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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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指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在反对民族分裂、抗击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中，表现出的不畏强暴、勇往直前、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坚贞不屈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团结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我们的祖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精忠报国的抗金英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浑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抗倭名将戚继光、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等都是为捍卫国家统一，民族利益，英勇抗击外族侵略，被后人世代传诵和敬仰的民族英雄。
正是这种可贵的民族精神和无数可敬的爱国民族英雄，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始终不曾被任何一个侵略者所灭亡，虽然历进艰难却仍然昂首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向他们致敬！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她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被马克思称为“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当代世界科技史权威也公认“中国在公元三世纪至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在许多重要领域，中国一直独占鳌头，长时间保持着一系列“世界之最”。
学习历史，使我们对自己的祖先肃然起敬！
对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倍感自豪！
中国了不起！
中国人了不起！
联想到2003年10月15日，神州五号的升空，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梦想，更放飞了我们崭新的希望！
我们要向航天英雄学习，做个了不起的中国人！
弘扬民族精神，就是要树立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我们现在是小学生，也是中国未来的建设者，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我们应该热爱祖国，爱好和平，珍惜祖国的今天，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像民族英雄那样，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自强不息，学好各种本领，将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
农耕文明及其特点
2004年11月1日
为什么近代中国商业文化形不成主流文化？
为什么工业革命不能首先在东方出现？
宋时已初具规模的手工业不能形成大产业？
为什么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总是只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
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能长达2000多年？
能不能从民族文化深层次的烙印中寻找一些导致这些现象发生的必然线索？
农耕文明的潜意识或者烙印？
最近几年，中国的电视台一色长辫子的电视剧充斥各个频道，一色反映清宫皇帝公主的闹剧。
为什么这样的节目还有那么大的市场？
康乾盛世，诚然建立了不小的文治武功，但清朝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到底作了哪些贡献？
起了哪些作用？
（满族）作为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关外少数民族，入关后面对群体庞大的汉民族，内心的恐惧只怕到了极点。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种疯狂凶残的屠杀冲动，就是这种内心深处恐惧到极点的一种本能反应。
满清所以能够顺利入关，表面上是吴三桂这个汉奸的功劳，但满清入关后，能比较顺利地坐上皇帝之位二百余年，怕不是仅用康熙、乾隆两个皇帝英明神武能够说充分的。
满族人对庞大的汉民族内心的恐惧，到了慈禧太后时，有了一句经典的总结：
“宁与外夷，不与家奴”。
由此可见一斑。
满清入主中原后，男人必须去发留辫，女人不须放足。
康熙封孔子为文武大成至圣先师，以揽汉人士子之心，俨然一幅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开明君主模样。
