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第三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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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第三编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
概说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指从东汉建安年代到隋统一这一历史阶段。
这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四百年里，各种力量为了争夺统治地位或扩大统治范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政权更迭十分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
这一时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是世族门阀制度的存在。
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也引起了庶族对士族统治的强烈不满。
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汉代还相当落后的东南地区，经过六朝的相继开发，使得中国经济的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
各民族逐渐由征战走向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后来大都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他们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又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
各种学说同时并兴，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带来了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元化。
玄学的兴起，佛教的兴盛，道教的风行，使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学相对衰微，尽管这些思潮不可避免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在历史行程中，无疑是重要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
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尤其是诗歌，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称“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随着社会思想的变化，文学日益改变了它作为宣扬儒家政教工具的性质，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
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带来了文学的繁荣。
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人士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并影响到整个社会。
文学作品的日见丰富，使得文学逐渐与其他学术相区别，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理论上探讨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评价历代作家的得失，也就提到日程上来，带来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空前繁荣。
这一时期文学繁荣的另一标志是文学集团的空前活跃。
先后出现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集团”，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包括陆机、左思在内的“二十四友”，包括沈约、谢朓在内的“竟陵八友”等。
这些文学集团的出现促进了文学的兴盛，造成一些新的文学现象的产生，促进了文学风格的多样化。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潮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的审美追求，带来了诗歌的变化。
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还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
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这一时期的文学除文人诗外，还有南北朝乐府民歌，辞赋，小说、文论等。
魏晋南北朝也是文的重要发展阶段。
儒学丧失独尊的地位，渐次衰微,玄学及佛教、道教从兴起走向兴盛，都对人们的思想和文学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文学创作不仅逐渐摆脱大量引经据典的陋习，重视作家情感的自由抒发,而且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有多方面的探索。
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包括辞赋、骈文与散文三种形式。
散文较之两汉散文，有着明显的变化，一变板滞凝重的面目而为清峻、通脱；辞赋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格局，抒情小赋的出现，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受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的风气的影响，骈文出现并走向成熟。
第一章建安文学
建安（196—220）是东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
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
