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修课论文 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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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程恩富:
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观析
来源：
文汇报
程恩富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节选）
我们不仅要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原因和特点，以及正负效应，而且要理解反全球化运动的特点和作用。
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处于激烈博弈中的世界经济态势，并选择和实施中国之最佳对策。
——程恩富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已经有不少定义，在我看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般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描述的是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的趋势，经济活动在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
然而单纯从善良的正面去了解经济全球化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不仅要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原因和特点，以及正负效应，而且要理解反全球化运动的特点和作用。
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处于激烈博弈中的世界经济态势，并选择和实施中国之最佳对策。
当今全球化成因与特点
从资本主义国家开拓世界市场，向外扩张，并推行各种殖民主义措施开始，经济已经在渐渐全球化了。
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有什么动因和特点呢？
——当今经济全球化是与知识经济，尤其是信息技术相适应的。
在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中，不仅有货物、劳务和资本的大规模国际交流，而且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便捷无比的国际交流手段，使国际经济关系更加紧密。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全球化。
这部分地可以解释，为什么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小的是美好的”说法，把一些大型公司分解了，而90年代又重新掀起大规模的并购高潮。
因为信息技术使跨国公司内外部的信息成本和管理费用降低了。
——当今经济全球化是以多元的行为主体来构成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
除国家之外，企业，尤其是现代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作用日趋增大。
它们把自己的生产、投资、销售等活动的场所遍布全球各地，实行全球经营战略。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形成了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空前巨大和严密的全球网络，把世界各国和全球经济都包罗在内。
据统计，眼下全世界有40％的产品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的。
——当今经济全球化是市场体系和市场经济体制来沟通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的。
不仅国际货物贸易空前扩大，资本流动成百倍地增长，而且国外直接投资、劳务贸易、科技贸易、信息传播、人员流动、国际旅游等领域都有了迅猛的发展。
这些领域互相促进，互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完整的发达的市场体系。
这个世界市场体系和市场体制把各国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各国发生着广泛的各个领域的经济关系。
二战后，以“经互会”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市场体系，90年代已不存在了。
因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和越南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古巴等仍被封锁和制裁，难以参与经济全球化。
——当今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
最有竞争力的西方强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垄断和霸权，力图将自身的生产方式逐渐扩展到所有的国家。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正如吉登斯所说，“美国深刻而突出地影响了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
从某些方面看，……它企图把美国的宪法条款推及全球”。
——当今经济全球化同经济区域化和经济集团化并存。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出现了144个区域性经济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数为68个；而日本贸易振兴会推算数为101个。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公布的数字则显示，从1948年到1994年全世界先后出现过109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中2/3是90年代的产物。
目前至少已经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以上各种形式的区域性经济集团。
在集团化方面，迄今出现的经济集团有，七国集团、七十七国集团、二十四国集团等。
全球化和区域化并存的一个印证是，随着全球化进程速度的加快，区域的内部经济流通也在加快。
如1993年，北美、欧盟和东亚三个地区占全球出口贸易总量的76.8％。
目前，欧盟国家有1/3的对外贸易是在其内部进行的，亚洲国家的一半外资也是来自其他亚洲国家。
经济全球化的正负效应
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它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可能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作为全球经济组成部分的各个国家，可以发挥自己特有的优势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
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其在资本实力和科技上的优势，要比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大的利益。
其次，它使得世界市场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统一的整体，客观经济规律将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
这自然是以各国市场经济体制部分趋同为基础的。
在统一的世界大市场中，各国面对着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必须努力改善生产经营活动，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规模生产。
这一切都会有效地扩大世界的总产出水平。
同时，激烈的国际竞争还会刺激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使科技成果在世界范围内更快地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刺激全球经济的增长。
再次，它加速了世界性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导致世界性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和升级。
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加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当然，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能够继续保持在这方面的优势地位。
最后，它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可能提供有利的条件。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资源、人口等问题是各国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倘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能充分认识到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也就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有三个“可能加大”：
一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他们的获益也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
这就使得南北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
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相差悬殊。
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具体体现在对外贸易、科学技术力量等方面。
二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
例如，1994年墨西哥发生的金融危机，1995年2月巴林银行的倒闭，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近年阿根廷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与国际金融密切相关的苏东国家经济的大规模倒退，日本经济10多年启动不起来，处于新经济的美国也发生了衰退等等，都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充分暴露出，世界金融市场等发展过程中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性。
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错综交织，使全球经济充满了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和各种危机。
在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战、货币战接连不断，并波及到整个世界。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对别国的干预、制裁、威胁越演越烈，甚至发动军事侵略。
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击，从而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摩擦和斗争。
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利弊有三种可能性：
利大于弊、弊大于利和利弊相当。
对特定的主体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对谁利大于弊，对谁弊大于利。
