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郎口中学教学模式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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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郎口中学教学模式探讨
赴山东杜郎口中学学习调研报告汇编
真实地“相信”学生
连云港市教育局
走进杜郎口中学，“为学生的生命质量负责，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课堂因互动而精彩，学生因自主而发展”等横幅标语“涌入”笔者的眼帘，几名带有“农村”特征的学生正在清理垃圾筒，不远处一名同学很自然地捡起了一个烟头……不乏“尘土”但依然整洁的校园，让笔者很难想像这就是8年前面临撤并的一所学校。
一所“面临撤并”的学校和“险遭厄运”的校长
杜郎口中学是茌平县最东部的边远乡镇中学，其所在地的杜郎口镇，东与德州齐河县毗邻，偏僻闭塞，周围都是大片的田地，连只砖片瓦都没有，可以说是“远不着村，近不着店”。
学校占地面积73亩,建筑面积7559平方米，据笔者初步观察，这里应该是孩子读书的“好地方”。
可是据资料介绍，教改前的杜郎口中学却是远近闻名的薄弱学校，三个年级每班有一半的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厌学思想严重，辍学现象时有发生，1998年春初三年级一个曾经60名学生的班，中考前只剩下21名学生；教师情绪浮动，教学秩序混乱，师生关系紧张，体罚、变相体罚几乎天天发生。
县里已经将这所学校划入了撤并学校的行列。
面对混乱局面和被撤厄运，杜郎口中学校领导一班人决定从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入手，使学校由乱到治，摆脱被撤的厄运。
2004年，学校学生升入茌平一中96人，是在此之前10年的总和；05年报考一中268人，考上了267人，全县最高分学生就出自该校。
几年的教改，渐渐形成了“杜郎口旋风”，《人民教育》（06年第24期）刊载的《寻找现实道路——2006年课程改革的反思》一文中称“杜郎口中学是2006年新课程绕不过去的名词”，文章称“在中国，没有哪所学校敢将每间教室的讲台搬走，让教师集体转变角色；没有谁敢让每个学生每节课都采用自主、合作（往往包括探究）（即预习、展示、反馈）的教学方式；也没有谁敢让在校的学生都在课堂上‘爬黑板’、‘闹翻天’”等，这些具有“颠覆意义的场景”是否真的存在呢？
笔者一行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和“诱惑”来到杜郎口中学的，想亲临现场寻找或求证“冥冥之中”的答案。
在学校办公楼三楼的“教科2室”，拜访原县教育局副局长、现为聊城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学、杜郎口中学顾问、数学特级教师谢金国老师。
谢先生1946年出生于福建省仙游县，197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同年分配到山东省茌平县从事教育工作至今，可以说是杜郎口中学发展的见证人、参与者。
谢老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与我们攀谈了1个多小时。
从谈话中，我们得知，校长崔其升出生于1962年，1997年4月28日上任，上任伊始，教师们对这个原本杜郎口镇联合小学业务副校长不认同、不拥护，加之“三把火”的攻势，使得上下级之间的矛盾非常大，甚至出现了教师家属在学校“敲锣打鼓”地骂校长。
为此，一年后教育局派人来校督查，准备撤消其校长职务，但督查组经调查后确认，校长一没有经济问题，二没有作风问题，所推行的“做法”都是有助于学校发展的。
督查组将意见反馈给县教育局后，立即给出结论：
“我们支持你”。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使了崔校长有了“很简单的想法”，就是“希望为这所学校找一条活路”。
有句话说得好，“思路决定出路”，就这样，他使一所濒临“撤并”的双差校经过9年时间焕发出勃勃生机。
2005年11月12日山东省农村中学教育教学现场会在该校隆重召开，使该校成为全省的教改典型，其事迹纷纷被新华社《内参选编》、《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山东教育》、《现代教育导报》等媒体长篇报道。
试想，如果当年真的撤消了其校长职务，抑或是教育局不支持其教改，是否还会有今天的“杜郎口现象”？
