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辑高考语文 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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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辑高考语文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观察”2016年1月号第7辑

  1.其实,人人皆可成乐善好施的“牧师”

  2.“现代交流症”下,我们如何捍卫社交传统?

  3.“贪官碑”易砸,人心难立

  4.“做游客回家”别只拿靠谱说事

  5.“医生为患者凑手术费”彰显医患命运共同体

  6.学校特聘的温情反衬职称评聘的冰冷

  7.莫让网贷“苹果”沦为失信“苦果”

  8.低温费,一个不忍解读的权利缺项

  9.相较于收入差距,贫困更是真问题

  10.“马铃薯学院”的问题不在学术而在行政

  11.轻处行贿官员,是无奈更是缺憾

  12.黑户历史终结,超生罚款待解

  13.“最优秀”可处罚,但普法宣传须跟上

  14.“朋友圈辱骂被拘”的三重警示

  15.五年取不出遗款,“证明”咋这么任性?

  1.其实,人人皆可成乐善好施的“牧师”

  作者:

堂吉伟德

  邳州的阿涛去年初连盗多家别墅,不仅在被盗居民家中做饭睡觉,还拍图发到朋友圈“炫富”。

临走时,他还顺走看了一半的《资治通鉴》。

近日,记者从南京秦淮警方处了解到,在得知了阿涛家里生活困难后,失主谢先生不仅没有要求赔偿,反而将一万元现金交到了阿涛家人手中。

他说,阿涛像是《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而自己,则要做书中那个乐善好施的牧师。

(1月13日《现代快报》)

  一个立志于做“在大屋里写小说的小说家”,却是一个锒铛入狱的小偷;一个视自己为“乐善好施的牧师”,却是一个以怨为德的失主。

当“雅偷”遇到了“牧师”,不是惯常的义愤填膺,不是常见的苦心说教,也不是常态的火上浇油,更不是未求赔偿而是万元之资,以“给对小偷反哺”的方式,进行了另一种说教与帮助。

至于能否达到触及灵魂的震撼作用,固然还需要观察,然而给予别人以尊重,并能换位思考虑及其苦处,在惩戒之余而给予关怀,才能收到“以善感化”和“以爱感召”的最终效果。

  有人说过,这种模式无法复制,也不宜复制,因为给小偷以资助无疑于“养虎为患”,或者是“助纣为虐”。

当然不排除,对于很多大奸大恶者来说,这样的付出有可能难以获得回报,万元资助也难以达到预期中的效果。

然而,任何手段都不应有太功利的目的。

相反,以尊重之心,以关爱之情,给予“作恶者”以体恤,其实才是最好的精神感召和灵魂净化,让他们除去现实之恶而回归于人心之善。

人之初,性本善。

每个失足者其实都有着客观原因,都有着迫不得已的苦衷,都一种被这个时代深深抛弃的失落感,都无以体会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他们选择报复也好,冷漠也罢,其实都是基于现实处境下的条件反射,让他们感受到最基本的尊重,那怕是最微弱的温暖,都足以让他们幡然醒悟,痛改前非。

  人都可能犯错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并成为人生中的污点。

然而,这不应成为歧视并压倒一个人的理由,更不是粗暴拒绝帮助别人的依据,恰恰相反,对于那些曾经和正在犯错的人,需要用更多的精力、资源去帮助他们,并真正能走近他们的生活,否则在普遍性的歧视之下,再严苛的处罚都无以达到救赎的作用。

细节决定成改,刚柔并济才能让效果达到最佳,有的时候往往是那些看起来难以挽救的“浪子”,外表的桀骜不驯之下,其实有一颗脆弱的心,只要给予些许真诚的关怀,就能让其在感动之余而反思,在反思之余而奋进。

这样的传奇故事很多,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型也不少,很多时候除了他们自己的努力之外,外界的帮助尤其是关键时刻的拉一把,才能达到“一饭之恩”的极致性效果。

  相比于万元之惠的“个人情怀”,公共关怀和公众素养才是最关键之处,也是检验社会良善如何的试纸。

然而现实却往往是另一种图景,普遍性的歧视,天然性的拒绝,已成为“失足者”们难以承受之重,并由此导致他们有强烈的社会排斥感和报复心。

中国的再犯罪问题并非一时之痛,司法部早在2004年就统计过相关数据:

当年中国重新犯罪率居世界中等水平,但是在重大恶性刑事案件中,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占到了70%。

再犯罪的不断发生更是给当今社会提出了一个个难解的命题:

为何劳教和判刑不能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

为何刑满释放人员难以重新融入社会?

