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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全00812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自考笔记转载整理

最全00812“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自考笔记(转载整理)

第一章鲁迅

  一、鲁迅的思想

  鲁迅是在亲身经历的个人家庭的衰败和困顿、时代社会的腐败和无望从而产生的困惑、挫折和失败中,经过一次次的灵魂拷问和精神探索,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思想,并走向文学道路的。

  鲁迅的思想重心放在“立人、立心”的“文化-精神”改造观念上。

  在反思传统文化的弊病方面,他猛烈抨击历代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治心”手段对人心的残害,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衰落的根由;同时赞扬那些历史上敢于反抗现实,特立独行的“中国脊梁式”的人物。

在借鉴、吸收外来的思想态度和实践上,他看重西方19世纪以来具有独立人格和反抗现实精神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翻译介绍跳动着“真实的心”的文学作品,以期达到通过文学进行心灵交流,使中国融入世界文学和世界思想的目的。

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他也坚持不从理论、条条框框来衡量作品,而是看作品是否体现了人的本心;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一样真实地表白内心,甚至“抉心自食”,以至达到了思想内容的无比深刻。

  鲁迅以坚韧的“精神战士”形象,努力克服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虚无态度和绝望情绪,执着于自己经历的人生和现实,在文学创作、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等方面,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发展作了具有经典性的杰出贡献。

  二、小说创作

  1918年《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

它以鲜明的现代小说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

之后鲁迅在1918年至1925年连续创作了26篇小说,结成《呐喊》《彷徨》两部小说。

  

(一)题材开掘的深刻性

  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鲁迅的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以浙东市镇为主要活动场所的乡土世界。

他通过《故乡》、《药》、《阿Q正传》,《祝福》、〈离婚〉、《明天》等小说描述了一些农民形象。

在描述下层人民生活苦难的同时,正面描写了他们精神上的愚昧和在封建权势压迫下的不幸人生。

作为中国旧社会的缩影,暗示出旧的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溃败、昏暗、了无生气的时代背景。

而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这些人物形象则在不同层面代表了中国民众苦难的生存状态和麻木不觉醒的心理状态。

通过一农民题材的广泛展现,鲁迅描绘出了旧中国这个病态社会中的病态人物。

  鲁迅描绘的另一主要题材是知识分子。

鲁迅主要讽刺传统文人的迂腐、“无行”和“无文”。

鲁迅又刻画了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知识分子即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

  在处理这两大类人物题材上,鲁迅的眼光是独特的。

A、没有用过多笔触去展示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和图景,或直接写实地描摹具体的人与事,而是把笔触直指人物的内心状态和精神世界。

B、对知识分子的描绘重心在于他们作为孤独者,出于拯救民众却被民众吞噬的绝望境地的精神痛苦和“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生存境地。

体现了一种显示灵魂的内在性,逼迫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连同作家本人、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灵魂的拷问。

C、还具有自觉的主体渗透意识,即把自己摆进小说中,无情地解剖自己。

这种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是鲁迅“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是小说现代性的独特表现,也是鲁迅小说的经典意义之一。

  

(二)情景结构的独特性

  形成了“看/被看”和“去——归——去”的典型模式。

  〈示众〉是“看/被看”模式的典型代表。

这个小说只写了一个场面:

看犯人。

小说不着重刻画人物,主要写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氛围。

在这个相互对峙的关系中,“看客”及其心态展现了国民的劣根性、愚昧和麻木,是中国民族文化精神沦丧的象征。

而被看者则有两种类型:

一是不幸的普通群众的不幸成了人们鉴赏和聊天的谈资。

二是先驱者本为拯救民众而奔波、奋斗甚至献身,而他们的牺牲恰恰成为群众观赏的对象。

  “去——归——去”的模式在鲁迅小说中也可称为“归乡”模式。

如〈祝福〉、〈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的小说中表现突出。

这些小说中的“我”都是早年离开故乡到城市去寻找希望和现代文明价值的知识分子,回到故乡来寻梦,但现实的乡村图景把他们的梦打破,使他们再度远走。

  在这类小说的结尾,鲁迅又作了相似的处理,主人公走出绝望,向绝望作抗战。

  (三)叙事艺术的独特性。

  茅盾评价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鲁迅叙事艺术的独特性突出表现在他试行新的叙述视角或新的叙述方法时的独创才能。

  首先,与五四时期其他主观抒情的作家相比,鲁迅有意识地发展了“小说叙述者”的艺术。

在〈孔乙已〉中通过这种间接的叙述层次,鲁迅进行了三重讽刺:

对主人公、对看客、对毫无感受力的代表看客声音的叙述者“我”。

小说把批判剖析的锋芒指向了民众精神世界和启蒙者的尴尬处境,也表现出启蒙的重要和启蒙运动的悲哀。

  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各各不同。

〈狂人日记〉、〈伤逝〉是主人公自述,小说中的“我”不是鲁迅自己,把“我”也置于小说中的某一个人物的位置上加以审视、剖析甚至批判,表现了鲁迅创作小说的成熟的叙事艺术。

  其次是叙述风格的独特性。

鲁迅小说很少背景描写,他主要用力处是人物塑造,但并不是传统小说的外貌描写,也不是西方小说的长篇心理描写,而是写意式的剪影式速写。

人物刻画上专画眼睛,用最具特征的语言动作展现内心。

鲁迅写人,得力于中国文学传统的主要是“白描”。

鲁迅小说的另一叙述风格是超越一般的写实主义,采用了象征叙述技巧。

在这种叙述结构中,只有把现实故事和象征寓意结合起来读才能够真正地把握鲁迅小说的丰富思想。

比如〈药〉这只是一个乡村老夫妇用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痨病的故事,从象征意义上看,作者实际上是以这一迷信行为作为象征结构的基础,华家儿子的病需要夏家儿子的血来治疗这样一个象征结构。

表现出民众儿子的“病”必须用革命者的牺牲来治疗。

但这种牺牲是毫无意义的。

  鲁迅搜寻历史材料作小说,最后成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共8篇,在《故事新编》中有意识地整理他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独特思考。

表现出他在绍兴会馆蛰伏十年,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典籍的具有现代性审视视野的独特观察。

无论写古人还是今人,小说都体现出了对“官魂”“学魂”“匪魂”“民魂”的深刻洞察。

  《故事新编》不是针对具体时代的写实,而是超越时代的关于中国的大寓言。

《补天》《奔月》。

都是针对今人今事而用的象征叙述。

  三、散文及散文创作

  1924年到1926年的散文集《野草》是最为别致、最为婉曲、最为深邃的一部作品集。

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独具一体、空前绝后的一种‘独语体’散文,这部作品集的形式和感情表述的独特同鲁迅写作时的个人心情紧密相关,又同他的生命哲学紧密相关。

这时候他的另一部小说集被他命名为《彷徨》,杂文集被命名为《华盖集》,都表明鲁迅进入了思想的苦闷抑郁期。

  《野草》所包含的内容是丰富而深邃的。

从内容的象征程度上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意义指涉比较明朗的讽刺性、杂感型散文。

另一种《野草》是象征意味极浓厚的对人的生存困境的现实感触后的心灵滤化,是鲁迅当时心灵深处对社会、人生,乃至人类生存诸问题的最矛盾、最深刻的思索,是鲁迅所有苦闷的象征。

《过客》是一篇戏剧形式的散文,既是鲁迅对内心希望/绝望的矛盾中挣扎的自喻,也是一篇艺术化了的生命哲学宣言和告白。

写一个“状态困顿倔强”的中年人的“走”“对过往一无所惜,对目的一无所求,不顾疲劳、伤痛和鲜血,不接受任何劝促、关心和帮助,只是独自一人凭着前面的”我的声音奋然前进不敢止息。

  《野草》的象征主义艺术技巧是高超的、繁富的。

达到“无词的言语”的境地。

在语言运用上,鲁迅吸收了中国文学的炼字传统和许多西方句法和语法。

虽婉曲深邃但没有流于随意生造而导致晦涩难懂。

他又创新地铸造新词如“无地”,“无物之阵”甚至用佛家语“三界”等。

这种古语奇句的运用创造了一种复杂的文学效果。

在意象营造上,鲁迅除用联想、变形、想像等常用手法外,还充分调动了神话、神秘、不稳定的内容,因而营造出一种场景奇幻、色彩冷艳、意象奇崛怪异的艺术氛围,有力地映衬了思想的深奥和复杂。

在散文形式上,《野草》被称为“散文诗”,因而它的大部分篇章都是铿锵有力的格言警句,是朗朗上口、具有内存韵律的严整灿烂的诗行。

  《野草》之外,鲁迅一些篇幅稍长基调也较舒缓明丽的散文,大多收在《朝花夕拾》里。

其中有10篇散文确实源于回忆的力量,实际上是鲁迅追述的自己由故乡绍兴的童年和少年到青年时代在南京后来赴日本以及回国初期直至走进北京知识界的心路历程,写成的一份注重生活经历的文学传记。

