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二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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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二三
掌握以下名词：
●上官体：
指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
《旧唐书》本传：
“工五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
”
●沈宋：
沈佺期、宋之问的并称，二人皆为初唐宫廷诗人，同以五言律诗见长。
他们在总结前人和当代人应用声律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的工作，使以后作诗的人有明确的规格可以遵循。
律诗形式的定型，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初唐四杰：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并称，四人都出生于太宗时，才高位下，高宗时以文词齐名天下。
四人从理论和实践上与“上官体”对立，体现出诗风的转变。
并扩大了诗歌的题材，推动了律诗的发展。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王孟诗派）：
盛唐兴起的一个诗歌流派。
在陶渊明以来的田园诗和谢灵运以来的山水诗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偏重于写山水风光和田园生活，大多表现自然之美和闲适心情，或反映农家生活情景。
所作以五言为主，风格清淡恬静，具有较高的艺术技巧和审美价值。
代表诗人有储光羲、裴迪、丘为、常建等，而以王维、孟浩然为首，故后世又称“王孟诗派”。
●盛唐边塞诗派（高岑诗派）：
盛唐兴起的一个诗歌流派。
其诗长于七言，特别是七言歌行，善于描写边塞风光和战争生活，表现征人思妇的思想感情，大多具有爱国感情和进取精神，显示浓厚的生活气息，风格多慷慨悲壮。
代表诗人有王昌龄、王之涣、王翰、崔颢、李颀等，而以高适、岑参为首。
故后人也称“高岑诗派”。
●七绝圣手：
指盛唐诗人王昌龄，他大力用七绝写作，留存下来有七十馀首绝句，约为存诗的五分之二。
他的七绝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在唐人七绝诗的发展过程中据有重要地位，前人往往将他与李白并称，故有“七绝圣手”之称。
李白诗歌主要思想内容及特点
思想内容：
1、揭示盛唐时代表面繁荣与潜藏危机；
2、借历史人物表达政治抱负（姜尚、诸葛亮、谢安、鲁仲连）；
3、任侠使气，歌颂游侠；
4、强烈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歌唱理想，同时也反映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如《将进酒》、《行路难》。
5、一生漫游，咏赞名山大川，抒寄酷爱自由、追求解放的独特性格；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
6、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
7、极其深刻的矛盾性。
李白诗歌艺术风格
李白的诗歌具有豪放飘逸的风格。
主要特点有：
（1）强烈的主观色彩。
诗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
诗歌的跳跃性也极强，因为他往往不是按照生活的逻辑，而是按照情感的踪迹来结构全诗，通过诗歌的开阖跌宕表现感情的变幻无常。
（2）充沛的气势。
李白诗的抒情往往是喷发式的，奔涌而出，其间裹挟着强大的力量，而且意象雄奇壮美。
（3）丰富奇特的想象，大胆惊人的夸张。
李白诗歌的想象天马行空，变幻莫测，奇之又奇。
（4）语言清新俊逸。
如他自己所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5）与风格相适应，在诗体的选择上，较少用律诗，而多用便于纵横驰骋、随意抒写的以乐府体为主的古诗，尤其是七言歌行。
概括杜甫诗歌的“人民性”
杜甫诗歌思想性的最重要特点：
高度的人民性
1、“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赴奉先咏怀》）：
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第一个特征。
2、“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岁暮》）：
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第二个特征。
3、“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
”（《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
一个爱国爱民的诗人，对统治阶级的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也必然是怀着强烈的憎恨，而这也就是杜诗人民性的第三个特征。
4、咏物、写景之作，也渗透着人民的思想感情。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从创作方法上来看，杜甫的最大成就和特色，是现实主义。
第一，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
在杜甫许多著名的叙事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
第二，寓主观于客观。
即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
这是杜甫叙事诗最大的特点。
最典型的例子是《石壕吏》。
第三，对话的运用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杜甫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作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如《新婚别》。
第四，采用俗语。
这是杜诗语言的一大特色。
杜甫在抒情的近体诗中即多用俗语，但在叙事的古体诗中则更为丰富，关系也更为重要。