我们非常想见见这位“改革派”的校长，于是来到了办公楼二楼的校长室，很可惜的是校长不在，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也许是想从“出名”后的“纷纷扰扰”中寻求一份“淡泊宁静”吧，我们也非常理解。
《连云港教育》2006年第1期编首语《从一个校长推想一所学校》到2006年第6期编首语《从学校推想校长》可以看出，“如果能从校长推想学校，同理，通常情况下，从学校也能推想校长”。
是的，校长因学校而存在，学校因校长而发展。
这位“山东汉子”具有吃苦而执着的扎根鲁西北教育的精神、信奉朴素而真实的相信学生的这种新课程理念的精髓、体现粗壮外表下进行教育教学管理的精细、追求努力让教室的每一面墙都成为展示学生才华的精美，其内心一定是“充实而幸福的”，可能的是，还处在“追求充实与幸福，提高师生生命质量”的更高境界。
在校长的办公室中看到了“德清”二字，由于“德”者“以德服人也”，“清”者“出淤泥而不染”，据此推知，更为可能的是，这位“汉子”没有把校长作当作“官”来做！
才有了“带领全校师生实施主体教育，回归教育，打破了教师讲、学生听、教师主宰课堂、学生是知识‘灌装桶’的传统模式”的举措。
这是对校长职业化道路的最好诠释。
“专家型”的教师和“实干型”的干部
杜郎口中学现有教师105人，其构成情况是：
从年龄结构上来看，35岁及以下79人（占75%），36-45岁12人，46-54岁14人；从职称结构来看，中学高级教师3人，中级职称教师24人，初级职称教师72人（占68%），无职称员工6人；从学历结构来看，本科13人，专科89人（85%），中专、高中3人。
又据谢老先生介绍，其实他们的教师队伍整体构成并不理想，教师的原始学历中没有一个是本科毕业的，就是师范专科、中师和电大、教育学院毕业的也仅占教师人数的40%。
面对这样的一个师资现状，杜郎口人深刻地认识到：
“外得于人”并不能保证教师的发展，发展要靠“内得于己”。
为此，杜郎口中学一方面采取了即时、有效的四层管理（校委、学科、年级、班级）模式：
之所以即时，是因为每次听课后，学校都会对讲课老师打分，并进行简评、反馈；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杜郎口的管理是以班级为基础，直接指向课堂教学的，问题一经发现，立即分析原因所在，迅速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特别是班主任的最后的考核，就是对这个班所有任课老师教学过程、教学成绩综合的评价，“班主任有聘任老师、管理老师甚至辞退老师的权利”；另一方面，坚持“日清周结”的点评反思——学校领导班子每天要对老师的工作进行反馈。
每天上午第一节课前，分别由语文、数学、外语三个学科的代表老师，结合自己的工作做点评；下午第一节课前，由理化生、政史地、音体美三个综合学科的老师，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解剖、分析。
这样的点评反思我们随时都能看到，每口教室外的“小黑板”上有每位教师的反思展示，每个办公室外的“小黑板”上有每个学科组的反思展示。
据说这样的展示由原来的“每天一次”到现在的“每周两次”；第三就是杜郎口的教师“业务论坛”了，在每周六下午，全体老师要一一登台演讲，结合自己的工作，谈经验、谈教训、谈措施、谈方法，老师既是教育者，也是受教育者。
据悉，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业务论坛已经组织了70多个专题，稿子如果堆积起来，已经有两米多高了。
谢老先生说“业务论坛是杜郎口校本研究的一大优势，对老师业务理论的提高，对课堂技能的完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确实是这样的，在我们满足于校本教研中集体备课的“复备”之时，杜郎口已经由课堂中的“学生互动”过渡到校本研究中的“教师互动”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师群体，经过几年的“教改洗礼”，如今的杜郎口教师个个都是“专家型”的，这并非笔者夸张，例证有三：
其一是笔者所见，在我们参观的最后一个环节中，安排了学科组教师与相关学科教师进行专业的对口交流活动，数学组的讲解教师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教师，他非常从容地介绍了“预习、展示、反馈”三种课型的授课程序，还结合具体的课例谈个人的体会，他说“展示课中的问题都是来源于学生的学习过程之中，教师将之收集、整理、分类后写在活页纸上，教师还要提出一些可预见性的问题、可拓展的部分、学生的易错点等，看似松散的课堂，其实正像放风筝一样，‘线’在教师手上”，就是新课程的专家又有几个能有如此的实践经验呢？
