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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历史散文
第三章先秦历史散文
中国古代历史意识的萌发要早于其他民族，上古时期即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区分。
先秦历史散文是先秦史官制度的产物，除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以外，历史散文的搜集成书大多是在口传历史的基础上经史官整理加工而成。
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如下：
早期的《尚书》完全是史官所著录的三代时期的王室的诰命、誓言和其它大事，就其文体而言，有誓、命、训、诰、歌、典等体，多为当时言辞的记录，是记言之史的开端。
之后的《春秋》则以编年体的形式纲目式地记录历史大事件，从文体上观察，具有书面语的简明与谨严特征，显然保持着史官笔录的体式，可以说是记事之史的开端。
战国初年成书的《左传》、《国语》也是在大量口传历史及史官记录的基础上经加工整理而成，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官方著作。
至于《战国策》，则主要是战国策士的游说之辞或书信的汇编，属于私人著作的范畴。
从历史散文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其文本的官方色彩逐渐减弱，私家著述的特征逐渐加强。
先秦历史散文有以下几个特点：
1、越往后，作品所表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越谈。
2、古史“记言”、“记事”的区别，在《尚书》、《春秋》还十分明显，而后就逐渐不分了。
3、越后的作品文学色彩越浓，史学的严格性相对减弱。
第一节《尚书》《逸周书》与《春秋》
一、《尚书》
（一）、释名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春秋战国时称《书》，到汉代改称为《尚书》。
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为《书经》。
（二）、《尚书》的流传
《尚书》的是夏商周时期原始的历史文献的汇编，其编辑流传过程比较复杂，《周易》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墨子》一书多次征引《夏书》。
《尚书·多士》云：
“殷先人有典有册。
”可知在殷商时期已经辑成了《尚书》的初本。
起初其中各部分可能是单独流传的，今传本《尚书》的结集经历了较长的时期，其最终形成可能在西周后期。
《左传》、《国语》所记春秋时期人物屡屡称引《尚书》以为说理之据，已经目之为经典。
春秋末年，据说孔子曾重新整理编订过《尚书》，作为教育弟子的教材。
战国时代，诸子引《书》亦十分普遍。
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灭学，《书》亦在被禁之列。
济南伏胜于夹壁中藏《书》一部。
汉兴，伏胜取所藏之书，散佚余二十八篇，授徒齐鲁间。
汉文帝刘恒欲召见伏胜，年已九十余，无法应诏，文帝派太常掌故晁错就伏胜习《尚书》。
伏胜二十八篇本，用汉代通行隶书写成，故称今文《尚书》。
又有古文《尚书》：
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
（三）《尚书》的内容
《尚书》作为政治历史文献，集中汇集了上古时代的统治意识和施政经验。
包括虞、夏、商、周书。
《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而成的。
其史料也有一定的事源，文字或非其时，但事或有据。
其中的《尧典》和《皋陶谟》，反映了传说中的尧、舜、皋陶等著名政治家孜孜不倦、忧劳治国的奋勉精神，包括禅让、巡视天下、选贤授能及治水等事迹。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体现了殷代的神权政治观念和迷信思想。
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其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
《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接近原貌。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
显示周初统治者的尊天、敬德、重农、保民的思想。
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的誓师之词。
《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
作于春秋前期的《秦誓》则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悔过自责之词。
