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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消费概述
文学消费-概述
如果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一种艺术生产活动的话，那么，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则应看成是这一生产活动的产品所进行的精神上的消费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学消费。
把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活动看成是文学消费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这样一种观念，即读者的阅读、欣赏活动绝不是孤立的活动，它是文学创作活动的预期的后果，是从作者到作品再到读者这一完整的文学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对它的分析、研究也应放在与文学过程的其他环节的复杂联系之中去进行。
只有这样。
这种分析和研究才会是正确的和深入的。
文学消费是相对于文学生产、文学产品而言的，它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文化、审美与娱乐等方面的精神需求而对文学产品加以占有、利用、阅读或欣赏的一项活动。
编辑本段文学消费-影响
文学消费作为一种对文学产品的阅读欣赏活动，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产品为对象。
没有消费对象的“消费”是不存在的。
因此，文学消费对象受文学生产规定，这是不言而喻的。
并且，文学消费者空间消费到何种类型的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还是现代主义文学，是高雅文学还是大众文学，是手抄本读物还是印刷本读物，是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优秀作品还是粗制滥造出来的文学赝品，等等，无一不受到作家的文学生产的规定。
编辑本段文学消费-文学接受与文学消费
区别
1．文学消费具有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二重性，而文学接受则纯属一种精神文化范围内的活动。
文学消费一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给人带来精神享受；另一方面，为获得这种享受，消费者又必须会出相应的货币，因而文学消费兼具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二重性。
“文学接受”概念则不然，当我们说“文学接受”时，可以不考虑接受者的这种这种经济行为，不考虑他的文学书籍是买来的、借来的或别人赠送的，而仅仅关注接受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这种精神活动本身。
2．文学消费既包括阅读行为，也包括未含阅读活动的消费行为；而文学接受则一定是一种阅读或欣赏的精神包括。
有的文学消费者买来文学书籍，并不打算或并未进入阅读，而只是为了收藏、摆设或炫耀。
文学接受则不包括这种占有式的外来享用活动，文学接受活动只是对进入具体的文学阅读过程的读者而言的。
3．文学消费与文学接受的主客观重条件不同。
要使文学消费得以顺利进行，除草剂要求文学消费者具备必要的文化知识、阅读能力及消费心理等主观条件之外，还要求文学消费者具备必要和经济能力、闲暇时间和适当的空间等客观条件。
文学接受的主客观条件则有所不同。
就文学接受的主观条件而言，除了前面所说的阅读能力等之外，文学接受研究更关注接受者的个性、气质、性别、年龄、职业、经历、人生观、文化修养、审美趣味、艺术经验、期待视野及阅读心境等。
文学接受的客观条件则主要指接受的对象（本文）以及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等。
由此可以看出，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的主客观条件各有侧重。
4．学消费研究具有综合的多视角的特点，而文学接受研究则偏于审美经验或艺术心理这一独特视角。
联系
文学消费是初级状态的或者说低层次的文学接受，而文学接受则是高级状态的或者说高层次的文学消费，二者共同指向的核心均为文学欣赏或审美鉴赏这个文学阅读活动的最高层次。
消费时代的文学个案
谢有顺
2004年6月，千夫长约我见面，刚坐下来，他便神秘地掏出一叠文稿来给我看，这就是如今享誉海内外的《城外》（该文稿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成书）——中国首部手机短信连载小说，我是它的第一个读者。
它短小，精致，意味深长，特别得令我惊讶。
文学是我熟悉的，短信我也和它朝夕相处，然而，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带给我的，却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想像。
我隐隐觉得，一场由文学载体的变化所带来的文学革命正在远远地到来。
