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前后的谭平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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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前后的谭平山
南昌起义前后的谭平山
处于党内合作时期得国共两党对南中国迅猛进展得农民运动产生了巨大分歧.由于政治立场、价值观得不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部长谭平山得一些做法在国民政府看来太左,但从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看来太右,他勉为其难,但收效甚微.早在南昌起义前,共产国际就对谭平山表示不满,多次批判.谭平山是南昌起义得功臣,他参与了南昌起义得最初酝酿,最早联络贺龙；起草了南昌起义得宣言,并为宣言修改咨询题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出任公开得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得要紧负责人；参与内部得革命三人小组、前委得领导与决策,最早高度评价南昌起义.但在南昌起义后谭平山不但未得表彰,反被开除党籍.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得“三时期”理论决定了谭平山在中国共产党内得政治生命.而谭平山在被开除出党后对斯大林“三时期”理论提出得质疑有着合理得成分,也是他组织第三党得思想动因.
[关键词]谭平山；农民运动；南昌起义；第三党；共产国际
[中圈分类号]k2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09－11
邵雍（1953－）,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要紧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共党史.（上海 200234）
本文系上海市一般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培育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项目（项目编号：
sj0703）时期性成果.
谭平山是南昌起义得功臣,然而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受到应有得确信.《解放军报》1977年7月27日发表得长篇军史资料《八一南昌起义》,关于南昌起义重要领导人之一得谭平山闭口不提.wcOm《历史研究》1977年第4期发表得《从此风雷遍九陔》一文在论及南昌起义领导人时也只字不提谭平山,但在论及土地革命政纲时指责“机会主义分子谭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得政纲”.元邦建1986年著得《谭平山传》尽管初步为谭平山正了名,然而由于该书作者没有看到共产国际、联共（布）得核心档案资料,许多咨询题依然没有讲清晰透彻.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得基础上,以差不多公布得共产国际、联共（布）得相关档案为核心资料,评价南昌起义前后谭平山得是非功过,就教于大伙儿.
一
南昌起义前得谭平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农民部部长、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南中国农民运动迅猛进展得大环境下,处于党内合作时期得国共两党产生了巨大得分歧,确实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不同得主张与看法.时势将谭平山推向政治斗争得风口浪尖.
1927年5月共产国际面对现实,发出“必须反对过火行为”得指令.斯大林在当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中国咨询题委员会讨论会上讲：
“假如我们现在不反对农民暴动,资产阶级左派就会转而反对我们.就会打内战.”并讲：
“土地革命吓坏了国民党,只是因为它直截了当危害到了国民党员和军官得利益.我打算给鲍罗廷发个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平分国民党员和国民军军官得土地.”
5月中旬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宣告成立农民部.5月20日国民政府农民部长就职典礼在武汉进行.农民部长谭平山在就职典礼讲话时称：
“本部没有自己得政策,它服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针对当时武汉一般人民议论农村中农民运动得某些过火行为,他婉转地讲：
“现在所发生许多咨询题是农民刚刚脱离封建制度得束缚,在青黄不接之时所不能幸免得.”“在革命得观点看,这种现象并不是不行现象.”他还指出：
“我们要积极地去领导他们,要用切实得方法,使农民自己起来,政府在领导地位,去达到建设乡村自治政府,开发农村经济.”
5月21日,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封闭革命团体.在处理“马日事变”善后事宜得咨询题上,谭平山与负有指导中国共产党之责得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得态度是一致得.5月25日,谭平山等五人受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派,组织专门委员会赴湘查办“马日事变”,同时查办农民运动“过火”行为,鲍罗廷也一起赴湘.国民党坚持认为共产党人应该解决那个咨询题,假如拒绝,就认为是共产党人不负责任地制造了混乱.5月29日罗易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书面报告时抱怨讲：
“在一场新出现得而规模巨大得群众运动中,难免出现某些古怪行为和乱子.国民党打着纠正这些‘过火
为’得幌子,策划消灭湖南农民运动.鲍罗廷支持国民党得这种政策.共产党不敢反对鲍罗廷得政策,因为他得政策被认为是莫斯科得政策,只好不情愿地采取违心得行动.”但“查办代表团”到了岳阳,遭到许克祥得挡驾,扬言要枪杀他们,他们不得已而返回武汉.