（三）《尚书》的文章的文学特点
《尚书》文体多样，包括典、谟、誓、命、训、诰、歌等，大多为记言体散文，文字艰深，古奥朴素。
开后世同类文体之先河。
《尚书》总体语言风格是质直朴素，往往直截了当，较少藻饰。
但有的篇章也大量运用比喻说理叙事。
《尚书》中有的篇章运用韵文说理，显得独树一帜。
如《洪范》、《禹贡》、《盘庚》等。
《尚书》中的神话传说不同于后世诸子，也反映出较强的文学性。
二、《逸周书》（略）
三、《春秋》
（一）释义：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仅鲁国之史存，“春秋”便成为鲁国史书的专称。
《春秋》一书，经孔子删益，因而成为儒家主要的经典。
（二）《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记事以鲁十二王为序，共242年的历史（前722——前481）。
只是纲目式记载历史，文句简短，几乎没有描写成份。
（三）“春秋笔法”：
就是《春秋》在记事时，选择恰当的词语来暗寓褒贬之意，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评判。
明王道，褒周宝，辨是非，别嫌疑。
《春秋》的语言很有特色，往往简括而有力，“简而有法”（欧阳修语），“一字见义”，“一字褒乏”。
因此很受原后世史家推崇。
唐刘知几《史通·叙事》云：
“师范亿载，规模万世，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
”即是指《春秋》的语言的精炼而言。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春秋》）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铖。
”也是此意。
第二节《左氏春秋》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
其名称始于班固（《汉书·儒林传》）。
司马迁则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左传》产生于战国初期，在历史散文发展过程中，是上承《尚书》、《春秋》，下启《战国策》、《史记》的桥梁，是战国时代不可否认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品。
一、作者问题
司马迁曾说：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班固则说：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
”（《司马迁传赞》）从其文看，《左氏》与《春秋》叙事并不一致，原本单行，晋杜预始裂《左氏》而附于《春秋》。
《左氏》原必为瞽史讲诵历史之纪录。
唐啖助曾说过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春秋集传篡例·三传得失之义》），啖助以左氏为丘明，《左》为广采当时文籍及“口传”之语而成，诚为不刊之论。
二、思想倾向
（一）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就是在为政之中重视民心民意，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
春秋以前，统治者把政权的更替、政治的好坏归因于神的意志或抽象的“天命”。
因此政教的重点表现为祭祀神灵以保有天命。
春秋时期的占卜文化与祭祀文化都出现了道德意识与神话思维相抗衡的情形。
如内史过、晏婴认为神的意志以道德和民生为决定因素。
富辰说：
“大上以德抚民”，赵衰所说：
“德义生民之民”，延州来季子说“务德而安民”等，都认为国君治民，如不能安民保民，富民勤民，必然会使民生怨詈，并最终导致政治的衰败。
正因为有了上述观念，所以《左传》表现出以民心向背来判断政治状况、国家命运的倾向。
《庄三十二年》史嚚曰：
“虢其亡乎？
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又《文十三年》邾子曰：
“苟利于民，孤之利也。
天生民而树之君。
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
”再如《襄二十三年》闵子马曰：
“子无然，祸福无门，唯人所召。
”由上所举可见，天命、神鬼思想的衰退，人本思想的抬头。
（二）隆礼思想
《左氏春秋》在叙事中表现出浓重的儒家思想倾向，具体说来，就是强调以礼乐为核心的德政。
礼是外在的各种仪式制度，德是礼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内涵，是各种礼文和礼仪的最终旨归。
非礼、失礼、无礼就是丧德。
所以礼的政治、伦常、规范作用在《左氏春秋》里被空前强调。
《僖公十一年》周天子大臣内史过论晋惠公云：
“晋其无后乎？
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