就这样几个招式，迅速稳定了局势。
中国历史上这样相似的一幕实在太多。
根据研究成果，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建立的王朝，大多崛起于北方。
秦穆公和秦朝崛起于西北。
中国历史上只有朱元璋以南方为基础驱逐蒙古人，建立了明朝。
如果从凤阳的地理位置，在淮北，更靠近中原。
当然，朱元璋依靠的是南方经济和军事力量。
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异数。
网上转载得很多的一篇文章叫《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文章总结，历史上总是这样，落后文明战胜先进文明，穷国打败富国，游牧民族打败农耕民族。
放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恰如其分。
这里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农耕文明有什么致命的弱点？
中国历史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诡异能不能在农耕文明，农耕文化，农耕民族找到他的内在原因呢？
追本溯源，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文明顺利产生呢？
是什么原因推动这种文明得以持续发展呢？
司马迁在《史记：
六国年表》中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
今天，不论是研究中国文化史，还是朝代更迭历史，以及研究中国统一与分裂的历史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个特点。
这样的历史场景，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注意到了，西汉后两千年间的中国，又不断地重复这一幕。
这里面一定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内在的必然性规律。
“古代欧亚大陆的诸文明的生活方式，有如他们的祖先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全球通史》）中国人的祖先，在进化的过程中选择了一个不同的途径，建立了一个不同的文明，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即农业文明与农耕文化。
这与两河文明，尼罗河上的古埃及文明极为相似。
而在文字上，两河流域文明所用的楔形文字，古埃及文明所用的象形文字上看，进化路径相近的线索很明显。
分析中国文化的实质，就是农耕文化。
中国文明的本质实际上是农耕文明。
农耕文化与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烙印。
中国人的祖先走出森林，来到旷野，仍然保留了以素食为主的饮食习惯。
这与欧洲人的祖先游牧民族的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有了较大的区别。
这（区别）造就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加速朝各自的方向发展。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分道扬镳了，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造成这种状况的首要因素是环境，包括山脉、河流、地质、季节、降水、温度等地理气候环境。
看世界通史，所有以农耕文明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文明起源，大多以大河两岸为主要依托区域。
古埃及的尼罗河农耕文明，中东的两河文明，中国的黄河流域兴起的中华文明，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大河特征。
经过漫长的发展历史，进入青铜器早期，黄河流域已崛起一个强大的部落，它的最鲜明的特点便是以农为主。
到尧舜时期，中央部落已非常强大，开始形成国家制度的雏形。
禹治水一方面可以看出，这种治水明显地是为农耕业服务的；另一方面说明，工具的制造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有人提出，炎帝黄帝大战（部落之间的争霸战争），只是神话传说，周以前没有什么国家制度，尧、舜、禹时代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存在国家制度。
本人认为，一个文明不可能突然出现；一个民族不可能突然发展到青铜器时代；一种制度，不可能突然形成；一种习俗的形成决不是一夕之功。
中华农耕文明，要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青铜器时代，不知要经历多少万年的艰辛历程，从没有语言到语言的产生要经历多久？
从没有文字到文字的记录应用，刻在兽骨上――甲骨文，又要经过多久？
这种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我们是不可否认的。
那么就肯定是有在他的前代，前几代甚至几百代人的存在。
虽然经过传说过程中的变异，赋予了古中国人一些“超人”的力量，动摇了其传说的可信基础，但在严肃的古代史书中，这种“超人”的色彩与民间传说比显然已经微乎其微。
虽然经孔圣人及其门人弟子渲染，尧、舜、禹、汤是如何如何的王道乐土难令人信服，但这个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一段文明的发展史。
