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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模式研究一个制度关联性博弈的理论视角
岭南模式研究：
一个制度关联性博弈的理论视角
——基于广东市场化改革三十年历史经验的实证分析
何一鸣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510642）
[摘要]本论文以非正式经济制度创新与正式制度演化为逻辑主线，分别探讨民间网络在岭南商业精神作用下的诱致性制度演化活动和广东岭南地方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创新行为，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制度关联的理论框架，并进一步运用博弈论数学模型把该地区的非正式经济制度与正式经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关系抽象转化为民间网络制度演化策略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的动态一致性博弈问题，最后收集市场化经验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和实证分析，从而得到结论：
岭南模式是民间网络自下而上形成的非正式经济制度演化与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正式经济制度创新相互补充、共同发展而形成的制度相互关联的稳定状态。
[关键词]制度变迁；岭南文化；地方政府；民间网络；关联博弈；改革开放
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为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
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
但如果两者相互抵触，那博弈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175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广东岭南地区走的是一条以市场化改革推动经济增长、以市场机制作为区域经济运行基础的经济转型发展模式。
但在解释广东改革成就与经验总结时，学者们更多地强调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功能，并以价格机制转换、经济体制变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等正式经济制度变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或者以岭南商业文化的非正式制度获取研究广东市场经济的视角，但同时对岭南地区非正式经济制度演化和正式经济制度创新及其关联博弈关系进行全面阐述和剖析的则相对较少。
本文之主要任务乃填补该学术之空白也。
事实上，该区域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活动（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顺利进行，是与当地民间网络的支持分不开的，特别是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只有让社会民众成为改革成果的最大受益者，才能减少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社会振荡，并可能为后续的改革搭桥铺路。
同时，任何一个区域的正式经济制度创新，都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经济制度的支持。
可以说，地方政府主导的正式经济制的顺利实施，取决于与民间网络驱动的非正式经济制度的关联程度。
因此，地方政府与民间网络的关联博弈关系应当成为研究岭南模式的重要内容。
显然，解释岭南模式的兴起及其演化过程，仅仅用区位和政策优势这些要素工具是不够的，而且用资本（外资）、劳动（外来农民工）和技术（学习模仿）这个新古典模型也是不够的，我们试图从岭南地区传统的商业文化及其根深蒂固的重商精神等非正式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主导的正式制度关联博弈的研究视角出发，来思考岭南模式背后的内在机理与制度逻辑。
为此，本文尝试对广东岭南地区三十年改革开放历史中出现的文化与制度变迁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制度分析与经济解释，并对社会文化演进与经济政治结构关系问题提出全新的理论解读，进而总结出岭南模式的制度性特征。
除本节的引言部分外，本文的其他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节从非正式安排的维度考察岭南文化历史背景及其在转轨时期的制度特征与功能，进而以民间网络与非正式经济制度之间的互动为切入点，探讨岭南地区的社会结构从人格化交易模式向非人格化交易模式转换的制度演化过程；第四节探讨岭南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微观经济组织形式调整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两个层次上的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创新行为，并解释其内在的理论逻辑；第五节通过一个理论框架把转轨时期整个岭南模式理解为非正式经济制度与正式经济制度的关联性博弈问题，建立一个民间网络制度演化策略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动态一致的博弈论数学模型，并收集市场化经验数据，借助经济计量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和实证分析；最后是在前面研究基础上得出全文的结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启示。
二、文献综述
其实，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问题，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早在300多年前已经有所论述：
“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为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
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
但如果两者相互抵触，那博弈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