其二是笔者所闻，曾经有一次杜郎口中学与同属农村教育取得典型性经验的我省洋思中学的教师同台展示观摩课，在千人观摩的大会上，杜郎口中学的教师很快就将“陌生”学生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并使得课堂气氛“异常热烈”，就是特级教师又有几个能达到如此境界呢；其三是笔者所听，从谢老先生口中得知，杜郎口中学2005年新分配一个大专生，来校工作仅一年，工作就非常出色，习得“杜郎口精神”之精髓，被聊城市一所有名的中学看好，学校也非常大方地主动“输送”，提出的条件是要对方学校派两个教师到杜郎口任教，这就是“一个换两个”的神话，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普通型教师”成长为“专家型教师”究竟有多长的路要走。
打造一支德高业精、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是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中层干部当属教师范围，限于篇幅自不多说，在此仅实录该校干部的任课情况与一天的工作概括，以此来引起大家的思考。
“业务校长李吉涛任初二两个班的语文，后勤校长陈爱波任初一4个班的地理，初三年级主任李维博任初三两个班的语文，初二年级主任张代英任初二4个班的地理，初一年级主任李守明任8个班的体育。
教务主任崔海军任初三两个班的物理，副主任时静任初三两个班的数学。
他们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承担着学校的管理工作。
早上5点起床，查学生到班情况，班主任签到，宿舍卫生，上操，开晨会，上、下午指导教师常规工作，听课，评课，查学生的纪律，学习，生活，与师生座谈，鼓劲，协调师与师，生与生，师与生等各种关系，晚上坚持到师生入睡后，至10：
30才回家休息。
他们在事与事之间穿梭，在人与人之间驻足。
业务校长李吉涛家离学校60里，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都已60多岁，却因忙于工作，麦秋时没给家里帮过一把，父母十几次电话把他催回家，他只能双膝跪地，流下惭愧的热泪。
新婚的张代英，为把工作干好，多次做丈夫工作，发誓3年不要孩子。
工作狂李守明每天工作坚持15小时，3年如一日，没喊过一声苦，没叫过一声怨。
总务副主任刘峰夏天每晚背药桶，喷打厕所，没嫌过味。
有一次修电动大门，把手上的肉挤掉一块，也没休过一天班，没报过一分钱。
后勤校长陈爱波晚上回家（他家在温陈中学，离学校近60里地），早5点便按时赶回。
学校领导班子，没有一次集体到饭店吃喝，没有一人多沾过一分钱。
”
见识“乱”的课堂和领略好课的“特征”
从校长室出来，上午的第二节课正在进行中，按常规的想法，此时课已经上到一半，是不好再走进课堂听课的。
当我们来到教学楼内时，真的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说这里的课堂教学是“超市”，真的一点都不过分，虽然我们心理有点准备，但还是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全校24个班级的课堂全部对外开放——名副其实的开放，每口教室的前后门都开着，听课教师可以任意“穿梭”于其间。
笔者最先来到的是初三
（1）班的教室，正在上英语课，教室中的课桌一改传统的“秧田”式为“小组独立”式，每一小组6—8人，相对而坐，“散乱”的室内摆放，“三个面向”的黑板，“零乱”的各具特色的坐姿，“随意”地夹杂着方言味的插话。
一会儿，教室更“乱”了，一位“小先生”走到北面的那块黑板前很大胆地讲了起了，所有学生就“忽拉”一下“动”了，全部围在那块黑板前，最前面的同学基本是“蹲”着的，后面的同学大都是站着，甚至有的是“趴”在前一个同学的身上。
前面“小先生”在“煞有介事”地讲着，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有人“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个“小先生”讲完后另一个又主动地出来讲另一题，不仅有题意的分析，还有解题的思路，同时还要相关知识点的回顾，更使笔者感到“惊诧”的是还有本题的易错点及解题的方法归纳，让我感觉他“俨然”就是一位“老师”，彼时我却不知道这节课真正的老师在哪里。
第三节课，一种割舍不掉的“数学情结”促使笔者想完整地听一节数学课，可是走遍了初三和初一两个年级的所有教室都没有发现有数学课，于是乎决定“走听”。
在初三的一节化学课上，上课伊始，所有的学生就都在“各自”的黑板前默写化学方程式，教室内的三块黑板很快就被“占领”，教室外的一面“白板”也“爬满”了学生（这部分学生可能是前天内容没有默对的同学，有人在检查默写的情况），没有黑板可“爬”的学生干脆就“趴”在地板上写了起来……不到10分钟的时间四块大黑板已经被写得满满的了。