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
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第一节三曹
一、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既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
其诗继承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以乐府旧题写时事，风格慷慨悲凉。
今存曹操诗歌二十余首，都属乐府诗。
其中一部分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
如《薤露行》从汉室的昏庸腐朽、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失败、号召四方军阀为助，写到董卓威逼献帝西迁长安的事情，纯以史笔写成。
《蒿里行》写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各州郡联合起兵讨伐董卓。
盟军会师之后，渤海太守袁绍、淮南尹袁术等军阀各怀私心，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xuán）自相戕。
”诗歌最后六句写出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流露出作者感时伤乱的情怀：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234）由于诗作揭露现实深刻真实，所以明人钟惺《古诗归》卷七称其为“汉末实录”的“诗史”。
有些乐府诗表现了作者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这类诗歌慷慨激昂，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
《短歌行》是其中的代表。
诗歌先写时光易逝、功业未成的苦闷，接着通过对思念贤才、宴饮嘉宾的描写，表现了作者求贤若渴的心情。
末尾强调贤才多多益善，希望广揽人才以完成统一大业的壮志抱负。
（235）全诗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则表现出寿命有尽而老当益壮的豪迈胸怀。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通过描写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色表现出诗人开阔的胸襟。
此诗可以称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首比较完整的山水写景诗。
其中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正是以大海包容日月星辰的气魄，展示作者心胸的宽广。
（238）
今存曹操之文，多社会政治应用文，如表、疏、教、令、书等。
诸文政治性、应用性很强，常表现出作者自信、自负、直率、坦露的性格特点。
其文总体风格为清峻（简约严明）、通脱（即随便之意，在文章中想说什么便说什么）。
代表作有《让县自明本志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等，都以散句行文，朴实自然，不加雕饰，直抒胸怀，情真意切。
二、曹丕
曹丕（187-226），字子桓，是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自立，是为魏文帝。
现存诗约40首，形式多样，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备，多为对人生感慨的抒发和人生哲理的思考。
就题材内容而言，曹丕诗除一部分写游赏之乐的宴游诗外，以表现游子行役思亲怀乡、征人思妇相思离别者居多。
其诗借传统题材表现了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气氛，以及人生多故的伤离悯乱，风格清丽婉约。
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写新婚离别的痛苦，《杂诗》写游子思乡之情。
《杂诗》其二用比兴手法描写客子身不由己流离他乡的境遇，揭示出作者滞留异乡的惴惴不安的心情。
（259）
曹丕最著名的诗歌当数《燕歌行》二首，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一尤为出色。
诗歌写思妇在秋夜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以深秋景物与自己的举止行为来衬托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抒情细腻委婉，语言浅显清丽，句句押韵。
（257）
另外，曹丕的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意在探索人生哲理，最终却陷入悲观迷惘之中。
此诗被王夫之《古诗评选》誉为“长句长篇”的“开山第一祖”。
曹丕文章的语言渐趋华美，排偶气息和抒情意味都比较浓重，代表了文章由质趋华的倾向。
如《与吴质书》在追念旧游、感伤逝者中，描绘出友人的情怀与自己疏放的性情。
感情凄怆真挚，语言流畅婉转，文笔清秀俊丽，是一篇含蓄深婉、情文并茂的杰作。
《典论·论文》也是曹丕散文的代表作，其中多有关于当时文人或文学观点的叙述。
三、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四子，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诗品》称其为“建安之杰”。
现存诗80多首，辞赋、散文40余篇。
曹植的文学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生活安定，功名事业心极强，追求“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
此时的诗歌主要表现这种雄心壮志，情调乐观向上。
如《薤露行》称：
“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
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
”渴望建功立业之心非常明显。
又如《白马篇》，塑造出一个武艺高强、渴望为国立功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幽并游侠的形象，充满豪壮乐观的精神。
如有：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寄寓为国建功的壮志抱负。
（267）
后期由于受到曹丕父子的猜疑、压制与迫害，虽有王侯的地位，却抑郁不得志，终于在愤懑与苦闷中死去。
