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新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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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新探

《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新探

　　家庭矛盾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今，都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

尤其是婆婆和儿媳关系又是家庭矛盾的重中之重。

从心理学角度上看，家庭矛盾产生的起因在于家庭成员中首先有人心理不平衡，即心里某个角落得不到应有的满足而导致心理失衡、情感失落，从而产生强烈的发泄情绪的欲望，矛盾则应运而生。

　　从表面上看，《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因不满儿媳而遣之，但只要稍作追问：

焦母的心理因何不满？

就可以找到答案。

实际上，焦家矛盾的产生是因仲卿的不当表现引发的。

当家庭关系紧张时，既作儿子又作丈夫的焦仲卿没有公正公平地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也没有用爱打通心与心之间的壁垒，反而用极端的言语激化了矛盾冲突，从而导致悲剧的结局。

焦仲卿在整个悲剧事件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从焦仲卿对事业与家庭关系的态度上看。

焦仲卿属传统的重事业的男人。

无论是“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还是“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都足以证明焦仲卿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

如果没有婆婆发难，刘兰芝在她自己的生活空间内也游刃有余。

男女主角各尽其职，完全是封建社会典型的家庭模式。

其实，任何家庭，内部矛盾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

关键在于矛盾出现前后，主要当事人处理妥当与否。

焦仲卿把事业放在首位，把家庭完全交给母亲和妻子，这种做法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对于中国“家国同构”的政治运作机制而言，当官做小吏的焦仲卿只是在另一个“家庭”中有自己的角色而已。

既然家庭与事业同等重要，就应统筹兼顾，不应厚此薄彼，更不应把家庭与事业对立起来，导致家庭矛盾的产生。

当家庭关系紧张时，他不仅没有意识到家庭危机的严重性，仍一如既往地扑向工作，以为家庭不和是不足为患的。

须知，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又是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没有和谐的家庭就不可能有和谐的社会，建设和谐家庭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石。

家庭和社会彼此之间密不可分。

在社会上，焦仲卿入朝为官（事业），也做到尽心尽职，而在家中所扮演的家庭成员角色则极不合格，面对家庭矛盾茫然不知所措。

诚然，焦仲卿夫妻情深意重、恩爱有加，但也“相见常日稀”，还时常让“贱妾”“留空房”。

可知他极少在家，更不用说忙于公务的他会留意母亲和妻子的紧张关系。

兰芝处在如履薄冰的家庭气氛中，他也只是对被遣的妻子说“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

不久当归还”。

完全没有意识到闹到如此地步，应该及时想办法化解，相反还一心想回府办公，等有空再理会这件事。

他非但不及时缓和激烈的矛盾，还用极端语言激化其冲突（“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显而易见，他没有处理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其实，他完全可以获得事业与家庭的双赢。

家和万事兴，家庭的和睦是对个人事业发展的支持与拥护，事业成功反过来又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

试想一下，焦仲卿如在事业与家庭方面双丰收，局势又必将朝另一面发展了。

　　从焦仲卿对母亲和妻子之间关系上看。

古今中外，婆媳关系是家庭和谐的核心因素，同时也是造成许多家庭悲剧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婆婆，还是儿媳，谁不想自己所归属的家庭生活快乐幸福？

原本素昧平生的两个人因婚姻从不同的家庭同入一室，并爱着同一个人，即婆婆的儿子，儿媳的丈夫。

如此一来，她们必然也想得到爱的反馈。

而所受双方关注的那个男子的爱的分配均匀与否，成为两个女人（即婆婆和儿媳）竞争的核心，矛盾自然而然产生。

对已婚男子而言，坚守义不容辞的责任，平衡双方之间的情感与理智，适时传递最大的能量，讲究施爱的智慧和艺术，就可避免爱的缺失、缺憾。

否则，就可能引发冲突和悲剧。

　　对爱的争夺和情感较量失衡。

焦母是婆婆，也是寡妇。

可想而知，孤儿寡母过日子自然比别的完整家庭不同。

昔日虽苦不堪言，但总算苦尽甘来。

在焦母看来，含辛茹苦这么多年，儿子终于长大成人。

儿子也不辜负她的期望，寒窗苦读并入朝为官。

以前，儿子不论寒窗苦读还是忙于公务外，都百分之百爱自己。

但是，这种感情双向交流的封闭方式直到儿媳进门后被打破。

成婚后，儿子无疑应该分一部分感情给妻子，但是在对待母亲和妻子时，焦仲卿的感情天秤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妻子倾斜，这在封建家长制时代的焦母大脑里，如何接受得了？

