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颖从女市长透视女性领导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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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颖从女市长透视女性领导力
从女市长透视女性领导力
周颖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201204）
女市长是一个杰出女性的群体。
提起这个群体，不免使人感觉新鲜又神秘。
这些人在老百姓的眼里，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但是在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陶斯亮眼里：
“女市长本质上也是普通人”。
本研究通过调研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接受培训的“全国女市长研究班”的学员，共回收20份有效问卷。
学员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女市长，平均年龄48岁。
其中汉族13人，少数民族7人。
党员12人，非中共党员8人。
通过分析这群杰出而又普通的女性，可以为女性领导力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分析框架。
一、女市长的心理动力学分析
领导学领域中的心理动力学理论传承自精神分析法。
由于精神分析强调家庭的重要影响，家庭对个体而言就像是社会代理人一样；因此心理动力学的观点也认为，对个体的了解应始于对其早期家庭生活的了解。
通过分析女市长的早期家庭生活，可以探讨哪些因素能够促进、激励和辅助拓展女性领导力，从而为有志于发展女性领导力的组织和个体提供指导和帮助。
1.成长过程中：
受母亲的影响最大
本研究发现在女市长的成长过程中，受母亲影响最大的比例最高，占59%，其次是受父亲影响最大，占比30%，受老师影响最大的比例排第三，占比11%。
没有女市长认为自己受“哥哥”或者“姐姐”影响最大。
母亲和父亲的影响相加占到了近80%的影响，这说明与老师和兄弟姐妹相比，父母对女性领导力的发展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中，男子外出劳动是体面的，妇女在家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
家庭教养与母亲的职能天然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人们普遍地认为，母爱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女市长成长过程中受到母亲影响更大，也证明了母亲在女性领导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姆，曾经进行过精准的描述。
他认为，母亲的作用关键是提供给孩子一种安全感，母爱能使人学会爱和关心，是个体社会性和情感发展的基础。
在男尊女卑和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中，女性很难从正式组织中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指导。
因此，母亲作为家庭成员，在从小培养未来女性领袖的安全感和自尊方面，凸显了重要的意义。
可以想见，这些女市长的母亲们从小为她们树立了最好的爱与忠诚的典范，用基本的美德和人生价值来规训她们，从而为女性领导力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童年基础。
虽然母亲高度影响了许多女性领袖的生活，但是父亲也被视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研究中还有30%的女市长认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父亲的影响最大。
这一结果也说明了父亲在女性领导力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一些女性国家领导人在传记中常常把父亲视为行为榜样和导师。
例如挪威总理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曾经表示父亲对她们的影响最大。
这两位父亲积极参与到女儿的成长历程中，鼓励女儿要相信女人可以赢得与男人一样的世界。
心理学家格尔迪就曾经说过：
“父亲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
”家庭是个体获得最初精神体验的地方，父亲作为社会文化状态中的主体，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们不应该是孩子发育过程中被遗忘的贡献者。
与母亲对孩子的作用相比，父亲的作用则是起到教育和引导孩子如何应对未来世界要面临的各种问题，父爱更能够影响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发展。
母亲和父亲这两种角色充分互补，共同承担起帮助孩子成长的责任，这也许是女性领导力成长的最理想途径。
2.出生顺序：
长女比例最高
许多研究都发现出生顺序对个体的智商和人格会产生影响，本研究也发现女性领导力会受到出生顺序的影响。
