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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有奖征文与文学无关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2019-11-1508:

29

【新闻随笔】

  作者:

土土绒(媒体评论员) 

  近期,一场“特殊”的征文比赛引发了公众的热议。

湖南一家企业发起有奖征文活动,特等奖奖金高达50万元。

该企业创始人表示: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文学不掉价,一篇好文章就值更高价!

  “文学”要是听到了这句话,一定会觉得有点懵: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一家企业请一些文人来为自己歌功颂德,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商业行为吗?

尽管这个活动套上了“征文”“大奖”的名头,获奖者又有“作家”“湖南省作协副主席”的头衔,看上去很“高大上”,但本质上,它仍然是一家企业通过某种方式提升自己知名度、美誉度的行为。

  普通网友或许还比较陌生,但类似的活动对一些企业来说,只是“常规操作”而已。

比如不久前,茅台集团就举办了“茅奖作家茅台行”活动,邀请10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到茅台采风,并举办“2019·文化茅台论坛”。

茅台集团的这个活动“档次”更高,因为茅盾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根据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遗愿设立的奖项,可以说是国内文学界的最高荣誉。

但是,你能说这些“茅奖”作家为茅台所写的文章是文学吗?

  当然,不是说这类做法不好。

恰恰相反,事实证明,这场征文活动相当成功。

区区50万元奖金,就为这家企业赢得了全国媒体的关注,还有什么样的软文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呢?

虽然这篇“最贵文章”,事后被网友挑出了至少50处错误,但你仍然不得不承认:

这50万元给得值!

  对于写作者来说,靠写作挣钱也是理直气壮的事,没什么丢人的。

“唐宋八大家”之一、“文起八代之衰”的大作家韩愈,就被人嘲讽老写“谀墓文”,通过吹捧客户来发家致富。

一代大家都如此,其他普通文人就更不用说了,卖文为生本就是谋生方式之一。

  但是,其中也不是没有问题。

第一,以湖南这次征文活动为例,50万元大奖的归属与作者湖南省作协副主席的身份有没有关系?

个人靠写作挣钱当然没问题,但官方授予的、具有公共性的身份,例如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等,是否可以用于软文的“消费”?

  第二,借文学之名,行营销之实,这类打“擦边球”的行为是否应该厘清其边界?

2016年,《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就明确规定,互联网广告要在显著位置标明“广告”,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中发布商业广告“软文”的,也要标明“广告”,就是为了让公众分清哪些是普通文章,哪些是广告,避免误导。

那么,对于企业征文等活动,再堂而皇之地以“文学性”来宣传,是否合适?

  一言以蔽之,还是让商业的归商业,文学的归文学吧。

一篇好文章当然可能值高价,但文学的价值却不是这样体现的。

  50万元大奖的获得者引用欧阳修的话回应争议:

“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

”可就在同一篇文章中,苏轼感叹,有些道理“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恐怕才是对这件事最好的总结。

《光明日报》(2019年11月15日 11版)

企业自我炒作,少披文学的外衣

张炳剑

2019年11月14日08:

09  来源:

钱江晚报

  11月9日上午,湖南最贵文章在岳阳临湘市举行的“我与十三村的故事”征文比赛颁奖现场诞生。

由湘籍作家马笑泉写作的《十三村记》,摘得征文比赛特等奖,捧走50万元奖金。

  去年9月30日,湖南日报第七版刊登了一则征文启事:

湖南省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三村)开出50万元大奖,征集“我与十三村的故事”。

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开,征稿邮箱很快被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稿邮件填满,达到2300篇之多。

  最终,经由鲁迅文学奖得主、鲁迅文学奖评委、著名编辑出版家组成的专业、权威评审团的严苛筛选,《十三村记》一路过关斩将,折桂夺魁。

  不过争议旋即而起,一篇散文,1936字,50万元,每字258元。

对此,有人惊羡,觉得这是文学的春天;也有人质疑,认为此文根本不值,是企业自我炒作。

  有争议是好事,说明大家还在关注文学。

至于这篇文章到底值不值50万元,其实争论的意义不是太大,事实上也很难争论出什么结果。

  正如欧阳修所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

“文无第一”,因为赏析者不同、时代不同、际遇不同等原因,一篇文章的际遇也会截然不同,有人愿意千金购买的文章或许在另一些人眼里一文不值。

对此,我们大可不必置喙。

  争议的核心还在于,这个征文比赛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什么猫腻。

若是真如获奖者和举办者所言,这是一个“最干净”的奖项,那么即便是千金买骨也未尝不可,甚至还是值得点赞和鼓励的“行善”之举呢。

  近年来,文学评奖、征文比赛的丑闻层出不穷,甚至一些颇具重量的文学奖也被多次爆出评选过程存在猫腻。

有人会对这次征文比赛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底有无猫腻,还需主办方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来说服大家。

