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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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充分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总的特征是：
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这是我们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认识得出的结论。
主要体现在：
第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
1980年我国GDP3015亿美元。
在美国（27956亿）、日本（10279亿）、西德（8261亿）、法国（6824亿）、英国（5367亿）、意大利（4546亿）之后居世界第7，为美国的九分之一。
2000年GDP超过意大利位居第6，为10808亿美元，该年美国为98247亿美元。
2009年我国GDP为335353亿人民币，折合美元4422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3，美国143300亿美元。
2010年我国GDP为39．8万亿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58791亿美元，中国跃居世界经济总量第二。
1957年毛泽东主席正式提出“超英赶美”在当时来看的确是冒进的设想，今天却已成为现实。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4000美元左右，中国将进入联合国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对比数据不难发现，如果不考虑物价因素，“十一五”的五年再造了一个中国（“十一五”初期的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8.3868万亿元）。
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奇迹。
这一奇迹引得全球许多人试图探索“中国道路”的奥秘。
“十一五”的成就赋予“十二五”特殊意义的特殊意义在于，“十二五”将成为中国超越日本后追赶美国的起点。
这个起步迈好了，中华民族真正跻身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希望就升起了。
在国家实力增强的同时，民生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最典型的例证是中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并建立了农业补贴制度。
中国“种田纳粮”的铁规起源于春秋时期，即使是史书中推崇备至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也只能做到临时的轻徭薄赋。
给“种田纳粮”的历史画上句号是前无古人之举，它惠及中国亿万农民，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一般民众都能切实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同时要看到，中国的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
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带动。
农业基础薄弱，基本还是“靠天吃饭”，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1%，比发达国家低了约20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30个百分点，同法国相比更是差了近40个百分点，而且主要以餐饮、商业等传统服务业为主，金融、保险、信息和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正处在培育发展过程中。
二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物质资源的投入。
依靠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8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到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0%至15%。
主要表现在：
对投资依赖过大，2009年为53%；对外依存度太高，2009年为45%；资源能源消耗过大，2009年，我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耗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
同年美国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占15.2%和21.7%;日本GDP占8.7%，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占3.3%和5.1%。
环境污染严重；科技创新能力较弱。
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达到GDP的2%（我国为1.52%）；对外技术依存度不超过30%（我国超过50%）；科技进步贡献率70%以上（我国为45%）；创新产出高（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位居24，国际专利比例不到1%。
）。
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缺乏核心技术，缺少知名品牌，中国产品的增加值率只有日本的4.37%、美国的4.38%、德国的5.56%。
也就是说，虽然很多产品标注为中国制造，但研发设计、关键部件和市场营销都在国外，只有加工、封装等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在中国。
中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生产，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到40%，都要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这就决定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的任务刻不容缓。
第二，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46.6%（巴中仅为31%），每年有1000万左右的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城镇化速度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快的。
但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法国相比更是差了30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5153元人民币，还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不少农村地区行路难、饮水难问题尚未解决，一些农民还住着泥草房和棚屋，家里不仅没有电器设备，甚至连像样的家具也很少。
虽然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但在我国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西部内陆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沿海地区的1/10左右。
这些年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对滞后，念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不仅起步晚，而且起点低。
在城镇，每年有2400万人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其中大学毕业生近700万人。
在农村，有2.3亿农民进入城镇务工，还有近两亿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
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任务艰巨繁重。
第三，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
