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相政风杂谈十一李明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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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政风杂谈十一李明亮

不该是新闻的新闻

  今年春节期间，廊坊市纪委向各市直单位、区县政府发布了一项新规定，各单位除留下值班用车辆外，所有公务车全部入库封存，同时提倡各级领导干部打车走亲访友。

据了解，节日期间，廊坊市的几位主要领导都带头落实纪委的规定，节日期间都乘坐出租车走亲访友。

（见2月17日（燕赵都市报》）

 春节休假7天，各级领导干部除个别值班外，多是休息在家无“公”可办，也自然是不需要“公”车了。

走亲访友是私事，驾私家车或打的自是情理之中。

但这样正常的事也成了新闻，而且是作为报章的重点新闻推出，这不由得使我想到了另一则来自国外的新闻，即德国总理施罗德每到周末休假外出时，不能再用其豪华公车，而是驾着自己的破旧车，而他的保镖们却是驾着豪华车随后护卫，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这件事在人家那里也算不得新闻，但在我们看来也是新闻了。

为什么这两件正常的事我们却都看成新闻，而且是真正的新闻，是颇为引人注目的有价值的重点新闻了？

答案只有一个，即在我们好多地区好多部门休假时私事不用公车并没有做到（从报道中提到的“如此大规模的封存公车活动，在廊坊是第一次，在全国来说也是少有的”也说明这一点），相反的休假时用公车私用则是相当普遍，成了“正常情况”，自然，一旦这种“正常情况”被禁止，也就成了重点新闻了。

在现实国情下，廊坊市领导节日期间乘出租车走亲访友的确是新闻，但愿随着反腐败的进一步深入，随着公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这件事不再是新闻，当它变得正常不过不再是新闻时，我们的反腐败的形势必将大有好转。

祭父，也如此大摆宴席

陕西荔县法院副院长辛某为亡父过三周年祭，在酒店摆了20桌酒席宴请宾客，现场有数辆标着“法院”字样的警车。

（见2月20日《华尚报》）

尽管中央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狠煞大吃大喝之风，但仍有某些干部寻找某种借口，大摆宴席助长吃喝风气。

亡父三周年祭，竟也能成为这位法院院长大摆宴席的理由，甚至不惜动用警车，那么，乃父的四周年五周年等的祭也一定是要祭的了；既然其父的周年忌日都要大大摆宴席让“大家喝得红光满面”——且不说这种方式对乃父是敬重还是亵渎，是在怀念去世的先人还是庆贺乃父的归天；那么，院长大人自己的生日及其妻子孩子的生日以及他的结婚纪念日，他的孩子的结婚喜日乃至他的孙子辈的降生等等日子，大概总要设宴席庆贺一番了。

这样看来他一年的纪念或庆贺宴席想必不会少的。

而既然院长也这样有人情味的大宴宾客，来而不王非礼也，他手下的人难道不会寻找借口反请于他并也照此办理吗？

如此以来，这个部门的吃喝风气如何能扭转呢？

而由此带来的动用公车现象，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庸俗化：

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老好人主义无原则现象，带来的正常工作受影响等弊端，必将大大影响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可见，这种即使是不用公款（若用公款则危害更大）的私人宴请，也是大有害处的。

为扭转不良世风，净化社会风气，领导干部应率先不在自己及家人的某些纪念日上大宴宾客，即使别人来办理也应杜绝。

对女博士征婚尴尬的思考

明明有博士证，却在学历一栏填“本科”，个人特长偏写“能做得一手好汤圆”。

元宵节前，南京一位大龄女子到婚介所征婚时，可谓费尽心思。

（见2月21日《深圳新闻网》）

女博士慌称本科；有许多特长却慌称自己的特长是自己十来年已不干的做汤圆。

  女博士征婚上这种煞费苦心的降低身份，反映了高学历女性的征婚上的尴尬，即高学历者往往令求婚的男士望而却步，因而使她们的征婚时成功率底。

这其实还是反映了许多男士在婚姻问题上的旧观念在作祟，即：

存有“大男子主义”和“女子无才才是德”。

女子学历低于自己方显自己男士风范，不被妻子和外人看低；才容易对妻子“驾御”而不是相反委屈于妻子手下。

其实，真正相爱的双方是不会讲究彼此学历谁高谁低的，因而部分男士的这种观念实则未把爱情看作婚姻的基础，因而即使是与比自己学历低的结合，也不见得幸福；相反，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即使女方学历高同样是美满幸福的。