对少数发达国家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利弊具有不确定性；关键取决于原有基础和现行对策。
前年，我国与非洲40个国家联合签署的“中非论坛公报”也提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风险大于机遇。
德国《新德意志报》2000年7月22日发表《全球化、美国谋求霸权和基辛格的担心》一文，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的话：
“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
”德国总理施罗德发起的有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14国政府首脑参加的2000年6月3日柏林国际会议通过的《21世纪现代国家管理柏林公报》承认：
不能听任全球化任意发展，因为“全球化没有给所有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
”联合国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也承认：
“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不平衡的，它加深了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的鸿沟。
”
世界反全球化运动
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一方面是全球化舆论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反全球化运动风起云涌。
我赞成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中国社科院项启源等资深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都是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加以研究的重大问题。
1999年11月底12月初发生在美国的“西雅图风暴”，拉开了世界范围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序幕。
有4万人组成的全球化抗议者队伍与警察在整个西雅图发生全面冲突，警察逮捕了310人，另有多人受伤。
反全球化运动与推进全球化的国际峰会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举行，前者与后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反全球化斗争的第一种形式。
第二种形式是，反全球化运动与推进全球化的国际会议在同一时间，但在不同地点举行。
前者对后者进行远程对话和抗辩，但不会发生正面冲突，更不会出现暴力冲突。
例如，2002年1月31日～2月5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于美国纽约召开的同时，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召开。
在美国那边的世界经济论坛有10O多个国家参加，在巴西这边的世界社会论坛有150多个国家参加。
世界社会论坛反对“由自由市场控制”的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
宣言主题是“为了抵制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
埃菲社说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的人数高达6万人。
世界上不少地方举办的全球化论坛，有的实际上是反全球化运动的第三种形式。
这种形式的反全球化国际运动，与推行全球化的国际会议不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举行，而是一种独立行动。
比如，哈瓦那全球化论坛已经举行了三届。
又如，2002年11月6日至10日，欧洲社会论坛会议在佛罗伦萨举行。
来自32个欧洲国家的约420个社会和民间团体的代表以及来自世界各地近4000个组织的代表共两万多人参加了会议。
历时5天的会议举行了30次大会和160场研讨会，议题有“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南方贫穷问题”、“公平贸易”、“战争与和平”等。
11月9日，在佛罗伦萨，来自欧洲各国的上百万人参加欧洲社会论坛发起的大规模反全球化、反战大游行，示威者的口号有：
“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战争”、“反对美国称霸世界”、“反对新种族主义”、“反对公共服务私有化”、“打倒跨国金融资本”、“不要转基因食品”、“保护森林，保护水源”、“反对野蛮掠夺地球”等。
依我所见，反全球化运动至少有如下特点：
它是一种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特殊的国际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其锋芒一开始就直接指向以美国为首的主导全球化的七国集团，指向依照七国集团制定的规则推行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组织；其发展十分迅速和活跃，发生的频率很高，从1999年11月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到2003年1月28日第33届世界经济论坛，在3年时间内至少举行了21次大规模反全球化游行示威。
那么，是什么人反对全球化？
从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参加反全球化的队伍是由许多国家的多种非政府组织和多方面、多阶层人士组成的，有相当的广泛性。
既有来自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又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
有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社会活动家、环境保护主义者、消费者利益保护者、宗教界领袖，有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工会领导人和劳工。
既有全球化的直接受害者，更有全球化直接受害者的利益代表者。
现在要进一步问：
反全球化的原因是什么？
从西方国家媒体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反全球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吴易风教授和我看来，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为全球化扩大了贫富差距，既扩大了富国和穷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加深了南北矛盾，也扩大了各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
第二，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联手，利用贷款和债务进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通过全球化推行包括金融殖民和技术殖民的新殖民主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
第三，认为发达国家推行全球化会使本国工业空心化，会减少本国的就业机会。
第四，认为全球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
第五，认为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危机，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平衡。
第六，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侵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侵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传统，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稳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独立。
反全球化运动参加者的复杂性，决定了反全球化运动目标的复杂性。
从要求废除贫穷国家债务到保卫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传统，从维护民族独立国家的主权到反对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从反对跨国公司接管世界到反对资本主义，从反对新自由主义到反对赌博资本主义，从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军队的世界到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公司支配的工人的社会，运动色彩斑斓，目标复杂多样。
我国若干应对措施
1、加快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
所谓“三控”，就是控股（资本）、控牌（品牌）和控技（技术），只有实行“三控”的企业才是较完全的民族经济。
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国家经济安全愈发显得重要，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在于民族产业的安全。
所谓民族产业安全或国民产业安全，是指在国际交往和竞争中由该国国民所有和控制的产业，其地位和权益可能受到外国产业影响和危害的状态。
而民族产业的具体判别标准可以从资本、品牌和技术等多层面加以设定。
为了在全球化中民族企业能不断发展壮大，国家必须发挥微观经济规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积极效应，进而促使组建集团的各原子个体相容，并逐步成为“有机团结”。
目前主要还是要靠整合好的国有控股公司，迅速进入市场阵地，参与在本土和国际上的激烈竞争。
2、尽快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
迄今为止，我国还在对外资实现种种“超国民待遇”。
其结果，导致地区差距扩大、引起不平等竞争，反而恶化了市场环境，甚至出现了大量的假合资、被迫合资和主动受控制等现象。
简言之，只有尽快取消这种对本国企业不利的超国民待遇，才能更好地为本国争取更好的国际竞争环境。
3、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创造知识资源。
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具有高比较优势的14类产品，除少部分属于未加工产品外，大多数是属于适合我国现阶段资源禀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目前贸易状况同我国的教育和科技水平密切相关。
科教在提高知识资源中的根本作用，以及我国目前科教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都迫切要求把握时机，大力发展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效地实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真正把科教兴国落到实处，争取成为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弄潮儿。
4、积极消除金融隐患，以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我国虽然未正式发生过金融危机，但近年始终存在一些金融隐患，金融风险不小。
例如，银行资产质量不高，不良贷款比重较大；某些地方金融秩序混乱，非法集资；不规范运作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较多；证券、期货和股份制运行与操作的漏洞明显；金融立法和执法均有松懈之处，使金融犯罪较为严重。
面对金融日趋自由化的新态势，中国既要深化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迅速提升本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也要循序渐进地适时开放金融领域，强调有理、有利、有节；还要加强对国际游资的防范与管理，严格监督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讲演者小传
程恩富
1950年生于上海。