  是的,歧视下的排斥,是最主要的诱因和推手。

当一个人有悔改之意,却发现无路可走;当其欲寻求正道,却面临着处处碰壁,其就只能像《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可恨却让人恨不起来。

很显然的是,若是不能改变制度性的歧视,那么他们人格障碍和心理疾病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并由此增加社会治理的风险和成本。

  其实,人人都可做个乐善好施的“牧师”,那怕是给予一个真诚的微笑,一句温暖的问候,都能成为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成为培植良善的种子。

(堂吉伟德)

  2.“现代交流症”下,我们如何捍卫社交传统?

  作者:

然 玉

  打十个百个电话,也比不上陪父母吃顿饭;群里聊得再熟,也比不上见面一次握手或一个拥抱……有一种现象,叫“现代交流症”。

有人归纳了“现代交流症”的几大表现:

“朋友圈里大家情意绵绵,现实生活中却很少相见”,“和老婆睡同一张床,经常在她微信里留言晚安”;“参加家里长辈寿宴,忙着拍照发微信点赞”……(1月13日《现代金报》)

  “现代交流症”之说,算不得新鲜。

在此之前,类似的提法还有“手机依赖症”、“网络型社交障碍”等等。

虽然是不同的表述,然而其概念指向,总归是相同的。

也即,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相关终端设备的普及,人们越发倾向于在网络上表达意愿、维系情感。

与之相伴的,则是线下交际能力萎缩、人际连结弱化。

几乎悄然之间,“网络社交”就实现了对生活的重塑。

于是,有人乐此不疲,便注定有人惆怅不已。

  相爱的夫妻同床共枕静默无言,非要在微信上才可互道一声晚安。

如此场景,荒诞之中带着一股诡异,让人且笑且悲、无言以对。

的确,微信等社交工具,提供了一种简单、高效的人际交往方案。

作为产品用户的“个体”,只需运用简短的字句、流行的“语调”,只需按下点赞按钮或者发送图片表情,就能过快速完成一个“传情达意”的过程。

这一切,何其方便,又何其敷衍?

久而久之,我们似乎只会做这些、只愿做这些?

  历史一再证明,特定情境下,技术工具的进化,很可能导致个体技能的退化。

所谓“现代交流症”的一大肇因就在于,人们已对那套符号化、标准化的网络社交方法产生依赖,而不再习惯通过复杂的表情管理、肢体配合、情绪调动等,来在现实的人际场景内维持言行得体!

“朋友圈”里热闹非凡,线下见面却尴尬冷场,这一冷一热之间,充斥了太多纠结的、离奇的故事。

  事实上,人际交往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互动、彼此调适的过程,也是一个由简入繁、渐次深入的过程。

网络社交的那套方法论,更多只能维持一种“弱联系”,而并不适用于所有场合。

比如说,跨代际的情感交流、同亲近者的日常相处,显然都很不适合,单单隔着微信倾诉衷肠……社交工具,既是“虚拟人物形象”的舞台,也是表演型人格的秀场。

而随着情感焦虑加剧,我们惶惶难以自处之际,是该尝试从幻象中走出了。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

网络社交的勃兴,不可避免会对“传统社交”模式产生极大影响。

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这种影响能够以温和的、积极的方式展开,而不是表现为强势的改造和取代。

说到底,微信或者“朋友圈”等,终究只能是我们丰富社交能力的手段,而不应该成为社交生活的本身。

(然 玉)

  3.“贪官碑”易砸,人心难立

  作者:

朱昌俊

  近日,多个论坛、贴吧曝出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新东行政村村民李某,因对被征用的土地补偿标准不满,在当地立了块“贪官碑”。

随后,又把此碑装上手推车拉到镇大街上,后来石碑被砸毁。

13日下午,沈丘县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工作人员称:

“针对此事,当地相关部门已作出情况说明,在这份说明中,称李某立碑是因土地补偿款不满意,才这样做。

他是为达到个人目的、别有用心,才做出立碑一事,事发当天石碑已砸毁。

(11月13日《法制晚报》)

  据媒体披露,2012年新安集镇政府在社区项目实施中征用李某所承包的66平方米耕地修路,因与村委会在协商土地补偿标准和补偿金额时双方产生较大分歧,李某开始不断向上级部门反映村干部等人破坏耕地、偷税漏税一系列问题。

联系这一背景,并无指名道姓的“贪官碑”,其实更接近于一种行为艺术。

  因拆迁补偿标准和补偿金额与村委会产生分歧,然后便向上级部门举报村干部。

这类举报起因公众并不陌生,类似于不少公共事件中舆论“搭车”举报涉事官员。

但为何在当地县纪委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后,举报者仍立出“贪官碑”?