而这位女士以降低身份的做法去征婚实在不可取，毕竟瞒得一时瞒不了长久，倘真博得了一位以高学历女士为畏途的男士的爱，这岂不是为以后留下了后患。

还是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才能会赢得真正的爱情。

在男女平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的今天，在婚姻问题上这种仍浸透着封建意识的男方学历要比女方高的旧观念，实在也该扫除一下了。

                   村务会缘何敢开到“国宾馆”？

温州柳市镇三里村，一个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村集体资产几乎为零，然而，村干部却利用土地流转补偿金大肆铺张浪费，不仅给自己开工资，还借开会名义旅游，将村务会议开到了杭州的西湖国宾馆。

（见2月28日《齐鲁晚报》）

看罢报道，真感到这些村干部以权谋私已达到为所欲为毫无顾及的程度。

而从报道来看，这个只有１３００多人的村子，“上班”拿工资的人员竟达１９人，每人月工资都在２０００元以上。

这样小的村子却有这么多人拿这么高的工资，且还是名正言顺的公开拿，再加上那些背地里以权谋私捞好处，也难怪该村的集体财产“几乎为零”了；而公开让这么多人拿如此高工资而毫无顾及，敢于把村委会开到西湖杭州的国宾馆，似乎也“顺理成章”，是“情理”中之事了。

而问题是何以这些村干部如此毫无顾及？

难道村民是聋子哑子瞎子，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得吗？

否！

许多村民们愤愤的对记者说：

“这次村委会选举，我们一定要把那些腐败的村干部拉下马。

”就已说明他们早就对村干部们的腐败有目共睹心怀不满了。

那他们何以还敢在选举的前夕，不惜花费近五万元把个小小村委会开到国宾馆呢？

难道不是在换届之前权仍在手时“最后再腐败一次”的心态在作怪吗？

但他们何以先前敢腐败在权利行将失去还敢腐败呢？

这就涉及到问题的关要所在，即，正像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所说：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制组织，既不是国家一级行政机构，也套不上“公司、企业等其他单位”，所以刑法中规定的惩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条款，涉及对象都不包括村干部。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再加上于村干部的职位是由村民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导致一些村干部往往对乡镇干部的管理置若罔闻，街道乡镇政府和党委对村干部确实缺乏有效的组织制约手段。

因而单凭村民下届选举罢免他们是不怕的，因为他们捞足后本不想再干了。

因而应对对村干部的实施有效的管理监督制约，制订出行之有效的措施，让他们在行使权利时不敢违纪违法。

 “领导植树”与‘师生倒霉”

领导植树造林绿化环境，让人当地群众受益，当然也会包括教师学生，怎么倒让师生们倒霉？

岂非咄咄怪事？

然而，这件怪事就偏偏发生在安阳市文峰区高庄乡。

因为，植树时在坚硬的土质上挖坑的活儿太累，为让领导植树省气力，高庄乡的500余教师被派挖树坑，修补道路路基，致使全乡刚开学两天的万名中小学生再次放假三天，上不成学只好到处玩耍了。

（见3月2日《大河报》）

这些领导应多数是党员干部，要带头植树绿化环境这当然是大好事，也算是以实际行动在实践着正在开展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吧。

然而他们却是这样的“实践”：

先让人家把最苦最累的活儿干了，领导到来后，只需要把树苗放进坑中，填进土就算完事儿。

当然，这件事很可能要作为新闻报道的，但报道中电视上留影的是领导形象，广播里也只有领导的声音，文字宣传中也只有领导怎样干和说，是决不会有半点教们的影子，然而，事实上植树的最大出力者是这些教师，这不是抢夺人功为己功，弄虚作假欺蒙世人吗？

这些领导干部对此就能心无愧疚心安理得吗？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在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尤其更要强调实事求是。