其实我本不该对手机短信小说感到陌生。
就在和千夫长见面的一个月前，我在日本的一个小茶馆，已经听东京的朋友向我谈起了短信小说这种新的文学品种，只是，当时的我并没在意。
如今，当一部构思完整、制作规范的中文手机短信小说出现在我面前，它的存在立即变得尖锐而不容质疑。
它是新的文学类型？
它会引发新一轮的写作热潮？
它是商业入侵文学的最新样本？
争论已经在所难免。
正是凭着这种直觉和敏感，我在《南方都市报》上率先介绍了《城外》，并将它命名为“国内首部手机短信小说”、“一种新的文学样式”，以期引起文化界的关注和讨论。
同时，我由《城外》的诞生而进一步推论：
拇指文化前景可观。
现在看来，这并非什么夸张之词。
中国首部手机短信连载小说诞生的消息发布之后，不过是几周的时间，一场我所意料不到的“《城外》事件”开始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蔓延。
数以百计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站开始报道、争论《城外》，千夫长也开始频频亮相媒体，以至连《纽约时报》也费尽心思越洋采访他，并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
不久之后，这部只有4200字篇幅的短信小说的版权，便以18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拍卖给了中国电信运营商——华友世纪通讯公司（后来，台湾勤创公司则以更高的价钱买断该小说在台湾的版权），真可谓一字值千金，引起轰动。
华友世纪通讯公司通过手机短信将小说内容向订户传送，以每天两次、每次70个汉字（包括标点符号）的速度连载。
其他的读者也可以直接向该公司打电话进行在线接听，接听进度与手机短信的进度一样。
收费和手机用户收发其他短信一样，直接从读者的手机账户中扣除。
据说，《城外》的手机订户高达80万之多……
——这是一种崭新的文学消费经验。
相比于传统的文学阅读，手机短信小说在载体、受众、形式、阅读期待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它既是文学的新类型，又是现代技术的产物。
一边是文学的精雕细刻，一边是技术和商业的合谋，它们共同成就了消费《城外》的独特景观，也共同塑造了一个新的文学神话。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千夫长和他写作的手机短信小说《城外》，就成了2004年度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事件。
这个事件，再一次向我们证明，文学载体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文学的革命。
造纸术的发明、电脑的出现、网络的兴盛，无一不影响着文学的变化；当手机短信在今天热极一时，也适时地催生了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千夫长作为第一个写作中文短信小说的作家，的确是摸准了时代脉搏的。
只是，这个新的文学类型，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承文学的精神品质，如何才能更好地展示汉语的美感和神韵，尚需更多的作者来共同探索。
《城外》是一个较早的尝试。
读过它的朋友，当能看出，千夫长在写作这个小说的时候，虽受字数的限制，但在他的内心，却依然张扬着一种文学的核心品质——故事、冲突、人物的命运感、精神细节的雕刻，这些，都尽可能地浓缩在了《城外》简短的篇幅里。
千夫长骨子里做的还是文学梦，但他比一般作家先行一步，他找到了一种方式，使自己的写作成了可被大众消费的一道景观。
消费是我们这个世界新的伦理。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说，消费社会是要人学会遗忘，而不是记取。
“任何东西都不值得消费者长期固守，任何承诺都不值得我们死抱一生，任何需要都不应被视为得到完全满足，任何欲望都不应被看作是最终消费者的欲望……”显然，这样一些消费性的观念也在影响文学写作，而《城外》的诞生及其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恰好诠释了文学与消费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新的文学类型的诞生？
我们该如何判定文学进入消费之后的得失？
《城外》引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话题。
尽管它的高价卖出，多少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以至把一个有文化意味的事件，演变成了一种商业味浓厚的媒体风潮。
但是，拨开迷雾，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一种变化背后所深藏着的文学命运——消费的力量既能将文学带到更多的读者面前，也可能因此破坏文学固有的精神空间和审美个性，如何才能维持二者之间的平衡，这值得我们深思。
因此，单纯地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论《城外》，并不能解答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影响。