  当然,不是说企业就不可以成为主办方,而是说,这种征文比赛,先天缺乏权威性,若要赢得大家的一致认可,本身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除非甫一开始,就将征文的评选过程、评选细节公之于众,并由第三方监督,或许一定程度上才能消除大家的疑虑。

  另外,一个由企业发起的文学奖项,所写的内容又与企业自身息息相关,很难不令人心生质疑:

这会不会是企业的自我炒作、自娱自乐?

  可话又说回来,既便是企业的自我炒作,也是一种品牌宣传的策略,其实也无可厚非。

这就像一些企业请明星来代言、走穴,这次无非是换成了作家和文章。

若真是如此,我们自然就不必当真,更无争论的必要,最好的方式就是转身离开,不再将目光投射其上。

  只是,即便企业花自己的钱自娱自乐,还是不要打文学的主意,否则会引起文学评价标准的失衡。

公园悬赏70万征下联,可为何拒收“投稿”?

2019年11月15日07:

40:

41

来源:

新京报

一家之言

既然高调宣称“征集下联”,就该拿出征集的诚意,公开“投稿”渠道,公开透明的流程。

至少“投稿”投不了的“低级失误”不该发生。

连日来,东莞一景区悬赏70万元征集下联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

一副楹联给70万元,怎么看都算是“不差钱”。

可就在很多人蠢蠢欲动之际,这次高调的征集活动却被曝出槽点。

据报道,涉事景区为东莞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据该公园方面的说法,其举办了“观音山上观山水”全国征集下联赛事,却5年都没征得满意的下联,奖金如今已飙升到70万元。

针对“炒作”质疑,题联者称,联企双赢没什么不好。

对不少名胜古迹来说,楹联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外在呈现。

有不少历史文化景点,都因为有一对脍炙人口的对联、诗句而更负盛名。

作为以宗教文化旅游为卖点的国家4A级景区,涉事森林公园试图通过举办征集对联赛事,让文字为景点增辉,让景点为文字赋意,借此来打开知名度,本也是一桩雅事。

就算是炒作,这也无可厚非。

问题是,这场历时5年、奖金从5000元飙升到70万元,时不时就拿出来“遛遛”的赛事,却给人“套路满满”的感觉。

套路一:

投稿投不了,奖金拿不着?

有试图投稿的网友反映,“发邮件给他们公布的邮箱,居然拒收,直接退回”。

耳听为虚,我也亲自按照该公园官网上显示的“编辑邮件‘观音山上观山水’的下联+姓名+联系方式”,向其公布的邮箱发送了邮件,此后该邮件显示“发送不成功”。

也就是说,网友投稿无门的质疑不是无事生非。

套路二:

没有第三方在场,公正性有保障?

从报道来看,“观音山上观山水”的联句,来自广东省楹联学会会长、观音山书画院院长邹继海。

这两家机构与这家公园也是颇有渊源,几年来共同组织了多项文化活动。

对这次征集活动,据工作人员解释,公园方面只负责支付奖金,具体的评定工作由广东楹联学会负责。

也就是说,出题者也将是裁判者。

不可否认,对对联是一项主观性很强的活动,不像“1+1=2”这样能得出明确答案。

即便对方宣称“将组织全国名家一起共同评定”,如果没有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在场,这场比赛的公正性恐怕无从谈起,也难逃“不想给钱,所以没合适的”的质疑。

依我看,既然征集活动来得大张旗鼓、声势不小,就该确保公正性,在比赛流程、审核机制上不能任由主办方自说自话。

否则,难免让人怀疑,这巨额奖金怕是吊在驴前面的胡萝卜,看得见吃不着。

就眼下看,该公园借此眼球博了不少,注意力也收割了一波又一波,与此对应的,也该拿出些诚意:

