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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
看这本书的原因，是处在中国反腐浪潮风口浪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想推荐的，虽然是一名工科研究生，我却明显的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特别是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背景和旧制度的分析有其独到的视角，改变了我对革命的看法。
为什么法国的封建权利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令人民感到厌恶？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是在封建势力对人民压迫最轻的地方发生的？
关于大革命的重新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我看来并不是一本历史书。
显然，托克维尔并没有采用大量的史料堆积，同样无意于去详细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与具体进程。
然而，这本书的影响是如此深远，直到今天，依然能够激起广泛的
思考与讨论。
这样一本经典之作固然体现在全书中随处可见的精辟的论断与
华丽的词句，然而却不仅于此。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在
特定历史结构下，旧制度长期演化的结果，甚至这场革命本身都只
是旧制度演化的一个过程。
同样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的机制只不过
是旧有的萌芽的发展，而那些骤然建立起的制度却依然脆弱。
虽然对于革命的宏大意义保持审慎地怀疑，托克维尔却并非简
托克维尔（1805-1859）单地主张"告别革命"。
相反，对于民情的冷静地考察使他敏锐地看
到平等化的观念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浪潮，并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广泛地传播开来。
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加剧了法国阶级的分离，法国人们变得彼此相似，但却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最后，法国的旧制度被一群相似的人推翻。
造成社会阶层分化
因此，尽管我们可能通过史料的不同挖掘与解释，对于托克维尔的某些论断提出质疑，然而，这种超越历史的核心的命题是无法被消解的。
不简单地成为纷繁历史的工具，也不轻易地沦为激昂情感的奴隶。
正因为此，思想才能穿越时代的隔膜，成为深邃的洞见。
革命的发生并不是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忍受着罪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他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
?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
"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情况。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时就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时候公共繁荣迅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财富增长更快，但是却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改革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改革可能促进制度的覆灭。
如中国的同治中兴，同治中兴时期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目标是要恢复古代最完善制度的活力。
但同治中兴的伟大目标是复兴儒家价值观念及其制度。
同治中兴和路易十六期间进行的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路易十六不同的是，他的改革刺激了人民发财的热情，但是其存在的政治制度却阻挠了这种热情实现的可能性，使得人民认定了法国封建体制不得不推翻，
从而促成了
自身的毁灭。
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
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
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
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
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
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
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
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
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路易十六统治时
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
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
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
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
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
紧密混合。
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
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
难。
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读者在当当网购买的《旧制度
与大革命》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
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
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
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
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
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
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
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试论本书的政治思想（上）
托克维尔在政治理念上的倾向性在这本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衷心的热爱着政治自由和地方自治的治理模式，这从他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不遗余力的褒奖中就可以看出来。
在他关于三级会议省朗格多克治理状况的描述（商务印书馆92年版附录一）中，或者在他的旧作《论美国的民主》中，这种对自由的热爱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他看来，英国、美国，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朗格多克，都是既有平等、又有自由的社会。
他评价朗格多克的地方自治制度说：
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
而对于旧制度，托克维尔认为，它既保留了不平等的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又增加了王权专制的不自由因素，因此是一种弊端丛生的坏制度。
他在全书各处不止一次的对这种制度的弊病痛心疾首。
他这样评论已经变质的封建等级制度：
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
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
?
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对国王的中央集权制度，他更不留情面，这里仅举一例：
国王窃取权力任意征收捐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
在大革命后产生的专制帝国里，人们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平等，但也较为彻底的丧失了自由，这也是不合托克维尔理念的。
他把1789年革命初期人们那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描述得无比伟大和神圣：
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
与之相对的是，当人们放弃了自由，重回专制君主怀抱的时候，他又非常遗憾的说法国人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奴仆。
他甚至断言：
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并进而认为，这场大革命实际上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倒退：
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根据他在书中的措辞判断，他对自由的热爱远远超过对平等的热爱。
那么，对于未经王权专制污染的传统封建制度，对欧洲传统的贵族政治，托克维尔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在这方面他的态度仿佛非常暧昧。
一方面，他曾列举了1788年时德意志大多数邦国农民生活的惨状，把这些地方说成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
以此看来，他仿佛是反对这一极不平等的制度的。
但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书中更多的地方，托克维尔反复赞扬传统封建制度下的自由传统，，赞扬贵族阶级的高尚精神，对后来贵族阶级的失势表示了极大的惋惜。
他说，在封建时代?