本次接受调查的女市长中，长女的比率最高，占46%，老小的比例第二，占30%，第三多的是排行中间，比例占到24%。
本研究发现，长女和幼女更容易发展成为卓越的女性领导，排行中间的女儿则相对最难。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或许可以提供解释框架。
进化心理学家弗兰克·苏洛韦认为，出生顺序对人格有影响，是由于长子（女）在资源竞争中天生占有优势，于是长子（女）和幼子（女）们会发展出不同的人格来竞争资源和父母的关爱，进而发展出不同的人格。
出生顺序对智力有影响，是因为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多，有限的资源被稀释得越来越少，进而获得最多资源的长子（女）智力发展最好。
通常来说，占有优先地位的长子（女）更认同父母的权威和价值观，而幼子（女）们会更为叛逆，更愿意作新的尝试和挑战长子（女）的优势地位。
因此，长子（女）倾向保守、循规蹈矩。
他们尊重权威、遵守纪律、捍卫现状、易做现行体系的领导者。
而幼子（女）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他们不遵循规则，挑战权威，富有创造，容易做各个领域的创新者和变革者。
而中间出生的孩子刚出生时是家中最年幼的孩子，不过等有了弟弟妹妹后，他们既要当“老师”，又要做“学生”，他们既没有资格享有长子（女）的威信和特权，又不能像幼子（女）一样自由放纵。
中间出生的子女在家庭中缺乏爱和关心，处于一个相对来说危险的境地。
当然，并不是说出生顺序能够决定一切。
孩子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顺序，因此透过出生顺序分析其对个体智商和人格产生的影响机制，才是对发展女性领导力更有价值的思考。
出生顺序影响女市长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首先，最年长的孩子经常有更多的时间和父母一对一相处，可能能够促进孩子的智商。
其次，年长的孩子经常作为父母的代理人，来教育他们年小的兄妹。
因此，只要父母给女孩更多的高质量陪伴，以及更为动态的同伴交往过程，都是陪树女性领导力的有益尝试。
3.父母教养方式：
放养型家庭最出女市长
除了父母和出生顺序，个体早年的家庭环境对女性领导力的形成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认为，可以把家庭环境和父母教养方式归纳为两个维度：
其一是父母对待儿童的情感态度，即接受----拒绝维度；其二是父母对儿童的要求和控制程度，即控制----容许维度。
根据这两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四种教养方式：
权威型（接受+控制）、专制型（拒绝+控制）、放养型（接受+容许）和忽视型（拒绝+容许）。
不同的教养方式会对个体的社会性发展和个性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当问及女市长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时，65%的女市长认为自己成长在放养型家庭中；24%的女市长认为自己成长在专制型家庭；12%的女市长认为自己成长在权威型家庭，没有人选择忽视型家庭。
这似乎说明放养型家庭（接受+容许）是最有利于发展女性领导力的家庭环境。
在这种家庭中，父母对儿童抱以积极、肯定、耐心的情感；同时不强行控制，对儿童宽容，放任儿童自己做决定，很少向孩子提出要求。
这一点在许多杰出女性领导的成长史中也能得到例证。
例如凯瑟琳大帝从很小的时候便非常独立，被放任决定自己的命运，以独立的精神个体成长。
父母是宽容的，对她的刨根问底不加评述顺其自然，而父母的重视和关爱又让她们感到自己是非同寻常的，父母如对待成人般的尊重态度又给予她们宽松的成长环境，可以无拘无束地探索和犯错，在精神自由地状态下找到自我，建立起强烈的自尊和自我满足。
因此可以说，对于女性领导力的发展而言，家庭给予女性最重要的礼物就是空间，或者说允许她们发展自我效能感和自主性。
自我效能感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的是对通过努力就可以达到高水平目标的信心。
如同加拿大首任女总理金·坎贝尔所回忆的，“我成长于一个女性会做不寻常之事的家庭。
女孩要自主，而且相信女孩不该惧怕特立独行。
这一切都令我的思想不受拘束。
”
二、女市长的身份认同：
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
身份认同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即个体在发展中对自我的身份或角色加以认知、识别或内化的过程以及相应的情感倾向和行为选择，它是认识、情感及行为的综合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和心理，它要回答的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去哪里”的问题。
本研究从性别角色、性别敏感度、性别自信和社会角色等纬度对女市长的身份认同加以研究。
1.性别角色：
双性化的女市长最普遍
性别角色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模仿学习获得的一套与自己性别相应的行为规范。
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有两个观点:
一是，性别角色是单一的维度，男性化、女性化是这个维度上的两极，个体的性别角色处于其中的某一点上;二是，具有男性化特质的男性和具有女性化特质的女性在心理上更为健康。