这种客观存在，我们姑且称之为尧、舜、禹、汤时代又有何不可？
当然，其实物等证据，还需要我们去寻找，去发现。
到春秋末期，孔子时代，农耕文明的发展离其最高阶段只有一步之遥。
战国诸子百家学说的兴起，没有一家否认“以农为本”的思想。
孔子不是一位标新立异的思想家，这从他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王室的权威和周礼可看出。
孔子思想及其著作，他及门人弟子整理选编的《诗经》、《尚书》、《周礼》等是掺杂了理想成分的历史总结，同样深深地打上了农耕文明的烙印。
《周官》、《礼记》中介绍的周朝社会政治制度的完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生老病死仪式的标准化行为准则、道德标准之详尽，令人叹为观止。
孔子的出现，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后来的国家制度，政治文化发展虽有进步，但都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了近代――辛亥革命为标志。
旧的制度终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然而，这种深入到民族心灵深处的农耕文明的精神烙印也就此消失了吗？
没有！
从近100年来中国发展的历史看，不论是国民党时代还是共产党时代，这种民族的潜意识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
中华文明的一道风景
偶尔翻阅“三礼”――《周礼》、《礼记》、《仪礼》，为书中所记载的叹为观止的中国古代的官吏设置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礼节标准及动作细节规范震惊。
《周礼》记载了六类官员的称呼、职责和人员编制。
《天官》这类官员就是“首都”或者“中央政权”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从卿（上大夫）到庶人共安排职位或岗位3313人，王宫后院护卫、陪侍人等899人，可以计数的共3980人。
还有没规定人数的九嫔、世妇、女御等。
上至打理朝政大事，下至打理宫廷生活起居，无不详尽。
再举《地宫》一例，主管教化的工作。
从帝王王宫建设管理，到如何进行捕猎、除草、农耕以及婚姻事务，无所不包。
计从官员到庶民共安排编制41572人。
此外还有负责管理测量山的大小，林地面积及管理江河湖泊的专职人员。
同样，还有协调管理天下风俗礼仪的《春官》，掌管军队事务的《夏官》，管理天下刑法的《秋官》，考核天下百工、制定和检验工具标准的《冬官》。
我们来看《仪礼》一书，从士冠礼、结婚礼、靓见礼到祭祖仪式，从仪式的开始到仪式结束，从出席的人的站位到每件器物的摆放位置，无不详细规定得一清二楚。
这些礼节经2000多年儒家弟子的不懈努力，对今天的中国农村还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人把这一套东西从中国唐朝学了带回去，所以今天我们还能从日本人的某些礼节中看到这些东西的影子。
只是日本人把这些本土化后，贴上了日本文化的标签。
再来看《礼记》。
他是《仪礼》的注解。
更详细，并解释为什么要这样作，为什么这个动作要这样。
孔子儿时，就爱玩礼仪之类的游戏。
成年后，对“礼”的推崇更是无以复加，向他请教礼的人也最多。
这在《史记：
孔子世家》和《论语》等文献中有记载。
《礼记》中，孔子的门人弟子，把孔子讲的关于“礼”的道理也记录在书中。
在2000多年前，孔子及其门人弟子花这么多精力心血，就记载整理出这么一套东西留给后人。
在孔子看来，礼仪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野蛮和文明的主要区别。
从礼仪和政治制度内容来看，主要是用来规范国家政治制度和士大夫的行为标准。
但孔子的理想是要把礼仪制度普及于天下。
在《礼记：
孔子闲居篇》里就明确的表达了这一点。
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不是标新立异的学说，与他的创始人孔子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有密切关系。
虽然后来由儒家弟子编的《周礼》、《仪礼》、《礼记》，可能掺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大多数或者主流学者认为这是在当时是有依据的，不是完全凭空杜撰的。
岳麓书社出版的《周礼》主编钱玄，在该书前言中写道：
“《周礼》记载建国设官之设想，故就总体而言，则非某一时代之历史的真实记录，但就书中一官一职、一事一物。
则每可求证于先秦古籍以及考古出土文物。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政治制度及士大夫行为标准礼仪交际制度之完备和精细，已达到惊人地步。
只有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的水平，有足够的剩余产品供应有闲阶级，社会才能发展和完善这种制度。
先放下评论这些东西的优劣好坏，这种制度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农耕文明的出现
人类起源于大森林中的一种叫“裸猿”的动物。
他既食森林中的爬虫及各种小动物，也吃各种坚果、浆果。
由于发生了不利于动物生存的环境气候变化，摆在森林居民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走出森林，要么坚守森林。
大多数动物选择了留守，我们的祖先选择了走出森林，迈出了及其勇敢的一步，也是成功的一步。
走出森林的人类祖先，面临两项艰巨任务：