6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采纳斯大林、布哈林和莫洛托夫得建议,给汉口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发去以下电报：
“我们认为谭平山在成立农民部时得讲话是完全错误得.他本应明确宣布,农民部得差不多口号应当是土地革命和没收土地.而谭平山却胡讲些改善农民状况得自由主义空话.假如他和中央委员会不马上纠正那个错误,我们就在报刊上公开进行批判.鲍罗廷对谭平山长沙之行得解释不能成立.我们认为,任何阻止土地革命得行为基本上犯罪.应当马上切实领导土地革命,而不得利用考察加以阻止.”这一电报里得措辞十分重要,指责谭平山“他和中央委员会”如何如何,正好讲明谭平山在农民运动方面得言论行动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共产党得组织行为.谭平山作为中共党员要服从党中央专门是党得总书记陈独秀得意见,这是毫无疑咨询得.
6月5日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得电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罗易认为“谭平山得自由主义不仅具有个人性质,而且还反映了整个党得领导得观点.我建议农民部得纲领应包括解决土地咨询题,谭不要率领考察团去湖南,这些建议被政治局否决.陈（独秀）比谭更坏”.6月8日罗易致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对中共中央“采取果断得组织措施”,“完全揭露旧得政策”.
6月15日陈独秀依照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7日会议得意见致电共产国际：
“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得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是这种普遍敌意得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确实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克制没收土地得行动.对土豪劣绅和土匪得联合进攻（尽管得到小地主和一般地主得支持）应加制止,使我们有可能集中力量抗击反动派.……谭平山得就职演讲是模糊得,那是在夏斗寅刚刚叛变后发表得.国民党决定延缓解决土地咨询题,而先去击溃夏斗寅.谭平山作为政府得一员,未能公开为一种与国民政府得意见相左得观点辩护.”恶化得情况下,谭平山依然做了某些积极工作得,与毛泽东等人一起一面试图纠正某些过火得偏差,一面坚决捍卫农民得差不多权益.
1927年4月初,他在去武汉得途中曾建议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湖南省政府同意关于土地咨询题得决议.此外还在国共联合土地委员会中主张解决土地咨询题.
5月30日,谭平山和毛泽东、邓演达等领导得全国农民协会对湘、鄂、赣三省农协发出重要训令,指出“少数农民得行为,有时不免侵犯革命军人之利益”,“原军事式之紧急战斗行动,至革命势力确有优势之时,理应开始新得建设时期,农民运动亦是如此.否则长此以往,反将障碍农民运动得进展,而被反动派所利用,以危害革命得联合战线之巩固”.6月13日为了挽回危局,反击国民党右派和豪绅地主对农民运动得破坏,谭平山与毛泽东、邓演达、陆沉等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委名义,发出“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指出农村中存在得咨询题,列举各地土豪劣绅进攻农民协会,反动军队突击和屠杀农民得罪行,要求各级政府明令爱护农民协会,制止反动暴行,号召：
“农民协会本身,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抵抗土豪劣绅武装突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6月17日,谭平山和毛泽东等代表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指出近一月来,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多受摧残,农民牺牲一万几千人,并列举各地豪绅地主罪行,请求国民政府迅速镇压屠杀农工得反革命.
尽管如此,处在国共两党之间得谭平山受到得指责也越来越多,差不多感受到无法再工作下去,遂向汪精卫提出辞去农政部长职务得要求,他在呈文中讲：
“职能力薄弱本难胜任,又值时局紧张,农民运动,颇多非难,就职以来亟思有以改正,俾得趋于轨范,勉力从事.操劳过度,以致旧病复发,不能支持,拟即迁入医院,稍事休养.”不料共产国际来电指责谭平山得辞呈过于软弱,不是示威性退出,缺乏共产党人得斗争性,是机会主义得表现.
由此可见,由于政治立场、价值观得不同,谭平山得一些做法在国民政府看来实在太左,但从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看来依然太右.早在南昌起义前,共产
国际就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表示不满,多次批判,只是还没有采取组织措施.