随后笔者来到了另一个班级，也是一节化学课，看到所有学生都围在了一起，中间是两个学生在做实验，只有一套实验器材，最外层的学生干脆站到了凳子上，甚至有的还站到了课桌上，笔者没有挤到跟前，不知做的是哪个实验。
接着笔者来到了初一的一口教室，这是一节历史课，看到这样的景象：
教室里“人声嘈杂”，有的站着，在很认真地背书，有的坐着，在“交头接耳”，有的在黑板前边背边写，有的是“你提我答”。
走出初三和初一的教学楼，笔者来到了初二的教学楼上，进入初二（3）班的教室，这是一节地理课，教室的一块黑板上写满了填空题，一位“小先生”正在提问，不同的学生回答不同的问题……这就是杜郎口中学的课堂实录。
笔者在我市开展“百节好课”展示与观摩之前曾经写过一篇拙文《何谓好课》，其中引用我省著名数学特级教师马明先生所讲过的好课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要能够给学生提供自主探索的空间，创设适合学生发展的宽松的学习氛围。
课堂上不能只看到教师的聪明才智，更要看到学生的聪明才智；二是课堂教学既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与发展，如学生的参与度、学习的自信心培养、合作交流意识的形成、独立思维习惯的养成等。
”笔者也认为，“评价一节课堂教学，应该从教师组织学生活动的角度去观察，从引导教师关注活动的直接效果——学生是否能够实现有效学习，有多少学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有效学习的角度去设计活动、组织教学，这样才会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积极导向作用，也才能促进课堂教学评价自身的健康发展。
”本次杜郎口之行，如其说是领略了我理想中的好课“风采”，倒不如说是让笔者见证了“好课”的特征是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得以显现的。
在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教学中（无论是数理化，还是语数外，抑或是政史地生），没有传统课堂中的教师“侃侃而谈”，闪现出来的是学生智慧之火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设置很多问题情境，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有问有答，或讨论或交流，教师将课堂组织得“热闹非凡”，将学生调动得“兴趣盎然”，“以人为本”在这里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关注生命”在这里得到了有效的落实，“双基训练”在这里到边到位，“综合素质”（在初二教室的一张课程表上，笔者注意到除了正常的学科课以外，还有“人口”、“交际”、“朗读”、“艺术”、“实践”、“劳技”、“语音”、“阅览”等也排上了课表，没有亲历这样的课堂教学，只是推断）在这里得到锻炼和发展！
这里的课不是表演课，更不是“作秀课”，这样的课上学生是主角，而教师则是配角，有时就是观众。
考察归来后，不时有人问，这样的课堂教学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与谢金国局长交谈时已经在探源，该校不同时期的“好课”指标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现整录于此：
1999年秋，为解决“学生不爱学，学不懂”的问题，该校对教师上课、备课、业务学习等方面有了新规定。
学校从三个方面对教师进行量化考核，突出学生的参与程度，一看课堂气氛，二看课堂形式，三看学生参与活动的人次。
一个班五六十名学生，一节课下来有多少人次得到表现机会，也是考核的重要内容，学校规定“学生活动35分钟以上（优），30分钟以上（良），29分钟以下（一般）”。
崔其升说：
“课堂评价标准，是落实先进教学理念的‘牛鼻子’，有了这样的导向，教师才敢解放学生。
”2000年8月在各班中悬挂“大幅字板”，对学生要求：
举手积极，声音宏亮，讨论热烈，辩论激烈，争问抢答，欢呼雀跃，多种角度，创新实践，笑逐颜开，热闹非凡。
2002年9月，对课堂的要求：
1.师生必须使用普通话；2.课堂气氛和谐、民主，学生敢问，敢说，敢爬黑板，敢下桌讨论。
形成一种积极主动，争先恐后，紧张活泼的学习氛围，读、说、议、评、写贯穿始终；3.不集体、集中背答案，不长时间做练习题；4.拓展、挖掘、拔高、重视能力培养；5.学生活动人次多，密度大，人人有份；6.课堂效率高，效果好，达标率高。
2004年8月，对课堂结构的要求是：