在她看来，我恪守妇道，耐住寂寞辛苦养育儿子，并把全部感情都给了心爱的儿子，当然也希望儿子同样回报自己。

但相反，儿子不但不站在自己这边，维护和支持自己，反而为了妻子处处忤逆自己。

当仲卿知道妻子被遣时，竟说“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当焦母说“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时，仲卿更用极端的语言刺激母亲：

“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听到这些话，焦母怎能不心寒！

心爱的儿子不理解自己也就算了，还顶着不孝之名袒护儿媳，居然为了妻子，忘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

焦家还需要他来传宗接代，香继灯火，而儿子说出那样大逆不道的话，简直想气死母亲。

焦母怎能不“槌床便大怒”！

加上平时小夫妻鸾凤和鸣，夫唱妇随，情意绵绵，难舍难分。

焦母看在眼里，思在心中。

这一切都怪儿媳踏进家门，夺走所爱，要不然，儿子一定会始终如一地疼爱自己的。

女性本性中对同性的排它性、善妒，决定她不能与别的女人在情感上分享她的唯一。

男人越欣赏的女人，越容易被别的女人妒恨。

尤其是刘兰芝善良、贤淑、勤劳、漂亮。

刘兰芝越优秀，赢得仲卿爱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焦母失去儿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她希望独享儿子的感情，而处于卑下的儿媳却占去儿子的眷恋。

“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

这些极端失礼的语言，怎能不让焦母怒火中烧，火中添油？

单单是儿媳夺走她本属自己的爱已是够气愤的了，心中的怨和恨能不全涌向刘兰芝？

随着这种杂有自私和排他的情感与日俱增，日积月累，发泄不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她舍不得责怪儿子，更不忍心把儿子当成受气包，只能把气出在终日面对的儿媳身上。

儿媳做得越无缺陷，焦母就越气。

面对无可挑剔的儿媳，焦母感到了心理压力和情感危机。

为了挽回儿子的爱，只能赶走儿媳！

对儿媳兰芝而言，即使讨不到婆婆的欢心（“吾意久怀忿”“吾已失恩义”），最起码还有丈夫对自己情深意重，这也是她留在焦家唯一的心灵慰藉。

一想到平时处处谨小慎微、忍气吞声，婆婆仍横眼睛竖鼻子，百般挑剔，长期如此，再宽宏大量的人也会心里难受。

（“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丈夫很爱自己，这无可厚非，然而情感上倾向自己（“我自不驱卿”“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而行为上却倾向婆婆。

当婆婆说“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

”丈夫便“默无声”“哽咽不能语”。

怎不让刘兰芝心灰意冷？

平日婆媳关系就如干柴烈火，稍有风吹草动，便会熊熊燃烧。

一场夺儿子、夺丈夫的爱的较量越演越烈。

如果说平时婆媳矛盾是一个威力十足的炸药包的话，那么被争夺爱的对象焦仲卿有失平衡的感情与理智并出现过激的言行则是导火线。

一旦不小心触及，便不可收拾。

可见，无论是焦仲卿对爱的分配不均匀，还是其偏激的言行，诗中矛盾的产生及其激化，焦仲卿难辞其咎。

　　处理矛盾的态度和方式欠妥。

作为一个寡妇，焦母兼有慈母严父的双重身份培养儿子。

作为一家之主，她早已习惯包揽一切，强烈的支配欲（“汝岂得自由”“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无时不存在。