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
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成公十三年》楚申叔时论子反云：
“子反必不免。
信以守礼，礼以庇身。
信、礼之亡，欲免，得乎？
”可以说，礼涵盖了治国修身的方方面面，成为《左氏春秋》的叙事者评定功过是非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就其本质而言，春秋时注重礼仪或仪典的节度等外在形式性规范的取向是一种“仪式伦理”，随着时代发展，仪式伦理逐渐脱离开具体的仪式语境而抽象化、普遍化，这样，春秋隆礼文化以仪式伦理主导的格局渐渐变为德行伦理为主导。
在此基础上，后世儒家的各种伦理道德规范都由礼仪规范中抽象而出。
（三）儒家道德观为核心的价值标准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这种倾向是作者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标准。
本着这一充满儒家色彩的标准，书中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阶段中某些人物暴虐、淫佚行为，也表彰了许多忠于职守、正直廉洁的政治家。
但是历史往往是十分复杂的，试图用简明的道德标准进行批判往往会陷入困境。
比如对战争的评价，作者总是辨明双方在道义上的是非曲直，并将此同战争的胜负直接联系起来，企图说明正义之师必胜的道理。
然而明眼人已经发现并指出“春秋无义战”。
当时的战争往往是为争夺人口和土地而发生的，如果简单归之于道义上的原因，就既抹杀了战争本身的偶然性，也忽略了战争表面下隐藏的真正原因—争夺实利。
三《左氏春秋》的文学成就
《左氏春秋》虽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从广义上说，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的叙事作品。
（一）高超的叙事技巧
《左氏春秋》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其具有高超的叙事技巧，具体说来，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
①灵活的叙事角度；②富有戏剧性的情节设置。
《左氏春秋》的叙事技巧充分表现在对战争的描写方面。
如长勺之战、城濮之战、殽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层次分明，结构缜密，都是叙事文中的杰作。
正因为如此，刘知几《史通·杂说上》云：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薄领①（薄bù领：
登记的文薄。
《抱朴子·应嘲》：
“说昆山之多玉，不能振原宪之贫；观药藏之薄领，不能治危急之疾”。
）盈视，哤②（哤máng，原作叱，据浦改。
哤：
言语杂乱。
）聒沸腾。
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
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放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
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詠歌。
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
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刘知几的这段话，涉及到《左氏春秋》叙战的精彩之处，指出其叙事速度上疏密相间，叙事脉络上正反相接，叙事线索上主次分明、牵连勾结等特点。
故刘氏评其云：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
自晋以降，景慕者多。
”
2、精彩机智的外交辞令。
如《烛之武退秦师》、《齐伐楚盟于召陵》中烛之武、屈完应对秦君、齐桓的外交辞令之精彩有力，堪称名篇，历来为选家所青睐。
这些辞令涉及到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国际关系，表现出这些谋士或行人丰富的地缘政治学知识和高超的应变能力。
3、出色的细节描写。
为增强可读性和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左氏春秋》的作者不完全以史学价值考虑，选择生动有趣、细致传神的细节，来表现人物形象。
这就不免要调动作者的想象进行悬想和揣摩。
这些都显然是文学作品的特征。
如《晋公子重耳之亡》对于重耳在齐不欲离开、在秦对怀嬴先倨后恭等几个相当关键的时刻的心理的描写，即能显示其细节描写的功夫。
4、丰富多彩、丰满典型的人物形象。
《左传》的作者还善于描写人物形象，大约有1400多个历史人物。
其中有较详细的事迹的有400多人。