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倍，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7.6倍，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由6.7平方米增加到30平方米、由8.1平方米增加到33.6平方米，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广泛进入普通家庭，汽车也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贫困人口减少了近2.4亿人，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前的35岁上升到73岁，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同时要看到，中国有13亿人口，经济总量被这一巨大的人口数一除，200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65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1.8%，为法国的1/12，排在世界100位之后，人均谷物产量和主要资源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009年，我国人均谷物产量相当于美国的26.5%，俄罗斯的54.0%。
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10，主要金属人均储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
劳动生产率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2008年，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为5855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5.9%，日本的7.7%，俄罗斯的24.8%。
所以，我们现在实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仍有1.5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相当于法国人口总数的两倍多，还有4000多万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有2300多万城镇人口靠领取最低生活费过日子。
即使在北京、上海等较为发达的地区，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左右，但在较高的平均数下照样存在特别困难群众的问题。
比如，现在上海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3平方米，但中心城区还有700多万平方米的棚户亟待改造，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要让13亿中国人民都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任重道远。
同时，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不断积聚能量，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消极腐败现象和严重犯罪活动影响严重，加之一系列天灾人祸给公众内心带来的颠簸、震动，无不令人们对于“风险社会”的体味更加深刻。
而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不协调、不科学、不可持续的负面效应和社会断裂，集中投射、释放于社会层面，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比如：
大家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令人担忧。
绝育黄瓜、爆炸西瓜、染色馒头、瘦肉精、地沟油堂而皇之上了人们的餐桌，表明了中国从食品危机看到的道德危机。
2011年4月，家宝总理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指出：
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
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的问题非常突出。
我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
2007年，我国人均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可开采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仅相当于美国的15%，巴西的21%;人均可再生的淡水资源总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相当于美国的23%，日本的63%。
能源消费量巨大，能源利用效率不高。
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
2009年，我国GDP仅占世界的8.6%，而能源消费总量却占世界的19.5%。
较多的污染物排放与环境容量有限的矛盾日渐突出。
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二氧化硫排放造成了大量的酸雨，使我们国土面积1/3受到了腐蚀，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二氧化碳的排放直接导致环境恶化。
因污染物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海洋污染、陆地污染严重。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之一。
现在全世界评出的25个不适应人类生活的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再高污染的发展下去将使人们居无定所了。
更为突出的是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甚至还在蔓延，老百姓深恶疼绝。
可以说，在诸多影响国家安全稳定的内部因素中，腐败问题是最主要因素！
去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指出：
“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
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
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许多专家称，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战胜中国，最终可能打败中国的只能是中国自己。
而这个可能打败中国的最大敌人，就是腐败！
毛泽东当年之所以强调“周期率”的问题、最害怕共产党进城“考试不合格”，就是担心由于我们自身的腐败而导致党的事业功败垂成。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最大的忧患是腐败，“为数不少的干部醉生梦死，专注腐败，私利至上，毫无政治责任感。
这种情况越到地方，越是严重。
尽管很多地方已经沦为高度的无政府状态，但地方官员就是不闻不问，似乎政权的存在与否和自己毫不相关”。
在盛世还只是一个目标，崛起还刚刚开始之时，腐败问题就这么普遍，这么严重，令世人震惊。
2006年湖南郴州系列腐败案就是很典型的案例，该案最大的后遗症，就是“老百姓不再轻易相信台上的领导”。
原郴州市委书记、市长、市纪委书记、副市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接连因受贿等问题落马。
人们戏称，“在监狱里可以召开郴州市委常委会了”。
郴州市委、市政府的公信力接近崩溃。
近期发生的多宗事件，从校园血案、富士康员工跳楼，到本田车厂罢工、保安射杀法官，看似个别事件，但彼此间都有联系都隐含着无法否认的社会因素，那就是仇官情结。
比如，湖南永州的射杀法官血案，竟在内地掀起一片叫好声，当地农民还送上花圈，但不是哀悼法官，而是祭奠凶手，称他为大英雄，愿他一路走好。
说明老百姓的仇官情结之深。
正如发生射杀法官的零陵的士司机所言，“官不贪，民不乱，整个社会已经不是内部矛盾，是敌我矛盾啊”，同志听后有何感想啊！
还有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特别突出。
当前，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使我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加剧，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抑制社会有效需求、影响社会和谐的不利因素。
现在各占总人口20%的最高和最低收入两大群体，收入差距已达33倍,5%的富人占有中国80%的财富，基尼系数已经超0.5。
除了比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20年内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整的话还会继续恶化。
最近，我看了宋楚瑜回忆蒋经国的文章，讲经国先生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坚守着民生主义均富的思想，经济上追求均富，政治上强调廉能，社会上讲求公义，即追求“民本、均富、廉能、公义”的核心价值。
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质掌握在财团手中，达到了既经济增长，又能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
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增长到5829美元。
