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花谢了春红》的知性立场和人间情怀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docx

《林花谢了春红》的知性立场和人间情怀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docx

《《林花谢了春红》的知性立场和人间情怀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林花谢了春红》的知性立场和人间情怀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林花谢了春红》的知性立场和人间情怀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林花谢了春红》的知性立场和人间情怀]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抒写女性内心关于情欲和婚姻、道德与伦理的迷茫，在难觅踪迹的灵魂漫游中，探讨两性之间生存的诸多可能性，奏响女性的精神悲歌，正是赵玫小说的一贯风格。

好比这部小说的题目，作家引用了李后主《相见欢》中的“林花谢了春红”，借伤春惜花概叹生命历程。

的确，女性的爱情境界恰如流星闪过，光华刹那便消逝不再，吊诡一般的悲剧宿命却如影随形，这又是一篇指涉情感私语的“女性文本”，并将一个宏大的命题抛给每位读者：

恋爱中的两性究竟持有何种态度，方可把性别伦理引人和谐之境。

一、寓言式的生存悖论

小说的舞台设置在《霓裳》杂志的编辑部，它的成员几乎囊括了文本的所有人物：

女编辑蓼蓝，女主编和女编务，专栏作家，摄影师和他的模特老婆。

将这些灵魂并置一堂、密切联络一身的，除了她们共同的职业之外，便是不完美的婚恋：

每个人都受困于它设置的危局，无法挽救亦无法自拔。

蓼蓝的丈夫爱上了女主编的女儿，专栏作家和女主编发生婚外情，而他的妻子却是女主编的同窗好友，摄影师的老婆无法忍受丈夫的冷漠而离家出走，以及女编务曾经的男友爱上了她的妹妹——杂志的女主编这段陈年往事……女人们意识到：

婚姻就像疾病，也有一个从患病到最终死亡的渐进过程。

有的像风驰电掣般即刻毙命，“咯噔”一下子彻底结束；而有的则要经历诸多难以忍受又不得不忍受的漫长磨难。

在她们看来，婚姻和爱情未必能够保持统一，可以有从一而终的婚姻，但决不会有至死不渝的爱情，因为爱情是需要更新的，这也正是激发婚外情感的温床。

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所要探讨的，正是都市女性在婚恋生活中的伦理问题与存在意识。

我们注意到，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大都同时扮演着爱情受虐者和施虐者的双重角色，它构成一组人生的悖论，并真切地萦绕在现实周遭。

身为文学青年的蓼蓝曾经整夜泡在诗人的酒吧里，在写诗的男人身上汲取灵感，做爱对她来说，就像吃饭穿衣般简单而随便。

直到她遇到了那位看透学术腐败、不屑于追逐名利的大学教师，她才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

婚姻伊始，她就和她的男人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包括不侵犯对方的工作和事业，甚至彼此的隐私。