这些人物形象都各有各的性格，没有雷同之感。
作者运用多种写人的方法，尽可能全面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左传》全书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
这里有国君、诸侯、勇士、文人、学者、说客、祝史、良医、商贾、娼优、宰竖、役人、盗贼、侠勇等，他们都各具情态，活灵活现。
同样写国君，郑庄公沉稳老练，齐桓公深谋远虑，晋文公历尽艰辛，楚庄王睿智善谋，秦穆公闻过能改，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这些人物，以其成功，则相同，以其个性，则相异。
同样写勇士，各有各的特点。
如狼瞫“勇不害上”，州绰艺高胆大（襄18年），齐子渊捷不苟且偷生（昭26年），郤克不顾伤痛（成2），解张临危不惧，鲁春董夫知难而上（襄10）等等，真是人各有其声口。
四、《左传》精讲篇目
《晋楚城濮之战》
背景：
晋楚争霸由来已久。
春秋初年，楚国在南方崛起，兼并了周边的许多小国，“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成为春秋时代地盘最大的国家。
公元前704年起，楚熊通就自称为王，不受周宣号令。
城濮之战前夕，中原诸国如陈、蔡、曹、许、鲁、卫、宋、郑等都听命于楚，楚已成为事实上的霸主。
晋国在曲沃武公和献公时，破狄、灭虞、伐虢，国力迅速增长，但惠公、怀公时的内乱，使前进的步伐减慢了。
重耳在外流亡19年后复国，有逐鹿中原之雄心，于是内举贤才，外结诸侯，欲图霸业。
在他的治理下，晋国的政治、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在诸侯中的威信也逐步变高。
一些原来亲附于楚的小国，也开始倒向晋国。
导火线：
僖公二十六年，“宋以其善于晋侯也，叛楚即晋。
”于是“冬，楚令尹子玉、司马子西帅师伐宋，围缗。
”
以亢其仇：
①亢，杆（捍），保护。
②通抗。
③使其士气高亢
冯李骅评曰：
“不论文而论兵，左氏亦智囊第一耳。
”（《大绣》）
《郑子产相国》
《左氏春秋》共计记子产行事七十条（自襄公八年至昭公二十年），从他少年时第一次对国家政事发表见解到因病逝世，一生“鲜有败事”。
诚如近人王源所评：
“左传载列国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
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文章练要·左传评》）。
本篇即此七十条事迹中一部分，以写人为主，通过对子产言、行的描写，刻画了春秋时代政治家子产的形象。
第一段，突出子产治国任人唯贤，用人之长、避人所短的策略，和宽大谦虚的品德。
第二段，通过不毁乡校，突出子产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长远的政治眼光。
第三段，通过子皮的事，刻画了子产敏于事而善于言的特点，也表现了他“为人谋而讲忠信”的高尚品德。
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云：
“读其文，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
”
第三节《国语》及其文学成就
一、《国语》的作者及体例
《国语》（公元前967——前453年）是一部国别史。
旧传为左丘明作，从东汉以讫现代，许多学者都表示怀疑，至今尚无定论，此书与《左传》无论从体例、文风、内容方面都有区别，似非出于一人之手。
其中的晋语为晋史官所作则可肯定。
全书二十一卷，是当时流传的《事语》的汇集。
分叙周鲁、齐、郑、楚、吴、越八国。
时间界限起于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全书记八国事，但以记言为主。
二、《国语》的主要内容
《国语》记载了从公元前967——前453年之间各国的社会政治的大轮廓，展示了相关人物的精神面貌。
主要记言，有人认为非“史”，而是“语”体。
三、《国语》的文学成就
语言风格，简朴古奥。
文学成就，总体上不如《左传》，但描写人物也有较精彩的篇章。
陶望龄曰：
“《国语》一书，深厚浑朴。
周（语）鲁（语）尚矣。
《周语》辞胜事。
《晋语》事胜辞。
”“《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小匡》同。
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面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
”（《经义考》卷二百九引）。
《国语》各部分似不出于一人之手。
首先是文风较驳杂，周、齐、郑之语，理论性强，颇类战国子书。
《鲁语》接近《礼记·檀弓》。
楚、吴、越之语讲究修辞，富于气势，近乎《战国策》。
其次，《国语》各部分所表现的思想倾向也比较复杂，不如《左传》统一。
如鲁国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论劳逸近于墨家，管仲教齐桓公称霸近法家，秦公子絷教秦穆公采用权谋诈术、重馆人告臧文仲投机取巧有类战国纵横家，范蠡说勾践讲阴阳刚柔、持盈定倾似黄老道家。