”到了二十世纪初，德国着名的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Web，1904/1987）通过对西方宗教改革的考察，发现新教伦理观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关键，尤其是加尔文改革后形成的禁欲主义天职观念成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使清教徒具有一种合乎理性的组织资本和劳动的人文精神。
此外，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内在精神，前者是一个社会有效运行所要求的一套经济社会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而后者则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目标、奋斗目的等文化观念。
因此，韦伯深信,社会制度的型构与演进虽取决于历史赋予的技术、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因素，但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渊缘关系。
新韦伯主义经济学家碧力格（Billig,2000）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非正式制度融合到社会正式制度分析当中，并视非正式制度为正式制度的型构和变迁的土壤，认为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如同市场经济中所通行的自愿契约交易原则一样，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所必备的伦理原则和理性精神，它使市场参与者以“形式理性”的精确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的组织合理化，并引导分工和专业化的演进，从而促使经济制度朝着符合人类伦理规范的方向发生变迁。
与马克斯˙韦伯处于同一年代的凡勃伦、康芒斯和米锲尔等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运用心理学、认知科学和法学等学科的知识构建自己的制度经济学，并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方面较早就作出重要的贡献。
首先，凡勃伦（Veblen，1899/1964）在其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指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过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制度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
”康芒斯（Commons，1934）在凡勃伦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某个人的一致性称为习惯，它只限于个人的经验、情感和预期；而习俗不只是习惯，它是造成个人习惯的社会习惯,即习俗是许多个人习惯的相似点，它是由集体地同样行动的他人的经验、感受和预期而不断重复得以形成。
米锲尔（Mitchell，1910）沿着凡勃伦的观点，认为社会的制度环境迫使人类逐渐形成理性行为，而行为模式的理性化和一致性演化使各种文化和习惯等社会制度也跟着演变。
与旧制度经济学不同，奥地利经济学领袖哈耶克（Hayek，1988）强调社会秩序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相互调适中生成并经由一个演进过程而扩展的，且规则自身就能组织一种“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
演化博弈论把哈耶克的制度演化思想模型化，用数学模型证明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是有两个以上演化稳定策略的博弈中的一种博弈策略，而一个演化稳定策略必然来源于若干个纳什均衡，即它是若干个纳什均衡中的其中一个，但被最终选择的那个均衡是由博弈不对称决定的。
进一步，扬（Young，1993）用随机稳定均衡替代演化稳定均衡，从而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种非正式制度会被一些随机事件所引致的演化过程而发生出来的新惯例所取代，从而形成非正式制度的演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而诺斯（North，1981）的意识形态理论则认为，在个人改变其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与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
仅仅相关的一套价值标准的单独变化是不能改变个人的观点和决定，但违背个人合乎理义准则的持续变化或其福利的重大后果的变化，则会促使他改变意识形态。
格雷夫（A.Greif，1994）在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人们不同的文化信念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形成从而衍生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同时，在社会制度变迁中，不同的经济组织又通过吸纳新型博弈策略而改变所有的博弈信息，从而导致原来的博弈规则发生改变。
青木昌彦（MasahikoAoki，2001）沿着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方法（HIA），认为制度的变迁是一种博弈参与者在博弈中不断修改其信念的心智过程，且当该信念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时，一种“信念危机”就会在参与者当中逐步产生，博弈均衡就会被打破直到新的博弈均衡出现为止。
弗罗门（Vromen，2003）将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想整合在一个框架内，指出社会秩序的自发的文化演化，应当看成是互动的、独立的、学习的和遵循规则个体无意识的结果。
此外，罗森鲍姆（Rosenbaum,2001）的模型也证明，制度的功能是在正式约束的隐性情景中扩充社会资本的存量，因为社会资本能够创造和维持自愿结缔行为，所以可通过非正式约束扩张社会关系网络以解释集体行动的问题，非正式约束因而依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这样，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交织一起并相互耦合共生共同缔造社会的整体制度结构系统。