《朝花夕拾》是一种故事娓娓道来,情绪舒缓明丽的“闲话风”散文。

四、杂文创作

  鲁迅的杂文集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一个活的两代中国人的“人史”,整体地成为现代中国的国情史。

  鲁迅的杂文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留学时期《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

鲁迅早期思想时的这些文章,都收到了鲁迅第一本杂文集《坟》中。

作为一种自由形式的“无体之文”,鲁迅的杂文开始于1918年-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专栏中的杂感与杂论。

鲁迅的杂文创作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A、1918-1925年的尝试阶段,主要包括《坟》、《热风》表述与新文化运动中其他作者相同的“五四”立场即反传统,破坏偶像,抨击迷信和国粹,鼓吹科学、进化、民主与个性解放。

B、1925-1928年主要包括《华盖集》《而已集》《三闲集》在北京。

C、1929-1934年主要包括《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内忧外患加剧,国民党文化围剿,鲁迅在上海的生活颇为艰难。

D、1934-1936年,杂文创作“后期《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一时期死亡、疾病威胁着鲁迅,鲁迅杂文创作却已入了更扩大、深化乃至文化历史的底层,关注重心重回到他最熟悉的文学、艺术、历史研究和国民心理的艺术分析上来,开展了更加广阔的视野,注入平淡的思考与深化的情感。

  鲁迅杂文涉及问题极广,几乎涵盖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

首先,鲁迅杂文内容的核心是揭露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奴役关系,大声疾呼人的觉醒、自主与解放。

从“文化-精神”改造观念出发,宏观把握中国思想史,中国国民心理、民族性格及其出路,一直是鲁迅杂文的基调。

其次,从杂文经常谈论的对象上看,他的杂文一是针对农民、妇女、儿童和小市民,一是针对现代知识分子。

  鲁迅杂文思想艺术的特质:

  

(一)强烈的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的特色

  鲁迅的杂文集是一个不停息的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

鲁迅形成自己的“争存于天下”、“首在立人”,首先要寻到人的权利的思想,将锋芒对准了形形色色的奴役压迫,这就是他批判社会,否定攻击旧文化和旧思想的根由。

  

(二)反常规的杂文思维和犀利的杂文笔调

  鲁迅的批判最为关注并全力揭示的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也未必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

他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维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真正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

  鲁迅杂文的犀利、尖刻的笔调往往在于他的违反“常规”的联想力与想象力,他能够把外观形式上差异很大,没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联结在一起,呈现本质上的相通。

一极是“高贵”“庄严”“神圣”另一极则是“低俗”“虚伪”,使他的笔调犀利尖刻。

  (三)“社会相”与形象化

  他的思路起点总是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而又将个别人、事置于时代、社会、历史的更大时空下,以一种非凡的思想穿透力,看到这一具体人、事所代表、暗示的一种普遍性特征。

杂文在人事描写上具有了“文学性”“形象性”特征。

  (四)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

  一方面,他自由驱使中国汉语的多种句式:

或口语与古文言句式相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

另一方面,他故意违反规范用语,打破语法规则,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取得了荒诞奇崛的美学效果。

  五、代表作新论

  

(一)〈狂人日记〉的形式分析

  首先思索启蒙者的命运问题和启蒙的可能性问题。

认识启蒙者的命运是启蒙者主体性的表现,而独具匠心的设计小说来描写启蒙者的命运,也是作为一位启蒙小说家主体意识的体现。

  〈狂人日记〉的形式之一是鲁迅把主人公设计为狂人。

用狂人与正常人的紧张关系来象征启蒙者与周围环境的紧张关系。

破坏这种关系的启蒙者一旦站到统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也是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

  〈狂人日记〉的形式之二是,鲁迅为我们设计了一个狂人的幻觉世界。

也只有在幻觉世界里,狂人才能发现通过历史事实中吃人真相进而言说吃人欲望的存在。

在狂人的幻觉世界中,我们发现了常人世界与狂人世界的二元对立。

启蒙者在思考为什么革命者不仅与统治机构而且与民众世界成为对立面。

鲁迅就把启蒙者的命运摆出来了。

革命者的价值不存在于自己努力奋斗的时代,只能在于将来,启蒙者只是历史的中间物。

因而他们的付出不能在现世求得胜利的回报,这正是一代启蒙者的命运的结果。

同时小说也就从深层意义上说明了启蒙和启蒙者的沉重,也说明了启蒙不仅仅是无谓的呐喊“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突进革命,而是从这些骨子里的意识出发,进行文化改造,立人立心,革心洗面。

