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郭子光临床经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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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郭子光临床经验
郭子光
求实创新的中医学家郭子光
冯显逊 整理
编者按 郭子光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幼秉骋学，稍长即悬壶乡
里，济世活人。
后又考入中医高等学府，系统地学习和钻研中西医基
础理论，从事中医教学、医疗、科研工作数十年。
郭氏学术根基深厚，
知识面广，研究涉足领域多，并能将各学科知识融会贯通，提出自己
独到的学术见解而有所创新，常发前人之所未发，因而在中医学术发
展上取得了较多的建树；且勤于笔耕，著述甚丰，为国内外中医同道
所瞩目。
冯显逊先生整理本文，对郭氏的学术成就和临床经验进行
了系统和全面的阐述，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郭氏在中医学发展上的
主要贡献，学习到郭氏诊治疾病的主要思路和方法。
如郭氏在探索
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中，提出了“病理反应层次”学说；在开掘中医康复学术领域中，提出
了“现代中医康复医学”的基本框架；在主张“病证结合”诊疗时，归纳了“病证结合”的４种诊疗
形式等，都是非常独到的见解。
整理者介绍郭氏临证诊疗时采用的５个步骤，环环相扣，有条
不紊，思路十分清晰，令人很受启发。
文中介绍名案共７种９案，资料翔实可靠，评析中理论与
实践结合，使人清晰地看出郭氏诊疗时的思路与方法，与前面所介绍的学术精华和临证特色部
分互相辉映。
医论医话４篇，阐述见解亦多用临床实例加以印证，言之有物，值得反复思考、玩
味和借鉴。
编罢本文，感觉确是受益匪浅，相信读者也会和编者一样有相同的感受吧！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陆游《冬夏读书示子聿》之三
除旧布新，两者皆顺时而行，故无咎。
———《易经》
郭子光，字茂南，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５日生，四川省重庆市荣昌县人。
早年秉承家学，悬壶乡
里。
１９５３年结业于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专修班，１９５６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
（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系本科，１９６０年提前毕业从事教学、医疗、科研工作至今。
担任过
助教、讲师、副教授，１９８７年被授予教授职称。
曾任《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常任编辑、各家学说
教研室主任，兼任四川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仲景学说研究会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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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秘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专家评审组
成员、卫生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卫生厅科技成果评审委员、成
都军区总医院学术顾问等职。
郭氏治学严谨，造诣精深，拥有丰富的临证经验，又勇于探索，勤
于写作，曾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１００余篇，编著或主编医学专著１１种出版问世，还有
参与编写出版的著作１０多种，有蜀中“多产作家”之称。
又因为他在学术上功底厚、涉足领域
多、见解独到，是国内外闻名的伤寒专家、各家学说专家、中医养生康复专家。
曾多次应日本、
韩国等医界邀请东渡讲学、交流，获得好评。
１９７２年，由于他研究慢性支气管炎有成就，受到
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接见。
周总理说：
关于慢性支气管炎的原因，西医有“病毒说”，病
毒是怎么产生的？
说不清楚！
中医一切都归脾胃也太笼统，都要发展。
这段话对他的影响很
大。
此后，他更加坚定了中医学术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着重发展的信念。
为促进中医学术的
交流与发展，他积极主持和参与了多次国际、国内研讨会，成绩显著，１９８６被推选为出席中国