罗兰德（Roland，2004）则从转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发，把制度区分为“渐进式”（Slow-Moving）制度和“急进式”（Fast-Moving）制度，并认为文化作为“渐进式”制度的典型，包括价值、信念和社会规范在内，与技术和科学知识进步一样在理解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为制度移植的困难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习惯和观念对新规制的认可和学习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同时，政治体制可顷刻变更，但文化的演进却是缓慢而非人为可操控的。
所以，要使转轨国家实现成功的制度变迁，必须考虑文化因素，移植与当地传统冲突较小的制度安排以减少制度摩擦成本，提高制度转型绩效。
除了理论研究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联性问题的实证研究近年也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
斯通、利维和帕雷德斯（Stone、LevyandParedes，1996/2003）通过对巴西和智利商业交易的法律和管制环境的比较分析，认为在变革时期，现有的正式法律制度可能与非正式的规范协同作用，因为此时人们的信念变得不确定，可能求助于现有司法体系寻求稳定。
又例如，恩斯明格（Ensminger，2003）对非洲土地所有制变革过程的考察显示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互补性的重要意义，并认为当正式制度强加给一个与之不适应的社会时，自我实施就会削弱，而且外部管理的刺激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
而经济史学家恩格曼（Engerman，2003）则通过对文化价值理论、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契约安排变迁三者互动关系的考察，认为劳动力的供给有不同的形式，有自由劳动力制度，有奴隶制度，还有其他形式的强制劳动力制度，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劳动力供给制度，产生该制度的条件反映了文化背景和思想信念的差异。
通过上述关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关联性的主要研究文献的综述，可以发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体系，使我们能够在其中得到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第一，人们之所以设计出正式制度，是为适应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而引致的对新制度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或实现外部性内部化，且由正式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资源来分割收益的激励，其变迁可能是由政治家、官僚、企业家及其他人指导的创新努力的结果；第二，非正式制度是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变迁是一种博弈参与者在博弈中不断修改其信念的心智过程，非正式经济制度的演化就是人们对博弈规则的共同信念发生变化的结果；第三，非正式制度不但对正式制度效力起着约束作用，而且还可以构成某种正式制度的先验模式。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在无外界冲击的情况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显现了相互加强的锁定关系。
因而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形成关联性互补的关系。
特别是，在对非正式制度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联性关系的研究中，似乎更多的论据表明特定文化或非正式制度具有促进或制约经济制度变革的作用，至少忽略了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人们对制度转型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
倘若以一种把非正式制度抽象掉的制度变革理论来指导现实的体制改革，将是极不恰当，甚至非常危险的，前苏联的失败便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诚然，从社会科学的“解释”任务来看，经济学对于社会经济事实的解释有着独特的能力，这一能力来自于经济分析独特的假设条件和论证方法，尤其是局限条件下人类争取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假设，能使非正式制度作为“隐性”约束条件而推倒出经济转轨中人类行为之规律，并得到可检验的“意蕴”。
因此，要厘定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要深入了解这二者的关系在制度变迁中所起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将非正式制度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之中。
这也是下面努力的方向之一。
三、岭南文化与民间网络驱动型诱致性制度演化模式
岭南文化乃祖国岭南地区之特色文化，它由本根文化与百越文化融合，与汉文化相汇且经西方文化交流而发展起来，它尤其以远儒性和非正统性区别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处于中华文化总体系中的边缘。
与中原文化的“重农抑商”观念相比，岭南文化因有五岭之阻而形成其独特的“重商主义精神”。
此外，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岭南文化便是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它不断演化并控制着人的相互交易，如我们日常在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时，无论是在家庭、在外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商业活动中，控制结构差不多主要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
人们之所以长期保存这些非正式制度，是因为有些人发现了它们并觉得它们有益。
事实上，岭南模式的成功，是受惠于其地域文化的非正式经济制度基础（岭南商业传统延伸扩展和港澳市场观念模仿重构）的支持。
此外，在改革初期的岭南地区，大部分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民间的亲戚关系或社会网络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