仲卿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性依赖母亲的性格。

并且，在当时“孝”观念已渗透社会每一个领域，包括人的思想。

尽管仲卿深爱着自己的妻子（“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并为其辩护说：

“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但当母亲严厉指责他“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

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时，作为孝子的他也只能“默无声”、“哽咽不能语”。

难道焦仲卿没有能力劝说母亲，缓和矛盾吗？

答案是否定的。

焦母虽是封建家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焦仲卿的地位和身份比焦母还要高，这源于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的赋予。

也许会有疑问，上文不是说仲卿已习惯性依赖母亲，并以母亲马首是瞻，何况“孝”字当头，他能反抗焦母吗？

正因为如此，焦仲卿才采取下下策的冷处理方式来暂时缓和激烈的冲突，但并不代表他没有能力说服母亲。

具体说来：

　　首先，物质基础决定精神意识。

无疑，焦母是一家之主,家中事无巨细全在她掌控之下，然而，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实质。

真正的一家之主其实是焦仲卿，即家中的一切开支来源于焦仲卿。

也许一些读者有疑问，焦母虽早年丧偶，焦父死后应留有些“家底”，正如焦母所说的“大家子”，不需要焦仲卿的俸禄来支撑焦家。

但是,就算真的是“大家子”，有“家底”，月复月，年复年，也会坐吃山空。

更何况焦仲卿只是小吏，焦母都可以说成是“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可见焦母何其夸大其辞，不足以信。

可能又有疑问，就算家底不厚，还有刘兰芝可以织布换钱养家，不然焦母何必让儿媳日夜不停织布？

刘兰芝日夜操劳织布，除了证明她勤劳贤惠，巧于“女工”外，还说明婆婆在为难儿媳（“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或许在男耕女织的时代，以织布谋生不足为奇,焦母当年丧偶后为养家糊口,以织布谋生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但是，如今情况不一样，焦仲卿当官带来至高无上荣誉的同时也吸引来不少人关注的目光。

为了不让有心人乱传谣言，说焦家沦落到要靠儿媳织布来补家贴。

这个面子，焦母丢不起。

焦母忍辱负重好不容易才盼来儿子的荣耀，她是决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所以，各种迹象表明，焦家的经济主要来源于儿子的俸禄。

经济基础决定一切。

表面上焦母是家长，实际上当家作主的还是手握经济大权的焦仲卿。

　　其次，按照“夫死从子”的传统观念，仲卿有能力缓和母亲的不满情绪。

一般认为“夫死从子”中“从”字是顺从、听从的意思，其实不然。

在此，“从”字是跟从的意思。

即是说，“夫死从子”并不是要母亲什么都要顺从、听从儿子的，而是在母亲失去伴侣后，要跟从儿子，一切依靠儿子。

若母亲顺从、听从儿子的意愿，这不与传统中的“孝”观念相悖了吗？

儿子让母亲当家作主，只因“孝”字当头和习惯性向母亲寻求庇护而没有忤逆她的意愿。

　　因此，他应该而且有能力化解母亲心中的怨和恨，只是他无所作为而已。

　　对妻子，夫妇好合，如鼓琴瑟，彼此之间的誓言更是地老天荒、海枯石烂。

“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

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

如果说“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是仲卿“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话，那么“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等言语绝不是空话，可见他用情至深！

但一旦面对母亲，除了表明爱妻子的态度外，他不能不敬畏和顺从母亲，只能安慰妻子并叫妻子先回娘家，“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

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

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让时间来冲淡一切。

这种冷处理，对一般家庭而言，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对焦家而言，根本缓冲不了激烈的矛盾。

表面上看是刘兰芝“不堪驱使”而主动请求“遣归”，实际上是焦母趁此之际遣走儿媳，“吾意久怀忿”，“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焦母巴不得儿媳快点走，压根不想也不允许儿子日后接儿媳回来，并另打算盘：

“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

但这些都是自欺欺人。

刘兰芝被休回娘家到被迫改嫁这么长时间，焦母也只是说“便复在旦夕”，并不见她有所行动。

就算焦母真为儿子另娶他人，其结局也绝不会两样。

最后，焦仲卿不但不能接妻子回家，还发生了一系列让他始料不及更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县令、太守上刘家求亲，刘兰芝被迫改嫁，后来妻子“举身赴清池”，悲剧产生！