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受到邓小平为首的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合影留念。
１９９１年被
成都市教育委员会评为先进个人，同年，被四川省教育委员会评为优秀教师。
１９９２年，被国务
院表彰为对高等教育做出突出贡献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现在，他已年过花甲，仍然奋进不
息，笔耕不已，除带研究生、为本科生讲课、继续科研、临床工作外，还积极参与国内外的有关学
术活动，兼任四川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四川省中医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海外联谊会
养生文化研究会主任等职。
郭氏出身于中医世家，幼年攻读之余，其父郭治安即教以诵读祖传之《伤寒歌括》、《温病百
言》、《药性六字经》、《验方歌诀》等书，心灵中已立下矢志岐黄之愿。
治安先生精习内外方脉，
因诊务太忙，积劳而早逝，妻弟廖济安尽得其传。
济安先生擅经方、治“暴证”，名噪乡里，门庭
若市。
郭氏中学肄业，从师济安先生（郭氏之舅父）专攻医学，侍诊两年有余。
济安先生精于临
床，又品德高尚，凡求诊者不论贵贱，一视同仁，遇赤贫者则送诊施药，是一位把医术与仁术紧
密结合的典范，郭氏受益良多。
郭氏爱好广泛，求知欲强，除在系统学习中西医学齐头并进外，
也是文学和哲学与方法论的爱好者，古今典籍、名著，期刊杂志，无不广泛阅读。
他常说：
“不要
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只有摘录下来的东西才可靠”。
所以，他每读一本书或一本杂志，都要将
其中的重要事实、独到见解、名言名喻，摘录在册。
他的一大堆笔记本和上万张卡片，就是“读
书破万卷”而成。
他在临床上白天应诊，晚上必翻阅中西医书籍，弄清当日所见的疑难，对典型
的或有体会的病案，必翔实地搜集整理。
如此日积月累，有所发现时才动笔著述。
他治学严
谨，不图虚名，论文、著述等从不假手于人，文字朴实，富有新意与启迪，获得读者好评。
他精于
医又善文，思维活跃，具有锐敏的洞察能力和综合概括能力，常能从一些事物的萌芽状态，即认
识到医学发展之趋势。
他的中学老师给他赠书的留言：
“为学如逆水行舟，不可一篙放缓”成为
他终生治学的信条。
他富于创新和开拓精神，坚持继承的基础上着重发展的方针。
早在８０年代初期，他著《肺
结核病》提出“三因鼎立”学说，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发病公式：
原因＋诱因＋素因→疾病。
截
断公式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阻止疾病的发生，指出中医的防治措施具有环环阻截的意义。
这是对中医病因发病学的发挥。
１９８３年，他著《伤寒论汤证新编》，倡“病理反应层次”学说以
解释伤寒六经方证，别开生面，使人耳目一新，提高了对伤寒方证的科学性与实用价值的认识。
１９８６年他编著《中医康复学》，在全国率先开拓中医康复学术领域，填补了空白。
１９９０年，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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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日本汉方医学精华》，是建国以来系统介绍日本汉方医学特点的唯一专著。
他主张“科学无
国界，能容则大”。
他总结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结合临床中所见的无数事实，于１９６５年２
月在《健康报》发表“关键在于提高疗效”一文，提出中医存在“无证可辨”等学术危机问题。
此
后，１９８７年，陆续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医学术历史上三滴突破的启示”；在《中国医药学报》发
表“发挥中医临床优势的途径”；在《新中医》发表“略论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继续发展的
途径”等文章，并以“论中医学术的创新与突破”为题，在北京全国二年中医发展战略会
上报告（编入《二年的中国研究资料》第六十集）。
指出当一门学科固有的理论不能解释
新发现的事实，或不能指导处理新出现的问题的时候，这门学科就处于“学术危机”状态，意味
着既是“危险”又是“机会”。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不断地克服危机中发展的。
１０多年来，他密
切注视中医克服“无证可辨”等学术危机的发展趋势，直到１９９２年，在《中医药时代》（现更名
《湖南中医药导报》）发表“三种倾向对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影响”；１９９５年在《山东中医杂志》
发表“论中医学术发展的大趋势”等文，敏锐地指出：
自然而然出现的“病证结合”诊疗方法，逐