而非正式制度演化是通过民间力量间接地以自发自愿的方式完成的，因此这里以社会的民间网络作为分析岭南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出发点。
但在考察岭南模式之文化动力逻辑前，有必要首先对岭南商业文化的历史考源及其制度功能作一简单的分析。
（一）岭南重商传统的特征型构及其制度性功能
“岭南”首先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它地处中国南疆，北枕五岭，南濒大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从而造就它既独立又开放的区位优势，极利于孕育和发展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
高巍的五岭山，在交通落后的古代，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巨大屏障，极大地限制了古代岭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由此形成岭南人的独特生活习惯和语言，并保持多种社会经济文化形态及其独立发展的过程。
此外，它面临南海，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与东南亚隔海相望，通过水路可与大洋洲、中东和非洲等地区相联系。
长期以来，岭南人一直假道出海，得海外风气之先，吸收大量外来非人格化交易网络的文化特性。
接着，从气候条件看，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区内，因此高温多雨、光照充足，且水热条件配合良好，加之土壤肥沃，适合多种农副作物生长，是古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发达农贸地区。
随着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和商品及生产要素交易效率的增加，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
在无数次的商品交易当中，岭南人懂得财富的重要性，于是自觉地培养出追求商品和财富的价值观念，从而摒弃了中原当时那种“耻言利”的主流意识，创造出具有强烈功利主义色彩的人文氛围。
再次，岭南因北有五岭之阻，南有大海之隔，在中国历史上，岭南因而一直远离中原政治中心：
一方面使岭南避免了重大的战乱之祸，使前人的文明成果得以保存；另一方面，不断的战乱使中原的民众迁移到岭南，他们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艺，大大促进了岭南的生产效率。
更重要的是，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岭南也因而较少受到北方“重农抑商”的中原文化的影响和限制，使商人和商业在当地受到相当的重视，从而使来自于中原的生产技术找到了发挥作用的平台，从侧面推动了岭南的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传统的形成。
最后，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岭南人有更多的机会与西方人长期进行对外贸易活动，西方的“重商主义精神”便潜移默化为人们的知识存量，并在历史的长河中自我型构与驻存。
可见，岭南地区在接触外文明、西方文化面，可谓“得风气之先”。
这种“先行”之比较优势使岭南文化具备了其他地区不能比拟的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本”，但它只有在中国经济发生急剧转变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具体地：
一方面，岭南文化影响岭南人行为的知识存量和价值偏好，通过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数千年，它为行为主体面对转轨经济不确定因素而无法迅速准确和成本较低地进行理性选择提供合理性的认同和信赖，克服机会主义倾向，保障过渡时期社会秩序按照传统规则正常运行以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岭南文化是本地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行的保证机制；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岭南文化在新旧制度转换时滞出现正式制度缺位的条件下，非正式制度填补“制度真空”，岭南文化因而成为市场化改革取得成功的协调机制。
（二）岭南地区的社会民间网络关系
里丁（Redding，1993）的研究表明，华人之间的交易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基本，人格化的信任契约替代在西方国家十分普遍的法律契约关系……他们的商业信用和君子协议是以面子为基础的，而非靠法律执行的正式的书面协议”。
按此逻辑，岭南地区的社会在本质上可以被视为自愿交易的网络组织，民众是在这些重叠的网络和关系中互相合作，以“面子”作为保障交易顺利进行的约束机制，并根据共同认可的非正式制度自发地相互交易。
1，岭南地区民间的本地网络关系
岭南地区的社会是由血缘、地缘及人情等各种非正式契约关系交织而成的一个个网络社区所组成，个人是民间网络中的结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联结使得交易活动得以进行，因为这种人格化交易模式通过重复博弈形成的“多边声誉机制”或“信用”抑制网络中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而降低交易（风险）成本。
信用是交易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一论断基本没有争议，如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Arrow，1972）指出“事实上每个商业交易中都包含信用因素，一定时期内任何交易都是如此。
”英国着名学家帕萨?
达斯古普特将信用一词指这样的环境，“个人对影响其本人行为选择的他人行为选择形成一定的预期，他人行为选择必须在他或她能够观察到他人的行为之前进行。
”同时，信用是建立在声誉基础上，声誉是在长期重复博弈行为被别人观察的基础上获得的。
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的程度部分取决于行为可观察的程度。
所以，某项通行于社会网络内部的非正式制度的效率取决于该制度安排所规范的行为被网络成员操纵的难易程度，也即网络“圈内”交易成本的高低。
在岭南的本地网络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家族关系，特别在广大农村地区，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度极高，但对朋友或熟人的信任只能达到建立相互依赖关系、双方都不失面子的程度。
所谓“面子”是一个含义相当广泛也相当模糊的概念，它既包含了维护长期交易关系以实现长期利益而自愿地放弃机会主义行为所能带来的短期利益，也包括了为照顾情感性关系而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还内含一种高尚的或虚荣的名誉感。