?
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但是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
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
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
托克维尔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大革命打倒了贵族，才切断了法兰西民族的自由根基。
他说：
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
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
试论本书的政治思想（下）
在阅读这些词句的时候，我猜想，无论如何，托克维尔本人也许并没有完全超越他的贵族出身。
他对抽象自由持有坚定的、异乎寻常的热爱，对社会平等却抱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模糊态度。
他最欣赏的当然是自由和平等两全其美的制度，但是，倘若在全民平等却毫无自由的帝国专制制度和极度不平等但存在贵族自由的封建制度之间选择的话，也许他更喜欢后者。
毕竟，他在描绘贵族的传统美德时动用了那么多浪漫华丽的词汇，而这些丰富的感情却从未应用到消除了等级差异的平等社会的身上。
托克维尔在书中还不止一次的描述了贵族政治瓦解之前地方自治带来的美妙效果，以及各阶级之间通力合作的美妙关系：
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级会议，定会看到?
?
资产者与贵族那时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互相仇恨。
在最初和在长时期内，农村的阶级?
?
与贵族接近、?
?
与贵族混合以处理同样的事务。
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却占据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
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
其他阶级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视资产阶级。
?
?
贵族和第三等级当时?
?
共同管理事务，共同进行抵抗。
当然，托克维尔的这些话并不是在正面论述封建社会的美妙。
他的本意是拿贵族政治全盛时期和贵族政治衰落后的情形作对比，以彰显后者的不堪。
但每当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怀疑的感觉：
他毕竟表露出了某些倾向性。
欧洲封建社会真的这么美妙吗？
各阶级之间真的这么通力合作吗？
地方自治真的这么卓有成效吗？
然后，我看到这一句话：
领主法庭为农村小所有者所作的事情，省三级会议与更晚些的全国三级会议也为城市资产者作了。
引起我注意的是，在这里，领主法庭和三级会议服务的对象是农村小所有者和城市资产者，也就是说，没有所谓无产者的位置。
这个小小的发现触动了我的某根敏感的神经。
再次读第二遍书的时候，我注意到，托克维尔的用词习惯中，仿佛总是把人们和人民分开来，人们常常指代当政者、特权者，有时也包括资产者，而人民则指代劳苦大众。
甚至有一句话：
所有阶级都可能与人民分离，仿佛托克维尔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把人民也算作一个阶级。
尽管妄自揣度前人是需要谨慎的，但我还是隐约感到，虽然托克维尔曾经批评过当权者对人民的轻视，并指出这种轻视的确激怒了人民，但在无意之中，他自己也流露出相同的倾向。
当然，对于一个出身贵族、一生混迹于政坛的知识分子，要求他对待人民也抱有与对待贵族一样的尊重，这未免也太苛刻了。
何况，托克维尔自己也承认：
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
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
?
?
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
说到民主，顺便提一点疑问。
初读的时候，托克维尔对民主这个词的使用总让我感到疑惑。
有时，他似乎把民主和平等等同起来，作为等级特权的对立面。
在他看来，民主和专制似乎并不矛盾，一个民主的社会同时也可以是一个专制的社会。
从我今天的理解看来，这种对民主的理解岂不是很奇怪？
民主只是意味着平等、无特权吗？
难道它不包括对专制权力的反对吗？
是这个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内涵发生了变化吗？
或者，仅仅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
篇二：
胡德平：
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
胡德平：
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近两年，不少朋友阅读了法国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各种评论很多。
这些评论大多和我国改革挂钩，因而引起我的兴趣。
在这里谈点学习心得，希望听到批评意见，以提高对当前我国改革事业的认识。
革命是否是不识好歹
托克维尔在书中经常反问自己，为何"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压迫）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何以繁荣反而造成大革命的到来？
""何以减轻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难道革命真是不识好歹吗？
人民真是得寸进尺吗？
是否一味高压就可以阻止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法国大革命前的经济和社会思潮背景。
法国自13世纪以来，封建领主的土地制度逐渐瓦解，土地所有者、小农慢慢替代了昔日的大小领主。
这一过程延续了500年左右，直至18世纪。
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现象。
不同的是，这一过程发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500年间的事情。
中法两国在两个500年的期间，都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了新兴的工商经济。