这种生活遭遇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时期的诗歌内容与前期明显不同，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1、表现壮志难酬的愤激不平之情。
如《杂诗》其五：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
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
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
愿欲一轻骑，惜哉无方舟。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262）此诗表示愿为伐吴效力，体现出立功沙场之志，情绪激昂慷慨，写到报国无门的境遇又极悲愤。
尽管曹植有为国建功之志，而朝廷对他却十分猜忌，不断地改变其封地。
《吁嗟篇》一诗以转蓬自喻，形象地描写出“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生活处境和痛苦心情。
诗中写道：
“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
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
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
自谓终天路，忽焉下沉渊。
”（272）写出漂泊不定的生活，显示了内心的悲愤。
2、抒写对遭受迫害的愤恨与反抗情绪。
如《野田黄雀行》，此诗大约是为好友丁仪、丁廙等人而作。
曹操在世时，曾有一些人拥曹植为太子，曹丕深恨之。
丕即位后，杀死了曹植的羽翼丁仪、丁廙等。
曹植欲救友人而不得，遂作此诗以寄托愿望。
作者以鹞、罗网喻施害者，以雀喻受害者，塑造出一个解救受难者的侠义少年的形象，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和反抗情绪。
（273）
《赠白马王彪》是曹植后期的一篇重要作品。
黄初四年（223），时任鄄城王的曹植和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同去京师洛阳朝会，任城王到京后不明不白地死去（据《世说新语·尤悔》载，任城王被曹丕以毒枣毒死），诗人与白马王返回封地，又为有司所阻，不能同行，于是诗人“愤而成篇”，写下此诗。
此诗较长，所抒感情比较复杂。
如“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
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痛斥了迫使他们分道而行的有司。
“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
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表达出对任城王暴亡的深沉悼念。
“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流露出诗人在岌岌可危的处境中惴惴不安的心情。
（263）
此诗感情真挚，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且用叙事、写景、哀悼、劝勉等方式来衬托自己的心情，愈加亲切动人。
3、以思妇、弃妇形象寄托身世，言志抒情。
如《七哀》描写思妇怀念游子的哀怨，主旨在于托男女以喻君臣，吐露作者对曹丕父子压制自己的怨恨。
诗中以“清路尘”比喻得意的丈夫，以“浊水泥”比喻失宠的妇女，实为自比，设想巧妙。
“明月照高楼”二句，以写景显示思妇的哀怨之情，意味深长。
（260）
4、以游仙为题材的诗。
由于作者生活处境艰难，处处受到压制，怀才不遇，因此感慨时光流逝，功业难成，于是到虚幻境界中寻求精神解脱，写出一些游仙诗。
如《远游篇》、《游仙诗》、《仙人篇》等，虚构出纯洁明净的神仙境界，与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形成对比，寄托了自己美好的理想。
曹植诗歌文采气骨兼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钟嵘《诗品》评价其诗曰：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曹植诗描写细致，辞藻趋向华丽，完成了乐府诗向文人诗的转变。
善用比喻，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工于起调，善为警句，也是曹植诗的突出特点。
诗歌以外，曹植的辞赋与散文也很有名。
《洛神赋》是黄初三年（222）曹植过洛水时想起洛水之神宓妃的传说，有感而作。
此赋受到宋玉《神女赋》的影响，以细腻的笔触和艳丽的文辞描写洛神的容貌、姿态和装束，而后又写到作者的爱慕之情和洛神的感动，想象丰富，生动可感。
曹植的散文以书信、章表为主。
《与杨德祖书》是写给好友杨修的一封书信，不但向对方吐露了自己的抱负，而且也谈到了对当时文人的一些评价。
如认为陈琳“不闲于辞赋”，提出“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应该欢迎别人润饰和改正自己的文章。
《与吴季重书》是写给曹丕的谋士吴质的一封信，信中对吴质的文才颇为推崇。
《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是两篇骈俪成分很重的文章。
前者流露出建功立业的壮志，渴望征战沙场的决心，多以对句行文，语言自然流畅。
后者则指出自己受限制的原因在于曹丕父子对亲人的猜忌，义正辞严，情思充沛。
第二节王粲、刘桢与蔡琰
“七子”之称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七位诗人。
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因此在创作上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
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最为突出。
一、王粲
王粲能诗善赋，《文心雕龙·才略》称其为“七子之冠冕”，高度称赏其文学成就。
其诗或写汉末乱世之相，或写流寓异乡的羁旅之情和壮志未酬之慨。
代表作有《七哀诗》三首，其一为汉末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这是诗人从长安赴荆州避乱途中的所见所闻的写照。
诗中通过“白骨蔽平原”的概括描写和“饥妇弃子”的特写场面，深刻地揭示出当时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情感深沉，慷慨悲壮。
（247）其二借写荒凉景物寄托思乡之情，深切感人。
归顺曹操后，王粲有《从军行》五首传世，描写随曹操行军出征的经历。
其中有民生凋敝之景象，有羁旅行役之苦，有报国之志向，有颂美曹操之词，格调苍凉刚劲。
另外，王粲还有一些应酬唱和之作，如《公宴诗》等，价值不大。