《城外》真正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建构了一种文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大多数文学读者而言，消费与审美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
这样一来，文学的边界扩展了，但文学的精神也可能变异了，这究竟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
现在作出结论显然还为时过早。
不过，中国首部手机短信小说《城外》作为文学进入新的消费领域的经典个案，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记述它的诞生、调查它的影响、阐释它的意义、分析它的前景，我以为，不仅有必要，而且还深具研究价值。
《城外》之后，我们有可能将面临一种新的文学生态，我们准备好了吗？
文学进入消费时代了吗？
名家聚谈“消费时代的文学与艺术理想”
在这个消费兴起的时代，文学与艺术以其本能的敏感，表达着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景观。
文学与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社会消费的一部分，从生产、传播到阅读都消费化了。
有人欢呼，但更多的人产生了忧虑：
文学与艺术成为消费品，还有没有能力影响受众的精神价值选择，文学与艺术在消费时代又将如何开掘自己新的生存空间呢？
5月底，北京市文联研究部邀请北京、湖北和广东的部分评论家和作家，在湖北丹江口市召开了“消费时代的文学与艺术理想”理论研讨会。
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驻会副主席陈世崇，湖北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叶梅出席了会议。
评论家王干、陈醉、丁道希、蒋原伦、李洁非、陈福民、解玺璋、谢有顺、张柠、兴安，作家邓一光、林白、宁肯、安妮宝贝、李修文等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研讨。
文学是否进入了消费时代
王干（《中华文学选刊》主编）认为，消费很显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特色，消费时代的文学特征已经非常明确。
李洁非（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评论家）承认中国进入一个消费时代，但对中国文学是否也进入了消费时代产生质疑。
他指出，从本质上说，我们从事文学的工作者，直到目前，基本上都还是国家雇员。
国家文学的本质一天不改变，文学工作者国家雇员的身份一天不改变，中国文学就不是真正的市场化文学。
对于作家国家雇员的身份没有改变，市场化就一定可疑的观点，谢有顺（广东省作家协会青年评论家）不赞同。
他认为，现在市场上身份动荡比较大的反而是国家雇员，国家雇员的身份不等于说不能让他成为市场的宠儿，这里没有严重的冲突。
中国未必真正进入了消费社会，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产生消费性的写作潮流。
张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客座副研究员）则把今日中国看作是一个“局部消费时代”，就像五四是一个“局部启蒙时代”一样；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进入消费时代，就像当年他们没有进入启蒙时代一样。
只有一些文化中心城市正在为消费煽风点火。
当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消费，就像现代工业对农业资源的耗费一样，正在抽空人们的想象。
市场会不会弄“脏”文学艺术
有一些学者对于消费浪潮对文学的影响持乐观态度。
李洁非认为，长久以来，当代文学存在一个很深的“积弊”。
读者产生了一种审美疲倦，读作品似乎不是直接地感觉或感受，而是首先找各种理由。
根本原因是以往国家意识形态似乎赋予批评家一种超越个体阅读、感受、审美体验之上的价值判断的特权，不但批评家是这样，有的作家也是这样。
一代代作家，哪一茬不是凭借着一种理念、一种理论或者是一种主义支撑、冒头。
这一“积弊”是造成大众文学审美疲倦的根源。
这是西方文学模式，或者准确地讲，是对西方文学模式片面理解的一种结果。
在国家文学现象下，自由的审美是被拒绝的，慢慢的，一般读者与文学越来越疏远。
其实，阅读是不需要理由的，阅读也不应该被指定怎样读，被指定读什么。
他断言，这一“积弊”将被市场文学所驱除，读者会再次成为决定者，而不是被决定者。
另外，李洁非又指出，文学不会被市场“弄脏”。
现在对市场文学的担心，来自于对它的误解和猜忌。
很多人假定市场文学就是一种商业的惟利是图的文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文人被抛入市场，靠笔为生，其中固然出现了“鸳鸯蝴蝶派”、武侠文学等，这些东西固然是市场文学自然要形成的一种产物，但也正是在市场文学的条件下，出现了现代文学中丰富的文学流派，连革命文学、红色文学都是市场文学的产物。
现阶段的市场文学只能表现出片面性，表现出跛足性，而市场文学的面貌和能量并没有真正被释放出来。
