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读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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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读2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

看这本书的原因，是处在中国反腐浪潮风口浪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想推荐的，我明显的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特别是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背景和旧制度的分析有其独到的视角，改变了我对革命的看法。

为什么法国的封建权利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令人民感到厌恶？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是在封建势力对人民压迫最轻的地方发生的？

关于大革命的重新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我看来并不是一本历史书。

显然，托克维尔并没有采用大量的史料堆积，同样无意于去详细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与具体进程。

然而，这本书的影响是如此深远，直到今天，依然能够激起广泛的思考与讨论。

这样一本经典之作固然体现在全书中随处可见的精辟的论断与华丽的词句，然而却不仅于此。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结构下，旧制度长期演化的结果，甚至这场革命本身都只是旧制度演化的一个过程。

同样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的机制只不过是旧有的萌芽的发展，而那些骤然建立起的制度却依然脆弱。

虽然对于革命的宏大意义保持审慎地怀疑，托克维尔却并非简单地主张“告别革命”。

相反，对于民情的冷静地考察使他敏锐地看到平等化的观念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浪潮，并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广泛地传播开来。

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加剧了法国阶级的分离，法国人们变得彼此相似，但却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最后，法国的旧制度被一群相似的人推翻。

造成社会阶层分化

因此，尽管我们可能通过史料的不同挖掘与解释，对于托克维尔的某些论断提出质疑，然而，这种超越历史的核心的命题是无法被消解的。

不简单地成为纷繁历史的工具，也不轻易地沦为激昂情感的奴隶。

正因为此，思想才能穿越时代的隔膜，成为深邃的洞见。

　革命的发生并不是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忍受着罪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他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

”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情况。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时就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时候公共繁荣迅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财富增长更快，但是却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改革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改革可能促进制度的覆灭。

如中国的同治中兴，同治中兴时期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目标是要恢复古代最完善制度的活力。

但同治中兴的伟大目标是复兴儒家价值观念及其制度。

同治中兴和路易十六期间进行的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路易十六不同的是，他的改革刺激了人民发财的热情，但是其存在的政治制度却阻挠了这种热情实现的可能性，使得人民认定了法国封建体制不得不推翻，从而促成了自身的毁灭。

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

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

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

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

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

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

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

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

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

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

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

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

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试论本书的政治思想

　　托克维尔在政治理念上的倾向性在这本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衷心的热爱着政治自由和地方自治的治理模式，这从他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不遗余力的褒奖中就可以看出来。

在他关于三级会议省朗格多克治理状况的描述（商务印书馆92年版附录一）中，或者在他的旧作《论美国的民主》中，这种对自由的热爱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他看来，英国、美国，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朗格多克，都是既有平等、又有自由的社会。

他评价朗格多克的地方自治制度说：

"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

　　而对于旧制度，托克维尔认为，它既保留了不平等的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又增加了王权专制的不自由因素，因此是一种弊端丛生的坏制度。

他在全书各处不止一次的对这种制度的弊病痛心疾首。

他这样评论已经变质的封建等级制度：

"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

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对国王的中央集权制度，他更不留情面，这里仅举一例：

"国王窃取权力任意征收捐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

"

在大革命后产生的专制帝国里，人们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平等，但也较为彻底的丧失了自由，这也是不合托克维尔理念的。

他把1789年革命初期人们那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描述得无比伟大和神圣：

"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

"

与之相对的是，当人们放弃了自由，重回专制君主怀抱的时候，他又非常遗憾的说法国人"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奴仆"。

他甚至断言：

"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并进而认为，这场大革命实际上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倒退：

"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根据他在书中的措辞判断，他对自由的热爱远远超过对平等的热爱。

《旧制度与大革命》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有人说，中国和法国在传统上是极为相似的两个国家。

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也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

书中所谈及的种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物。

因此，该书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托克维尔抱怨短暂的王权专制统治给法国社会风尚带来的创伤，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一直持续了两千年，它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在性质上与托克维尔所提出的问题类似。

托克维尔对充满暴力的大革命没有好感，认为它反而加剧了专制制度。

他说：

"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这就让我想起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不管立场如何，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也都是一样的。

　　托克维尔的一大主张是反对超越社会风尚现实去谈论社会的改造。

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谈到人民对法律的尊敬问题时，他认为，法国人法律观念的淡薄应该归咎于旧制度对风尚的塑造：

"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

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

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概念应在他们头脑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

每个恳请者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其态度之坚决和威严就像要求人们遵行法规一样，的确，只有当他们想拒绝法规时才会以法规来反法规。

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

"而今天，人们在谈论中国的法治化，托克维尔的观点也许能够给我们以警示：

在法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风尚，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促进风尚的改变呢？

　　托克维尔说，中央集权制导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过度依赖：

"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

""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

""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虽然不同，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

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

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里它的力量。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发展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某些具体的政策问题（比如对郎咸平观点的分析和批判），都是有益的。

　　另外，我感觉，中国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与当年法国的贵族等级制度有一点类似之处。

这两者都是不平等的制度，都是出身论。

从前，人们根据某些需要制定了它们，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在今天，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进城的农民工看来，户口这个东西，正如从前法国农民眼中的贵族特权一样，将会变得毫无必要而且罪恶万分。

托克维尔还描述了中央集权国家首都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凋敝：

"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

……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们也疏远了。

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

"对应中国三农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惊人的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