曹丕《典论·论文》称“王粲长于辞赋”，今存其赋二十余篇，多为零星佚文或残篇，其中，《登楼赋》为完整之作，亦为名篇，收录于《文选》。
此赋作于荆州。
赋中写到“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是说看到麦城一带虽很富庶，却因不是自己的故乡而不安心留于此地，表达出思乡怀土之情。
赋作还表现出作者身处乱世才华不得施展的苦闷。
该赋借景抒情，回荡着一股悲凉之气。
二、刘桢
曹丕《与吴质书》称刘桢“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可见其诗名气不小，但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不多。
今存其诗主要有赠答类和游乐类。
赠答诗以《赠从弟》三首为代表。
其一写蘋藻之出自清流，非园葵可比；其二以松柏自喻，通过比兴手法写出有志之士不畏强暴，自守志节的决心，体现出自己坚贞高洁的人格；（251）其三以凤凰为喻，不满现实，想高飞远举，不与黄雀为伍。
诗风豪迈，有慷慨磊落之气。
钟嵘《诗品》评其诗“贞骨凌霜，高风跨俗”，非常准确。
《赠徐幹》则写到自己不得志的愤慨与苦闷之情。
诗中所抒怨愤之情极深，写景之句也很讲究文采，但抒情处多用白描，不太注意藻饰。
刘桢的游乐诗有《公宴诗》、《斗鸡诗》等，前者写游赏山林之乐，后者写斗鸡之娱乐，含义浅显，价值不高。
三、陈琳、阮瑀、徐幹、应瑒
曹丕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中论到陈琳，都很称赞他的章表类应用文，但未言及其诗赋。
曹植《与杨德祖书》称陈琳不善于辞赋。
陈琳诗稍有名气，如《饮马长城窟行》借秦代筑长城之事，深刻揭露了当时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
全诗以对话体的方式写出筑城卒的绝望心情，其妻的忠于爱情以及长城吏的专横，语言质朴刚健，感情深沉真挚。
（242）陈琳的诗也有感叹时光易逝，功业未成的，如《游览》其二，所抒之情在建安诗人作品中较常见。
另外，陈琳有《为袁绍檄豫州》一文，用于讨伐曹操。
其中历数曹操罪恶数句，言辞激切，气势雄壮，很能代表其应用文成就。
与陈琳同以章表闻名的阮瑀有诗《驾出北郭门行》，写后母虐待孤儿的事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家庭关系的冷酷无情，风格与汉乐府民歌《孤儿行》近似。
（240）
阮瑀之文以《文选》所收《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较有名。
此文善用古事为喻以说明现实的问题，铺张扬厉，纵横驰骋，具有战国纵横家之文风。
文中多用排比、对偶句法，表现出散文逐渐向骈体发展的趋势。
徐幹之诗今存较少，以《室思》最为有名。
此诗叙写思妇内心的忧愁苦闷，表达出对所思之人的深刻怀念之情。
其中有“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
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写情之缠绵，为后人所推重。
徐幹之赋被曹丕《典论·论文》称为可与王粲相匹敌，惜存者多为零星佚文，无法窥其本色。
另有《中论》一书，为学术著作，文气雍容典雅。
应瑒在邺中诸文士中成就较低，其诗较有名者为《文选》所收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此诗前半部分以雁自比，抒发怀才不遇、知音难逢的感伤，后半部分则直抒胸臆，表达对曹丕的知遇之恩的感激。
应瑒之文存者不多，只有《文质论》稍为人注意。
文中认为“文”、“质”各有其用，不偏不倚，立论较公允。
四、蔡琰
蔡琰，字文姬，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
董卓之乱中被胡兵掳至南匈奴，嫁给左贤王，生有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回，重嫁同郡董祀。
相传为蔡琰所作诗今存三首，其中五言体《悲愤诗》比较可信。
此诗长达540字，叙事、抒情相结合，是建安文人诗中唯一的长篇叙事体抒情诗。
全诗分为三段，第一段叙述自己遭祸被虏的缘由和被掳入关途中的痛苦；第二段叙述在南匈奴的生活和听到被赎消息悲喜交集以及母子生离死别时的惨痛；最后一段记叙归途及到家后的所见所感。
作品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
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的感染力和隽永的艺术魅力。
这一时期，享有盛名的散文还有诸葛亮的《出师表》。
这是蜀国后主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准备出师北伐，临行前写给后主刘禅的一道奏章，情词恳切地表白了自己为蜀汉竭忠尽智的决心和匡复天下的志向。
文章所表现的政治家、军事家的胸襟和眼光以及献身精神，赢得了后代无数志士仁人的崇敬和仰慕。
文章思深旨远，说理透辟，逻辑严密，层次井然。
通篇情真意挚，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一字一句都从肺腑中流出，有强烈的感染力。
全篇以散句为主，间用骈句，既整齐而又富于变化。
第二章正始文学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文学史的正始时期，指的是曹魏后期到司马氏以晋代魏这一时期。
其时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各自网罗党羽，扩大势力，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残酷。
尤其在司马氏集团掌握政权以后大肆诛杀曹魏集团，造成中古史上“名士少有全者”的最黑暗恐怖的时期。
充满阴谋和篡夺的险恶斗争，恐怖政治的压力，加上老庄思想的影响，使正始诗歌的内容与风格呈现出与建安诗歌迥然不同的面貌。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浓重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文学的代表是“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竹林七贤是玄风大兴的产物，谈玄促进了他们的交游，但彼此志趣并不相合。
阮籍醉酒佯狂不问世事，嵇康终因公然不与司马氏合作而被害，此二人是这一时期最重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一、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他博览群籍，尤好《老》、《庄》。
曾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僚属。
晚年做过步兵校尉，故世人称“阮步兵”。
阮籍年轻时有济世志，但随着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只得放弃了自己的雄心。