不用担心，除非文学不被真正推向市场，一旦这样做了，市场文学肯定不是现在这样单方面的平庸和单方面的浅薄。
群众的文学消费需求也肯定不仅仅是下半身、搞笑、无厘头。
文学真正的市场需求，或者说文学与市场间真正的关系，某些方面尚处在被遮蔽状态，我们看到的只是文学真正走向市场之前一种畸形的东西。
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消费时代的到来，只不过是增加了文学的用武之地。
他写道，消费时代的到来冲垮了许多古老的观念，改变了人们的习俗和阅读方式。
它迫使文学调整自身的节奏和表达。
然而，文学理想是超越时代之上的因素，它本身就是人类理想，所以才有那样古老的传统，才有几千年的历史。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文学，在不同时代，文学肯定会受到不同理念的冲击，但不管人们以生产方式还是以媒介交往方式来界定其社会特征，以物质或功能的消费还是以符号和意义的消费区分时代，都不会改变文学的某些基本特质：
文学是社会情感和欲望的表现，是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份记录。
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读者领略到的不仅是修辞、想象和各种表达手段，还能窥见文本以外的社会情绪。
也有的学者对此满怀忧虑。
陈福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道出了他对文学的隐忧：
“现在有一种普遍倾向是强调文学的消费性，强调文学作品作为商品的属性。
这一点无疑具有它的合理性。
然而这个合理性是有限度有边界的，它不可能成为理解文学的一个‘全称肯定’。
我一直相信，一个民族在其精神生长过程中，始终要面对和处理一些不能被大众文化所认可和所消费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其它的生产领域里是不能被保留的。
这样的因素乃是人类精神生长独异性、丰富性、多样性的前提。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自我描述的方式，是保留、收藏上述因素的一种有效手段。
当下，大量的文学写作正在按照文化工业的逻辑推进，有如一个产品，通过精心的策划设计，在流水线上无限地复制。
但是文学必须要保留和保护那些不能被通约、不能被复制的因素。
假如消费时代的文学确实存在某种隐忧的话，我认为，过度的无边界的消费，将会对那些个别的、不能被历史整除的独异因素构成致命的损害，这是需要谨慎面对的。
”
文学艺术在消费时代的特征
当下，文学与艺术都在试图成为消费时代的一部分。
王干指出了不太引人注意的三种消费化文学类型。
第一种是主旋律作品。
以往非常严肃的主旋律作品也采用消费化的文学模式、艺术模式，他认为，这样更能贴近观众的观赏和阅读，是一个进步。
第二种是热闹的美女作家写作。
许多所谓的美女作家，为了版税，把文学带入市场化消费渠道。
第三种是被消费化的乡村文学。
当大家普遍厌倦城市模式、城市欲望的时候，写一篇关于乡村风情、乡村朴实生活的作品，也会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好评。
这其实也是迎合消费理念。
谢有顺则分析了当前的三种文学关系。
一是文学与媒体的关系。
正是现代媒体在中国的崛起，最终导致文学全面进入了消费领域。
尽管许多时候，媒体的介入，容易对文学形成新的商业操纵力量，但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媒体是具有“解放的潜能”的——今天的中国文学，多一种解放的力量，显然不是坏事情。
二是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开始向日常生活撤退，日常生活在小说中的书写地位开始合法化。
精致、复杂的生活细节描写，以及把生活艺术化和仪式化，已成为新一代作家惯用的策略。
而抹平日常生活与艺术虚构之间的界限，正是消费社会的重要特征。
三是文学与意义符号的关系。
在消费社会，往往并不是消费产品本身，而是在消费产品的能指系统。
如读者买一本小说，几乎都被附着于这部小说上的宣传用语——这就是符号和意义——所左右。
最终，这些符号和意义会暗中改变小说的价值。
以上这一切，正是消费社会特有的文学景象，很难用一种固有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它。
陈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指出了美术在消费时代世俗化的形式特征。
一是市场经济的介入使美术作品进入市场，画家不得不根据买方的需要进行创作，同时出现了大量的行画，这样带来的后果是美术作品庸俗化。
二是大量的主题意义的作品被消解了。
消费时代文学艺术的生存之路
作家和评论家们纷纷探寻着文学与艺术的生存空间。
安妮宝贝（畅销书作家）以边缘写作者的身份，从创作者的经历和角度出发，认为创作者可持有以下立场：
一是创作者应保持作品市场性与艺术性的均衡结合。
二是创作者应保持与外界的疏离感及协调能力。
这里所说的外界包括评论界、媒体、出版商及市场。
三是创作者应保持自身的人格修行与完整。
四是作品应首先对作者本人的内心起作用，然后才能对别人的内心起作用。
写作是一次内心的摆渡——让写作者的记忆、幻觉和反省从此岸到彼岸。