步克服“无证可辨”等危机状态的同时，大大地提高了中医的临床疗效，促使传统中医朝现代化
方向发展，已是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而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也只有在“病证结合”
的诊疗方法中，才可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与此同时，他主编《现代中医治疗学》巨著（国家“八
五”重点医学图书），约请全国各地各科临床专家８０余位参与编写。
该书以“病证结合”为主
线，针对现代医学４６０多个病种疾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临床问题，提出中医辨证的认识和处
理，对每一病种指出治疗的目标，以及中医治疗的要点、优点和难点，对中医暂时不能治疗须中
西医结合或转手术治疗者，则提出明确的临床指征。
该书１８０万言，总结了时代的新经验、新
认识，在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病证结合”的诊疗体系，在促使中医学与
现代自然科学接轨的道路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由于该书应合着时代前进的拍节，适应了现
代临床需要，１９９５年出版问世之后，颇获国内外读者的好评。
郭氏热心中医教育事业，３０多年来坚持在教学第一线。
他讲授中医内科、伤寒论、中医各
家学说、中医养生康复等课程，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认真组织教学内容，一丝不苟。
教学内容
充实，富有启发性，列举的事实新颖，论证充分，概括性和逻辑性强，语言丰富，妙喻横生，教学
效果普遍反映良好。
他注重教书育人，寓德育于智育之中。
讲《中医各家学说》时必叙述每位
医家的医德事实，指出历代著名医家都是医德高尚者，反复论证医德与医术之间的密切关系。
讲养生康复课时，指出养德、养生无二术，阐明儒、道二家养生的基本观点，虽有一主动、一主静
之别，但强调精神生活的优化与物质生活的超越，建设高尚人生，两者毫无二致。
养德是养生
的基本，这是中医养生学的突出特点。
他也是一位积极的教学改革者。
他认为提高中医教学
质量，以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最为重要，目前中医课堂讲授的理论与现代临床实际相距甚
远（尤其临床课程），所以改革现有教材的内容是关键。
他认为，教材所以要一版一版地不断更
新，就是为了不断地反映时代的新经验、新认识、新成就，他认为现有教材太过保守，是一种狭
隘的继承观点作怪。
以统编教材《中医各家学说》为例，对著名医家的选择止于清代，要求原原
本本叙述各个医家的学术思想与成就，拒绝后世对其发挥与发展。
例如，张景岳提出“引火归
元”法，后世张锡纯在具体运用中有很大的发挥，而现代对这一独特理论有更丰富的积累，可教
材中只提到张景岳的见解而已。
如此狭隘的继承，不仅看不到发展，还使已经形成系统的一些
学说支离破碎，如脾胃学说、气血学说等等。
因此，１９８８年，他主编《中医各家学说》（西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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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高等中医院校试用教材），对其内容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以“全面、系统、独特、实用”
为编写方针，精选古今中外著名医家独特的学术经验，系统阐述古今中外的主要学说，其内容
都包括后世的发挥与现代研究应用，做到学术观点与临证应用紧密结合，有论有案有方，学以
致用。
如此，使这门教材由封闭式变为开放式，向深度和广度扩展，面目为之一新，真正起到一
门“后期提高性课程”的作用。
他认为各家学说应以“学说”为主体，把医家的学术成就与经验
分别纳入相关的学说之中，使之更加系统，达到“少而精”。
为此，他又主编《中医各家学说》协
编教材，推进本课程不断发展。
他常引用《孟子·尽心上》所云：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
焉。
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愧）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三乐也。
”故郭氏一生以教书为乐事。
郭氏幼而学，壮而行，医风朴实，临证经验丰富，擅长内科疾病诊治。
他承家学而不泥，师
古尤重今，紧跟时代步伐前进。
在临床上，他以“病证结合”为指导，宏观与微观互参，灵活机巧
地运用中医理论，诊治疑难病证，每多创见，常起沉疴，远近闻名。
他认为，宏观辨证（指中医四
诊所见）与微观辨证（指西医检测所见）是互相补充与参照的关系，前者不能忽视后者，后者不
能代替前者。
在具体辨治时，宏观与微观如何取舍？
如何兼顾？
他摸索多年寻找基本规律，认