他用佯狂的办法来躲避矛盾，终日饮酒，不问世事，“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如此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虽避免了杀身之祸，但内心极端痛苦。
史传记载他“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82首。
八十二首诗虽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因内容集中，风格和表现手法接近，可以看成五古咏怀组诗。
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一是抒写内心激烈的矛盾和强烈的忧生惧祸之情。
《咏怀》其一“夜中不能寐”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奠定了整个组诗的基调。
诗人用象征的手法，通过他夜中难寐、徘徊户外的一系列举动和眼前所见所闻，抒发了一种既难以名状又难以排遣的深沉愁绪。
（274）再如其十七“独坐空堂上”，写遥望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唯见失群的鸟兽惊惶奔飞，抒发了强烈的孤独感和忧生之嗟，给人以震撼。
（276）有时诗人的内心情感也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现，如其三十三“一日复一夕”直陈“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倾诉了在动荡不定、变幻无常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哀伤、焦虑、忧愤的心情。
这样的作品在《咏怀诗》中有相当数量。
二是讽刺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和专制残暴，批判维护世族统治的儒家礼法的虚伪。
这一类作品也往往不是对人物、事件作具体描绘，而主要是抒发由历史事实引起的盛衰之叹。
如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由古吹台引起联想，用战国之魏喻曹氏之魏，影射魏王只知歌舞行乐，不知养兵用贤，难免重蹈前人亡国的覆辙。
（277）其十一“湛湛长江水”对楚国君臣荒淫误国行径的揭露，显然也是针对曹魏王朝的。
更多的盛衰之叹则是针对恐怖政治而发，但这类诗多用曲笔，写得更为隐晦曲折。
一般不具体记述史实，而着重抒写作者对于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思考。
诗中还有不少篇章揭露和讽刺了那些趋炎附势的名利之士和虚伪做作的礼法之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他们丑恶的嘴脸和卑鄙的灵魂，如其六十七“洪生资制度”。
三是借饮酒、求仙表现遗世独立、高蹈出尘的情怀。
阮籍在诗中赞美了巢由、夷齐、四皓等隐士，也一再抒发“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
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其三十二）的隐居求仙的愿望，但这一切都不过是诗人企望逃避现实、排遣苦闷的一种曲折的表达方式而已。
阮籍处于政治高压之下，虽满腹愤懑不平却不能直说，因此，尽管《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使气以命诗”，在表现上却多用比兴手法：
或用自然事物象征，或用神话游仙暗示，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隐约曲折地表达感情。
如同《诗品》所评：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
阮籍的散文，不仅在精神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使气骋辞，以情被质。
一些受玄学思辨精神浸染的论说文，说理更透彻、论证更严密，如《大人先生传》等，均属此类。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散文的代表作，文中的“大人先生”实际上代表了阮籍本人。
作者以辛辣的讽刺笔法揭示出对虚伪礼法之士的极度蔑视。
阮籍还有一些论说文，如《达庄论》、《乐论》等，往往寓有讽喻意义。
二、嵇康
嵇康（224-263），字叔夜，是魏晋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
他爱好老庄学说，大胆标榜“非汤武而薄周孔”，以“自然”对抗“名教”。
司马氏专权时，他公然以隐逸表示不合作，招致杀身之祸。
嵇康诗文兼善，现存诗50多首，主要抒写世路险恶，人生忧患。
其中四言居大半，清隽雄秀，颇有独创。
代表作是《赠秀才入军》诗十八章，是一组各自成篇而又相互勾连的四言诗。
第九章想象其兄入军后纵马驰骋、豪迈倜傥的雄姿，第十四章描写诗人隐居俯仰自得的雅兴，都生动传神。
其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两句，透露出诗人高峻的人格和傲世的精神风貌，是广为传诵的名句。
嵇康的四言诗，形象鲜明，意境深远，在形式上改变了此前四言体多用虚字和单音词的句式，采用赋体大量运用双音词的对偶句式，语言精练清新，更加灵活自由。
为四言诗的发展及形成新的美学品格作出了贡献。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一篇与司马氏集团决裂的宣言书。
此文对山涛举荐他做官十分不满，文中所述“必有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充分地表现了对世俗礼教的鄙夷和蔑视。
文中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异乎寻常的言论。
其文篇幅宏大，情绪激烈，分析深透，自由挥洒，文字骈散交错，灵活自如，具有通脱恣肆、朴质自然的艺术风格。
又有《养生论》一文，承认神仙的存在，认为人“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析理透辟，论辨精微。
第三章两晋文学
两晋一共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时间，西晋的建立，社会有过短暂的繁荣，其后祸乱迭起，先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又有异族入侵的“永嘉之乱”，南渡之后，或安定，或战乱，动荡不定。
独特的政治面貌使两晋诗坛形成了独特的风貌。
西晋太康中出现了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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