到底是对于调查部门的不信任,还只是单纯的情绪发泄?

这应该是这起事件中,当地官方值得思考并有所回应的关键问题。

  然而,暂不论砸毁“贪官碑”是否有越界之嫌,当地官方的回应更是堪称失败。

“为达到个人目的”、“别有用心”之说,让人看不到真相和“解释”的诚意,反倒体会到浓浓的抵触情绪与回避态度。

回应称李某立碑是因土地补偿款不满意,才这样做。

试问,即便是对补偿款不满意这样做,又何错之有,怎么成了“别有用心”?

  一块并无所指的“贪官碑”被砸毁,想必是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

换个角度想,当地官方担心此事“闹大”被舆论聚焦,继而牵出真正的“问题”,有所忌惮也正常。

但若真是经得起围观和调查,有何惧一块无名无姓的“贪官碑”?

以砸毁的剧烈方式来回应,是否有点反应过度,反倒衬出了某种心虚呢?

  如果将“贪官碑”视为是一次“无声”的表达,那么,砸碑显然非正确的回应方式。

人们很自然会由此联想到,当地官方对于村民“议论”、正常表达权利的态度与胸襟;如果将之视为一次利益诉求的另类反映,那也应该首先扪心自问,在相关利益的协调处理上,是否做到了最好,而动辄砸碑只会激化矛盾与怨念。

  好在,最根本的评判从来不只是写在碑上,而是人心之中。

但如果明知民众心中有“看法”,不是去从源头上改变以赢得人心,而只是拒绝民众将情绪和看法表达出来,则无异于掩耳盗铃。

要知道,石碑或许可以被砸毁,但悠悠之口和人心却难以被轻易的堵住和立起。

当然,不必要过于放大行为艺术式“贪官碑”的隐喻,但由“民众立碑,官方砸碑”的回应方式来看,它却足够耐人寻味。

至少这起事件中,与其砸碑,不如对于立碑者的举报事宜,尽快给出公正的调查结果。

(朱昌俊)

  4.“做游客回家”别只拿靠谱说事

  作者:

司马童

  春节期间,抢不到火车票和飞机票回家怎么办?

近日有网友想出春运新招,自己抢不到票,就到旅行社报团,把家乡当成旅游目的地,就能顺利回家过年了。

这个办法到底靠不靠谱?

记者暗访发现,大型旅行社一般不接“回家客”,小型旅行社愿接待,但对细节回答比较含糊。

(1月13日《泉州晚报》)

  果然是“高人在民间”。

早前网上热传,浙江金华一位旅客抢不到火车票,灵机一动报了个旅行团顺利回家,网友纷纷赞其机智。

现如今,检索“报旅行团”、“回家”等的微博,该话题更已成了网友转发的关注热点。

尽管早有媒体跟进报道称,春运“报团回家”根本算不得“超值套餐”,这事儿基本也不太靠谱,可我以为,拿靠谱与否来谈论“做游客回家”,或许也属有意无意地偏题和跑题了。

  实话实说,如果不是年年春运的“一票难求”,谁愿曲里拐弯、突发奇想地“做游客回家”?

所以,这与其说是令人谑笑的“足智多谋”,倒不如讲是另一种的“饥不择食”或“病急乱投医”罢了。

旅行团中的“回家客”们岂会不知,春节期间机票、酒店的价格比较高,而旅行社也会把相应路线的价格大幅提升,“报团回家”可能是种选择,但却没有必要,因为在价格上往往已不存在任何优势了。

  关于春节和回家,2015年春晚上,刘德华演唱的那首《回家的路》,一经推出便在社会上引来热烈回响。

“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哭……回家吧,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

”歌词写尽离乡背井,为工作打拼、奋斗,以及在外求学的游子心声。

因此,为了深深的离愁,出于亲情的召唤,只要能够寻得一条顺利回家的路,哪怕多花钱和“做游客”,又何尝不是一种现实的选项呢?