为宏观辨证突出者当以宏观辨证为主论治，微观辨证突出而宏观辨证不明显者当以微观辨证
为主论治，两者都突出则并重。
例如，无症状性尿石症当以微观辨证为主论治；慢性肾盂肾炎
病人，其肾阴虚或肾阳虚突出，尿培养有细菌或无细菌，都当以宏观辨证为主论治；慢性胃炎病
人宏观辨证，其肝郁气滞、中焦湿热突出，而微观辨证幽门螺旋菌感染严重，则两者并重而治
之，疗效较好。
他认为，微观辨证所见，要以中医理论去认识和理解，以中医理论指导遣方用
药，在中医辨证论治的范围内，汲取现代研究的发现，这不仅丰富了辨证论治的内涵，也是提高
辨证论治疗效水平的途径。
以慢性胃炎为例，病人胃脘胀满、疼痛，嗳气，舌苔黄滑而厚，宏观
辨证为肝郁气滞、中焦湿热；而此等病人微观辨证多有幽门螺旋菌感染。
现代研究证明黄连、
槟榔对此种细菌有良好的抑制作用，而中医则认为黄连苦寒，苦以燥湿，寒以清热，槟榔行气消
积。
于疏肝调气，清化湿热方中，加入这二味药，不仅符合中医辨证论治原理，而且针对性更
强，疗效更好。
时代不同了，需要不同了，标准更高了。
疾病谱在变，疾病传变、转归的机理也
在变。
例如，仲景描述的太阳表不解，由经入府，有蓄水、蓄血二证，今时就难见到了。
不仅如
此，古人治病以症状消失为治愈，今天则要求各种检测指标恢复正常才算治愈，标准更高了。
仲景早就批判过“始终顺旧”的思想，要源于古人，又高于古人，不要墨守旧章，刻舟求剑。
所
以，他用方很灵活，经方时方不拘，往往伤寒法与温病法结合使用，每取良效。
他长于内科诸
病，其中尤擅心、脑、血管及血液疾病。
１９８６年５月，他应邀东渡参加第３７届日本东洋医学会
年会，作“寒温结合”治疗心肌炎伴心衰的报告；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应日本广岛东洋医学会邀请，作
“从肝脾论治血液疾病的经验”的报告；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应第８届国际东洋医学学术交流会邀请，
作“心律失常的凭脉辨治”经验报告，以及１９９２年《新中医》发表“寒温结合治疗疑难病症”等
文，都体现了他“病证结合”、“寒温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的一贯临床思路。
他常引用《吕氏
春秋·察今》的话说：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也万变。
病变而药不变，响
之寿民，今为殇子矣。
”
总之，他把毕生的精力与时间都献给了中医事业，力求在继承中发展，在突出特色中创新，
其成就是多方面的。
然而，他常感叹中医学宝库，就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所谓“入之愈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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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只有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死而后已。
学术精华
一、探索伤寒六经方证本质，倡“病理反应层次”学说
《伤寒论》总结了我国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把古代理论医学（医经家）与临床医学（经方
家）结合起来，成为理、法、方、药完备，内容明确而系统的中医辨证论治经典著作，确定了中医
学自成体系的发展方向。
古今数百注家对其诠释与推敲，而间不容栉，实际上成为后世医家在
临床上采取措施，总结经验，探求新知的理论支柱。
此书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郭氏认
为，仲景采取“寓理于事，因事明理”的总结方法，沿用《热论》三阴三阳的概念为框架，用严格的
事实的联系体现辨证论治的规律，其中融会了前人良好的医学思想，如整体观点、发展观点、普
遍联系观点……，使此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适应性。
他指出，其书曰《伤寒论》，顾名思义，应
该有“论”。
然而，书中却没有“论”，除少数条文在其“所以然者”这个自注词后讲了一点道理
外，尽是事实的记录。
３９８条，一条就是一个事实，一个方证就是一个典型的事实，其高深理论
与卓越见解，全都隐藏在这些事实之中。
众所周知，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
消逝。
理论则可以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不断更新，同一事实可以用多种不同的理论来解释。
例如，古今解释六经方证，就有经络说、脏腑说、气化说、体质说、阶段说、证候群说等等，不下数
十种，都能获得论中列举的事实的支持。
说到底，表述事实的理论，具有多重的、开放的、有时
是暂时的性质，不过是从不同角度说明客观事物的规律而已。
仲景列举反映疾病发生发展过
程的自然状态及其诊治的事实，不言经络、脏腑、气化……而这些理论则已寓于其中；不言整体