这是吕振羽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果。
他认为，退出历史舞台的各诸侯国封建领主把持山野川泽的禁令逐渐放宽废弛了，各种矿产、山林、盐铁、水产、运输等资源可以由百姓开发利用，因此私人工商业就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
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贫富分化的开始。
大地主、大工商业者的出现是必然发生的现象，富可敌国的大豪强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大商人层出不穷。
尤其是在秦汉时期，自耕农、工商经济的发展都带有划时代的特点。
中国古代商人出身的权臣桑弘羊也是这时露头的。
法国的中世纪也是自给自足的领主经济，但13世纪以后，多数农奴已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成为自耕农。
同时，工商经济亦如中国获得同样的发展。
法国的大小领主如不退出山野川泽资源，18世纪的法国何以有大规模的采矿、冶炼、运输业的出现，其规模或是大至千人分散的手工工场，或是集中劳动的百人规模的手工工场。
18世纪初期，英法两国在冶铁业方面未见明确统计数字，但世纪之末，英国铸铁产量为6.3万吨，法国则为13多万吨。
法国在煤炭、非金属、纺织、造船方面比英国逊色，但在丝绸、冶铁、酒类奢侈品方面则胜于英国。
法国还集中了欧洲一半以上的货币，并出现了近代重商主义的权臣柯尔贝尔。
与中国秦汉时期的不同之处是法国的工商经济市场规模比那时的中国更加扩大，而且遍及欧洲诸国及美洲。
法国贵族的传统意识是权力和荣誉来源于封建领地和领地上的人口，而纯动产则意味着地位卑下，所以贵族视工商业为贱业。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越到中世纪末期：
"贵族阶级的财产很快就成了其他阶级力图攫取的共同猎物。
每个人都会利用贵族的无知，冲动与弱点，争先恐后地拼命将贵族拥有的大量非生产性财产纳入普遍的商业活动中。
（"《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91页）
中法两国不同之点更在于，封建领主制度结束以后，中国文化学术上出现的百家争鸣，被后来强大的秦汉专制皇权封杀了。
而法国却在封建领主制度的瓦解中，迎来了欧洲的文艺
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
即便是路易十六，口头上也讲"自然法"、"劳动权"、"人权"。
法国经济、政治、文化存量的聚积都有了数百年的历史。
其次，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大革命的主体只能是第三等级。
法国当时不少地方仍然存在着中世纪的残余制度，那里的人民多为农奴。
农奴没有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渴求，当然也不会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
提出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阶级只能是法国的第三等级，即为数众多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阶层和广大自耕农。
他们的物质利益得不到保证，政治上无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受到严重阻碍。
第一等级、第二等级虽然多已失去领地，但不交税，又有特权，享有年金。
封建专制国家把沉重的财政负担统统转移给第三等级。
第三等级要交的租税，据托克维尔统计就有军役税、人头税、念一税、年贡、劳役、附加税、注册税等等，法国成为一个主要靠穷人纳税的国家。
国王税收不足，就大举借债。
如路易十三在位15年，国家的债务即增加3倍，达45亿利弗尔。
这些债务负担只凭农业人口的税收远远不够，压榨的对象也只能是交纳工商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的市民了。
这种革命在落后的农奴地区是无法产生的，它一定要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但又遇到强大阻碍时，才能形成革命的暴风雨。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
"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
""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
恰恰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
"（《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4、215页）。
我们万不可被所谓繁荣了，压迫轻了，负担少了，为何革命却发生了的假象所迷惑。
托克维尔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在交纳工商税的资产阶级有足够发展的区域开展，而不可能在落后的农奴地区开展。
第三，让我们想一想法国大革命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什么。
法国农村多有公社组织--这是我们研究法国历史必须要理解的地方--这在托克维尔、马克思的著作里都提过。
公社有大量公地，"1710年至1789年许多省份地主便夺取了三分之一的公共土地。
"
（《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阿瑟·扬，在革命爆发前十分惊异地发现，大量土地已被原来的农奴，现已变为农民的人占有。
这种情形，他估计占了法国土地面积的一半。
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这是另一场革命，它与使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的那场革命一样伟大"。
用今天的话来说，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所有制变革，资产阶级希望占据统治地位的革命。
农民占有了土地，但没有所有权；工商业者有了自己的产业，但也未得到明确的所有权，因而才与当时的国家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产生了严重的对抗性矛盾。
路易十四在一项敕令中的理论是：
"王国所有土地原本均依国家的条件被特许出让的，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过是身份尚有争议、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