他们都认为婚姻生活就应当是简单而纯粹的，而各自的自由便是决定这一切的前提。

实际上，看似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婚姻伦理，其中已经暗藏了巨大的危机。

在两性的婚姻关系中，纯粹意义上的爱情自由，始终只能指向凌空高蹈的寓言世界，欠缺现实的烟火气息。

而且，男人笃信妻子的这种理念，并以此作为肉体出轨的挡箭牌，在新调任的系领导、也就是妻子单位主编的女儿面前，一切堤防坍杞成为废墟。

蓼蓝觉得：

当自己的男人有了别的女人，那么，她怎么就不能回到她的“别人”中呢？

作为报复，她主动和身为同事的摄影师做爱，而她清高的心性却时刻受到道德伦理的质问，这使得她痛苦不堪。

可见，用肉身的出轨抵御自己在婚姻世界中的失势，并非解决之道。

处于婚姻中的两性，应该如何处理与异性的关系，保持交往的限度，这是诸多都市男女面临的共同问题。

主人公蓼蓝试图以自我的性出轨作为报复丈夫的手段，却无法使自己的内心恢复平静。

因为每个人的性欲望背后，都可分离出纯然由生理特质组合而成的肉体欲望，以及由精神质素伴随而生的精神欲望。

有一种观念认为男人往往易受前者的诱惑，而女性则更为执着于对后者的追求。

赵玫始终强调：

自己不会将男人和女人以品质的类型加以严格区分，但其作品中的大多数女性更为看重灵与肉的统一，而非像男人那样易于成为肉欲驱使的工具。

在行为层面的性爱中，女性被作者赋予一种解放般的力量，她们可以不断地调动男性，以之满足自己狂热的欲望，甚至主动寻求受虐一般的被掠夺感。

主编的女儿便发现：

有时候单单是性，就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生存的状态。

蓼蓝的丈夫甚至可以如此表白：

“倘若没有您。

我就像流沙，任凭被冲刷。

是您，改变了我，几乎整个人生。

”他用性的“施与”报答女人对他的赏识，其中传统性爱身份的倒置说明：

女人可以成为“性”的主导力量，那种为了报答男性恩情而“以身相许”的模式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主动地寻求异性之恋，实现欲望的最大化满足，这是赵玫笔下女性人物的显在特质。

不过，欲望可以短暂平衡女性内在的精神天平，却依然无法解决她们面临的实际婚姻危机。

蓼蓝便常常受到同一问题的困扰：

“我的男人和别的女人做爱，是为了自身的需要还是出于某种无奈？

是为了满足自己，还是满足对方？

”婚姻之外的性出轨，使她陷入了自我迷茫与否定之中。

对她而言，做爱成为表达并维系感情的一种仪式，而她与丈夫的欢愉也大都来源于性爱所携裹的激情。

既然婚姻的利益是在性爱中建立持久的相互关系，那么，它进入瓶颈的原因是不是也是缘自性的疲乏和审美疲劳呢？

主人公时刻陷入苦思冥想，力图从婚姻的迷局中解脱而出，思索与寻求，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精神主题。

赵玫尝试建造一个复杂而多义的世界，她无意偏袒单一的性别群体，而是仅仅为读者呈现出人物特有的生存逻辑，让人物在文本现实中遭遇所有的生存可能，并为此探索出路。

二、自我救赎的回归之路

从女性历史小说创作开始，赵玫便试图以探索的方式，绘制女性人物的心灵“地图”。

她乐于猜测历史人物在话语现场中的出场方式，这使她在创作中充满了激情。

“最最令我兴奋的是历史的话题所带给我的无限创造的空间。

我可以在讲述着一个十分古老的故事时，充满了想像力地去探讨一种人性的可能性、心灵的可能性，以及历史人物生存选择的可能性。

”新世纪以来，她亦将这种探索意识引入都市女性题材的创作之中，从而增强了其文本精神向度的多义性。

在这部小说中，赵玫不断地对“婚姻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上”这一问题进行自我设问。

是全身心的付出么？

蓼蓝一味地迁就着丈夫，甚至甘愿放弃她曾经明朗的生活，而丈夫却觉得这种放弃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爱的压力，她不再是他曾经爱上的那个女人了，虽然她为他而改变了一切，这也竟成为他“出离”的缘由。

抑或是对各自私密空间的尊重？

显然，蓼蓝和丈夫互不过问对方的隐私，并没有保证二人世界的纯粹与稳定。

还是坚持东方女性的包容和忍耐？

专栏作家的妻子，那位女校长不想失去她的丈夫，为此她宁可忍受丈夫和女主编的放荡风流，却也无法拯救婚姻。

最后，性爱是否是最后一根稻草，蓼蓝无从知晓，甚至连他的丈夫，也时刻不在怀疑男人爱上女人，到底是受惠于性的驱使还是灵的导引。

我们看到，文本中的所有人物都在拯救自身，所有人也都在迷失着自我。

作家清醒地启示着我们：

寻觅救赎之道绝非易事。

既然彻底地摆脱是一种虚妄，那么，女性或可选择一些使精神得到舒缓的方式，排解愤懑与忧伤。

中文系毕业的蓼蓝便很自然地联想到女性主义的某些信条：

她们何必非要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男人呢？

与其嫁给一个不中意的男人，与其耗尽心力地相互磨合，勉强生出些许爱意，何不以最单纯也最原始的方式，也就是性的方式，来平衡她们的生理生存呢？

她勾引了别人的丈夫，主动选择和画家做爱，但恶性循环使她惴惴不安；她割脉自杀，却没有死；最后，她离婚了，回归了自己，不再被别人的阴影笼罩。

用离婚的方式摆脱婚姻的束缚，这或许仅仅是道德律令意义上的排解方式，而非精神意义上的自我救赎与灵魂解脱，女性的痛感经验依然余音不绝。

作者意识到，痛感也是特殊的存在，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女性生存的价值，磨难造成的悲伤，铸就了女性的非凡，也使得她们的心理不断扩容，变得更为达观。

