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第四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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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军事、外交、统战等内容。
而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哲学思想占有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位置，它不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它是整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他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
因此，要理解和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弄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实践观、唯物史观和人民主体思想以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辩证法等方面提出了丰富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第一节党的思想路线
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其核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毛泽东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提出解放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条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一、党的思想路线确立的理论基础
１、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之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从根本上说，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党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
认识论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党确立思想路线的哲学根据；党的思想路线则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般原则的具体化，是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应用和具体体现。
这种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实践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第一，物质世界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为了有效地改造世界，就必须正确认识世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从事实践活动，才能达到人们的预期目的。
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一切认识、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更不能从本本出发。
第二，物质世界不仅是客观的，而且其运动发展是有规律的。
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必须从事实出发，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实事求是。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达到实事求是。
第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具体表现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认识的目的。
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相信实践的真正权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２、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之二：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实事求是”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实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生长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大变革的时期，此时的社会状况及社会文化思潮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重大的影响。
还在韶山东茅塘读私塾时，他就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了顾炎武的《日知录》。
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他经常援引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同学们共勉。
到长沙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后，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毛泽东广泛接触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颜元等人的著作，尤其是王夫之和颜元对他影响较深。
王夫之认为：
“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物皆有当然之则。
”“自天而言之，则以阴阳五行成万物，万物之实体而有其理。
”这里明确指出，“理”、“则”即规律客观存在于万物之中，为物质世界所固有，因而必须从客观事物中探究其规律，而不能加以主观臆造。
王夫之的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对毛泽东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以实事求是为主要特色的哲学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一方面广泛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文章，另一方面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注重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据李维汉回忆，在新民学会会员中，毛泽东是以“实际家”著称的。
在这方面，与顾炎武等先贤相比，毛泽东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搜录在《毛泽东选集》中的头两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在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出的马克思主义论文，堪称调查研究的杰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探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更加重视调查研究，写下了一大批调查研究报告，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
他批判左倾教条主义不了解中国国情，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主张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如果说，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一种反动，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学风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反动。
“与时俱进”也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有内在联系。
中国古代《周易》中有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周易》指出：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要求人们“始终乾乾，与时偕行”，做到“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这是我国古人观察宇宙运动变化而得出的辩证法思想，以及人们在客观世界变化面前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与时偕行”。
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都有类似思想，分别表述为“与世推移”、“与时推移”、“与时俱化”、“因时制宜”、“因时变法”、“时移事迁”、“审时度势”、“应时达变”。
1917年李大钊在写给《太平洋》杂志记者的短札中提出“月异岁新、与时俱进”的命题，表达了李大钊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美好未来充满期望。
罗恢远、刘歌德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并做了新的阐释。
二、毛泽东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提起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不能不提毛泽东的功绩。
邓小平曾经说过，“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
”
首先，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思想路线说到底是认识路线问题。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调查研究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1936年以后，他认真研读苏联30年代的哲学著作并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1937年上半年，他为了给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课，专门写了一本教科书，书名叫《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是其中的第二章第十一节，《矛盾论》是其中的第三章第一节。
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突出讲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对中国革命经验的认识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这些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其次，新解“实事求是”，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事求是，原本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命题，主要是指重实际、重考据的一种治学、求学、办学的思想。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这句古语作了全新的解释。
他指出：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从此，“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
最后，坚持不懈，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大部分时间里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
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继续坚持这条思想路线，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又通过《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进一步丰富了这条思想路线的内容。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过程。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党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号召全党了解社会实际，开展社会调查，并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
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严厉批评了只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首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
1937年毛泽东发表“实践论”、“矛盾论”，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批判了党内严重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最先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这些论述，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分析、批判了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本质与危害，批评了王明照搬马克思主义条文的教条主义错误，指出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实际意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为此，他对“实事求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从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之所以十分强调“实事求是”，是因为党在那个时期面对的时代课题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是为了同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开辟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１９２７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就要背叛革命的危急关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不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看不到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看不到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看不到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把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反动派，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夭折。
大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等少数人又错误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对中国革命采取了取消主义的立场，主张让资本主义和平发展，中国无产阶级则等待将来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此后，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党又犯了几次“左”倾错误。
党内一些不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性质出发，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所谓“不断革命”，否认大革命已经失败的事实，强调革命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因而出现了冒险盲动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
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危害时间最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最大，葬送了中央苏区，几乎陷中国革命于灭顶之灾。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这次成功的结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新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产生的理论成果。
三、邓小平、江泽民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