因为这些叙事诗许多都是写的人民生活，采用一些俗语，自能增加诗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并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和语言的个性化。
第五，细节描写。
杜甫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事物本质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
例如《兵车行》中“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
”
（4）杜诗对后世的影响
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他继承了自《诗经》、汉魏乐府以来诗歌注重反映现实的创作传统，并使之更为高超更为成熟。
善于运用各种诗歌体式，并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
其中最为成功的是七律，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而且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表现力，这代表了他对中国诗史的贡献。
杜甫诗歌中高度的爱国精神，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也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
为了生动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在表现手法上杜甫也为后人开示了不少法门。
如学习民歌运用对话和口语，就大大提高了诗的表现力和俗语在诗中的地位，使诗歌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众。
安史之乱对李杜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白：
写实性内容增多。
动乱将李白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随着人生阅历和参与政治程度的逐步加深，李白诗歌创作在抒发主观情感的同时，社会现实成分也逐渐增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力度也逐步加大。
如《南奔书怀》、《忆旧书怀》。
对人民疾苦的理解。
李白早期诗歌很少有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市场信息，即使有也只是从观察表面，并没有深入的理解和深厚的感情基础。
在乱中李白逐渐接近、了解民众，更多关注乱离中人民的命运，并成为诗人写实内容的重点。
由激越趋向冷静。
生在盛唐李白是自信昂扬的，在诗歌创作中也相应地呈现出开放的心态、阔大的气象、激越的情怀。
安史之乱的爆发，李白激越的情怀逐渐平静下来，更多地书写社会现实、人民的疾苦，建功立业的内容相对减少。
杜甫：
对国家局势的持续关注。
杜甫的诗歌真实地再现了动乱的年代，对国家局势持续的关注，对战乱中的时局进行了详尽的描绘，同时也反映了诗人面对国家战争局波澜起伏的心情。
对人民生活苦难的描写。
安史之乱中的经历尤其是被排斥出进行后使他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更为了解，此时期的创作也使杜甫对民众的关心发挥到极致，加强了文学写照现实的深度。
反思与理性精神的彰显。
面对“国破山河在”的局面，他给以严肃的正视、冷静的观察，洞悉时代的症结所在，在诗歌创作中呈现出趋于理性观照的特点,如《哀江头》、《北征》。
李白安史之乱中的诗歌创作浪漫主义的因素减少，现实主义因素增多，杜甫则达到现实主义创作高峰。
从其诗歌中，我们感受到了盛唐诗人从憧憬理想到走向现实转变，从激越飘逸走向冷静务实的思考。
如此等等，都昭示着一代新文学的到来。
掌握以下名词
新乐府运动：
是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其含义就是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故又名“新乐府运动”。
这类诗的特点是：
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
除白居易而外，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也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作家。
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并为新乐府运动中的优秀作品
古文运动：
唐时期由韩愈领导、得到柳宗元大力支持、有“韩门弟子”参加的，以“文以载道”相号召，以古文反对骈文的一场运动。
是一次有目的、有理论主张、有广泛参与者并且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革新。
它带来了散文创作的大繁荣，造成了中国古典散文发展的又一个高峰。
古文运动扭转了六朝至唐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在散文的思想与艺术发展上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大历十才子：
是指大历年间诗坛上集中出现的一批诗人，据《新唐书·卢纶传》：
“（卢）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
”这些诗人较少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疾苦，大多唱和、应制之作，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
他们在艺术方面有一定修养，擅长五律，但缺乏鲜明的艺术特色。
钱起、卢纶等成就稍高。
五言长城：
刘长卿擅长近体，尤工五律，风格含蓄温和，清雅洗炼，自称为“五言长城”。
郊寒岛瘦：
指孟郊、贾岛简啬孤峭的诗歌风格。
两人以苦吟著称，诗风相近。
“寒”指清寒枯槁，“瘦”指孤峭瘦硬。
郊、岛之诗风格清奇悲凄,幽峭枯寂,格局狭隘窄小,破碎迫促,且讲究苦吟推敲,锤字炼句,往往给人以寒瘦窘迫之感,故称。
后也用来形容诗文类似的意境
元白新乐府运动的理论、实践及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理论：
“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提出的。