此外，由于各个民间网络中的成员存在较为频繁的交往，并且这些网络又是相互联结的，在这些日常的交往中，珠江三角洲民众经常地交换有关潜在交易对手的信息，各种信息常常以“闲话”的形式迅速地传递。
社区网络成员也可以因时因地根据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社会网络关系因而从家族关系延伸到地缘关系，例如特有的粤语方言成为岭南人最方便的地缘身份识别标志。
这样，在经济转轨阶段，岭南地区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能够顺应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而演进，从而使社区民间网络“嵌入”到区域经济制度结构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之下。
2，岭南地区民间的外地网络关系
在广东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中，港澳同胞与海外华侨的作用举足轻重。
据不完全统计，侨居海外的岭南人约250多万、港澳同胞285万，且区位上毗邻港澳，血缘地缘关系源远流长。
其实，大多数港澳商人不是土生土长的岭南人，就是有亲人或朋友居住在岭南本地，他们从小就深受亲情和友情为核心的乡愁之浸润，对岭南怀有强烈的归属感，他们希望与该区域的亲戚和朋友重新建立联系。
其中不少人通过多年努力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大部分都愿意为家乡的改革开放提供资金上的援助，甚至为内地政府献计献策。
随着珠港澳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不断加强，岭南民众逐渐懂得了港澳的成就对于自己生活所具有的价值，即从港澳吹来的“南风”不但带来了物质财富，而且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整个外部世界的令人向往的信息和关系。
在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地区祖籍在岭南地区的海外华人，经常通过香港与其故乡亲友取得联系。
港澳地区的商界领袖为了与内地各阶层搞好关系，纷纷向内地的教育事业和公共设施进行大量的捐献，并鼓励自己的子女回珠江三角洲培养各种社会关系，甚至不计较眼前的商业利益。
整个岭南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与中国其他区域一样均处于封闭状态，人们的外部商业联系几乎没有，而到这里投资设厂的港澳商人却与海外保持密切的商业联系甚至私人交情。
他们通过“前店后厂”和“三来一补”等合作模式把其关系网络扩散开来，透过这个网络，一方面让更多的海外商人了解到岭南经济开放的信息，另一方面也为岭南地区的民众传播国际商务知讯并打通了海外联系。
此外，在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外地移民不断地进入到这里，他们不但为岭南经济的腾飞带来了丰富的人力资本，而且也将其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带到这里。
（三）岭南地区的非正式经济制度之型构
与正式经济制度不同，非正式的经济制度乃所有在正式经济制度失灵的场合起着约束人们经济行为作用的规则，其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自发的社会反馈来完成而无需求助于正式的、有组织的外部权威，而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会导致具有极大隐蔽性的非正式制度结构的发展。
其中，违规的威胁是保护非正式制度的一种持续力量，违规行为在这一情形中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它对网络组织的稳定性造成破坏性后果。
非正式的经济制度又反过来使得人们在每天进行交易活动时不用随时随地精心思考交易条款。
接下来的问题是，非正式经济制度从何而来？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它们来源于社会所流传下来的信息以及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部分遗产。
”可见，在诺斯看来，非正式的经济制度与该社会由以发展的文化有密切关系。
一方面，按照非正式经济制度的定义，它便是作为约束条件的“行为准则”，而“行为准则”在正式约束失灵或不起作用之时往往只能依赖于前人或多数人或年长的人的榜样式的行为；另一方面，“文化是一代人通过教育和示范传授给下一代人知识、价值或其他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的过程”。
换言之，文化可被视为一种人类知识积累和筛选的过程。
非正式经济制度于是可以被理解成由文化过程和个人在某时刻之前所积累的关于经济活动的经验耦合共生而成的行为规则。
具体就岭南地区的非正式经济制度的型构而言，它是通过文化濡化动力机制和文化纳化动力机制共同完成的。
一方面，非正式经济制度之岭南商业文化濡化动力机制——本土传统商业精神的延续与扩展——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使人接受某种文化拟子从塑他的文化“品格”并使其“文化”“化”的社会机制过程。
按该逻辑，岭南商业文化的濡化机制（CulturalEnculturation）是在岭南地区社会结构内由位高者向位低者传播文化拟子，并在民众中复制和扩散，以使岭南商业文化模式得以保存、维系和承传。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里，该机制主要由本土的传统商业精神延续与扩展来驱动的。
在历史上，岭南文化与中原正统的传统文化相比，更注重实际、讲求实利、反对空想。
加之在频繁的商业活动中，岭南人摒弃了北方人“耻言利”的传统意识，普遍具有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形成了务实不务虚的精神特质，并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更看重行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可见，市场和商业精神早已存在于此，只是在计划体制时期被极大地限制了。
改革开放后，传统商业精神在经济兴起与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得到延续和拓展，它与计划体制的保守观念相对立，强调商人以钱财为本，注重自由的、以互利和交易为特征的经营活动，崇尚冒险和开拓精神，从而构成珠江三角洲人以追求潜在商业利益为目的进行非正式经济制度演化的主要内涵。
这样，商业精神对岭南人的影响越深广，市场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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