要么比旷野的原住民――大型肉食动物更善于捕猎，要么比原有的草食动物更善于寻找植物性食品。
我们的祖先在两方面都成功了。
以上是《裸猿》一书介绍人类起源的大致过程。
但是，是什么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最初创造者――中华民族的祖先，偏重于重视农业？
农业文明大多起源于大河流域，说明了农业文明与水、气候、地理有关。
中央电视台曾出过一期节目，大意是讲气候与经济的关系。
节目谈到，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是在北方，而不是南方出现？
节目认为，北方的寒冷气候促进能源的开发利用，使得北方人在能源利用方面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在这方面关注的多且早，所以突破的早。
节目还谈到，中国四季分明，在农作物生长季节，阳光和雨水充足，是非常适合发展农业的，是环境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先，确立了以农业作为主导产业。
周王朝崛起于西北，武王克殷后，曾谦虚地向箕子请教治国的知识（见《史记：
宋微子世家》）。
箕子的介绍中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知识占了不小的比重。
黄河流域有利于农业的这种气候特点，促进了农业经济和农业文明的发展。
环境与经济发展、气候变迁与人类的进化有密切的关系，似乎可作为定论。
同样是环境气候条件，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先保留或者选择了以素食为主的饮食习性。
这种习性，也同时促使祖先们特别重视植物性食物来源。
这种知识的积累是缓慢的，也是成功的。
主流历史学家根据考古发现的证据，认为农耕农业的出现只有几千年的历史。
我觉得他们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农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同样是缓慢的，发现和驯化种子发展相关知识和技能，可能与动物驯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人的饮食习性，与西方游牧民族的后裔有一定的差异。
有零星的证据表明，这种差异的某些方面甚至在蛋白质及遗传物质层面上得到反映。
如中国人对牛奶的消化吸收能力普遍较欧洲人差。
这种差异源于一种蛋白质酶的活性较低。
也许是获得性遗传，或者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总之，饮食习性反应到了基因水平层面，并且要形成基因种群差异，需要的时间不会太短。
也许，可以这样推测，自人类学会了取火并不断拓展火的用途时，农耕时代就开始来临。
火，不仅是烧烤食品和取暖，还是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标志。
火可以用来烧毁森林便于开垦。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当被用来作为食物的种子储存，因散落在居住地边上而发芽并结出种子或果实来，这种情况肯定会引起定居人的注意。
会思考、拥有高等智慧的人一旦有意识地使用这种方法，农耕农业就产生了。
定居人相对游牧人有更大的可能性发现这种现象，也有更大的可能性首先发明农耕农业。
因为游牧民的流动性及植物生长的周期性，使得游牧人发现这种现象的概率大大降低。
对植物性食品的关注度不如定居人，对这种现象重视程度也更低。
根据北京周口店地区的考古发现，100多万年前，有使用火的遗迹。
如果上述关于种子发芽现象的发现，早于火的使用，那么火的应用将大大促进农耕农业的进步。
反之，如果火的应用在前，这种现象发现后一旦与火的应用结合起来，农耕农业发展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在中国近代，“刀耕火种”还在许多偏远的地区广泛应用。
那么，农耕农业的出现，也许就在火的使用前后的时段中。
农耕农业的出现，标志着农耕文明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主导地位开始确立。
到这个时候，他与游牧文明发展的差异正式开始。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他的特色便开始展现，并坚忍不拔地朝既定的方向发展。
农耕文明发展已到了最高阶段，今后开始由工业文明唱主角。
秉承这种打下农耕文明精神和物质烙印的传统文明，必然对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总结农耕文明的特点仍然有他的必要性，那就是认识自己。
这一课题非常博大，本人虽然自不量力，还是总结那么一、二、三点，不完善，就算开个头，抛砖引玉好了。
农耕文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其传承性。
也许有人说，传承性是所有文明发展的共同特点。
笔者所讲的传承性至少在程度上与游牧民文明有差异。
农业种子、技术对季节变化、工具制造等方面知识积累方面传承性。
一个作物种子被发现，那么它就会一代代被传下来。
人们会不断地加深对这种植物的认识。
农耕与天气季节变化密切相关，对季节变化的观察总结也是不断地积累。
中国在周王朝时便有了较为完备的天文知识。
武王向箕子请教中有“八”政：
“庶徵：
岁日月时毋，百谷用成”之语，箕子过殷虚，感慨而作《麦秀之诗》：
有“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之句。
在造字方面，《殷本纪》记载，成汤之前，其祖先用先用园圃之类的字眼作名字，后用天干（甲乙丙丁）等字作名字。