二
7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依照共产国际得指示,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得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工作.前已述及,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尤其是对陈独秀、谭平山极为不满.“五大”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得谭平山得工作被看做是压制农民运动得典型,而他以请“病假”方式退出国民政府举动又被认为是对反动势力得屈辱妥协.正因为如此,这次中央改组得要紧目标确实是把陈独秀、谭平山从要紧领导岗位上撤掉.
蔡和森后来讲：
“老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得.又恐独秀、平山明白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为陪衬.”李维汉在1981年写得《关于八七会议得一些回忆》也讲：
“在七月四日以后到七月十二日往常,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鲍罗廷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可能这时鲍罗廷差不多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斥责投落主义、调回鲍罗廷及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得训令,但鲍罗廷没讲有那个训令.）”后来瞿秋白、蔡和森并没有去海参崴,陈独秀也拒绝去莫斯科,但陈独秀得领导职务从这时起被停止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责备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抛弃劳动群众,默认、掩护和关心一切反动派得进攻.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得共产党员.同时申明,中国共产党仍将同坚持孙中山得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得国民党革命分子接着合作.谭平山和苏兆征两名在国民政府担任部长得共产党员,联名发表公开得辞职书,揭露国民党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屠杀之事迭见不鲜,党部则被捣毁,工农团体及其自卫武装则被解散”.辞职书还专门在农民运动咨询题上指责国民党中央“为所谓过火所震惊,事实上所谓过火即革命得急剧风潮,乃一切有历史意义得群众革命运动所不能免”.
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政府实行分共清党后,中共中央在是月中旬确定组织民众武装起义得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得打算,同时决定以中共所掌握和妨碍得部分北伐军为差不多力量,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得革命依照地,进行凉爽第二次北伐.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口号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带得贺龙率领得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得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领导得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进行凉爽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周恩来指定聂荣臻为书记得前敌军委,先去九江做预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
关于南昌起义得由来,最早是由共产国际提出大致得战略意图,然后由中共中央进行细化,加以实施.因此南昌起义既不是中国共产党得完全主动,也不是共产国际得一手操办.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发出文件,指示中共：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得将军们得依靠性.动员两万左右得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得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得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得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聂荣臻回忆讲,6月“中央向我们传达了共产国际得指示,提出了中国革命得非资本主义前途,并要我们抓武装,组织一支五万人得队伍.这对我们决心发动南昌起义,起了有力得推动作用”.在此期间,鲍罗廷依照共产国际指示,提议“预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
三
谭平山对南昌起义是有突出贡献得,要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与南昌起义得最初酝酿,最早联络贺龙
7月20日谭平山与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人在江西九江进行凉爽了第一次会议.会议认为“依靠张为首领之回粤运动,非常少成功之可能”,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得军事行动”.会后,托付正在庐山得瞿秋白返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7月23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谭平山见到贺龙时十分认真严肃地对他讲了共产党得机密大事.谭平山讲：
“汪精卫7月15日完全叛变以后,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今天,中央政治局依照中夏、立三和我们得多次电报,以及秋白得口头汇报,决定在南昌进行凉爽暴动,
并派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云卿,我们盼望你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
”贺龙兴奋地回答：
“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得信任,也感谢你把如此重大得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
我完全听从共产党得指示.”李立三在《八一革命之通过与教训》得报告中也讲,谭平山“将在南昌凉快暴动之打算,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因此更有进一步之决定,军队于二十八日往常集中南昌,二十八进行凉爽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
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平、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打算完全一致”.
关于谭平山在发动南昌起义时得主动,张国焘日后有段回忆非常值得参考.他讲谭平山“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带展开活动.他曾标榜要在南昌开创一个新得局面,这句话得意思,具体得来讲,大致是由他策划出一个南昌暴动,并由他名符事实上得领导起来”.“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得,中共得前敌委员会大概也可由他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1927年10月张太雷报告则讲：
“在南昌开会得时候,平山同志主张干,但他主张干得缘故讲是：
贺龙主张,叶挺也同意干,故他也主张干.……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得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讲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如今反而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得一个人……致使这次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那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得投机.”