观、辩证观、恒动观……而这些观点即因事而明。
但仲景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材料的收集者，其所提供的已不纯粹是经验所得，或临床事
实的简单复写，而是大量事实的综合与升华。
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搜集先前数十代人
已经证实了的成功经验，通过长期的、反复的“凭脉辨证”的实践观察，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把那些在疾病过程中有联系的、经常同时出现的、能够反映病机本质的脉
症，概括起来称为“证候”；“证候”与具有严格配伍规律的特定汤方结合在一起，称为“方证”。
如桂枝汤证、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全书凡１１２个。
“方证”是《伤寒论》从大量的、基本的、典
型的多种疾病中综合起来的，并不是某一特定疾病的症状组合。
如桂枝汤证：
发热，恶风，头
痛，自汗出，脉浮缓；柴胡汤证：
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食，口苦咽干目眩等，
见于多种外感疾病和内伤杂病过程中，并非某一特定疾病所专有。
当然，无论是桂枝汤证、柴
胡汤证或其他方证，都不是多种疾病共有症状的简单的综合，而是综合了那些能够反映病机本
质的脉症组成的。
如桂枝汤证反映了太阳病营卫不和的病机，柴胡汤证反映了少阳不和的病
机等等。
对于伴随桂枝汤证、柴胡汤证出现的反映非病机本质的症状就给剔除了。
他认为，作
为典型性事实的方证，不仅其自身组成的脉症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性，即使在方证之间的联系
性也是显著的。
论中许多中间性质的方证及其加减方证，就突出地体现了其间存在的联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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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桂枝麻黄各半汤证、桂枝加葛根汤证、柴胡桂枝汤证，以及桂枝汤证的加减汤证等，就说
明桂枝汤证与其他方证具有多方向的联系性。
可以说，论中每一个方证都是继一个方证之后
发生的另一个方证。
当然不能说是继一个方证之后必然发生的另一个方证，这是因为人体正
气强弱、脏腑虚实、感邪轻重不同，而有很大差别的缘故。
方证之间的联系性，是人体疾病过程
的客观反应，而这种联系性的规律性，则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点。
那么，仲景是根据什么把一系列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症状、体征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个不同
的具体方证？
又把不同的方证联系起来组成六经病的呢？
这种联系性能反映出伤寒方证与六
经病的本质吗？
对此，郭氏乃首倡“病理反应层次”学说加以解释。
郭氏认为，各种证候都必然从人体特定部位表现出来。
而其部位有深有浅，有表有里，有
经有腑，有在胸中、在心下、在气、在血等不同，形成不同的病理反应层次。
六经病就是六个大
的病理层次阴阳失调的反应，而各经病所属方证就是由浅而深的若干较小的病理层次阴阳失
调的反应。
六个大的病理层次中，如同时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病理层次的阴阳失调称为“合病”；
先后出现则称为“并病”。
在较小的病理层次中，也可以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病理层次的
阴阳失调，如桂枝麻黄各半汤证、桂枝二麻黄一汤证等。
所谓阴阳失调实指阴阳量呈现偏盛偏
衰的状况，是病理层次反应状态强弱的表现。
所谓六经病：
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
实际是按阴阳的多少，即反应状态的强弱划分的。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病理层次由于反应状态
强弱的差异性，即有的层次阳＞阴，有的层次阳＜阴，这种情况同时出现，便形成所谓寒热交
错，阴阳混杂的证候，如大青龙汤证等。
不仅如此，即使同一病理层次，在不同的人或不同时
间，其反应状态也是不同的，或阳＞阴，或阳＜阴，从而出现不同性质的证候。
如病皆在表但有
麻黄证、桂枝证之别；病皆在心下却有诸泻心证之异。
无论是大的病理层次或小的病理层次，
其反应状态都是人体在内外环境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反应，调节反应状态以达到治疗目的，
则是《伤寒论》的全部治疗思想。
其调节方法具有下述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调节的二相性。
病理层次的反应状态具体表现为阴阳偏盛偏衰，平调阴阳以改善其