后来发展了天干地支纪年。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成汤的名字就叫“天乙”。
传承性在后来发展到了对祖先世系记载的认真程度。
著名的有“孔氏家谱”。
而中国许多家族都有叙家谱、族谱的习惯，而在南方一些地方，至今仍对“叙谱”情有独衷。
有人甚至认为“儒家文化，变成了一种祖宗崇拜的宗教”。
本人认为，儒家文化是农耕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这种对祖先的崇拜，实际上是农耕文化传承性在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
甚至连传宗接代这种观念，都是农耕文化传承性的一种表现。
只是儒家拿来用作自己的神主罢了。
传承性与制度习俗相互作用和强化，因而在文明的发展上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这种传承性显然与游牧文明相比有明显的区别。
文明的传承性，在有文字后便更为明显。
特别是文字的特点上，相对于游牧文明来说具有更为稳定和持续特性。
中国文字的一脉相传，与西方符号文字相比，也更显独特。
中亚某国，在20世纪末，决定其文字采用罗马字拼法。
有学者撰文指出，古英语与现代英语差别之大是古中国文字与现代中国文字差异所不能相比。
游牧民族的文字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的易变性与农耕文化的稳定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性和连续性，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
”（《全球通史》）。
第二个特点是对土地的依赖。
毫无疑问，地球居民和所有陆生生物，土地对他们都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农耕文明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文明。
这是由农耕文明本身决定的。
农耕与土地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农耕对土地还有较为严格的要求。
不是随便什么样的土地都能种出作物。
越是生产工具落后，对土地的要求就越苛刻。
《周礼》中“草人”这一职务，就是掌管土地化治，也就是土壤改良工作的专门职该书还就什么样的土质应该用什么方法和物资进行改良。
古代中国人对土地的利用确实用心良苦。
这种对土地的依赖性与定居的稳定性相联系。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有本质的区别。
正是因为农耕民族严重依赖土地，决定了农耕民族定居的极其稳定性。
《尚书：
盘庚》记载了盘庚为了迁移遭遇其部族强烈反对，盘庚说服他们进行迁移的故事。
实际上盘庚是连恐带吓，才实现迁移的目的。
司马迁在《史记：
殷本记》里，对这一历史予以肯定。
虽然《尚书》里还记载有舜三迁其都，但最早的、有细节的记载就是这篇《盘庚》。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农耕民族迁移是多么的难，连首领的命令实行起来也是有阻力的。
在此之后的人口迁移就记载的比较清楚了，也进一步证明了农耕民族对迁移的恐惧和反感。
土地是农耕民族的命根子，农民把土地视为了生命的一部分。
汉以后的王朝更迭、农民起义，大多打着“均田地”的口号，就连20世纪初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认识到失地农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
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就是建立在对这一力量的深刻的清醒的准确的认识上。
他的最最通俗易懂、最深入人心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由此可知农耕民族与土地的关系。
正是因为这种定居的极其稳定性，决定了文明的发展方向。
所以，这个特点也可以叫做定居的稳定性。
对土地的依赖与不愿迁徙的特点对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定居的后果，产生了家族关系和国家政治制度的萌芽。
最先的部族首领很可能就是族长，最先的君主很可能就是最强大的部族首领。
中国秦以后的国家政治制度，我们也能从中找到家族制度的影子。
这种定居的稳定性，使得部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复杂化。
产生了对管理和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求。
管理制度愈来愈精细，“礼”的规范愈来愈详细烦琐。
例如，对亲戚的称呼上，中文与英文区别就很大。
中文里“祖父”、“外祖父”，英文就一个词；中文里“伯伯”、“叔叔”、“姑父”、“舅舅”、“姨父”等英文里也是一个词。
中文里对这些亲戚关系称呼之所以分得清清楚楚，是因为定居社会复杂的关系，亲戚大多居住相隔不远，所产生的分清血亲关系特定要求。
直至今天，大陆内地的许多地方，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已成为观念更新、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
在内地，一个人如果想办什么事情，首先想到那些部门的同学亲戚朋友。
许多事情可以不用去找关系就可以办好的，也都去找关系。