这和《左传》以孔子思想及礼义观念判别是非不完全相同。
这表明《国语》各部分素材来源不同，写作时间不一，编者未作或少有统一的加工润色。
具体来说，其文学性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三方面：
1、集锦丛见式的人物描写，如以人物语言和对话描写营造叙事空间，摒弃事件。
2、合理的想象和虚构。
《晋语》五记：
晋灵公使鉏麑刺赵盾。
“晨往，则寝门辟点，盛服奖朝，早而假寐。
”麑退，叹曰：
“赵孟敬哉！
不忘恭敬，社稷之镇也。
贼国之镇不忠，受命而废之不信，享一名于此，不如死。
”这种写法，钱钟书称为“代言法”。
3、含蓄的讽刺。
《晋语》九：
“董叔将娶于董氏。
叔向曰：
‘董氏富，盍已乎？
”'曰：
‘欲为系援焉。
'他执而纺于庭之槐。
叔向过之。
曰：
‘子盍为我请（求情）乎？
'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
欲而得之，有何请焉'”。
妙语双关，辛辣至极。
又《晋语》八：
平公射鹌不死，使竖襄搏之，失。
公怒，拘将杀之。
叔向闻之……曰：
“君必杀之。
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
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鹌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先君之耻也。
君必杀之，勿令远闻。
”君忸怩，乃趣赦之。
4、语言通俗化、口语化。
《国语》以记言为主，其素材可能来源于口头传说，属于“语”一类有别于史官笔录的口传资料。
因而文句畅达，流利易懂，多用语气词。
风格与《论语》颇为接近。
四、作品精讲：
1、《邵公谏弥谤》（101）
主要内容：
本篇主要记邵穆公谏厉王之言辞，提出“防民之口，基于防川”的主张，表现出邵公的政治谋略和政治眼光。
也从侧面刻画了邵穆公的形象。
创作特点：
1、叙事为辅，记言为主。
2、善于说理。
比喻论证，引证史事，正反对比论证等说理方法在文中综合使用。
2、《勾践灭吴》：
本篇记前494年，吴越夫椒之战，越王战败，
语言难点：
絺（chí）细葛布，用以制夏衣。
女（“请以勾践女女於王……”）读nǜ：
作……之妾。
此处用作动词。
中原（105页第3段）：
原野。
广运（105页第4段）：
东西为广，南北为运。
歠（chùo）：
105页第4段，饮也。
宸宇：
屋檐下，“为弊邑宸宇”是说为我留下的一点地方，以续祖祀。
古者灭国不绝其祀，礼也。
寡人礼先一饭：
谓年长一些。
写作特点和叙事技巧：
此篇为《国语》中的押卷之作，陶望龄称其“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味永，”诚非虚枉之评。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叙事笔法简括有力，头绪繁多但不嫌共乱，次北而下，称序井然，表现出作者很强的驾驭事件的能力。
第二，情节安排独具匠心，起伏感强，能引文注意，读之不觉平庸，如开头气氛紧张的两军对诗，就较一般叙事文的叙事节奏有突兀感，开篇即入人心。
第三，善于蓄势。
行文中为事件的结果的出现畜势，待到势成，一泻千里，有畅快淋漓之感，如文章后半写越王灭吴即是。
第四，在叙事中写人，且主次分明，个性显明。
文种，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在向吴国求和这一事件中展示了他卓越的外交才能，其说吴王之辞绵里藏针，柔中带刚。
虽卑辞请降，但仍保持了人格和尊严。
显示出他的政治智慧。
伍子胥：
忠正耿直，嫉恶如仇，同光锐利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劝谏吴王，话虽不多，但切中要害，惜乎吴王不听其劝谏。
司马迁称赞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史记·伍子胥列传》）。
太宰伯嚭：
原为楚人，经伍子胥推荐而仕吴。
受夫差宠爱，任太宰，与伍子胥不和。
他接受越国贿赂，被越人收买，里通外国。
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的内心龌龊的叛徒，他是吴国亡国的元凶。
越王勾践责他：
“子为臣不忠，无信，记忘国灭君。
”最终被越王处死。
启示：
忍辱负重，大事必成；刚愎自用，必亡其身。
第四节《战国策》及其文学成就
一、战国士风与言语传统的改变
战国时期，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社会制度的变改促使旧有价值体系迅速瓦解，礼义忠信不行而威势权谋为用。
列国交往间的礼尚往来，从宪法辞令，演化为尔虞我诈，剧谈雄辩。
行为之官演为说客游士，语言的作用显得空前适要。
“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
三寸之发。
强玩弄白万之师。