1987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现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中国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和上海市经济学会4个学会的副会长，中国海派经济论坛主席，以及彼得堡大学、北京师大、复旦大学等兼职教授和研究员。
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文章300多篇，独撰和合编《西方产权理论评析》、《现代政治经济学》等20多本著作。
程恩富教授
程恩富:
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改革流派
程恩富教授在日本经济理论学会和横滨国立大学的讲演（节选）
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与若干不良倾向是并存的。
改革前的主要不良理论倾向在于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模仿西方经济学。
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
1994年，我曾发表《21世纪：
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育成熟，系统地科学反映这一经济实践变化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1世纪初。
近10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热烈而又深刻，表明中国理论经济学经过50年的多阶段的曲折发展，现在确实到了全面重建的新时期。
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的缺陷是什么？
新中国50多年，理论经济学总体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源泉，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成果，并对高绩效的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经济智慧，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学派”色彩的系统经济理论。
然而，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与若干不良倾向是并存的。
改革前的主要不良理论倾向在于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模仿西方经济学。
总体上，我对传统和现有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缺陷作如下概括：
第一，在规范分析层面，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缺乏研究深度。
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
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
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
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第二，在实证描述层面，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
凡是了解外国经济学说史的人都确认，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以及德国的李斯特等人相比，马克思是同时代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典范。
那种以为马克思经济学不重视定量研究的看法是一个误点，那种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量采用数学方法来抨击马克思经济学，则属于一种无规则和反认识论的苛求。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在过去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的确没有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学术特色，没有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分析工具，不少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运行和经济行为的阐述毫无量的规定性。
第三，在政策研究层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并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反思意识。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
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
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
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
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第四，在学科重构层面，以所谓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缺乏本质揭示。
西方国家搞了数百年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并未出现市场经济学，尽管其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一直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分析背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是研究计划经济的，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自然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不过，这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经济体制及相关内涵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理论经济学，而用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市场经济学这门具体学科，来替代作为各门具体经济学科理论基础和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笼统地以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的揭示，以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本质和根本经济制度的揭示，是不足取的。
第五，在方法变革层面，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缺乏创新精神。
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
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济案例或实证资料，即为改革成功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这种“短平快式改革”的思潮比较时髦，操作起来也省力，迎合了出书快和出名快的市场价值观。
可是，这终究不是严谨的思想和学术创新。
重建中国经济学的思路是什么？
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重建中国理论经济学，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呢？
我们主张，以中外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创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方法，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主要反映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
（一）思想源泉：
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多种实践
经济实践是经济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经济学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永远是在经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经济实践的内涵丰富多彩，并非单指一国一时一地的具体经济活动或实践。
然而，人们在辨别某一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时，往往固执地引用某一时空范围内具体经济实践的案例来确立检验其真理性。
局部的或短期的经济实践并不能全面检验某一经济学原理的正确性。
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西方哲学中关于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的认知方法有一定道理。
即使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也只能不断地被部分证实下去，而不可能通过一次或若干次具体实践就得到全面和永远地证实。
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有效结合的重要命题为例。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持否定意见，并援引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苏东国家改革后的蜕变和我国公有经济比重下降来佐证。
其实，与西方私有产权学派张五常在此问题上混乱的逻辑相比，该学派的创始人科斯讲得比较客观，指出过去已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验，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结合，这一点目前不能证伪。
观察中外现有市场经济实践的表象和本质，可以部分地得到实证的说明，即社会主义或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有效结合。
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
尽管恩格斯揭示过不成熟的经济关系与不成熟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某种前瞻研究。
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及其体制的不断完善，正有赖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变革与创新。
即使是作为中国经济史的计划经济实践，也需要继续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和辩证的规范定性，以便成为新经济学的经济史基础。
（二）理论基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
在19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定义有100多种。
其中有资产阶级右翼和左翼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
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
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其实，每个经济学流派均或多或少地确立了特定“主义”的价值判断。
斯密主义与李斯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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