畅销书是置身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群的精神需求，又体现作者纯粹、坚定的内心，从而成为不同类型读者之间精神交汇的一个神秘结合体。
李修文（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认为，作为一个写作者，没有一个文学的创作行为不是针对理想的。
如果说我们内心有敬畏，敬畏的到底是什么？
有一种作家，可能更在乎的是美，很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纯粹的美感，产生了跟理想同等的作用，文学一直都不缺乏这种传统。
区分不同的作家，应针对不同个体所产生的不同感受，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系。
在此意义上，我觉得，我对书写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乐趣更大。
能不能被商品化姑且不论，彻底的顽固的艺术是存在的。
陈醉热情地鼓励艺术家，应该执著地追求自己认定的目标，尤其是绘画，没有艺术感受，画出来的东西是很空的，希望能把生活激动你的部分表达出来，你必然能够激动社会上一部分观众，只要你不断给人以激动，那你必然给历史留下激动。
当你不断给历史留下激动的时候，大师也就出现了。
张柠则站在全球化背景下反视中国文学，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的标识（抒情和叙事），本来无法进入消费领域。
但它借助于现代工业手段像印刷复制、音像、电子等进入了消费。
它为现代文化消费提供原料，也就是为文化加工业提供半成品。
在国内市场上，文学以“农副产品”的形式进入了中国的“农贸市场”，它把文学生产的使用价值转换成交换价值进入消费领域。
在国际市场上，情况恰恰相反，我们进口了大量的“文化洋垃圾”，通过盗版碟的形式在广为传播。
于是，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作家，正在为国际文化生产市场提供想象性原料。
这使得欠发达国家及其文化从根本上与消费无关，永远处于原料生产的地位。
艺术理想不是抽象的。
“全球化文化共享时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当我们的“生产性想象”变成国际市场的“消费性想象”的时候，艺术理想就成了一个讽刺。
研讨会气氛热烈、生动，有新意、有深度。
但正如会议组织者所言：
对于各种各样的观点，这次研讨会不做定论。
关于“消费时代的文学与艺术理想”，这次研讨活动只是一个发端，期望能有更多关心文学艺术前途的人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通过大家的努力，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少走些弯路，更顺利地健康发展，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北京日报》
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
在民族性和开放性之间
来源：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07-01-0815:
17:
00] 作者：
童庆炳 编辑：
stud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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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化中国当代文学文化进化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开放型的民族性
摘 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当代的文化建设面临着趋同与求异的矛盾。
解决这种矛盾存在两种文化理论:
文化进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前者只求同而漠视异,后者又只求异而漠视同。
但这两种文化理论都不是当代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
我们的文化立场和方针应是“开放型的民族性”文化,即在吸收中外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发展我们的文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面临着趋同化和求异化的矛盾。
经济的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商品的全球化。
在全球流通商品中就必然包括文化商品。
我们无法拒绝外国的其中也包括西方的文化商品。
西方的文化商品中有思想和艺术品位高的或比较高的,对此我们加以吸收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西方的文化商品中,也包括许多趣味低下的腐朽的腐蚀人的心灵的作品,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呢?