而目前性别研究中更为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男性化和女性化是两个独立的维度，男性是工具性的，女性是表现性的。
据此可以定义四种可能的性别角色类型：
男性化（高工具、低表现）、女性化（低工具、高表现）、双性化（高工具、高表现）以及未分化（低工具、低表现）。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采用贝姆性别角色量表（BSRI，Bem’sSexRoleInventory）对女市长的性别角色进行探究。
结果表明，女市长在男性化量表的平均数、标准差和中位数分别是31.31，2.95，21，在女性化量表的平均数、标准差和中位数分别是18.86，3.94，15。
用中位数分离的方法发现，女市长全都为双性化类型，即男性化和女性化分数均高于中位数。
本研究还请女市长直接判断自己的性格更偏向于男性化、女性化还是中性化。
结果表明，女市长普遍认为自己性格中更突出的特质是中性化，占比77%，其次有18%的女市长认为自己女性化的特质最为突出，认为自己男性化的女市长比例为0%，说不清楚的占比5%。
这两个结果一致性的揭示出，在性别角色认同上，女市长普遍认为自己更偏向于中性化，是双性化类型的人群。
女市长的性别角色认定和普通女性存在差异。
如下图所示，在普通女性群体中，女性以女性化居多，如王登峰（2007）以普通人群为被试，发现女性被试的女性化认定为44.15%，而男性化、双性化、未分化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4.72%、18.57%、22.56%。
而在本研究中，女市长均为双性化的性别角色认定。
图女市长和普通女性群体性别角色的对比图
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观点不同，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人们不应该将行为限制在“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过时观念里，为了发展个人的自我，无论男女，都应鼓励他们成为“双性”的。
即：
男人与女人应该是既男性化的又女性化的。
即：
坚持、独立、又温柔、敏感，完全视特定的情境要求而定。
而关于双性化和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也发现双性化的个体具有较高的自尊、较少的心理疾病、较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而且双性化的人比其他类型的人更受欢迎。
因此无论从女性领导力的发展，还是从女性领导的心理健康而言，都更应该倡导一种双性化的行为模式和性格。
女性领导应该根据情境，选择最适宜的表现，而非拘泥于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
2.性别认知：
自信而适度敏感的女市长
在二十一世纪初，Hoffman等人（2000）提出了从个体自我认知的角度来定义男性化和女性化，以打破性别研究中盛行的性别刻板印象，并从这个角度提出“性别敏感度"和“性别自信”这两个概念。
性别敏感度强的女性会非常重视自己作为女性的特点，平时会经常想到自己是女性。
性别自信强的女性则对自己身为女性持积极态度。
本研究采用霍夫曼等人编制的性别角色量表（HoffmanGenderScale），对女市长的性别认知进行了测查。
结果发现，女市长的性别敏感度得分均值为8.93，和中位数9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说明女市长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具有中等程度的敏感度，即没有忽视和刻意淡化自己的女性身份，但也不会时时刻刻过于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
在性别自信上，女市长平均得分8.6，显著高于中位数6，说明女市长对自己身为女性感到自豪和自信。
李六珍（2009）也发现了类似的研究结果，女经理的性别敏感度低于男经理、男员工和女员工。
而性别自信越强的女经理，其主观幸福感和领导效能感都越高。
可见，性别自信是卓越女性领导者的共性。
只有当女性为自己身为女性感到自豪而骄傲时，她才能更好的发挥领导力。
而性别敏感度却是适度为佳，既不能忘记自己的女性身份，又不能时刻强调女性身份。
3.社会角色：
我首先是一个母亲，然后才是一个女市长
社会角色是社会系统中最具体和最基本的要素，其承担着的行为受到社会价值观和规范的支配，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
女市长身上承担了多重与女性相关的社会角色，例如母亲、妻子、女儿、女市长、女强人等。
通过分析女市长的角色，也可以探索女市长的女性领导力的发展过程。
当被问及“您最看重自己的哪一重社会角色”时，47%的女市长回答最看重“母亲”的角色，32%的女市长回答最看重“女市长”的角色，12%的女市长回答最看重“妻子”的角色，9%的女市长回答最看重“女儿”的角色。
如果把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合并为家庭角色，可以发现更看重家庭角色的女市长占到了59%的比例。
许多女市长在访谈过程中都表示，女性领袖要发挥角色榜样作用，除了工作，幸福的家庭同样也要成为她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是自己的首要目标，许多女性领袖们都曾经这样表达过。