  〈狂人日记〉的形式之三是鲁迅设计了文白对照的二元叙事模式。

其叙述者是“余”,狂人的日记中的叙述者才是日记作者“我”。

小序部分是一个正常的文言文世界,正象征着一个封建仁义道德氛围的旧秩序的世界,狂人日记中则是狂人迷乱与常人世界格格不入、针锋相对的幻觉世界,这一幻觉世界中焕发着对打破旧秩序的一片激情兴奋。

小说中小序是正文,狂人日记是附录,正文附录的关系正象征出启蒙的力量对比和状况,启蒙者面临的必然命运,启蒙的声音最终被黑暗吞没。

  其二,这种文白对峙中还富有张力性地审视了启蒙者可能出现的下场。

它呈现出给我们的不是提供狂人奇崛的思想作为启蒙有利武器,而对启蒙者被旧意识形态吞没从而又回到旧秩序里去的命运的悲哀。

  

(二)阿Q形象的接受

  A、茅盾认为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鲁迅自己说“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B、出世后二三十年代,人们认为他是“国民性弱点”。

  C、到了40年代,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阿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这是一个失败民族的好笑的自解,一个衰落的古国的可哀的自满”,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D、新中国成立以后,对阿Q的阐释发生了两个重大倾斜;一是强调“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

”,〈阿Q正传〉“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

”对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作的批判。

毛泽东也多次强调阿Q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的农民”的典型。

  E、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

王富仁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实际上还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

“精神胜利法”;阿Q的“革命”则是另一种“主动适应方式”。

新时期的时代呼声:

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

林兴宅的“两重性格”论。

鲁迅〈阿Q正传〉正是以对“人”的这一生存困境的正视而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三)对尘芥堆中的形骸的歌哭——重读〈祝福〉

  鲁镇的祝福礼仪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陈旧、封闭、冷漠而又被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习惯、所依赖的“黑屋子”意象,而祥林嫂的命运则是从宗法乡土社会这个“黑屋子”走进鲁镇这个“黑屋子”的过程和宿定的选择与归结。

这两个“黑屋子”正是乡土社会、市镇社会的普泛性特征。

它们都像是封建中国的大“尘芥堆”,那些乡村、市镇上的小人物们就在这两座尘芥堆中奔忙、劳作、挣扎,无论是安于现状,还是谋求新生,最终在“百无聊赖”的生存状态中,被尘芥堆中的挣扎乃至死亡,她卑微、贫贱,无以依赖的一生成为“黑屋子”祝福仪式中的牺牲,被悲剧地供奉在中国传统文化祭坛之上,昭示着20世纪初期中国普通民众的普遍命运。

郭沫若

  一、郭沫若的个性

  

(一)郭沫若的“标本”意义

  最早一批中国新文化的开创者,又是最后一批告别人世的“五四”新文化精英。

惟一一位亲身参与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创建新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真理标准讨论”,并且一直处于中国政治漩涡中心的文化人。

又是惟一一位其文学创作贯穿“五四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艺“拨乱反正”。

  代表的是热情、冲动、富有创造精神的一类现代知识分子。

富于“感性的鼓动力量”。

鲁迅是“理性的思想力量”。

  

(二)郭沫若的个性

  1、是一个追求多方位身我实现的“球形天才”。

他既是中国新诗的真正奠基人,又是中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的拓荒者和成功者。

奠定了中国浪漫主义诗学的基础。

他的文学翻译,不仅数量多而且独创“神韵译”一派。

不在深度,而在广度。

多方面作出了贡献。

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政治、外交、自然科学等多方面有贡献。

  2、还是一个参与意识极强的入世文人。

  3、一个朝气蓬勃的青春型诗人。

给暮气沉沉的中华大地带来了“破坏”和“创造”的风暴。

  4、更是一个主观抒情的文学天才。

他认为在文体本体“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

文艺是出于自我的表现,文学的原始细胞是情绪,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世界。

  (三)郭沫若的局限

  他追求“全”,却失掉了“深”,积极进取,却又好走极端;他大胆无畏,但常常随意树敌;他冲动、热情,而往往缺乏坚韧和冷静。

《女神》以后他越来越注重政治功利性,同时他文学作品的审美力量也越来越弱。

  其优点和缺点常常是混为一体,相伴相生。

  二、《女神》的价值

  