都这么高调地宣称“征集下联”了,就该拿出征集的诚意,公开“投稿”渠道,也制定公正的机制、公开透明的流程,也是对这桩雅事的“不辜负”。

至少“投稿”都投不了的“低级失误”不该发生。

□梅堂(媒体人)

强争“诸葛亮故里”是粗鄙的“文化啃老”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2019-11-1508:

29

【文化评析】

  作者:

李思辉(媒体评论员)  

  近日,一则“诸葛亮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天兴村”的消息经由当地媒体报道,引发舆论关注。

运城学院某教授称:

“诸葛亮出生的窑洞现在还存在。

”运城市作协副主席王振川随后撰文直言:

“诸葛亮是历史名人,史书记载很详细。

勉强争夺,占不住理。

  诸葛亮故里早有定论,既无考古发现佐证,亦无其他权威典籍确认,非要颠覆历史、另立新说,本就缺乏严谨性。

仅凭主观臆想,就言之凿凿地把诸葛亮的出生地具体到本地的某口窑洞里,更是让人觉得可笑。

如此胡诌,连本地专家都看不下去,“勉强争夺,占不住理”说了句大实话。

历史名人及其子孙到过的地方往往很多,但故里认定必须严肃审慎,不能瞎说。

否则,就可能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敬畏历史、坚守记忆”的科学历史观相左。

  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它与现实及未来相通。

历史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绝不是可以随意拿捏的橡皮泥。

相反,历史必须以史实为依据,实事求是、理性客观。

近年来,一些地方频繁上演争夺名人故里的闹剧,就是历史观扭曲的恶果。

从早前的四地争抢曹雪芹,五省七地争二乔,两国四地抢李白,到一些地方争抢西门庆、潘金莲等虚构角色,争夺孙悟空及其哥哥等虚幻之物,再到新近发生的一些名人故里之争,几乎都拿不出什么有力证据,比的无非是哪个嗓门大、脸皮厚而已。

  把历史名人当成“摇钱树”,打着传承文化的旗号争夺名人故里,实则是要借助历史名人的响亮名头来振自个儿的声威,达到开发利用之目的,说到底是一种粗鄙的“文化啃老”。

一些地方官员为了闹出动静、炮制政绩,兴冲冲地搞“故里经济”,社会上早有诟病,有关部门也已出台文件加以禁止。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受过专门的历史学、训诂学、考据学训练,更应具备正确的唯物史观,不能捕风捉影、曲意迎合,乃至哗众取宠、标新立异。

  没有充分的证据,“谁都不能对抗历史,因为历史是绝对权力”。

为了自身或当地利益而随意解释历史、歪曲史实的做法,不仅暴露了自身的肤浅,而且扰乱了视听,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浪费——在所谓的“专家学者”撺掇下,建造一些莫名其妙的名人雕像、仿古建筑、文化园区,举行一些莫名其妙的祭祀活动,除了吹吹打打的热闹、劳民伤财的埋怨,还能留下些什么?

历史名人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但一个地方的知名度最终要靠创新创造去取得,一个地方的美誉度必须靠好的政风民风去塑成,而不是一味地寄希望于“抱古人的大腿”。

  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给他八岁的儿子诸葛瞻写了一封《诫子书》,告诫子孙: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倘若诸葛亮果真出生在某地、某村、某口窑洞里,其出生地、出生城市的人,更当铭记其千古遗训,淡泊宁静、修齐治平,踏踏实实过日子,而不是咋咋呼呼、和别人争得脸红脖子粗。

万字评语背后是师者仁心

2019-11-1508:

56:

22 来源:

 北京日报

  批改作文至少看5遍,平均每篇评语300字——最近,杭州一位“神仙”教师火了。

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从教26年如一日,批作文就像写论文,句句斟酌、逐段点评。

得其授课,学生和家长都如获至宝。

  很多人的成长记忆中,大概都有类似场景:

捧着老师的评语反复咀嚼,被表扬了满心欢喜,被批评了垂头丧气,受到鼓励后斗志满满。

尽管当时情绪各异,偶尔还会感到“压力山大”,但多年后回首莫不心怀感恩。

如上述教师,全班36个学生,每篇评语300来字,每次批完作业要写超过一万字,付出的心力和成本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对职业发自内心的尊重,不是对学生真诚深厚的情感,很难想象可以坚持近30年。

而在这数以万计的文字背后,又有多少潜藏的学习热情被激发,多少可贵的灵感火花被点燃呢?