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
要点有四：
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下”、“汇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面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
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
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
为了充分地发挥诗的作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
实践：
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
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
1）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都是直接描写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他们的悲惨命运鸣不平的；
2）白居易的《缭绫》、《红线毯》、《重赋》、《轻肥》等，是直接刺责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并从中反映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白居易的
3）白居易的《宿紫阁山北村》、张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权阶层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
4）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元稹的《夫远征》、张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辽水》等，是反映边地士兵之苦和反对穷兵黩武的；
5）白居易的《盐商妇》、元稹的《估客乐》、张籍的《贾客乐》等，是反映当时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富裕商人和穷苦农民之间的矛盾的；
6）白居易的《上阳人》、《井底引银瓶》，张籍的《妾薄命》，王建的《望夫石》、《去妇》等，是同情妇女们不幸遭遇的。
诸如此类的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倾向性。
在艺术上，尽管各人的成就不同，风格互有差异，又大都体现出平易通俗，直切明畅的共同特色。
它们展示了新乐府运动的实绩。
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起源：
贞元、元和年间，内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仍，赋税繁重，外则吐蕃回纥，不断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迫使诗人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另一方面，社会比较稳定，并曾一度在形式上获得全国的统一，也为诗人们的改革现实带来一线希望。
这就是以批判现实为主旨的新乐府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
新乐府运动虽属文学范畴，但其宗旨并非为文学而文学。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开宗明义点出运动宗旨：
“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此段文字非常明确地指出新乐府运动宗旨并非文学运动，而是一次时政建设。
中唐文人贬谪与文学之关系
一、中唐文人贬谪中对民歌的学习与贬谪题材创作
“留意民间歌曲”,需要有一个能够接触民间的环境。
从刘白二人贬谪期间的词作内容上来看,其中大量出现贬谪地的山川风物、历史传说、民俗人情。
从词作的写作手法上来看,民歌自然流畅的节奏、随物而起的比兴方式以及双关、谐音等手段在刘、白词作中亦深有体现。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借用了民歌中谐音的方式。
此外,中唐贬谪文人由于身为贬官逐臣的独特身世处境,在一些词作当中自然而然地抒发了自己的贬谪后的艰辛与愤懑,从而又开辟了唐宋词贬谪题材的创作。
如刘白居易江州之贬后在忠州为刺史期间,以当地民歌《竹枝》为调,作词四首以寄寓贬谪之感。
二、中唐文人贬谪对唐宋渔父词创作及旷达词风的影响
张志和以其《渔歌子》词5首,开辟了词体中的渔父题材,引出无数效仿之作,亦由此在很
大程度上促进了文人词的兴起。
如苏轼作有4首《渔父》,分别描写“渔父饮”、“渔父醉”、“渔父醒”“渔父笑”。
在写渔父词的词人当中,大多只把渔隐生活当作精神寄托而已。
而这种寄托,往往在其遭遇贬谪之后才出现或更加强烈。
张志和是唐宋文人的精神偶像，而白居易则是现实榜样。
江州之贬后白居易没有痛不欲生,而是凭借自己的学识修养做到了在贬谪之中旷达自适。
白居易的这份旷达自适的态度深深影响到了宋词中的“旷达”之风,其中又尤以苏轼为最。
受其影响而具有超越苦难、自得其乐的心态者还有很多。
因此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丙编卷3中说:
“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
”他们把这种感受写进词中,使许多贬谪词具有旷达的风格。
三、中唐文人贬谪后的心态转变对文人词的创作氛围之引导
白居易由贬谪经历而产生的“中隐”思想对唐宋词的发展更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种态度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休闲、享乐的生活模式,为正在兴起的文人词提供了恰当的氛围,促进了唐宋文人词的发展。
小李杜：
晚唐诗人李商隐、杜牧的合称，二人皆晚唐杰出诗人，又生于李白、杜甫之后，故称。
杜牧诗歌风格，俊爽峭健，怀古咏史之作感慨深沉；李商隐有抒情言志诗、咏史咏物诗、忧国伤时诗、爱情诗，构思缜密，擅长用典，语言精练华丽，《无题》诗尤其朦胧迷离，绵邈幽艳。
唐传奇：
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