然而当地领导却连这点也做不到，何况，其弄虚作假是建立在让教师们为他们做苦力，剥夺师生们教与学的权利上面，这哪里还有一点尊重教师和关心学生的影子呢？

“先进性教育”贵在认识上的提高和行动上的落实。

发生“领导植树”让“师生倒霉”的事，再次说明开展这一活动的必要性和落到实处的重要性。

           刘翔缓进课本好

    载有刘翔事迹的一篇课文，出现在上海最新版小学语文五年级课本（试验本）的第10册第6课，取名《跨越新纪录》，属于新闻特写题材。

在900字长的篇幅里，特写讲述了刘翔创造世界纪录的故事，并且还附上了刘翔“精彩一跨”的大幅照片。

另外，课后还给学生留出2道关于刘翔的特别问题。

（见3月5日《新京报》）

  刘翔为国争光的事迹当然是非常感人的，他的百米跨栏的镜头将永刻在国人的心中，成为我们中国人、亚洲人乃至所有黄种人的骄傲，因而他的事迹的确对国人有着巨大的激励作用。

进教材必是基于这种考虑。

然而，刘翔毕竟是初踏奥运杀场的健将，骄人的成绩，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荣耀，国人对他未来的再创佳绩的期待，我以为已经给他构成了巨大压力，现在再把他的事迹选进教材中，使其成为千万学生的楷模，这无疑又会给这位年轻的选手的心中又增添了一层压力，这对他今后再创佳绩是利还是弊呢？

当然，从电视画面上刘翔的表现看，他是有着良好心理素质的运动员，但无论其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再强，越来越多的报道宣传，越来越多的赞誉和期待，甚至还要把他搬进学生教材中，这无疑是把他置于更高的风口浪尖上，使他不想有压力也不成来了。

而从刘翔的性格来看，他又是个很洒脱率真个性极强的人，而各种压力是否会使其个性受到压抑，以致影响其个性的健康发展并由此也影响到今后的体育事业呢？

何况，刘翔毕竟太年轻，今后的路很长，也必定会在各方面充满许多不确定的变数，但教材是相对固定的，一旦他有些欠妥甚至更大方面的问题，那么，学生又该怎样看，教材又当如何处理呢？

鲁迅先生曾说对人才有“棒杀”和“捧杀”两种，我以为对刘翔的最大爱护，是不宜把他捧的太高，报道宣传上应收敛些，进教材更是缓进为好。

                   杜绝安全事故的好举措

 针对当前严峻的煤矿安全形势，山西省根据本省煤炭企业的实际情况，近日出台了《关于规范煤炭企业领导干部深入井下的管理规定》，要求各煤炭企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深入井下，并规定了各级干部每月最低下井次数。

（见3月6日《北京晨报》）

 煤炭行业的安全事故多为责任事故，是煤炭企业的某些领导不重视安全生产的结果，他们只考虑多出煤快出煤以获取高额利润，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而对于投入较大成本，加强安全防范措施，杜绝各种隐患发生就考虑的少了；有的甚至强迫职工到明明有隐患的井下作业，如去年陕西陈家山煤矿的特大事故就有此种现象。

这种情况与企业领导很少下井甚至成年不下井大有关系。

试想，安全与否对领导本人并未构成直接的威胁，某些只考虑效益的领导就会轻视安全生产了。

现在，规定煤炭企业领导必须坚持深入井下，并规定了各级干部每月最低下井次数，如生产、基建、矿井正职干部每月下井不得少于８次，分管生产、安全、机电和技术的副职干部每月不得少于１０次等，这就使井下安全与否不仅与职工也与领导们的生命安全联在一起了，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甚至与生命安全有关，则必能迫使领导们马虎不得，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了。

  当然，这项措施必须真正落到实处，最好能规定每次下井所待的时间和具体工作任务，以免走过场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二百斤婚纱有何用？

 3月19日，模特身穿一款长达50米的婚纱在安徽省合肥市淮河路步行街亮相。

据介绍，这套超级白色婚纱长裙重约100公斤。

（见3月20日《深圳商报》，该稿来自新华社）

 看到这则新闻，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位模特儿是在遭罪，长50米重200斤的婚纱，这模特儿的身体如何承受得起？