曾任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在女儿患病时，交托所有工作，飞到加拿大照看女儿。
即使她当时不得不飞到北京参加香港回归筹委会的重要会议，她也在会后选择当晚离开，不参加会后的记者招待会。
她曾表示“我的家庭是第一位的。
在我可以服务公众之前，我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
家庭一直都是我的安全港，特别是我在面对外界压力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的家庭有什么问题，我会丢下所有的事情，赶去和家人在一起。
”香港中华电力有限公司的首位女性首席执行官苏少湄曾这样描述“工作只是让我谋生、让我有美好家庭生活的手段，家庭才是我工作的最终动机。
我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这些角色更为重要。
”
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南尼特·芬克曾指出：
“东方妇女有着不同于西方妇女的文化、历史背景和价值。
在多数东方国家，妇女重视家庭欢乐。
在寻找归宿的意义上，中国妇女对家庭的认同超过了对任何其他组织的认同甚至超过了对自身生命存在与价值的认同。
”因此，与男性领导相比，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是女性领导尤其需要建立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
许多女市长表示，虽然不需要分隔工作和家庭生活，但在一些细节上，她们还是要保持工作和家庭身份的独立。
例如，时刻提醒自己，在工作中，自己是大权在握的领导，但回到家里，自己只是母亲和妻子。
三、女市长的领导风格：
人和事两手抓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男性常常与权力、威严、独立、理性等联系在一起，而女性则常常与温柔、仁爱、关怀、鼓励等联系在一起，男性更关注工作中规范的流程及规则，而女性则更重视关系的建立及对下属的鼓励。
因此，很多研究者都认为，男性领导者较注重工作的任务导向，而女性领导者较注重人际导向。
女市长作为杰出的女性领导群体，她们的领导风格会不会也表现出较为典型的人际导向呢？
本研究采用美国俄亥俄州大学企业研究中心开发的领导行为描述量表（LeaderBehaviorDescriptionQuestionnaire，LBDQ）来研究女市长的领导风格。
该量表将领导风格分为关怀和定规两个维度。
定规是指领导者运用管理功能来界定他及部属的角色、地位并建立工作程序。
这种领导风格重外在的行动，以最终达成组织的目标，即典型的任务导向。
而关怀是指领导者关心、重视人际关系的建立，即典型的人际导向。
定规和关怀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维度，每个领导都会在这两个方面有所体现。
结果发现，女市长在定规维度上的平均数、标准差和中位数分别是22.87，2.03，15，在关怀维度上的平均数、标准差和中位数分别是23.12，1.54，15。
用中位数分离的方法可知，女市长全都为高定规高关怀维度的领导风格，即注重工作的任务导向，又注重人际导向，是典型的人和事两手抓的领导风格。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男性领导者和女性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可能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真正影响领导风格的，是领导者的性别角色认定。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男性化特征明显的管理者其领导行为是自治、有组织、以任务为导向的，而女性化特征明显的管理者其领导行为是协调的、助人的、行为导向低的。
本研究中的女市长是双性化的性别角色，男性化和女性化特征都突出，因此其领导风格在任务导向和人际导向上都较为突出。
四、女市长的领导效能感：
双性化不敏感的女市长最自信
领导活动是一项充满不确定因素、风险和挑战的活动，承担这一责任需要高度的自尊和自信，需要领导能力和技巧，也就是说需要个体具有较高的领导效能感。
所谓领导效能感即个体对自己所拥有的领导能力的信念，它会影响人们对机会的选择，激励人们以更大的努力迎接挑战。
研究显示，领导效能感对女性发展自己的领导力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女市长的领导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女性领导力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研究通过测量女市长的领导效能感、性别自信、性别敏感度和性别角色，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
结果发现，领导效能感和性别敏感度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r=-0.81，p=0.00），领导效能感和双性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55,p=0.04）。
这意味着女市长的性别敏感度越低，工作时越少考虑性别因素，不太想到自己是女性时，领导效能感越高。
同时，女市长如果双性化程度越高，即越自信、越诚实、越友好、越可信赖，其领导效能感越高。