　　其实，悲剧完全可以避免。

刘兰芝是中国传统妇女的典型代表，勤劳善良、贤能淑德、聪慧过人。

焦仲卿在妻子“不堪驱使”而闹“小别扭”（“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之时，只要提醒一下妻子即可，不致于婆媳关系闹得如此紧张。

以妻子善良?

p贤惠?

p知礼之德以及深爱丈夫之心，只要丈夫焦仲卿稍为开导，她便会通情达礼，不会让丈夫为难，也不再与婆婆“耍性子”。

然而，丈夫的态度却让刘兰芝大为失望。

自己平时“奉事循公姥”，“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得不到婆婆的认可：

“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

在焦家“妇难为”也就算了，毕竟丈夫深爱着自己。

然而，丈夫面对“槌床便大怒”的母亲，虽表态“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但接着便“默无声”，不以理力争留下妻子，自己能不万念俱灰？

这种态度，无疑在向婆婆发出错误的信号，让婆婆觉得儿子不敢坚持，更加有恃无恐地对待儿媳直至赶走她。

焦仲卿的态度有如一盆冷水泼将下来，把刘兰芝留在焦家的唯一念头，即丈夫爱自己的热情给冷却了。

刘兰芝能不满腔委屈进而大闹情绪吗？

　　可见，焦仲卿无论是对母亲还是对妻子的态度，都没有好好地利用自己的优势。

他应该而且完全有能力防止和化解矛盾，但他不但不想方设法缓和紧张气氛，反而言行不当地促使其恶性发展下去，以致酿成悲剧。

因此，在《孔雀东南飞》悲剧形成的过程中，要追究谁应负更多责任，无疑是焦仲卿。

　　其实，他完全可以营造和谐的家庭气氛。

作品中的焦仲卿显然偏爱妻子比母亲多些，而母亲因心理失衡而恼火也源于此。

尽管在焦家，仲卿、兰芝、焦母都具有不同的身份，但是作为家庭成员，都在家庭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作为被爱的争夺和情感较量的主角焦仲卿完全有优势便利和能力营造与维护焦家的和谐气氛。

　　作为儿子的焦仲卿除了爱妻子外，应尊重、理解母亲的情感，应尽可能多地关心、体贴母亲，毕竟母亲抚养自己长大不容易。

尤其在与妻子情投意合之际，不能让母亲情感受到冷落，应多关心母亲，与长期寂寞的母亲多沟通，加强感情交流，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

在与妻子“誓天不相负”之时，也不应忽略母亲的感受，应表明自己还是一如既往地疼爱、孝顺母亲的，母亲也不至于“吾意久怀忿”。

母亲和妻子都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母亲忍辱负重、含辛茹苦，自己为官还不懂事，处处与母亲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让母亲觉得儿子有意站在儿媳那边，孤立自己，才说出“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

”那样气愤的话。

看到母亲难受，自己应劝导母亲。

让她觉得并没有失去儿子的爱，儿媳进门，正好弥补自己因公务忙而没好好关爱她的亏欠，现在，又多一个好妻子来疼爱、孝顺她。

这样，母亲决不会胡思乱想，言行也不会偏激。

同理，爱人如己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人格，作为母亲的焦母也会体谅儿子的不容易，既要殚精竭虑地在外工作，回家后又要照顾母亲和妻子。

让每个人都形成共识：

家既是家庭成员永远遮风挡雨的港湾，又是抚慰心灵的精神圣地。

为了儿子的幸福，作母亲的也会固守后方阵地，不再给儿子添麻烦，更不会为难儿子。

为了一点儿小事而处处为难儿媳，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让儿子夹在母亲和妻子的中间做人，儿子也不会幸福。