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低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增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控制在8%以内。
这代表着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在少人手中的，这就是均富理念的生动实践。
这应该值得我们学习。
社会道德严重退化。
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更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到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又占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13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明显增加。
简言之就是成绩巨大，问题众多。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
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而逐步产生并日益凸显的，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一个现实国情。
这就是我们所要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用了两个“前所未有”作了概括，一是发展机遇前所未有，一是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
这就是我们的全局。
怎样来认识这个全局呢？
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走的是一条赶超型的发展道路，实行的是跨越式的发展。
我们在30多年时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二、三百年走过的路程，世界银行专家组曾经评论说：
“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一成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注目的发展。
”然而，发展是一个过程，它不仅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
正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而随着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评判标准的深刻变化和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权利意识、公平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这些问题带来的困扰、造成的压力感受更明显，对尽快解决这些问题、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要求和期待更强烈。
因此，我国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伴生现象。
问题是一种现象，因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存在，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我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数百年才走完的历程，同样我们也把发达国家在几百年时间内分阶段出现农民失地，然后是工人失业，然后是结构失衡，然后是社会失稳，然后是生态失序的问题都集中到我们这几十年来了，任务的叠加必然带来矛盾和问题的叠加，有的问题在多年发酵以后逐渐显现出来，有的问题在客观条件形成之时自然产生出来。
尤其是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问题不仅数量多、表现在方方面面，而且形态多样、十分复杂。
应该要有忧患意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中国正在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发展空间广阔，而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压力，一方面是世界范围内资源环境的压力。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这些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5%，而消耗的资源却占世界一半左右，并且使得环境承受能力到达底线。
那么其余85%的人口要相继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路在何方呢？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如果要在2050年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路径只有一条：
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
二、巴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总的说，巴中发展严重不足、严重滞后的基本市情没有变，经济总量小、发展质量低，基础薄弱、贫穷落后的基本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总体上还处于传统农业的转型期、工业化的初始期、城镇化的起步期、扶贫开发的攻坚期、后发地区加快发展的追赶期。
（一）巴中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
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
这里我主要从产业结构演变的角度，对应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来判断巴中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
1.根据人均GDP指标来判断，巴中已开始步入下中等收入经济地区。
人均GDP是判断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综合性重要指标和主要依据。
根据钱纳里等学者的发展阶段理论和世界银行提出的指标体系，按照2008年美元计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980美元，将进入到下中等收入经济阶段。
2008年巴中人均GDP突破980美元，2011年巴中人均GDP达到了1500美元，即进入中等收入经济地区的行列，但预计达到上中等收入经济行列还需要较长时期。
2.根据产业结构指标来判断，巴中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产业结构也是判断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
根据库兹涅茨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判断工业化阶段的理论，当第一产业的比重较大，第二产业比重较小，第三产业因市场化程度较高比重较大，这个阶段是工业化初期阶段。
2011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比由上年的29.1:
33.8:
37.1变化为25.1:
40.5:
34.4，工业占比由上年的21.8%提升到25.6%，首次超过农业占比。
据此判断，我市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而全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四川则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进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加速”时期。
3.根据人均收入水平变动指标判断，巴中处于准工业化阶段。
钱纳里将一国经济发展按照人均GDP的变化分为准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三个阶段。
据《2010年巴中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巴中人均GDP超过1300美元。
据此判断，巴中总体上处于准工业化阶段。
4.根据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判断，巴中处于经济起飞前阶段向经济起飞阶段转变。
按照一般标准，当一个地区人均GDP超过千美元被很多人看作一个新的发展起点，按照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这就标明该地区处于起飞阶段。