性别敏感度和领导效能感之间的负相关，说明假如女性领导对自己的女性身份特别敏感，受制于传统的女性角色，会导致女性对自我的能力产生质疑，从而丧失进取和竞争的信心和勇气，进而伤害其领导效能感。
这一点可以从前IBM个人电脑部的首席财政官马雪珍的建议中得到佐证。
马雪珍曾经被《福布斯》（2005）评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
她曾经表达过：
“我总是把自己当做中性人。
可能人们会用不同的眼光看我，不过重要的是，你是否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你可以把女性会受到歧视当做事实，那你就可能感觉到歧视。
但如果你不在乎，你就会克服这个问题”。
从这段话中，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杰出女性领导在工作中通常不会刻意强调性别，甚至不在乎性别。
而双性化和领导效能感之间的正相关，则让我们联想起另一个领导学概念：
德行领导（ethicalleadership）。
德行领导是指领导者以身作则，通过个人高尚的品德和操守，向下属展示什么是规范的、恰当的行为，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激励下属去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
德行领导者必须具备诚实、友好、公平、可信赖等品质。
这些品质和本研究中的双性化题项之间存在高度重合。
而德行领导对下属的工作满意度、敬业度、对领导满意度、领导的有效性以及领导效能感都有显著影响。
因此，女性领导可以从德行领导和双性化描述的优秀品质入手，着力培养自信、诚实、友好和可信赖等特质，就能更为有效的提升领导有效性和领导效能感。
五、女性领导力的障碍和发展建议
根据《新文化报》2014年的统计，目前我国392个地市级政府共有3194位市（区、县、盟、州）长，副市长，其中有437位女性领导，占比13.68%，男女比例为6.31比1。
虽然中国女市长数量居世界之最，但是女市长的配比依然有相当的空间。
在女性领导力的特质和风格得以认可的情况下，女性为何难以成为领导，尤其是高层领导，成为女性领导力研究的关键问题。
总结过去40年妇女晋升障碍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主要障碍分为组织障碍、人际障碍和个人障碍三类。
本研究据此编制问卷，然后在女市长中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女市长认为最主要的晋升障碍来自于“男性领导居多的文化中，对女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不够”。
占比41%；第二多的障碍来自于“女性比男性更加面临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占比36%；第三多的是“在业绩和努力上，对女性领导的要求和标准更为苛刻”，占比18%；认为障碍来自于“女性通常缺少政治远见和领导力”的女市长最少，仅占5%。
女市长认为最主要的障碍来自于文化和组织，由于男性领导居多，因此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还未成为事实上的男女平等。
妇女的各项权利很难在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文化中得到实现。
来自女市长自身的个人障碍被评为第二大障碍。
女市长普遍表示，女性要承担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职责,因此女性比男性更多面临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
有女市长表示，当我像男市长一样用业余时间加班学习时，总会因为无暇照顾家人而心生歉疚。
因此，提升女性领导力必须从文化、组织和个人多个层面入手，创建更具有支持性的框架，才能更好的促进女性领导力的发展和提升，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女市长作为杰出女性领导的代表，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女性领导力发展的图景。
结合本研究的发现，女性领导力的发展应当是一个贯穿个体完整生命周期，实现工作生活平衡的过程。
首先，在对女市长早期家庭生活的分析中发现，女市长受母亲的影响最大，长女比例最高，放养型家庭最多。
透过心理动力学的分析，可以获得的启示是，在女性的生命早期，最理想的模式是母亲和父亲两种角色充分互补，共同创建积极而开放的教养风格。
父母在充分陪伴的同时，还要创造丰富的同伴交往机会。
女性在个体生命早期如果能沐浴在这种生长环境中，将最大程度的发展女性领导力。
其次，通过分析女市长的身份认同，可以发现，女性领导力在双性化的性别角色认同和积极的性别自信中更能得到发展，但是性别敏感度则是一个女性领导者需要警醒的变量。
双性化而不敏感最能促发高效的女性领导力。
再次，女性领导力是一个平衡的过程，不仅需要在家庭和生活之间兼顾，还需要在任务导向和人际导向的领导行为上兼顾。
对于卓越女性领导而言，只有人和事两手抓，才能在工作上成为卓有成效的女性领导；而只有家庭和工作双赢，才能成为登上巅峰的幸福女性。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学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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