1.预习交流，确定目标（5分钟）。
2.分配任务，立体教学（2分钟）。
3.完成任务，合作探究（6分钟）。
4.展现拔高，师生互动（18分钟）。
5.串插巩固，全面掌握（8分钟）。
6.达标测评，检查验收（6分钟）。
2005年3月对教改的提升意见：
课堂上要关注学生的心灵撞击、智慧火花迸溅、学生灵感的生发，关注学生的心灵、成长、憧憬、盼望、最美好的、最有诗情画意的东西。
这样的评价标准，具体而实在，虽简简单单，但形成如此“阵势”也实属不易，经历了一个起步、孕育和完善的过程。
这让笔者想到的有两个词，一是坚持，二是落实。
不是吗，很多事情可能很多人都想到了，但没有做到，或者说很多人都曾经做过，但缺乏持之以恒的态度和沉入课堂的落实，而“不了了之”了。
当我们问起新入学的初一新生是怎么适应这样的教学模式的？
谢局长告诉我们，初一新生入学的第一周是将所有学生分到初二、初三的班级中随堂“学习”，这里的学习就是一种“感受”，感受这种气氛，感受这种模式，感受这种精神，感悟这种“兵教兵，兵管兵，兵强兵”的真谛。
“目不斜视”的学生和“毫不留情”的同事
之所以说这里的学生“目不斜视”，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学生，其“定力”如此巨大，是成人也难达到的。
24口教室全部开放，每天参观的人数达到近千人，这样多的教师如果平均分到每口教室的话，每口教室中也有40—50人，何况流动或穿梭在每口教室之间呢，不要说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像“超市”，这么多的观摩教师不更像农村集市中的“赶集者”吗？
同时，穿梭于教室间的教师们还不时地“窃窃私语”，有时受学生感染还不免激动地“大声议论”一番。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一定无法想象是怎么样的一种热闹非凡的“景象”！
你一定会担心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并且是日复一日，有可能还是年复一年的情况下，学生能安心学习吗，笔者来这里之前也是有这样担心的，来此之后才发现这样的担心是多余，或者说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这里的学生学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无视于听课教师的存在”，真正的是“我的课堂我主宰”！
笔者很好奇也很想检验一下学生是否真能做到这样，有意地问身边的正在上课的一位同学，想了解一下情况，这位同学根本就“不理会”我问的是什么问题，而是小声地对我说了五个字“老师，我在上课”！
我当时从这“掷地有声”的五个字中强烈地感受到这样环境造就出的学生就是不一样，心中不免再一次地被“震撼”撞击。
与学生们的学习“定力”一样让笔者感受到震撼的还有来自教师管理上的“毫不留情”。
试想想，全校的课堂教学模式能如此地“高度一致”，一定是有外界巨大的推动力存在！
是的，据资料显示，在课改初期，“许多教师依然心存疑惑：
我们这么苦口婆心地讲，学生还学不好呢！
要让学生动起来，自己少讲，恐怕更是‘玩火’。
许多教师玩起了‘捉迷藏’：
不让明讲，就偷着讲；不在讲台讲，就在台下讲。
”杜郎口人清醒地认识到“对于杜郎口中学绝大多数教师而言，新的课堂教学还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幻影。
”他们在反思，“究竟什么样的课才是改革课，若没有引领与实践，恐怕依然在教师的心里难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为此，崔其升校长通过上好示范课、过关课和跟踪课这“三课”，让全校教师一步一步向课堂教学改革之路上“逼近”。
他们一方面上好示范课。
首先，是学校领导班子上好示范课。
从崔其升到其他学校领导，全部走上课堂，并让学生在课堂上真正动起来。
其次，便是各科骨干教师上好示范课。
崔其升有意在各科教师中培养课堂教学改革的骨干，旨在通过他们的示范课，引导更多的教师走向课改之路。
看到自己同事的大胆尝试以及获得的成功，老师们也有了一试为快的积极愿望；另一方面是上好过关课，之所以称之为“过关”课，崔其升校长认为“一是说明这一关并不好过，从而引起所有教师的高度重视；二是此关必过，不过则不能成为合格的教师。
”；第三方面是上好跟踪课。
起初老师们对课堂教学改革的认识水平不一，个体素质也有差异，所以，仍有个别教师被阻隔在“关”外。
于是，“由学校领导或骨干教师对这些教师跟踪听课，有的放矢地指导，直到他们真正过关为止。
”应该说这“三课”对于全国大部分学校来说都会做到，并且也都在做，而杜郎口人没有停止在这“三课”上，而是采取了与此配套的“一谈二警三停”的相应惩戒措施。