2010年，全市人均GDP超过1300美元，据此可判断为全市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但是我们要看到，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对经济起飞前提条件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特别强调工业中主导部门迅速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等等。
反观巴中市情，主导产业部门还没形成，农业劳动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可判断巴中处于起飞前提阶段向经济起飞阶段转变这样一个阶段。
（二）巴中发展优势分析
总的说，巴中既有红色的政治优势，也有绿色的生态优势；既有日益凸显的区位优势，又有区域资源要素的比较优势。
1、从宏观形势看，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非常关心支持巴中发展，随着国家和省深入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秦巴山区扶贫开发，全省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强力推进“两化”互动、实施川东北革命老区加快发展战略，巴中加快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有利。
2、从区位功能看，巴中处于成都、重庆、西安三大中心城市的几何中心，处于成渝经济区、关天经济区的中间地带，处于中国地理版图的腹心地带，是四川北向、东向开放的“桥头堡”。
随着交通条件的加快改善，巴中将会由川东北的路网末梢转变为区域交通枢纽，成为华中、华南地区西出西北、中亚、西亚地区，东北、华北地区南下西南、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一条重要通道。
巴中的区位劣势将转变为南联北接、承东启西、外畅内达的区位优势。
由四川盆地边缘变为我省向东向北开放的重要前沿阵地，变为连接成渝和关天两大经济区的重要粘合地带，变为南北东西要素聚集的经济走廊。
在西部大开发和加快老区发展的政策支持下，在国际国内产业加快转移的大背景下，我们在资源、要素、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将会逐步显现，这将有利于我们实施开放合作、加快产业发展，实现追赶跨越。
3、从发展条件看，通过全市干部群众的艰辛努力，综合交通网络加快建设，在建的、规划的高速公路、铁路密度在全省是比较高的市，有利于我们加快形成枢纽、抢占区域发展制高点，在更大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寻求发展。
4、从内生动力看，全市干部群众思发展、谋发展、抓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激情更加涌流，行动更加坚定，信心更加饱满，加快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三）巴中发展挑战分析
“十二五”期间，巴中发展虽然有很多有利条件，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容忽视，经济总量不大，结构不尽合理，内生增长动力机制尚未建立，各种矛盾交织，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区域发展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川东北各市地缘相连，经济形态和结构特征类似，发展阶段和主要任务趋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
而且，周边地区都拥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和条件，为了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掌握主动权，必然加强对市场和要素的争夺。
巴中地处秦巴山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济总量较小、产业基础薄弱、人才流失严重、经济外向程度不高。
“十二五”期间，巴中一方面要面对西部相对发达地区的竞争，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周边地区对资源要素的争夺，区域竞争压力增大。
二是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依然突出。
“十一五”期间国家投入持续增大，但社会建设投入严重缺失，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依然突出，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
城乡人民收入水平整体偏低，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科技、文化等问题较多，社会事业历史欠账较多，公共服务能力较低。
“十二五”时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必然引起社会结构急剧变动。
收入分配、城乡融合、社会管理等方面矛盾还有进一步增多的趋势，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难度日益加大。
三是经济自我发展的能力依然较弱。
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人才缺乏，科技创新能力弱，人力资源素质不高的问题突出。
科技人员青黄不接、人才外流的现象也较为严重。
科技、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相适应，从根本上限制了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对外开放度不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自主知识产权不多，市场发育不健全，体制机制障碍相对较多，投资软硬环境亟待提升，也严重地影响了经济自我发展的能力。
四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压力日益增大。
巴中缺乏大中型骨干企业，就业岗位少，就业环境差，对人才要素的吸引集聚能力弱。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任务重，就地转移非常困难。
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创业难，就业压力大。
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社保资金筹措面临较大挑战。
解决城镇失业和下岗人员以及零就业家庭就业的难度很大，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能力也很差。
改善城乡居民生活的压力持续增加。
基于以上阶段性特征判断，可推断未来巴中发展必须重视的六大核心问题：
一是要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十一五”期间，巴中紧紧抓住各种机遇，积极向上争取，全力加强以“六路”为重点的交通、以“六库”为重点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全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的突破，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二五”时期，巴中着力把基础做牢，就必须要继续加强大交通建设，全力构建区域交通枢纽；继续加强大水利建设，全力构建大水源，全面加强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改善发展条件，切实增强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
二是实施投资拉动战略。
着力提高生产性投资率，提高区域投资强度，以投资推动经济社会追赶跨越发展。
三是要大力发展工业经济。
“无工不富”，要科学选择带动作用大的主导产业，作为全市的主攻方向，真正培育起主导产业，以主导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追赶跨越发展。
四是加强制度建设。
当前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对资源的约束越来越小，但对制度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甚至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第四要素，必须要继续解放思想，制定和落实符合巴中实际，有一定前瞻性的制度安排。
五是要大力推进城市化。
城市是集聚生产要素、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核心载体。
欠发达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相对不突出，城市和农村边界不甚明显，必须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以城市的大发展带动全市经济社会追赶跨越发展。
六是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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