（同上，第227页）第三等级没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却要为产权不完整的土地缴纳越来越多的税收，此社会矛盾未除，新危机又出。
那时为了应对财政困难，还要加税、举债，又一次触动了第三等级的所有权问题。
这才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矛盾所在。
路易十六为摆脱政府的财政危机，不得不召开全国三级会议，但在召开三级会议、代表名额、全能法院、国民会议、制宪会议等方面，均与第三等级在这一根本矛盾上产生了激烈冲突，就连特权阶级的米拉波伯爵、西哀士神父都转向革命。
矛盾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革命终于在1789年7月14日顺势而发，巴黎群众攻下巴士底狱。
不能认为革命不识好歹，群众得寸进尺。
革命的每一步骤，都包含着百年的历史积怨和愤懑，革命群众没有退缩，而政府却没有根本对策，最后只能是全盘崩溃。
"8月4日之夜"，法国的制宪会议在亢奋激昂的气氛下，通过了大革命后第一部新宪法。
现节选有关条款如下：
第一条：
议会声明封建制度从此废除。
这包括"现存关于封建制度的不动产所有权，以及一切来源或代表农奴制的制度的收费都应马上废除而不受保护"。
第九条：
财政上的免税权力已被永久废除，税款将会通过相同形式向全体公民收取，新的税款征收方式正在制定当中。
第十一条：
所有公民，无论其等级及出身，均有任职政府机构及军队的资格。
以上新宪法的若干条文正是体现了激进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更体现了封建专制政府和法国人民大众的矛盾。
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宏伟：
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
"（《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4页）
法国大革命前，朗格多克省是一个例外。
该省是一个经济繁荣，压迫减轻，居民负担较少的省份，由市民阶级治理。
他们向法国君主买下了所有的征税权、官位权，而国王则以保留该省的三级会议为代价。
这里不但未爆发革命，反而在革命中还持保皇的立场。
所以托克维尔不无遗憾地说：
"倘若当初那些君王不是仅仅考虑坐稳江山，他们只要把用于取消和歪曲省三级会议的一部分的顽固劲头和气力拿出来，就足以使省三级会议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于完善，并使之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
"（同上，第279页）或可走上托克维尔羡慕的英国道路。
虽然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群众的内心有着复杂的心理和企望--贪欲、嫉妒、仇恨和独特的残忍，但他还是摆脱了他的贵族立场，尽情歌颂了它。
绝不要相信法国人在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自寻开心的表现。
他认为：
"给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即会朝那个方向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
"（同上，第172-173页）这话多么熟悉，让我们想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托克维尔这种态度、语言充分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而他对法国高度集权的官僚专制制度的嘲笑、仇恨也是一目了然的。
今天中国又有人重读此书，我觉得也是对那种"告别革命"思潮的一种反省和考问。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会过去"，一个中学生以此写了一篇作文，直击我心。
中国人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革命、牺牲，无法令人忘怀，中国的"革命"二字在历史上是怎么写出来的？
是用多少人民的热血、生命写出来的？
在内战中死亡的敌方官兵，也是共和国成立的一种代价。
我国革命在1949年已告结束，但绝不可忘记过去的革命！
记忆加创造等于社会变革，为了不再发生革命，我们要以前辈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参加今日中国的改革。
旧制度给大革命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什么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有如山呼海啸，毫不犹豫地摧毁了法国的君主王权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基础，改变了法国社会的风尚民俗，并且越出国界，在欧洲境内"打碎一顶顶王冠，蹂躏一个个民族"，"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而且要使世界焕然一新，可以说要创造一种新人类。
"（同上，第43，44页）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和旧制度没有完全断裂，但遗产十分有限，唯一保留下来的遗产，就是旧君主制下的中央集权，"我承认中央集权制是一大成就。
我同意欧洲羡慕我们，但是我坚持认为这并非大革命的成就。
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
"（同上，第75页）这种羡慕并非褒义，而是对欧洲君主的揶揄。
这里说的王权或中央集权，实质上都是国家政权中的行政权，而立法权、司法权，虽然名义上也有，但都是仆役、婢女，可能还是封建领主时代的遗留风俗。
托克维尔说，只有当王国民情鼎沸时，中央政权才让他们出头露面，"暂时理事，允许他们热闹一番"，"社会飞跃发展，每时每刻都产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种新的需求，对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权力源泉，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满足这些需求。
"（同上，第100、101页）这就是经济学中"寻租"现象产生的制度环境。
因为司法缺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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