实际上,发动南昌起义得最终决定是7月24日（或25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作出得.7月25日共产国际决定向汉口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就中共南昌起义得打算作出答复：
“假如有成功得把握,我们认为你们得打算是可行得.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得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得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闻名得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得.”7月30日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南昌,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能够进行凉爽,否则不可动,而且应征得张发奎得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并称这是共产国际得意见.对比共产国际得电报,人们能够看出张国焘是引申发挥了共产国际得意思,至于“应征得张发奎得同意”则完全是他个人得主张.李立三回忆讲：
“当时,恩、代、立、湃、平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可不能同意我们得打算.在客观上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得地位,再不能依靠张.”
然而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追究责任得特定情境下,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等当事人与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谭平山,并把谭平山最早联络贺龙认定为“军事投机”得要紧史实之一.只是这也从反面论证了谭平山对南昌起义得要紧推动、促进作用.
（二）起草了南昌起义得宣言,并为宣言修改咨询题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得斗争
8月1日得《南昌日报》刊出《中央委员宣言》,斥责蒋介石、汪精卫等革命叛徒,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布与他们完全决裂；并提出七项主张,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接着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咨询题奋斗”.这份宣言是7月30日由党得前敌委员会起草得,由谭平山和邓演达、宋庆龄、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彭泽民等22人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得名义发表,其中15名是共产党员.《中央委员宣言》虽以国民党左派面貌出珥,但体现了共产党当时得纲领性主张.
张国焘回忆讲,南昌暴动得前夕,谭平山“他所提出得暴动宣言有许多不妥之处,须我代他修改,他曾横加阻止,并非常不客气得指责我企图包办”.
当时由于形势变得更加紧迫,在7月31日晨前委凉快第二次会议时张国焘已不再反对起义,但他又妄图以负责修改起义宣言为由,拖延起义.谭平山要求午后改好,张国焘却要拖延至晚上,谭平山讲：
“然则就不必改了.”张国焘不同意,谭平山因此愤慨指责张国焘：
“什么原因宣言非你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吗?
”最后周恩来提出“回头依然我来改吧”,就如此挫败了张国焘拖延起义得阴谋.谭平山为了坚持起义,一再斥责张国焘,甚至愤慨地对一位师长讲：
“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周恩来当时认为这是党
斗争,不能够如此做,但坚持起义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通过激烈斗争,张国焘最后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因此晚进行凉爽暴动.但这一细节还有不得表述.1989年出版得《周恩来传》讲：
7月30日前委紧急会议后“谭平山十分气愤,在会后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制止了,讲张国焘是党中央得代表,如何能绑呢”.1995年出版得《贺龙传》也讲：
“谭平山也十分气愤,会后,他寻到周恩来,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严厉地制止讲：
‘张国焘是党中央得代表,如何能绑呢?
’”
在党内斗争中不管是主张杀依然绑都超越了界限,基本上错误得,但在特定得场合也如实反映了谭平山爱憎分明、急于求成得心境.
（三）出任公开得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得要紧负责人
南昌起义胜利后,8月1日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由谭平山用中央执委名义召集中央执委及各省党部左派分子开联席会议,承认专门委员会得处置,并组织革命委员会执行党务及政务,以谭平山为主席”.会上由叶挺报告起义通过,接着推选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周恩来、何香凝、贺龙、叶挺、朱德、恽代英、林伯渠、李立三、吴玉章、彭泽民、彭湃、徐特立、张国焘、张曙时等25人为委员,并在25人中再推选出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7人为主席团.尽管7人皆为主席团主席,但由于宋庆龄、邓演达均不在南昌,名列第三得谭平山事实上在领导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得工作.郭沫若后来回忆讲：
“平山在那时是革命委员会得事实上得主席.”张国焘在《我得回忆》中也讲：
“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革命委员会25人“名单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后,即由谭平山在一次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得会议上,提出予以通过.委员们马上宣誓就职,旋又推举谭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这名单中得国民党左派人物,除张曙时以外,其余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并未到场.他们得名字被列到里面去,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得.至于张发奎那时已与南昌暴动处于对立得地位,中共仍将他得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拢,一面想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中央委员各省区专门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对革命委员会得纲领做了如下具体规定：
“一、确立革命得新依照地.二、筹备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坚持总理革命得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四、实行本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去年联席会议之宣言决议案.五、接着不妥协得反对帝国主义.六、接着为解决土地咨询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之反动势力而奋斗.”8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9月1日北京《晨报》都对南昌起义成立得革命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作了报道.在国共合作刚刚破裂得历史条件下,南昌起义打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得旗帜,有利于进一步揭露和孤立国民党反动派,有利于争取更多得群众,这是统一战线思想得具体运用,表明了策略上得灵活性.