  “做游客回家”别只拿靠谱说事。

就媒体而言,其实也未必不清楚,国人一年一度的“亲情大迁徙”,势必要重演“买票难”“回家难”等的岁末连续剧。

而由于传统习俗和运力方面的原因,似也不易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地解决这一难题。

那么,即使明知“做游客回家”的网议热点,更多的还是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无奈心绪,媒体报道也只能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仍然把关注重点放在了探究它的靠不靠谱上。

  的确,“做游客回家”的“有才”设想,就算有人苦心孤诣地要去体验和实践,一则由于明确“接单”的旅行社不多,恐怕只能是“叫好不叫座”;二则所花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单独买票,结果显然也“赔本赚吆喝”。

但纵然如此,我觉得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回家的渴盼、亲情的牵挂、团圆的期待。

至于它的是否合适与靠谱,似已用不着去过多探究与置喙了。

  春运买票难,回家路漫漫。

对于“做游客回家”的网上热议,无妨视作是人们“苦中作乐”的心境调节和情绪排遣。

换言之,除了议论它的靠谱与否、实效如何,或许更应看到其对社会舆情的“出气孔”和“排压阀”作用。

比如,有网友就兴高采烈地发出了梦想感言,“目测今年旅行社的生意要好过12306咯,不用精神紧张地设闹钟去抢票,一报团准能回家,完美哦。

”——多些这样的开心自娱,挺好!

(司马童)

  5.“医生为患者凑手术费”彰显医患命运共同体

  作者:

杨朝清

  近日,浙江宁波市鄞州二院神经外科雒仁玺和凌辉两位医生在得知病危患者无力承担手术费用后,先在科室里发动同事们捐款,凑了4000多元,随后又将此事发到微信朋友圈,鼓动朋友们帮帮忙。

不到一小时,两人就收到了2.45万元捐款。

(1月12日《钱江晚报》)

  在医患关系紧张、医患冲突层出不穷的当下,依然有一些医务人员用出色的角色扮演,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信任和社会认同。

不论是做完手术后疲惫地倚靠在衣柜里打盹的“最美睡姿”,还是跪地为患者进行手术的“最美姿势”,抑或“医生为患者凑手术费”,这些默默付出的普通劳动者,用真诚的态度、真实的力量引发公众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一位医生只有具备了仁爱之心,才能“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对患者的痛苦有着敏感的反应能力,当患者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

这种毫无功利与算计的赤子之心,让医患关系回归到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本位。

  在医疗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以药养医”、“大处方、大检查”等行业弊病,让一些医务人员成为赚钱的工具。

为了“生财有道”,医务人员基本的道德操守和职业伦理都被选择性遗忘乃至漠视,有些医院也成为一个生意场,甚至上演了“没钱别住院”的本末倒置。

弱势群体“没钱看病”、“看不起病”的艰辛和悲情,一次又一次地集中了人们心中的爱与痛。

  不论是自掏腰包,还是发动科室里的同事们捐款,抑或动员微信朋友圈的熟人网络帮忙,“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离不开及时、有效的社会支持——即使在社会转型时期,爱心也不曾冬眠;只要找到一个值得托付信任的载体,爱与善的力量就会喷薄而出,通过聚沙成塔、众人拾柴的方式来点亮并温暖弱势群体悲苦的人生。

  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碑上有一句名言: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安慰,总是去帮助”。

在他看来,医学的最大价值不是治愈疾病,而是安慰和帮助病患。

“医学不是技术的产物,而是情感的产物;行医不是一种交易,而是一种使命。

”只有将命运共同体意识融入到价值观念中,医者才会有“仁心”。

有了责任和爱心,医生才会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健康卫士。

这一切,在“医生为患者凑手术费”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一个好的医生,不仅能帮助患者缓解、消除身体上的疾病和痛苦,还能够关心患者的处境,对患者的遭遇感同身受。

“医生为患者凑手术费”尽管只是个案,其传递的符号信息却值得肯定——只有医生和患者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才能更好地消灭疾病这一共同的敌人。

(杨朝清)

  6.学校特聘的温情反衬职称评聘的冰冷

  作者:

王传涛

  1月7日,一场特殊的聘任仪式在河南大学举行。

专门举行一场如此高规格的聘任仪式,只是为了聘任一个副教授。

这样的情况在河南大学从未有过。

受聘老师名叫常萍,据了解,常老师不写论文、不评职称,但是她的课常常爆满。

在常老师以讲师职称办理了退休手续之后,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常萍老师为副教授。

(1月13日《人民日报》新媒体)

  大学老师,不发论文不出书,只守着三寸讲台认认真真讲课,并且以这样状态保持到退休,这样的大学老师着实少见。

常萍自己说,讲师与教授之间的收入差多少,自己现在也不知道。

她认为,发论文出书评职称非常没意思。

应该说,在常萍身上,流露着一名大学老师最朴素的教书情怀。

她不再乎职称与收入,只在乎自己的课堂质量。

  她是一名教书之人,但未必就不是学术中人。

在大学里,我相信学术做的好的未必有学生粉丝,但是学术做的不好的一定会被学生讨厌。

屠呦呦不是院士却得了诺贝尔奖,陈寅恪先生没有任何学历和文凭却可以成为“教授的教授”与“四大国学导师之首”。

因此,常萍虽然没有论文和专著,但其学术水平未必比其他人低。

也正基于此,才有了“趋车几百里路来听课”、“许多研究生也来听课”的盛景。

  面对退休时寒碜可怜的讲师职称,学校表现出了温情的一面——特聘其为副教授,继续为本科生上课。

应该说,学校这样的做法,虽然有些越界逾规之嫌,但也体现出了对这位讲师的关照,有很强的人文色彩。

但是,既然是“特聘”,就仍然说明当下的大学职称评聘制度更加注重形式上的假大空。

学校越是温情,制度就越是冰冷。

  发论文出书然后评职称,就是大学老师这一职业的终极目标,这很容易造成两个方面的恶果:

一是,评聘职称工作很容易出乱子,徇私舞弊者、权力寻租、学术造假者,举不胜举;二是,一旦晋上高级职称,等退休、不上讲台、直接在外面跑来跑去做兼职赚钱,就成为了许多大学教授的工作常态,高级职称的大学老师离一线学生尤其是本科生越来越远。

为了逼迫教授上讲台,教育部还曾专门发文制定制度,要求所有的教授必须上讲台;如果是副教授不上讲台,就不能评教授。

  “教授”两字,从字面上理解,是教给学生知识,是授以学生道理。

说白了,教授就必须要教学。

职称不是大学老师的归宿,越是教授,越应该离学生越近。

虽然说,如何改变死板僵化的职称评聘制度以及过度依赖职称进行的评价体系,长期以来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教育部门还是各所高校,都更应该侧重教学,侧重于那些和学生走得更近的老师。

(王传涛)

  7.莫让网贷“苹果”沦为失信“苦果”

  作者:

汪昌莲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火热,针对大学生的网络分期贷款平台近两年悄然“走红”,并迅速进袭高校校园。

与此同时,大学生因进行高额网贷消费透支生活费、甚至违约被告上法庭的事件屡屡发生。

正视风险,堵塞漏洞,已成为一道绕不开的课题。

(1月13日新华网)

  众所周知,一些大学生疯狂消费,大都依赖于银行信用卡和网上信贷平台,存在很大的消费风险。

据媒体统计发现,国内针对大学生市场的网贷平台多达百余家,除名校贷、爱学贷等专注学生信贷的平台,京东和蚂蚁金服也分别推出针对大学生的信贷业务。

特别是,近日一则关于“大学生贷款买苹果6手机,3万滚成70多万元”的消息引发热议,也让大学生信贷再成热点。

  在消费观念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中,在各类消费资讯的鼓动下,部分国人争先恐后地抛弃“以俭为德”的古训,大踏步走进举债消费的行列,而一些在校大学生,也纷纷加入了举债消费的行列。

不可否认,举债消费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其价值依旧存在,不能因噎废食。

然而,举债消费只适应特定人群和特定时段,目前还不可能成为一种趋势。

特别是,对于大学生来说,举债消费是一种高风险的消费方式。

  大学生是纯粹的消费者,基本上没有收入来源,往往通过信货去满足自身的消费欲望,如这名大学生购买苹果6手机,已经超出了自身承受能力。

换言之,大学生举债消费,实际上是过度消费。

殊不知,网络信贷良莠不齐,如一些信贷平台,轻易地发放贷款,网贷额度远高于学生信用额度,并设置高息和高额罚息,使部分大学生落入“信用陷阱”,吞下“透支消费”的苦果,陷入恶性循环,为了还钱饿肚皮,或拆东墙补西墙,甚至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

