体制弊端和市场不规范，导致社会和患者将“看病难、看病贵”这一问题的焦点对准医疗机构，尤其是公立医院。

医院和医务人员不被信任，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冲突频发，严重影响到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医务人员是卫生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实践，公立医院改革很难取得成功。

因此，在人事分配制度和改制调整等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调动医院和医务人员的积极性，防止出现多数人收入受到较大影响甚至失去工作，是公立医院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充分发挥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6.医疗费用控制效果不明显。

政府支出增加和医保覆盖扩大起到降低个人医药费用负担的作用，但医疗费用控制的重要性随之凸现出来。

其主要原因是公立医院改革没有改变医院的创收机制，反而因为政府投入增加，鼓励其发展新技术、新项目等使医院创收能力和动机加大，过度医疗、过度用药和过度检查的问题更加明显，拉动了医药费用的不断上升。

另外，通过改革，基本医疗保障的覆盖面更广、覆盖人数更多，但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缓慢且艰难，医药费用的控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公立医院在国外

公立医院的公益作用、经费来源及服务效率是世界性难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各国的做法同样是各有千秋，很难一概而论。

如果说中国公立医院改革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的话，那么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国家市场经济的日本和与中国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应能为中国提供不同类别的启发借鉴。

——印度公立医院：

低水平但纯公益

印度宪法规定，所有国民都享有免费医疗。

为切实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印度政府下了不少功夫。

一是构建了一个遍布全国的政府医疗体系，基本满足了大多数人的医疗需求。

目前，印度共有1.2万所医院、2.2万个初级医疗中心和2.7万个诊疗所，分为国家级、邦（省）级、地区级、县级和乡级。

二是由于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公立医院负担较重，印度政府也鼓励发展私立医院，作为公立医院的一个有效补充。

市场化运作的私立医院大多条件较好，这样就使一些富人很自然地“分流”到私立医院。

三是健全农村医疗网络。

印度有2亿多贫困人口，其中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

印度政府规定每10万名农村居民配备1个社区卫生中心，中心一般有30张左右病床和4名医生，并配有较完善的检查设备等。

此外，每个地区还通常有2到3个地区医院，社区卫生中心无法治疗的患者都被送到这里。

印度的农村医疗架构设计照顾到了各个层面，减轻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

尽管印度公立医院全额免费，但与中国相比，印度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并不高，以2011年为例，印度当年人口数量是中国的86%，但联邦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仅折168亿元人民币，仅比中国中央财政的预算投入133亿元人民币高21%。

显然，在全面免费医疗的背景下，印度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很小。

正是因为印度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过小，从而印度公立医院很难留住顶尖医生，医疗设备陈旧不堪，药品和医用耗材档次极低，医院也常常是人满为患，甚至要排一天的队才能看病，而且，印度公立医院一般不能收治大病、重病患者，而大多是治疗一些小病、为民众检查身体、社区卫生防疫与健康宣传普及。

显然，印度的公立医院属于低水平运行，但是纯粹的公益性质。

对此，印度政府的理念是，如果小病能得到免费治疗，可防止发展成大病，这对国家来说可以节省更多支出，人民也不再担忧，长远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是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回报。

——日本公立医院：

难以为继的高水平加公益性质

日本有全民医保制度，医保水平很高（报销比例达90%），公立医院设备也很先进，各种疾病均能应对。

正因为这些原因，日本的公立医院不愁患者来源，单靠医保收入就能维持医院运转，而且还有财政拨款（一般相当于同期财政预算支出的6%-7%，远高于中国）。

然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在大大提高日本国民健康水平的同时，却导致了医疗费用的不断增加。

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医疗需求不断增加。

而劳动力数量的减少，经济的持续低迷，使得国家财政受到很大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厚生劳动省制定了以抑制医疗费用为基调的政策，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年年下调诊疗报酬价格。

当然，下调诊疗报酬并不是指支付给医生的劳动报酬，而是保险机构支付给医疗机构和调剂药局的费用。

医护人员的工资待遇不变（日本公立医院医护人员执行的是公务员工资体系），医院的收入却在不断减少，导致公立医院难以为继，纷纷被迫合并、倒闭，或转让给民营资本。

而且，与中国类似，日本的公立医院院长也是任命制，院长通常不是医生或医科大学出身，而是政府官员，这也导致日本公立医院的官僚化与低效率。

不仅如此，在诊疗报酬不断下调的情况下，日本公立医院必须依法履行的急救、产科、儿科等很多不盈利项目却有增无减，导致公立医院大面积亏损，赤字严重，人心不稳，优秀医护人员迅速流失，而优秀医护人员的迅速流失反过来加速了公立医院的衰落与关停。

——美国公立医院：

差别化就医、法律制约与公立医院慈善化

一是美国没有全民统一的强制性医疗保险，富人和中产阶层大多通过种类繁多的商业保险支付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