基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路线。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条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１、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并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党面临两大拨乱反正问题：
在政治路线上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在组织路线上是阻挠，还是尽快恢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的工作、平反冤假错案？
但是。
它们都遇到了“两个凡是”的阻挠，致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徘徊的局面。
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为了冲破禁锢，邓小平首先抓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一环节，率先批评“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这一重要讲话，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贡献，在于他恢复了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在批评“两个凡是”的过程中，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多次把毛泽东倡导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据此，从党的十二大通过修改的党章开始，都把党的思想路线表述为：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这一表述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这一表述，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在精神实质上的历史继承性。
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贡献，还在于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突出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时代特征。
邓小平阐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
实事求是是指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以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来改造客观世界。
解放思想是指从过时的、僵化的、错误的思想特别是“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下摆脱出来，树立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相一致的新思想新观念。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
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两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中不断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1993年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的第三次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明确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结合在一起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
２、江泽民深化了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
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世情、国情和党情的这些深刻变化，决定了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碰到的许多问题，没有本本可以找到现成答案，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分析和总结新的情况和新的实践中求得解答，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需要不断地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怎样科学地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
为此，江泽民在世纪之交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并且把它看成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显著特征，与时俱进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品格。
所谓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就是要进一步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本来，“实事”在不断发展变化，“求是”也就没有止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本身就含有不能停滞的意义。
但是，在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同时，加上“与时俱进”，就更加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
从“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一脉相承性，又体现了党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性，归根结底，充分体现了党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在这样一条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永不停步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呢！
在解放思想过程中，还要统一思想，这是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向全党同志提出的新的要求。
这一要求以高度凝炼的语言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辩证关系，指明了落实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任务的努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内在要求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两者辩证统一、内在一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统一思想，只有统一思想才能促进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达到统一思想的必由之路。
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理论在创新。
我们党近年来形成的重大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解放思想的产物。
对于解放思想的产物，必须解放思想才能理解和掌握。
没有思想解放，就不能正确认识、衷心拥护和坚决贯彻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观点、做出的新决策、实行的新政策，也就不能实现思想统一、行动一致。
精神枷锁不除，绝不可能振奋起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思想樊篱不破，绝不可能开辟出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民主、文明之路。
统一思想是解放思想的必然要求。
统一思想不是强求一致，而是全面贯彻党的思想路线，使新的理论成果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和共同意志，在更高意义上实现思想解放。
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统一思想，以统一思想来促进解放思想，循环往复，不断递进，全党思想认识不断深化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发展。
这是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过程。
（摘自熊大同《正确把握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辩证关系》《人民日报》2002年6月6日）
第二节实践论思想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
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创举；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最显著的特征，又是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显著标志。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哲学传统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思想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毛泽东的实践论思想
毛泽东对实践论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突出实践的地位，把实践的观点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
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更看重后者，他认为，理论是服务于实践的，认识目的是实践，否则再好的理论也是没有用的。
他在《实践论》一开篇就指出：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考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页。
对实践原则的强调，不仅使毛泽东的认识论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样区别于旧唯物主义认识论，而且也使其与近代以来的西方认识论有很大的不同。
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注重从主体心理的角度看待认识的本质，具有浓厚的心理学色彩。
而当代西方的知识论哲学注重从静态的、微观的角度分析知识的逻辑结构和逻辑形式。
与上述两种情况均不同，毛泽东认识论的特色在于从动态的、宏观的角度对知识的本质进行整体的分析，而且在这种分析中认识始终是不离开实践的。
它并不太关心知识的逻辑问题，而着重研究认识的来源、真理的检验标准这些既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而且从实践（尤其是革命斗争的实践）的角度来看，认识的主体不可能是个人而只能是社会团体。
此外，冯友兰认为，《实践论》虽主张知、行统一（《实践论》有一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但它所说的知、行比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的意义要广泛得多，而与孙中山的“行先知后，行易知难”思想比较接近。
其次，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探讨了社会实践的具体形式。
他认为，社会实践是一个具有丰富性的总体，生产实践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践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
再次，毛泽东对实践及实践与认识关系的理解，隐约表现出来的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完全相同的、在他晚年表现得比较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在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比较多地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
既避免了某些人那种机械、片面的实践观，也突破了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的狭隘的“经济决定论”。
最后，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是一种“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与斯大林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不同，毛泽东不是把这两部分看成不同而平行的的东西，而是将它们理解为植根于同一个新世界观基础上的统一理论，并且认为这种统一的前提就在于马克思所提出并加以阐述的“科学的社会实践”的观点。
正是由于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并将其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基础，才能把唯物主义真正贯彻到社会历史中去，也才能辨证地理解整个人类历史。
这样，马克思主义就能将社会历史和人的认识活动不仅看成一个客观的物质的过程，而且理解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实现和发挥的创造性过程，从而既唯物又辨证地解决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
二、邓小平对实践论思想的运用与发展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的实践观。
邓小平指出：
实践是具体的活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实践具有客观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等属性认识的深化。
从实践的主体方面看，不仅主体自身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是具体的，而且主体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目的也是具体的。
一般说来，人们的具体的实践目的总是围绕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的需要而定的。
从实践的客体方面看，人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社会以及自然条件和对象等都是具体的。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9页。
实践的具体性特点决定了我们在实践活动中，必须“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3-114页。
实践也是群众的活动。
群众是认识世界的主体。
毛泽东指出，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是调查研究，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如果是“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9页。
群众也是改造世界的主体。
建国以来的历史证明，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才得以完成的。
因此邓小平指出，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想尽一切办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0页。
实践还是创造的活动。
实践只有作为创造的活动，不断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不断研究新情况并且解决新问题，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源泉和活动。
邓小平说，人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
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敢闯、敢冒、胆子要大；要解放思想，破除各种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要不怕失败甚至犯错误。
只有这样才能开拓新路。
关于实践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功能，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实践活动与价值关系的观点，并从两个方面特别突出了实践的价值功能。
一是强调办事要“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反对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只有实践才拥有最后的发言权；二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
同时把实践标准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生产力标准，进而转化为判断社会综合发展的评价指标，即“三个有利于”标准，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价值观得到了高度统一。
三、江泽民对实践论思想的运用与发展
１、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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