特别是,少数大学生失信,势必会影响到高校的声誉和家庭的和睦,前人失信会破坏后人获信,更会影响到大学生群体的信贷服务体系。

  事实上,网络信贷是新生事物,其经营行为远远比不上实体银行规范。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甚至监管根本就没有“上线”,导致有的电商信贷平台目无相关法律规定,自定霸王条款,自设收费规则,在网上布设“透支陷阱”,诱使一些大学生,“奋不顾身”地往下跳。

不可否认,作为网上信贷平台,当然希望公众都来信贷,去“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这样信贷平台可以有很大的利润。

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电商信贷平台,更应该提醒大学生不要过度消费。

电商信贷平台应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为追求合理的利润,引导大学生理性消费。

  可见,大学生消费透支化,倒逼网贷规范化首先,应建立网上信贷资格准入制度,明确放贷额度、利息标准等重要事项;同时,建立网络金融监管机构,对网络信贷平台进行实质监控,严厉打击高息及高额罚息等变相“高利贷”行为,维护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特别是,大学生应端正消费心理,理性消费,合理消费,慎咬网上信贷“苹果”,避免吞下透支信用的“苦果”。

(汪昌莲)

  8.低温费,一个不忍解读的权利缺项

  作者:

堂吉伟德

  记者采访发现,国有企业职工的低温补贴发放情况较好,有的发放现金,有的发放医疗卡,但对于非公企业职工以及临时工来说,冬天能发件大衣、发条棉裤就算是不错了。

当“高温津贴”惠及越来越多劳动者的时候,在低温下坚持工作的劳动者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

“低温津贴”很少被用人单位和社会舆论提起,许多劳动者的低温保护状况就像北方的冬天一样“冷”。

(1月14日《新华网》)

  极寒天气发“低温津贴”,如果不是媒体的报道,不光理应受低温保护的劳动者“想不到”,就是其他人也几乎未能听说。

涉及到低温津贴发放的规定,最早就见诸于2004年的《最低工资规定》,各地也根据实际情况,而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

不过,有的要么是语焉不详而不具有操作性,有的则没有执行而成为一纸空文。

从总体上看,低温津贴的执行现状,其实也是权利弱势的一个侧影。

  其实从制度本身来说,低温津贴的执行就存在先天不足。

由于缺乏统一而具体的规定,使得规定本身的强制性不足,灵活性有余,法定责任往往成为“自觉行为”。

首先,立法层面对此并没有高度重视,并由此直接导致立法本身存在不足,使法律未能发挥兜底价值。

其次,监管层面也没有对此进行兼顾,简单的说,对于企业是否发放低温津贴,发放情况如何,相关方面并没有进行过多的强调,也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再次,无论从政策层面,还是监管层面,对此都未能进行大力的宣传,并让劳动权利变得刚性起来,尤其是承担着“替劳动者说法”的工会,在此时几乎是集体性失语。

  于是,低温津贴的落实现状,就跟劳动者所面临的天气一样,是一种冷至肺腑的“寒意”。

虽然津贴的标准本身并不高,难以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不过“略表心意”也能起到一种心理安慰的作用,尤其是体现了对权利的尊重。

可就是这种低微的权利,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与满足。

自然以此为参照,那么其他更应获得保障的权利,情况自然更不容乐观。

  不难看出,从立法到执行,从意识到行动,保护机制上的体系性缺陷,导致了劳动权利的极度弱势,并且以系统性的状况存在。

每到年终岁尾,“讨薪”便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跳楼讨薪”、“爬塔讨薪”、“绑架讨薪”等极端案例不时出现,“力争让欠薪问题得到解决”的官方承诺,依然未能付诸于现实。

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则是,讨薪已然成为国家工程,然而欠薪问题却迟迟得不到根治,其间的原因则值得探析。

  补齐低温津贴,当然需要就事论事,但更多还需要系统考量,有更宽泛的视觉维度,首先从完善顶层设计开始,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其次要做好法律的宣传与普及,尤其要提高权利者自我保护的意识,增强自我维权的能力,在权利受到伤害之时勇于站出来维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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