  舆论点赞这位教师,表达对一位敬业者的尊敬,更是在呼唤一种师者仁心的精神。

当今社会,技术加速迭代,教学手段也在追赶潮流,在提升教学效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消弭着曾经那种师生互动。

很多时候,课堂PPT花样百出,微信打卡热热闹闹,线上教育风生水起,但师生间的隔阂反倒深了,亲密度、信任感还不如“表现不好罚站背书”“作业完不成放学留下”时自然。

甚至某些教师的“放权”,俨然成了“卸责”,如屡遭诟病的家庭作业成了“家长作业”,课堂压力变相转移到了课外培训,都是这些矛盾的突出反映。

有人感慨:

大量技术的引入让知识离孩子越来越近,却让师生渐行渐远。

  这当然不是技术的错,亦不可盲目怪罪于现代教学。

纵观这些年的相关新闻,我们为万字评语折服,给粉笔板书鼓掌,呼唤“将戒尺还给老师”。

与其说是怀念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如说是呼唤密切的师生互动回归。

越来越多的教学实践已经表明,那种一笔一划里传递的严谨认真,一字一句中透露的真诚关心,一板一眼里难掩的激励敦促,无论历经怎样的时代变迁,都是最珍贵的最纯粹的教学相长。

坚持“面对面、手把手”执教的初心,具体是用万字评语还是AR技术,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才是教育的真谛。

真正负责任地去贴近这些可爱的灵魂,用心浇灌那些初生的小苗,一定能够带领孩子们开启更广阔的世界,收获更丰盈的人生。

(汤华臻)

体育老师当班主任没毛病,唯成绩论才有问题

2019年11月15日07:

40:

21

来源:

南方都市报

短评

杭州一所中学里,一名年轻的体育老师主动申请当了班主任,结果接手新班级的时候,遭遇了家长的全面质疑,甚至还引起了隔壁学校家长群的讨论,有家长甚至问出了“学校没老师了?

”和“成绩能好吗?

”这样的话。

理论上来讲,体育老师当班主任没有任何问题。

班主任本来就是全面负责一个班级学生的思想、学习、健康和生活等等各方面的职位,重要的是管理班级、协调班级工作的能力,以及对学生的引导和关心,和这位老师任教的科目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这位引起热议的体育老师,积极性很强,开学前的暑假就到所在班级所有学生家里做了家访,而且就像她自己说的,本身教学任务没有主科老师重,有更多时间管理班级以及和孩子们沟通,还足够年轻和孩子们谈得来。

从班主任本职工作的角度来讲,她不仅没有家长担心的“不靠谱”,反而更像是“别人家的老师”。

即便如此,很多家长们还是对体育老师当班主任忧心忡忡,无非绕不过“成绩”二字。

在“炸掉”的家长群里,就有“体育老师懂数学英语吗?

咋辅导啊”的质问,可是,班主任为什么要辅导孩子功课?

这根本就不是班主任的职能范围啊。

这就说明,家长们担心的不是体育老师能不能做好班主任的本职工作,而是能不能带来他们所期待的额外收益——学生的成绩提升。

他们默认某一主科的老师任班主任,就能在这个科目上给班级学生作额外的辅导,甚至教在其他班没教的内容,给自己的班级类似于“内幕交易”的特殊待遇。

而体育和他们所期待的成绩并不挂钩,因为它不属于中考和高考的主要科目。

认为体育老师当不好班主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直以来外界对体育老师的刻板印象,或者更确切来讲,是对所有所谓非主科老师的变相歧视。

质疑体育老师的人,也在问:

“难道以后音乐老师也要做班主任吗?

”体育老师、音乐老师和美术老师,怎么就不能当班主任呢?