反应状态，最忌太过与不及。
太过，易向其反面转化；不及，又达不到目的。
所以，仲景的组方
思想多本二相性原则，其论中１１２方大多寒温并用，攻补兼施，升降两行，就足资证明。
如桂枝
汤既用桂枝、生姜辛温通阳，增强卫阳的升散性、动性；又用芍药、甘草、大枣酸甘敛阴，助长营
阴的凝聚性、静性，以节制升散太过。
又如小青龙汤，既用麻黄、桂枝之辛散，以增强在表之阳
气的升散动性；用干姜、细辛、半夏之辛燥，以降低在里之阴（寒饮）的凝聚静性；又用五味子、芍
药、甘草酸甘合化，助长阴的凝聚静性，达到在表以监制麻桂的过度升散，在里以防姜、辛、夏的
太过温燥，免其饮去热生。
诸泻心汤，既用芩、连之寒，又用姜、附、夏之温；炙甘草汤既用姜、
桂、酒温阳，又用麦、地、胶益阴。
如此等等，无不体现其汤方组合的二相性特点。
二是调节的固本性。
从其用药看，论中１１２方用药９３味，用得最多的首推炙甘草，共７０
方；次为大枣４０方、附子２３方、人参２２方。
这些扶助正气的药物使用率最高的事实，表明仲
景组方重视固本。
再从治疗的方法上看，也处处以固正气为本。
如用桂枝汤只取微汗，还要以
米粥保胃；用承气汤急下存津，得便则停后服，免伤气液；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配以人参扶正，
使其然汗出而解又不伤正气；太阳病告诫不可下，免伤胃气损津液；少阴病急温回阳；厥阴病
告诫“下之利不止”，等等。
所以，陈修园总结《伤寒论》治法的精神实质为“保胃气，存津液”六
个字，道出了其调节的固本性特点。
第四卷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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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调节的整体性。
针对各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所出现的各种病理层次的反应状态进
行调节，本身就是整体观念的体现。
但深入考究，仲景的调节方法往往不是直接针对失调的病
理层次，而是从整体着手进而改变失调的病理层次的反应状态，达到治疗目的。
例如，“中风发
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其中风发热是
表证，不解而烦则病已入里，水入则吐是中焦停饮，称为水逆，不用麻黄解表，不用芩、连、膏、栀
清里，不用姜、夏和胃，而用五苓散化气利水，“上病下治”而水逆自平，里和表解，就是整体性调
节的手段。
而且五苓散制方目的旨在利水，其中不仅用苓、泽利浊水，还用桂枝通阳气；不仅要
利水湿于下，还用苓、术固脾气于中，虽着眼于利水，实调节于整体。
总而言之，伤寒六经方证，
是仲景当时条件下，为寻找调节人体反应状态的确定性，而总结出来的辨证论治体系。
郭氏应用上述“病理反应层次”学说揭示六经方证的本质与特点，其现实意义在于：
为进一
步阐明其物质基础提供了思路。
但他认为，《伤寒论》毕竟是１７００多年前的著作，仲景的观察
总结多是对疾病自然过程的诊治，其所提供的方证，虽然至今用之仍效验彰著，但不可否认的
事实是，今天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与古代大不一样了，对疾病的自然过程干扰很大，仲景描述的
有些反应状态及其传变、转化规律，今天已不可见了。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经验的积累，对伤寒方证的应用又大大地突破了仲景的规范。
基于这些事实，他曾提出创
立六经辨证论治新体系，把仲景学说的发展推向新阶段。
二、开掘中医康复学术领域，提出“现代中医康复医学”基本框架
康复医学，是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之外的第三医学。
郭氏指出，康复医学的突出特征，不
仅仅把人看作生物学的人，更重要的是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来对待。
其深刻之处在于，把人体
康复视为一种多维现象，涉及互相依赖、互相影响和制约的身体、心理、社会诸因素，不存在独
立于这些因素之外的康复。
所以，它以病人为主体采取的各项综合性康复措施，具有强烈的整
体观念，达到比临床医学更高的目标：
恢复功能，重返社会。
其内容包括四大部分，即医学康
复、教育康复、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是一门已经形成一套完整体系的新兴学科。
可以说，康复
医学的兴起，标志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化，是现代医学的高层次发
展，也是现代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的丰硕成果。
他认为，中医古籍如明代龚廷贤《万
病回春·后序》与清代《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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