它远继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近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说，发展成为一种以史传笔法写奇闻异事的小说体式。
其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标志著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
其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是描写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如《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
《花间集》：
现存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由后蜀赵崇祚编定，收录了晚唐及西蜀词人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十八位词人的五百首词。
所收词作题材多以男女情爱为主，风格靡丽柔婉。
它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标志着在文辞、风格、意境上词性特征的进一步确立，以其作为词的集合体与文本范例的性质，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在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基础上，在和西昆派浮靡文风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诗文为现实斗争服务。
代表作家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宋代散文健康发展的方向，也奠定了宋文平易自然的基本风格，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中唐新乐府运动、古文运动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之间的联系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对中唐新乐府运动、古文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中唐诗文的昌盛为宋代古文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人从唐人的实践中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首先，诗文革新运动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兴起于唐宋两代，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紧密相关。
唐代诗文革新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力图中兴，需要大力提倡维系封建王朝统治的伦常道德，文学便成了为其主张目的一种方式，诗文革新运动也就应运而生。
韩愈以恢复道统自居，要求复兴务实的儒学，以此统一人们的思想。
白居易则为裨补时阙而“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以引起统治者的警觉和重视，对朝政作部份改良。
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也同样是与宋初一股政治上要求革新的潮流相呼应，这种政治上的改革，必然涉及到文风的革新。
其次，唐宋古文运动都打着复古的旗号，以达到革新文学、为现实服务的目的。
唐代古文运动推崇秦汉文章，宋代古文运动推崇韩柳文章。
一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散文，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
再次，唐宋古文运动队伍的文学观点比较接近。
韩愈、柳宗元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提出了文以明道、反对形式主义、加强作家修养、“不平则鸣”等一系列主张，以及学习古人，创作新体古文的具体标准，这些见解大多为后来的欧阳修所倡导的宋代古文运动所继承。
宋代古重、道先文后的观点，继“不平则鸣”论之后提出“穷而后工”论。
同时，他还提倡平易通俗的文风，纠正了韩愈为文好求奇僻的流弊，坚持了我国古代散文创作的优秀传统。
他的这些主张，对王安石、“三苏”和曾巩等人都很有影响。
因此，“唐宋八大家”及其作家群的文学思想虽各具特色，但总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苏门四学士：
是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和荐拔。
实际上“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得到过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
实际上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
比如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但是他的词却不走苏轼的路子，作品内容多写抒情，亦有感伤身世之作。
风调婉约清丽，辞情兼胜。
4、思考与讨论
新旧党争与北宋中后期文坛之关系
（一）文学题材和主题取向的变化
作为北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党争改变着士人的生活和心态，进而也改变着他们对文学题材和主题的选择。
熙宁党争之初，士人还处于一种积极参与的心态之中，更易于从现实中发现一些新法的失误和弊病，付之诗文，寓物托讽，希望为朝廷所采纳。
而在对新法的批评中，许多作品包含了对下层人民痛虞的深切同情。
像黄庭坚《上大蒙笼》等等。
在北宋党争中，多有以诗文陈述己见，表明心迹者；亦多有因遭打击而怨争抒愤者。
如王安石作《寓言十五首》、《读进土试卷》等；如司马光撰《贾生论》，借古讽今，攻王安石。
从上述几类作品中，我们可见文学题材和主题取向与政治现实的接近。
然而，当党争日益严酷，士人心态逐渐转向消极畏避之时，文学题材和主题日渐远离了政治现实，更多地转而抒写内心仕隐进退的困惑和对这种困惑的摆脱，转为对自然景物的题咏和日常琐屑事物的留连，以及师友过从的酬赠问答。