而有时候，找关系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使人进一步强化了对找关系重要性的认识。
内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岗位相对较少，就业人口相对过剩，好的岗位如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就成了让人看着就眼睛放光的位子。
地方的党政班子领导的子弟，大多就在好的岗位上坐着，部门的负责人就彼此交易互相帮忙解决子弟就业问题。
有一个县，每一次改革，机关就膨胀一次，除教师外，吃财政饭的人数由10年前的1000多人增加到6000多人。
这实际上是农耕文明根深蒂固影响的一种表现。
特别是这种现象还被看作是理所当然。
许多人因为“没关系”，子女就业困难。
这些人不是怪社会不公，相反只埋怨自己“没关系”。
农耕文明的第三个特点是温和性。
今天，西方游牧文明凭借工业革命，迅速地超越了农耕文明。
有人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秩序稳定，人们过着祥和、安宁、富足的生活，就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善良。
北大的有一位教授，叫焦国标。
他在《致美国兵》的一首诗里，极其献媚地歌颂美国侵略伊拉克的大兵，是如何的文明之师、正义之师（“猫眼看人”网站有其个人专集）。
他们忘记了西方殖民者的残忍和血腥的殖民历史，不知道游牧文明的残忍、屠戮、血腥、独占的特性是其文明的精神洛印。
与之相对应，农耕文明的温和性是深入文明骨髓的一个重要特征。
农耕文明有悠久的优待俘虏的传统。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战争中“不能杀害敌国的非战斗人员和平民”便成为重要军纪。
《尚书：
费誓》里，记载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到封地齐国去就任，遇到了当时徐国之戎不服而发生的叛乱，伯禽率军讨伐，在宣布军纪时就明确了“不许抢劫平民财物，不许骚扰杀害平民”的纪律。
武王伐纣，在牧野的誓师动员大会上，就强调了不许杀害投降的人和平民的军纪。
《尚书：
仲虺（音：
挥。
笔者注）之诰》里，记载了成汤放逐了夏桀，而不是将他杀掉了事。
而游牧民族发动的战争之残忍，则令人发指；西方人的殖民历史的血腥更是瞩目惊心。
中华农耕文明进入春秋晚期，就有了“争天下就是争民心”的主流说法。
在近代，优待俘虏成为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政策。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俘虏所受到的优待与志愿军被俘人员所受到的摧残形成鲜明的反差。
驻伊拉克美军虐待伊拉克囚犯，在我看来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这不过是游牧文明本性的一次真实暴露罢了。
这样的例子不甚枚举，如郑和下西洋，带给东南亚人的是友善，而随后到来的西方人带来的是杀饹。
中华农耕文明的温和性的第二个表现是“和平相处”和依靠“集体的力量”。
一个大的定居族群，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生活物资的匮乏，对生活物资的争夺肯定会不时发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公认的准则，有争议也是协商解决，而不象游牧文明的决斗解决方式。
族群的“和平相处”的观念得到公认。
在古时候后，中国人就把人能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下来归根于依靠集体的力量。
《吕氏春秋：
恃君》篇说：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干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猛不足以却猛禁悍。
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不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
”意思是说人类以群居形成的集体力量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
依靠“集体”力量的观念，是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克服困难而得到强化。
在国家制度形成后，这种观念成为一个国家内，人与人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相处的准则。
为什么当年中国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强不能理解？
因为在他们游牧文明的词典里只有“丛林法则”，没有“和平共处”这样的概念。
为什么中国人信奉的集体原则，被西方认为是人权不能保障的主要因素？
因为在游牧文明中，个人主义至上，只有强调个人自由，人权才能得到保障的思维定势起作用。
这种温和性的第三表现是协商解决纷争。
今天中国主张政治解决国际纷争，实际上是农耕文明的惯性思维的表现，而美国则偏好使用武力。
有人认为是中国还不够强大所以推崇政治解决，美国因为足够强大所以喜欢使用武力。
这是以游牧文明的思维方式推理出来的结论。
也进一步说明文明之间的差异之大和文明之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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