”（《文心雕龙·论说》）。
说突之言，一言可以兴邦，亦可表邦，所以人们对言辞越来越讲究，对说宪来说，每一次的游说，就是一次语辞的战中斗，他们游说的言辞，有的叫《国策》，有的叫《国事》、《短长》、《修书》等。
西汉刘白校理中秘藏书。
编为一册称为《战国策》。
二、《战国策》的内容、体例及史料价值
《战国策》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记录了约240年的历史（前460-前220），其内容主要是记载谋臣策士的言论和列国间的勾心斗争，不同程度地展示了列国的风貌。
《战国策》与《国语》一样，以国别为体，但因为作者并非有意为史，所以许多地方多为虚构，而非史家，故史料价值不高。
三、《战国策》的文学价值
从散文发展的角度看，策士的说辞和议论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其特点如下：
1、善于辩论。
这主要表现在策士们善于揣摩人主心理，采取灵活机智的方法说服他们。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面远世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明高者也。
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
此不可以不察也。
”（《韩非子·说难》）。
他们说服到人的方法，主要有A，主文谲谏，迂迥说理，如《触龙说赵太后》即是；B，短兵相接针锋相对。
如《鲁连义不帝卷》、《康且为安陵君劫秦王》是各。
C、反驳对方，饰言巧辩，如《楚策四有献不死之乐者章》。
2、多种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
《国策》文风：
“铺张扬厉，纵横开合，辩丽恣肆。
”这种文风的形成有赖于多种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
首先，铺陈和夸饰，这几乎是《国策》常体，在文章中主要用于铺陈形势，追溯历史。
其次，排比和骈偶。
最后，博引史事。
3、细致传神的叙事写人。
这主要表现在故事情节曲折复杂，细节描写具体人微。
如《燕策四》的“荆轲刺秦王”，就因其叠宕起伏而被钟惺称为“古今第一”。
外貌和心理并重的人物描写。
如写申包胥乞师（《楚第一》）即是如此。
着重渲染气氛。
如《燕笨三·燕太子丹质于秦章》写易水送别的场面，就是典型的例子：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
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泣。
又前为歌曰：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
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正因为其精彩，故为《史记》所照录。
五、《战国策》精讲作品
1、《苏秦始将连横》
主要内容：
本章主要记载苏秦初出，游说秦惠王素星的事，记其说辞，并叙述他失败之后发奋读书，悉心体察天下形势，转而游说赵国成功，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借此也刻画了苏秦的个人奋斗者，形象，揭露了炎凉的世态，歌颂了纵横之士之一新兴阶层的才能和勇气。
文章结构：
全文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主要记言。
第二部分：
从“书十上而说不行”到结束。
主要叙事。
风格及写作技巧：
1、善于说理，广泛运用类比，夸张、引证的说理方法。
2、说理与叙事相结合。
3、具有一定的形象性，语言描写、外貌描写，以及细节描写都很传神。
本篇的启示：
2、《楚策》《庄辛说楚襄王》。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题作《论幸臣亡国》，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作《论幸臣》。
近人刘咸炘云：
“辛本楚人，盖屈，宋这徒也。
”钱穆以为庄辛约生于前320年，比屈原小20多岁。
他也应该是由楚怀王朝到顷襄王朝的老臣。
屈原在怀王十八年为任命为三闾大夫，其职责乃是“掌王族三姓”，“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
”“当时庄辛二十岁上下，为贵族子弟，应即屈原当时九畹百亩中之佼佼峻茂者”（《屈原与他的时代》第481页）。
庄辛是一个广闻博志，滑稽多智的人物，学识同屈原，性格和思想与屈原完全不同。
此篇之特点如下：
第一，生动形象，富于节奏的语言。
第二，浅显明了，富含哲理的比喻。
第三，从容不迫，缓缓道来的论证方法。
第四，层层拟比，首尾贯通的结构方式。
（韩高年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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