按照商品流通的法则,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似乎无法完全拒绝低级腐朽的文化商品,因为商品的流通是以利润为转移的,商人的唯利是图的本性是根本难以消除的;但按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原则,我们又无法接受而必须加以拒绝,这就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困境和问题。
或者我们把问题提得更直接一些:
中国当代的文化向何处去?
中国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还要不要保持自己的民族个性?
难道我们的文化就真的要融入普适性的世界文化中而失去自己的固有的民族特色吗?
这种趋同的走向是不可避免的吗?
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寻求一种指导性的文化思想的支持。
世界上现时流行两种文化思想,这就是文化进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进化主义是我们必须加以认真研究的一种理论。
文化进化主义最早由19世纪英国思想家斯宾塞（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ｐｅｎｃｅｒ,1820—1903）提出,他主要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主义置换到文化问题上面来,认为文化与生物一样也有低级高级之分,人类天生也有种族优劣的分别,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是天生的优等民族,应成为世界的统治者。
文化所遵循的原则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文化进化主义认为文化存在进步与落后之分,文化是可以比较的。
他们强调西方文化是具有适应多种环境需要的文化,最文明最先进,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都无法与其相比。
在这样一种文化逻辑的推导下,以西方文化来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就是理所当然的。
文化进化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文化的趋同化,世界上一切民族的文化最终都趋同到西方先进文化的旗帜下。
西方有品位很高的文化作品,我们对于这这些作品要加以吸收。
但是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美国情调的音乐、舞蹈和电影等,本民族的文化都消融到单一的普适性的文化中,那么我们怎能忍受这种单一性呢?
更何况各个民族的文化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将被完全抛弃,是各民族的人民能够接受的吗?
当然文化进化主义这种理论受到殖民主义者、第一世界的重视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它可以为他们的殖民、侵略、掠夺和霸权给予理论支持,在今天则可以为他们的新殖民义找到理论支持。
文化相对主义也是我们必须加以关注的。
作为对文化进化主义的反动,出现了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是斯宾格勒（ＯｓｗａｌｄＳｐｅｎｇｌｅｒ,1880—1936）提出的。
斯宾格勒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是彼此隔绝的独立运动,世界有多种文化,它们各自有青年期、兴盛期和衰落期,各民族文化是不可比较的。
他的观点对后来的学者有很大影响。
他们认为,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的存在,而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因为各种不同的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种,其价值的判定来自本民族的需要;而且每一种文化都与本民族的独特的环境相适合,有自己独特的评价标准,评价某个民族文化的价值只能在自己的文化系统中才能加以确定。
因此文化是多元的平等的相对的存在,这里没有低级高级之分,没有文明与原始之分,也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保持发展民族的特性是各民族自己的事情。
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文化的趋异化,主张文化的民族性的延伸与发展。
很显然,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为殖民地的人民、第三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文化霸权寻找到理论上的根据,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这种积极作用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但是,文化相对主义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
不是。
诚然,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但民族文化的形态由于历史、地域、风俗、习惯、宗教等各种力量的作用,其情况是复杂的。
就中国古代文化来说,其中确有儒雅的、纯正的、善良的、勤劳的、勇敢的、高尚的、优美的、古朴的、豪放的、婉约的、亲情的、温馨的、诗意的等等符合人性的部分,但也存在着专制的、狭隘的、虚伪的、暴力的、孱弱的、保守的、麻木的、畸形的、教条的、僵死的、非诗意的等等不符合人性的部分,更复杂的是前者与后者有时又难于完全区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保持原有文化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价值标准,而不与别的民族文化碰撞、对话、交流、融合,那么文化就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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