儿子是自己的命根子，儿子不开心，自己也不会快乐。

对儿媳好，儿媳也会对自己好。

婆媳关系融洽，儿子也无后顾之忧。

母子之间本来就情深无比，再多一些宽容和谅解，多一些情感交流，彼此之间的隔阂就会全无。

　　此外，焦仲卿若在矛盾发生时能及时引导妻子将心比心，理解、尊重、关心、体贴长辈，作为贤媳的刘兰芝与丈夫情意绵绵之时，除了竭尽全力支持丈夫，做好丈夫的“贤内助”外，也会以女儿的心态来对待婆婆，关爱婆婆，也会站在婆婆的角度看问题。

这样一来，推己及人，就会发觉婆婆偏激的言行举止并不是无缘无故不可理喻的。

昔日作女儿时，母女其乐融融。

为人妇为人媳后，自己和婆婆也一定能和睦相处。

毕竟自己和婆婆都深爱着同一个男子。

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只要有了爱，就没什么家事不能化解。

决不会让婆婆觉得仲卿“有了老婆忘了娘”。

儿媳进门，不是夺走儿子对自己的爱，而是多一个人孝顺自己，多一个人疼爱儿子。

同理，婆婆也会谅解儿媳的年轻，不与儿媳计较鸡毛蒜皮之事，更不会随便运用婆婆的特权凌驾儿媳。

为难儿媳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姑且不论这样做会让儿媳委屈，儿子知道后也会伤心，甚至会对自己失去信心。

如此一来，只会令自己真正失去儿子，更不用说得到儿子的爱了。

这种状况一旦出现，后悔也就来不及了。

最后，儿子也真的跟随儿媳奔赴黄泉――“自挂东南枝”。

尽管后来“两家求合葬”，但也于事无补，儿子永远不在自己的身边了。

在未来的凄苦而孤单的岁月里，焦母会时时咀嚼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果，也会天天感到懊悔与自责。

正因为事态发展并非如此，焦家气氛才剑拔弩张，悲剧上演。

由此可见，婆婆与儿媳彼此之间相互关爱，相互谅解，相互依赖，相互扶助，相互支持，相互依托，婆媳关系自然不会紧张，即使有了些许矛盾，作为儿子与丈夫的男性角色有责任和义务及时站出来，利用自己的优势和便利条件，智慧而艺术地作调和化解工作，问题便迎刃而解。

　　凡此，《孔雀东南飞》家庭失和，导致悲剧，都因作为弱化了的男性角色――焦仲卿咎由自取。

　　第一，焦仲卿重事业轻家庭，让“贱妾”“留空房”，导致小夫妻聚少离多。

从生育学理上看，成年女子的生理周期每月只有一次最佳受孕时间，错过了就难以怀孕，妻子“无子”，焦仲卿应负更多的责任。

　　第二，焦仲卿忙于公务，并没有意识到家庭气氛和谐的重要性，对家庭关系僵化无动于衷。

　　第三，婚后的焦仲卿感情天秤倾向妻子，从而导致焦母心理失衡、感情失落，为发泄不满情绪便无端地刁难儿媳。

久而久之，儿媳“不堪驱使”，有所委屈而闹“小别扭”，发展到婆媳关系剑拔弩张。

面对如此紧张的家庭气氛，焦仲卿不但没有及时运用自己优势化解矛盾，反而用极端失礼的言语刺激母亲，激化了矛盾，悲剧产生。

　　诚然，焦仲卿在家庭关系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但是，家庭关系的和谐，仅仅靠既是儿子又是丈夫的男性角色来维护也是不够的，还需要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充满亲情之爱；即使偶然出现矛盾，彼此之间也应兼容并包，心心相印，用爱心来化解矛盾冲突，用爱意来消除心灵之间的隔阂。

这也许是人们乐于不断探究《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的缘故。

　　参考文献：

　　[1]文继炬.《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孔雀东南飞》的悲剧美比较[J];中学生读写（高中）;2004年

（2）,57-59.

　　[2]王玉.《孔雀东南飞》试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1979,

（2）,40.

　　[3]曾庆渝.讨论刘兰芝的自遣[J].语文学习,2003,（10）,20.

　　卢萃宁，男，广西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

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