（二）以议论为诗
北宋士人的好议论，不仅深受党争影响，而且实亦属于党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议论多为变法革新而发，常因党争相激而成。
如范仲淹与吕夷简相争而作《近名论》等“四论”，欧阳修与吕诲等相争而有《揍议》四卷等。
党争不仅为文学提供了现实政治方面的题材和主题，也为文学提供着反映这种政治现实的方法。
（三）党争与江西诗派的形成
北宋党争是江西诗派形成的重要社会政治背景和原因。
黄庭坚的思想和心态，他的诗歌理论及创作，受党争影响甚巨，江西诗派中的其他成员亦皆类此。
他们在思想政治上一般都与旧党为近，并因此或列名党籍，遭到贬抑，或坚其所守，不与执政党合作。
江西诗派的出现正是在北宋后期党争的背景之下，随时势之演变而逐渐完成的。
诗人将审美视野避开政治现实，接受了黄庭坚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这一有着明确的写作宗旨和共同风格的诗歌流派。
（四）党争与文人集团
文人集团（如“苏门”）的出现也受党争影响。
“二苏”与苏门弟子黄庭坚、陈师道、秦观、张来、晃无咎等，组成了北宋最重要的文人集团。
文学事业的发展，需要有才能、有成就、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家主盟，也需要二流、三流的作家群体的协力呼应，“二苏”及其弟子在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之后，师友过从，切磋唱和，各逞才力，奋力开拓，繁荣了文学创作，提高了艺术水平，成就了一批作家，促进了北宋文学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五）文学批评的党争色彩
党争对北宋文学批评的影响，、可分为三个层次。
（l）文学批评的党争化。
党争影响文学，也影响文学批评，有文学对党争的介人，就有文学批评的党争化。
“乌台诗案”即为著例。
（2）文学批评的诬陷攻许。
北宋中期以后，诬陷告讦之风很盛，激烈的党争更助长了此风。
于是有政治派别不同之人，怀泄私债之心，以党派之见说诗，无中生有，妄加比附。
（3）文学批评的党同伐异。
思想政治倾向和派别不同，审视文学的眼光往往也不同，文学批评由此染上一层党争色彩。
如王安石认为苏轼作《贾谊论》，是附丽欧阳修，苏辙认为王安石《兼并》诗有大病，杨时论诗颂扬程颐而贬抑苏轼。
苏门文人贬谪与文学之关系
严酷的政治贬滴切断了苏门与外界的政治联系，造成了理想的破灭及激情的沉落。
遭到政治威吓的心灵转向山水风物、园林亭台及艺术世界寻求寄托，他们更倾向于面向自我的内心世界，在与自我的对视中探求生命的本质，并在与自然的交流及书画创作中寻求精神自由。
因此，心态内倾所造成的自由追求便成为苏门贬滴际遇下的艺术创作的本质。
随着诗人心态的内倾，他们的抒情也更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色彩，竹、梅、海棠这类自然风物更多地进入了贬逐者的视野，这些花木以其独特的形象特征与丰富的文化内涵负载起贬逐者寄托心志、倾诉情感的精神需求，因而更易成为贬逐者吟咏的对象。
苏轼喜爱梅花，贬黄州及惠州都作有多首咏梅诗。
咏物诗成为苏轼等人贬滴期间不可忽视的创作类型，也反映出贬逐者感情抒发的自我倾向不断强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在书画等直面自己心灵的艺术形式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附：
苏门文人
•苏门四学士：
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
•苏门六君子：
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陈师道、李廌
•唐庚“小东坡”
•李格非、李之仪、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亦崇苏、学苏、师事东坡。
南宋中兴四大诗人：
中国南宋前期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四位诗人的合称，又称南宋四大家。
他们是在烽火连天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比前辈诗人更具创新精神。
这些诗人摆脱了江西诗派的牢笼，写出思想、艺术各有特色的作品，形成了全新的艺术风貌，影响很大，代表了宋代诗歌第二个最繁荣的时期。
杨万里有《诚斋集》，范成大有《范石湖集》，陆游有《陆放翁集》传世。
江湖诗派：
南宋后期继“永嘉四灵”后兴起的一个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诗派，因陈起为之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
江湖诗人时时抒发欣羡隐逸、鄙弃仕途的情绪，也经常指斥时弊，讥讽朝政，表达不与当朝者为伍的意愿。
擅长写景抒情，字句精丽，长于白描。
代表人物为刘克庄、戴复古与方岳。
白石道人歌曲：
南宋词人、音乐家姜夔的歌曲专集。
集有词体歌曲17首，旁缀俗乐字谱，其中14首是其度曲作品，如《扬州慢》、《凄凉犯》等，依古代歌曲填词2首，《醉吟商•小品》、《霓裳中序第一》；祀神曲《越九歌》10首，旁缀律吕字谱；琴歌《古怨》一首，旁缀减字谱。
和战之争与南宋中后期诗词
和战之争中，广大文士阶层外愤于金人肆虐，内痛于秦桧之流投降卖国，南渡时形成的英雄主义精神持续高涨,作为这种精神之代表的稼轩词派占据着词坛主流地位。
南宋中期，辛弃疾的出现标志着宋词的创作又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他完成了爱国豪放词思想与艺术的双重开拓和完美结合，成功地实现了词史审美视界的转换，开创了婉约词与豪放词分镳并驰、长期共存的新格局，他还与陈亮、刘过等联手进行创作，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爱国词派，并影响到以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作家，文学史上称之为“辛派词人”。
和战之争后，南宋换取了一段长时间内的“相对”和平，残山剩水的偏安局面使南宋人普遍地变得心灵受创,情绪感伤,民风重归柔靡。
与此同时,享乐之风重新盛行。
北宋晚期浅斟低唱,应歌合乐的绮靡词风复活了，周邦彦遗风大行于时,音律化、柔婉化的词派开始占上风，姜夔、周邦彦二派音律化、典雅化和柔婉化的趋向成为词坛主流。
姜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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