对于妻子和情人，蓼蓝的丈夫曾有过如此的独白：

“对你们我从不厚此薄彼，无论在谁的怀抱里。

为什么不能同时拥有两个我都喜欢的女人呢，为什么，一定要在你们之间作选择？

这于我实在是太难取舍了，你们，我谁都不想失去。

”男人终于剥下了虚伪的责任感外衣，将自私的欲念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这无疑是告诉读者，那种认为是女人诱惑了男人，从而导致婚姻解体的说法，实则是以偏概全的误读。

在婚外交往中，男人因为放纵了激情而成为同犯，他也是罪恶的制造者。

因此，两性双方都难称完美，这就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同性之间的愤恨与伤害。

处于爱情角力场中的任何角色，都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占有对方，想彻底地证明彼此拥有，只能是一种奢望。

恰如女主编所说：

“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完整的男人……你爱着这个男人，想要拥有他；而一旦真的拥有，真的有情人成了眷属，又怎样呢？

你就保证能永远安之若素地呆在围城里？

不，除非你愿意用所谓的爱情去交换你的自由。

”赵玫也曾在散文中追问：

“如果连婚姻都是可以依赖的连婚姻都是不可靠的，那么什么才能真正将两个相爱的人固定在一起呢？

”答案既不是任何社会契约，也非身体的物质之爱，作家尤为看重两性凭着心灵的指引走到一起的那种两心相依，即使身体分解了，爱却依然存在着，这正是波伏娃和萨特毕生所真正拥有的、存乎于两人之间的心智关系。

唯有此，方可证明两者的彼此拥有。

文本中的女编务最后转引了斯宾诺莎的格言：

道德和幸福是同一性的，而那个最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就是尽情享受不违反理性的乐事。

这大概也正道出小说家的婚恋观。

的确，作为一种契约，婚姻需要道德伦理的约束和匡正；同时，维系婚姻的应该是来源于性别双方的互谅与交流，这才是救赎之道。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蓼蓝终于找到了情感的“回归”之路。

她逃离了原有的生活环境，却愈发思念那个男人，母性爱的召唤，使她可以原谅他的过错。

于是她有了方向，怀着期待，决意找回迷失的爱，这是一条回家的路。

全文收束于此，在笔者看来，恰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一方面，主人公体会到伦理学视野中的两性不平等，她希望通过回归心灵的家园，完成对超越肉体之爱的“心智关系”的颂赞，深入到人类自我理解的核心。

林花谢了春红，痛感之美复归平静，主人公完成了一次华丽的爱情转身。

另一方面，蓼蓝觉得这种回家的感觉就仿佛是“追寻天边的云彩”，云彩的虚无缥缈和实际难以拥有，或许也暗示了这一“回归”过程所必然要面临的曲折和痛苦，也正契合了小说标题本身所指涉出的悲剧意涵。

三、知识女性的“私小说”

从《秋天死于冬季》、《漫随流水》，再到《八月末》以及新作《林花谢了春红》，赵玫的女性知识分子系列长篇已达四部，这些作品和她的唐宫历史女性系列、当代都市女性系列并置一堂，成为其又一标签式的写作特质。

今天，多数作家更为看重社会历史因素抑或政治道德观念对女性的影响与塑造，从本质上说，他们并未突破谌容《人到中年》那种对女性知识群体的关注向度。

相较之下，赵玫的女性知识分子系列作品显然独标一格，风格鲜明，她更为关心这一群体独特而细微的精神内在时空，为其内宇宙点燃明灯，照亮她们的内心世界。

她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大都是那些举止幽雅，知识渊博甚至学贯中西的文化女性，她们的精神世界往往更为复杂多姿，也更容易遭遇生存的危机感。

于是，赵玫深入女性的生命内部，探讨女性悲剧性宿命的本源，她的写作也表现出“向内转”的倾向。

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将女性人物内在精神活动作为其灵感的来源和表现的对象，对她来说，内心世界无需再被投射到外在的陌生领域，抑或受到社会、历史、政治因素的塑形，它本身即已构成其目的，这正是赵玫抒情美学的核心要素。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林花谢了春红》这部新作，对赵玫女性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做出审美判断和价值估衡。

首先是对作品内在精神性的强化。

在近年的写作实践中，构建都市知性女性的欲望旅程，破译她们的情感密码，正是赵玫有意为之的文学尝试。

她笔下的都市人特别是女性大都摆脱了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也较少受到宏大历史政治逻辑的束缚。