当然，她决不会全穿在身上，大半是要拖在地上，但即使如此，拖着50米长重达200斤的婚纱在路上走走也决不是件轻松事情：

因为及既是服装模特儿就是要展示的，因而她不可能站在那儿不动，必须走走才能让人欣赏到那50米长的婚纱的。

但如此又重又长的婚纱到底有何用呢？

因为它无论怎样质地优良做工精细款式精美漂亮，步入婚姻殿堂的人们也决不会去穿它吧。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

猎大求奇刺激顾客眼球，制造轰动以求广告效应。

而这一目的是真正达到了，因为新华社发了稿，多报刊登，岂不一下子就出名了吗？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制造出的大而不当的东西或为制造轰动或为上基尼斯以求出名，但这样的名究竟是好还是差呢？

人们不会因为这样的华而不实而对你更不信任吗？

再是媒体在这方面是否有推波助澜？

只要有这种事情，不管它有多么离奇，多么不合国情，就纷纷报道为其做不花钱的广告，让其一夜出名而有的也许得到了好处，而这，岂不又进一步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经，再去制造更大更离奇的东西呢？

 制造第一其实不难，有人说把一棵树砍倒两头削尖就成了最大的翘，也许还能上基尼斯。

但这样的东西说不上中看也更谈不上中用，那媒体又何必报道推波助澜？

倘媒体不作理睬，相信这类东西就会渐渐少了吧。

      先进就在我们身边

 一次又一次泪水盈眶，一次又一次掌声响起……3月11日下午，淄川人民会堂。

淄川区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正在这里举行。

9名各行各业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打动了全场每一个听众。

（见3月21日《淄博日报》）

 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我们固然需要学习牛玉儒、任长霞那些媒体上所宣传的英模人物，以其可歌可泣的事迹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但我们也需要本地区本部门的先进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先进人物因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和我们天天从事着相同的工作，看得见摸得着，更具有可比性和感染力，因而所发挥的教育激励作用，并不一定比媒体上宣传的英模人物小。

但以往我们有种倾向，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先进并不太在意，甚至出现“身边有‘宝’无人识”的现象，不仅会使一些先进得不到应有的表彰和奖励，难免挫伤其积极性，也会让他们的事迹无法发挥对他人的教育激励作用。

现在，淄川区委从众多的党员中，推选出9位党员，举行先进事迹报告，以他们的事迹激励全区广大党员爱岗敬业，争做先锋，推动全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扎实地开展，这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有位刚刚参加工作的区人事局青年党员听后激动地说：

“我是含着泪水听完这场事迹报告会的。

他们的事迹朴实无华，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青春，为党的事业倾注毕生的精力，所做所为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他们，是我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就充分说明了这场事迹报告会的教育激励作用。

 找出本地区本单位的先进人物，让他们“墙内开花墙内香”，以其先进事迹影响和带动身边和周围的人，这应是开展先进性教育并使之卓有成效的重要举措。

 他们真的“愿给”吗？

 出租车司机路师傅晚上在淄川城区拉客，上来几名青年乘客，在行驶的路上，他们向司机要“借100块钱花花。

”因所“借”数额不大，为免遭人身伤害或车辆被损，路师傅抱着破财消灾心理满足他们的要求。

而相同的情景好多的士司机也遇到过。

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情况时，答复是：

他们想借，你们愿给，那也没办法。

（见3月31日《鲁中晨报》）

不能一味责怪司机们软弱，因为在那种情景下，他们的破财消灾之举也许不失为明智选择。

但我所不解的是，当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时，答复竟是：

你们愿意给，没办法。

 难道司机们真的愿给？

显然不是。

他们不过是遭遇歹徒的明火执仗的勒索不得已罢了，因为那所谓“借”不过是敲诈勒索的障眼法，是决无还的可能的。

既如此，有关部门为何还要说他们“愿给”，不去认定那些人是敲诈勒索，从而追究他们并依法处理，制止这类人恶徒的嚣张行为，为司机们撑腰壮胆，为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工作环境呢？

一句“愿给，没办法”的答复，既让司机们寒心，又会助长那些歹徒的作恶气焰，使司机们今后不免会面临进一步勒索。

 而尤其让司机们无奈的是，遇到这种情况，倘若他们不拉，就可能被乘客记下车号，投诉到交通部门。

故而使他们感叹：

“真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是拉还是不拉呢？

”面对的士司机这种矛盾心理和困境，有关部门真该们想“办法”帮助解决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