这样的变相歧视不仅存在于这一个话题中,还反映在中学校园里的普遍日常。

例如,高三学生的体育课和音乐课,往往会变成数学课和英语课,这是很多学校都存在的“潜规则”。

甚至,语数英叫“主科”,体育、音乐、美术叫“辅科”,这个称谓本身就有变相歧视的意味。

而体育老师当班主任,也会被部分家长解读为学校对这个班级不重视。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体育老师能不能当好班主任,而在于家长们为什么会担心体育老师当班主任。

这是根深蒂固的唯成绩论造成的本能反应。

看待班主任,不能只有应试的唯一角度,看待孩子,也不该眼里只有成绩。

在中学这个成长的重要阶段,孩子所经历的一切,对于日后的思辨能力、同理心、沟通协作的能力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夸张地说,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和度过什么样的青春期是息息相关的。

从健康成长的角度来讲,能够给予孩子足够的关心,理解、支持与正确的引导,比教他们做题更重要。

退一步讲,成绩的提升本来就是个综合结果,有谈得来还有耐心的体育老师做班主任,孩子的成绩说不定还更好了。

体育老师当班主任没毛病,有问题的是唯成绩论的教育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对教育生态的腐蚀。

也许只有等到体育老师当班主任不再是新闻的那一天,这个问题才算得到真正的解决。

不能任由“县中衰落”继续下去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2019-11-1518:

16

作者:

杨三喜

  在多数县域,都有一所冠以“一中”的知名高中,它们往往是反映一县基础教育实力的“窗口”。

新华社记者在福建等地一些山区县采访发现,不少县一中近年的高考成绩呈下滑趋势。

  据福建某山区市教育局负责人介绍,“早些年,县一中不论教学质量还是高考成绩都不输沿海的福州、厦门,沿海城市中学还经常组织到山区中学取经。

但这些年来,出现了‘沿海中心城市重点中学-地级市重点中学-县一中’的分化趋势,县一中在高考中很难再冒尖。

  “县中衰落”固然有多方原因,最不容忽视的就是优秀师资的不断流失。

  不容否认,经过多年的持续教育投入,多数县中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然而,一方面硬件资源的差距不断缩小,另一方面师资质量差距却不断拉大。

面对地级市、省会城市甚至更高级别城市学校的优厚待遇,县中优秀师资选择用脚投票,流向区域教育资源更为丰富的地区。

  此前,深圳30万年薪招聘中小学教师,入围者大部分是清华北大等名校研究生的新闻曾引发热议。

舆论正是担心,若优质师资只集聚在特大城市,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师资水平差距,伤及教育公平。

  这一问题,不是走了几个好老师这么简单,可能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优秀教师流失,教育质量下滑,县城的孩子再努力,也很难考上好大学。

这将严重打击留下来的学生读书奋斗、改变命运的士气,坚守的教师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成就感也将减损,继而形成更多优秀教师和优质生源流失的恶性循环。

  而为了补充优质师资,“县一中们”只能“向下挖”,调入本县乡镇中学骨干教师,越往基层、越落后地区的学校,优秀老师流失越严重,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县域内的教育生态。

  与“县中衰落”现象相对应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复制衡水中学模式,也就是集中区域内的优秀师资、优质生源打造超级中学。

  有人为这种超级模式点赞,肯定其带来的高考效率。

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之处在于,公平和效率是教育发展的两翼,缺一不可。

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去城镇买房落户,让孩子去大城市读书,但是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家庭呢?

难道只能望优质教育资源“兴叹”?

  “县中衰落”,不仅事关区域教育公平发展,更关切社会公平,事关能否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改善基础教育生态,重振“县中”教育雄风,需要地方政府把优先发展教育的理念落到实处。

保障教育投入,改善教师待遇,留住进而引进优秀师资。

有些地方在外地学校挖抢优秀教师,本地优秀师资流失严重就从基层教育系统抽调教师、插手学校人事调整,对这种破坏教育系统平衡的做法,应加以控制。

  想要提振县中教育质量,构建良性的教育生态,应当从升级现有师资资源入手。

为现有师资更新教育观念、教学能力提供机会、创造条件。

还可以通过发展“互联网+”教育,共享发达地区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尽可能地弥补师资差距。

(杨三喜)

思想道德提高班:

赤裸裸地歧视学生

来源:

光明网2019-11-1615:

46

 2016年,高一学生王某因为成绩差、上课迟到、睡觉等原因,三次被班主任叫到学校设置的“思想道德提高班”反省。

据王某的父亲讲述,被关反省期间,儿子出现精神恍惚,身体不适等症状,随后被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2019年11月6日,王某从4楼阳台纵身跳下,经抢救无效去世。

  王某的经历引发的围绕“思想道德提高班”的争议,今年上半年就曾有过报道,不过彼时的他还只是精神分裂,且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

如今时隔半年,王某跳楼自杀,悲剧终于将他彻底吞噬了,这样的结果让人惋惜。

  王某从精神分裂到自杀,当然很难简单归因于“思想道德提高班”。

高考的压力、失败的家庭教育以及个人性格缺陷,都是长期淤积的问题。

比如报道提到,王某经常长时间不和父母说话,交流靠手机打字。

但不可否认,这样一个性格本就比较封闭的学生,“思想道德提高班”的经历,可能会放大负面问题。

如其父所言,出现精神恍惚、身体不适症状。

  即便跳出本案的悲剧来看,“思想道德提高班”这样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设定,根本就不该存在。

它和“三色作业本”、“绿领巾”又或者在差生脸上盖“蓝印章”一样,都是给学生进行分等定级。

在教育者看来是出于管教的好意,但事实上却可能造成羞辱的后果,让涉及的学生因为被区别对待而感到自尊心受损,甚至进一步自暴自弃。

  而且类似教育手段对学生的区分,很多就是依赖考试成绩,建立在唯分数论基础上。

被定义为差生的孩子,未必一定是劣迹斑斑,可能仅仅是成绩差而已。

像本次事件中的王某,他的班主任所提到的成绩差、迟到、睡觉等问题,更多还是因为存在精神疾病,这跟思想道德能有什么关系?

然而,在带有歧视色彩的教育手段下,他依然被区隔开来,被当成异类之一。

  正所谓“有教无类”。

有网友认为,孩子调皮捣蛋的确得严加管教,但这种管教必须建立在尊重教育规律和人格尊严的前提下,而不是动不动就贴上差生的标签,或者上升到思想道德不自觉的高度。

类似教育手法的频繁出现,说到底是因为教育评价过于功利化,考试成绩成为了单一的考核标准;另一方面,更是源于教育工作者面对棘手学生时的无知和无能。

  事实上,《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曾明确规定,不得歧视学生。

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就提到,“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

2017年印发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则再次强调,“严格要求教师尊重学生人格,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别说依据学生品行的直接区隔,就是一些可能会间接伤害学生尊严的教学手段,近些年都在慢慢清理。

比如教育部门已经多次重申,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

去年年底公布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还提到,不考核升学率,同时不公布学生成绩排名,避免给那些成绩差的学生造成心理负担。

  可见,整个教育改革的大方向,都是朝着更加公平、平等的方向走,让所有学生都被一视同仁对待。

因为过去那种常见的带有羞辱色彩的惩罚手段,能够刺激他们上进,但同样可能导致心理压力过大而自暴自弃。

在这样的前提下,王某自杀理应进一步唤醒教育工作者,让羞辱、歧视差生的教育方法,从校园中逐渐消失。

7岁男童遭家暴,光有“拘凶”还不够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2019-11-1518:

16

作者:

欧阳晨雨学者

  又是一起令人揪心的家暴事件。

  陕西省西安市一名7岁男童小天(化名),因长期被母亲家暴虐待被送进医院,身上多处淤青,面部、背部、腿部都是外伤,特别是胸前,还有一道很深的刀割伤口,“伤口很深,约7厘米至8厘米长”,“大概缝了30多针”。

据新京报报道,目前受伤男童经过医院治疗已出院,孩子的母亲被警方拘捕。

  一个母亲竟然将毒手伸向自己的孩子,“从孩子五岁开始,就经常用电线、刀具等进行殴打”,其心之险恶,伤害之狠毒,泯灭了天性和良知。

根据《刑法》规定,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的人,情节恶劣,将构成虐待被监护人罪。

所以,警方对涉嫌犯罪的孩子母亲进行拘捕,符合法律规定,也有利于惩罚犯罪、保护年幼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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