从谢局长给我们的材料上看到“所谓一谈，就是第一次课堂不达标者，崔其升先与其个别谈话，谈课堂要求，谈教师角色，谈学生表现，谈课堂程序，谈教改意图等，指出问题所在，点明改革方向。
所谓二警，就是第二次再不达标者，要在学科组会上予以警告。
所谓三停，就是如果第三次还不达标，让该教师停课一周，专门听优秀老师的课，研读教改理论，学习组织发动学生的方法，由业务主任作专题辅导等。
”谢局长在给我们介绍时就特地讲了这是“动真格”的，他们没有玩虚的。
另据谢局长介绍，这里的教师听课分成四级：
第一级是学校的5人考评组，每天听3位教师的课，要求必须指出一个毛病，还要给出改进建议，不仅如此，还将听课情况进行量化，于第二天公布出来；第二级是年级组听课；第三级是教研组听课；第四级是班主任组织的以班级为单位的听课。
并且与考评组听课一样，都要给被听课者打出具体的“分数”并予以公布。
同时，学科之间还相互评价，每周要将所有学科排出“名次”来！
如果说这是耳闻的话，那么笔者目睹的却是真实的。
你无论是在教室外，还是在办公室外靠墙根的地面上，都能看到及时更新的很多的“小黑板”（其实是白板）。
每口教室外的放在墙根上的“小白板”就是该班每个任课教师的“反思板”，据说原来是每天一更新，现在是每周两次更新，其内容有“成功之处”、“不足”以及“改进措施”等三个栏目，写得非常实在；而每个办公室外的墙根上摆放的“小白板”则是每个学科组的工作反思，其栏目设置同教师的“反思板”。
透过这些“很不起眼”的“小白板”，我们可以看到该校抓教学常规的实在性。
我们深知教师的工作环节是“备、教、改、辅、考、评、析”，但往往知道却未必躬行，而躬行却未必坚持，有时就是做做样子，这也应该是杜郎口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吧。
特别的“奖状”与“特殊的学生”
说起奖状，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杜郎口的每口教室中也有奖状，但这是一种特别的“奖状”。
“奖状”上的内容是学生自我所定的“学习目标”，主要内容有“我下次考试的目标所达到的名次，我的竞争对手，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措施”等内容，都是以小组为单位集中“颁发”的。
笔者发现在学生所列的“竞争对手”名单中，大部分把其他组的同学列为竞争对手，这一方面说明小组内的“团结意识”、“整体意识”特别地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小组内的竞争已经引不起“兴趣”，才有那种“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感觉。
而在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中，笔者并没有看到所谓的“豪言壮语”，代之的是很朴素的语言，甚至是带有浓厚的“本土口音”，比如说“他出去玩我不去”、“我上课要比他多发言几次”等，甚至有学生写道“我爱我在学习上的所有缺点和缺憾，最终要把我的这些缺点和缺憾完全地爆发出来”，不仅毫不掩饰自己的缺点，而且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缺憾，这就是自信的结果！
说起学生的自信，还得从3位特殊的学生谈起。
谢局长给我们介绍时就曾经谈到这3个特殊的学生。
一个是拄着拐杖提着尿袋的，两个是不足1米2的“很矮”的同学。
他在介绍时是“眉飞色舞”，看得出他在密切关注这三个特殊学生的发展状态。
笔者带着好奇心，在校园内寻找这3位学生，在做操时我发现了两个不足1米2的小朋友，因为他们都在队伍的排头，从做操的神态来看，“跳”得特别欢，脸上所洋溢着的灿烂的笑容充分说明了其自信的程度，更说明了在杜郎口中学“关注学生生命质量”的理念不是贴“标签”式，也不是喊在口头上的，而是充分体现在每一个孩子的脸上的。
很遗憾的是没有见着“挂着尿袋”的同学，未能亲眼目睹被“抬上讲台”发言的“景象”。
有位文化伟人说，“任何伟大人物的个性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他以自己的卓越之点领先和超越时代，而自己的弱点同时代相连”。
学校也是如此，杜郎口中学也是如此。
如果说杜郎口中学领先和超越时代有点过的话，至少说杜郎口中学是农村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确实是“中国素质教育的希望”。
如果说杜郎口中学是“2006年课程改革绕不过去的名词”，只是杜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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