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贡院侧进行凉爽就职典礼,各委员宣誓就职后,谭平山在会上致答词,表示同意各代表给予革命委员会得重大使命,指出：
“从武汉国民政府变为新军阀唐生智得工具后,少数中央委员如汪精卫、谭延闽等等变了节,投落到军阀得营垒去.大多数得中央委员和各省区及海外党部代表睹兹情形,因此决然离开武汉,到南昌组织革命委员会.那个革命委员会确实是革命得新得领导机关,一切党务、政治,军事……都隶属于委员会指导之下.兄弟相信那个新得革命领导机关,在最近得今后,必为全国革命得民众所拥护而为唯一得革命领导机关.南京武汉得伪政府伪中央,实只是是蜉蝣之一瞥罢了.”
张国焘回忆讲,在革命委员会“任委员长得谭平山,就是对内对外得首领……革命委员会下成立一参谋团,等于国民政府下得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刘伯诚任参谋长,贺龙任前敌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外,设有农工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陈荫林等任委员,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和建立各地点政权等任务.另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负责领导国民党得组织工作；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后来又增设一个政治保卫局,由李立三任局长”.关于谭平山出任要职,张国焘是如此解释得：
谭平山“从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得时候起,一直担任重要得职位,在中共内他始终是个要角,在国民党
内他又是中委兼组织部长.就由于这种地位使他有点飘飘然,常夸耀他是老同盟会,与国民党左派有广泛得联络,在中共又是最先参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数重要领导人之一,并为斯大林所赏识”.张国焘所言非虚,在1926年11月召开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谭平山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11月30日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作报告时几次提到谭平山,认为他“讲得完全正确”.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内能够得到斯大林赏识得人并不多,谭平山能获此殊荣,自有他得过人之处.
8月3日至5日,起义军陆续撤离南昌.27日占据瑞金,革命委员会在瑞金城召开祝捷大会,谭平山在祝捷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得演讲.大会还通过了决议案和通电.
在部队转战过程中,筹饷一直是个大咨询题.谭平山主张沿用旧方法征收,周恩来、李立三等同志,主张抛弃旧方法,实行征收地主粮食,没收劣绅财产和罚款.但由于赣东一带全无农民运动,全然弄不清谁是地主和土豪劣绅,没收和征收寻不到明确对象,最后依然采纳谭平山得旧方法,尚能够筹到少数款项.
南昌起义军“到瑞金后得到上海报纸,方知不但张发奎等差不多旗帜鲜亮反共……而武汉政府又实际上投落了蒋介石.同时各省军阀都用国民党名义封闭工会农会,残杀工农群众……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关于政权得性质,须全然改变,应该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得工农政权.……到汀州后,又决定名义上仍沿用国民政府,方能够应付外交,免帝国主义过分得干涉.同时并决定以平山同志为委员长,而把陈友仁等都加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中”.另加入一批工农分子苏兆征、王荷波、顾顺章等为委员.在汀州起义军又进行了短期整训,谭平山特地向起义人员作了一次关于土地革命得报告,谭平山得报告尽管讲,从今以后要进行土地革命,平分地主土地给农民,然而他又讲,只分有两百亩以上大地主得土地.部队在进行讨论时非常多人认为如此得土地革命,只是在地主身上拔根毫毛,解决不了贫雇农什么咨询题.只是当时起义军在赶往潮汕途中均是匆匆而过,既无稳固得革命依照地,又没有当地革命政权和军队得支持和保障,实行土地革命全然无从谈起.
（四）非常好地体现了中共中央得战略意图,实践了中国共产党得统一战线思想
建立革命委员会是中共中央得决策,有着十分重要得统战意义.
1927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尽管确定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得方针,“但仍提出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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