她更为关注女性更进一步意义上的解放，亦即从经济自由过渡到精神自由，从解放肉体过渡到解放灵魂。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意识和文学发展走向被一些批评者描述为“从灵魂向肉体倾斜的过程”，而赵玫早期的作品也大都以女性追求肉欲满足作为张扬女性权利的。

这种性的放纵表达或许直接，但难以尽现都市女性生存独立之后的心理景观。

因此，通过知识女性题材的创作，赵玫完成了一次“从肉体回归灵魂”的过程，文本中的欲念之力依然强劲，但它已经不再是两性关系的决定性力量。

即使肉体消亡，人的心灵依然会有一部分留下来，永生不灭，这正是心智的力量，是灵魂的召唤。

作家告别了青春期写作那种激情宣泄或是喃喃自语，在思想上表现出更多的“中年写作”的思辨特征，从而强化了其作品的精神内涵。

其次是对极端之美的推崇。

尽管作家一再宣称，希望在人生中尽其所能、顺其自然，让人物自在地生存于文本空间，自由选择她们的人生。

不过，她依然乐于将人物置于各种道德习俗、伦理观念的对抗之中，以极端化的场景渲染着“暴力”的痛感之美。

在爱的极端，蓼蓝如同一个主动为爱献祭的理想主义者，甚至甘愿坚守那种无法看到完美的虚空；而在恨的极端，她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如同局外人一样迷恋于死亡的过程。

再看本应属“稳固联盟”的女性情谊关系，同样也走向了极端的分崩离析，爱情的被虐与施虐，使女性情谊不再牢固。

女人之间、哪怕是同胞姐妹也不再互相信任，留下的只有仇恨和报复，形成一个个恶性循环。

凭借对传统经验的极端化处理，作家将血液的浓度与温度注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张力”这一模糊的概念在具体的操作中呈现出意外的“极端之美”。

极端化的心理营造，正可激发人物寻求彻底“摆脱”的欲望潜能，使他们体验到存在的诸多可能性，借助来源于“痛感”内部的力量，对人性保持不断的反思。

再次是对语体实验的执着坚守。

赵玫的小说实验化的语体特征，向来是评论界的学术兴趣点。

在本作中，蓼蓝是唯一具有实名的人物，而其它人物都以“女主编、女编务、女校长……”加以标示。

面貌不清的外部人物塑造，反衬出作者对内在印象细节与个体精神分析的重视。

正如伍尔芙一样，赵玫紧追人物的意识与感受，其文字的“语感”也成为意识流式的、与心灵同构的话语方式。

通读文本之后可以发现，作家经常采取变换人称的方式，使每个人都成为文本不可或缺的存在，让每个人都具有均等的出场机会，而蓼蓝不过是穿插多重线索的一个因子，散点叙事的艺术效果跃然而生。

为了让每个出场人物都能袒露内心，内聚焦的情绪化叙事便大量汇集于文本，甚至有两个章节基本都是立足于蓼蓝或她丈夫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的方式，直接和读者进行心灵对话。

于是，每个人物的故事或是由他们自我独自而出，或是被他人“叙述”而成，内部与外部世界两相交流之后，人物变得逐渐立体而丰满。

再如赵玫近年来一直乐于采用的悬疑效果，在这部作品中正是通过女编务的身份问题、以及她以杂志社为背景，将每个成员的情感隐私公诸于世这一报复计划实现的。

“身份”和“计划”本身，增强了文本多义性的表达，这大概正是作者的审美预期。

赵玫说过：

“她希望自己能以一种知识分子的姿态进入写作。

她会非常在乎一部作品的思想含量，甚至努力讲究遣词造句。

”这种融合知性思维与实验特征的表达，不仅使赵玫的小说呈现出悲剧性的审美质感，也体现出作家自身对“知识分子特质”的理解与表达。

有些读者认为赵玫的小说因其“内倾性”明显，因此当属女性私语小说，缺乏与时代的直接对话。

而笔者以为，与时代对话的方式亦有多种，抒写底层人物、直刺现实时弊固然合理，但在过分强调所谓终极价值、使命担当的年代，赵玫对自我的顽强坚守，对女性隐秘而细微的内在世界的理性探索，也在另一层维度上实现了担当。

而知识女性系列中对昆德拉、戈达尔、波伏娃、伍尔芙，特别是本作中对策兰的致敬，更可定格其创作的知识分子精神，也折射出作家一贯坚持的知性立场和人道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