(一)诗化了“五四”的时代精神

  《女神》不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却是中国旧诗与新诗分野的真正的界碑。

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它都是中国新诗真正的奠基之作。

从《女神》的表现内容来看,其突出贡献是以对五四时代精神的诗化开了一代诗风。

  (前期郭沫若是一个泛神论者。

泛神论是从16世纪起流行于欧洲大陆的一种哲学学说。

这一学说认为宇宙本体即是神,神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

泛神论来到刚刚脱离封建政体的中国时对国人观念的冲击,正如它出现在刚刚走出中世纪欧洲时所产生的影响。

由于它具有抗击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意义,所以不能以它存有与先进世界观的差距而否定其历史作用。

)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对于封建文体体系破坏得最得力的思想先锋,一是进化论者,二是泛神论者。

  当时的郭沫若是以诗人的角色和作为诗人最理想的宇宙观来认同泛神论的。

因此真正被他吸收了泛神论,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是诗学的;与其说是他掌握神与自然关系的方式,不如说是他掌握艺术与世界关系的方式。

郭沫若所接受的泛神论,是一种追求物我同一的艺术哲学。

于是《女神》中的诗篇获得了广袤无垠的自我表现世界。

这种泛神的宇宙观,既为《女神》提供了个人心灵和情感驰骋的空间领地,又为《女神》铺展了自我和万物能够不断超越、不断更生的时间流程,从而为《女神》诗化五四时代精神提供了最有力的诗学基础。

  A、泛神论是《女神》诗化五四精神最有力的诗学基础。

  B、《女神》对五四时代精神成功的诗化,是以郭沫若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泛神的掌握世界的艺术方式为前提的。

这一方式把“自我”与表现的对象沟通在一起,把生命与创造联结在一起,这才使反抗专制的个性解放精神进入《女神》中可以无限张扬的“自我”。

  C、《凤凰涅般》是作者诗化五四时代“破坏与创造”精神的典范之作。

(诗人把五四青年对旧代的破坏和叛逆精神转化为诗中的凤和凰对“茫茫世界”的诅咒,把对新时代的渴望转化成诗中凤凰更生后那不厌其烦的欢畅。

诗人形象地表现了我们民族必须经历从死灰中涅磐的决绝态度,传达出五四青年在黑暗中看到曙光的欢呼雀跃之情。

  

(二)高扬主体性的力作

  在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它是肯定生命、肯定个性、肯定天才、肯定自由创造的开路人之一。

  1、《女神》的主体性首先表现为它给新诗带来的重主观、重表现、重情绪的新的美学原则。

  2、《女神》是现代人生命激情的象征。

  3、当你阅读《女神》的时候,你所获得的主要不是五四新思潮的某种思想理念,而主要是一种情感的撞击,唤起了你对自由的感情、昂扬的生命力和宇宙主宰意识的自我确认。

  《女神》是肯定“天才”的观念、非理性的思维和昂扬的生命意识的创作实证,是高扬主体性的一部力作。

(三)创造了新诗的诗美规范

  从诗歌本体来说《女神》对中国新诗的最大贡献,是它以“内在律”的发现和创造开了一代诗风。

内在律的特点:

  1、以情绪表现为核心,充满了大量巨大的意象,这些意象在诗中是强大生命的象征。

  2、丰富神奇的想像,意蕴着丰富的理性。

《天狗》就是想像艺术的杰出范例。

  3、诗中的节奏形成了新诗特有的宏大气势,使读者深切地感到生命的力量、自由的力量和不可阻挡的时代的力量。

  4、自由体新诗不是郭沫若首创,却是在他手里成熟。

诗体自由而不随意,不受理性规范的约束,却受情绪表现的支配。

  5、激情

  《女神》的“内在律”,以庞大有力的意象、丰富奇特的想像、火山爆发的激情、心潮澎湃的节奏和不受外在因素规范的形体,共同组成了一种与五四时代氛围相契合的宏大的艺术气派。

  三、历史剧创作思想

  

(一)“古为今用”的创作动机

  郭沫若既是一位天才的历史学家,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历史剧作家。

“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

分别采取了“借古喻今”“借古讽今”“借古鉴今”。

  1、五幕剧《棠棣之花》是在“皖南事变”背景下写的历史悲剧。

用的是“借古喻今”用抗秦派与亲秦派的冲突隐喻“皖南事变”后的民族内部矛盾。

  2、“借古讽今”的方式主要采用影射、类比等手法。

《高渐离》和《南冠草》用秦始皇、洪承畴等形象影射国统区统治者的专制暴虐和民族败类的卑鄙无耻。

  3、郭沫若最成功的史剧作品如《屈原》、《虎符》和《孔雀胆》都是采用“借古鉴今”的方式,通过象征、暗示、联想等手段,启发欣赏者对历史发展经验进行总结和思索。

这些古事之所能沟通现实,是因为忧伤者着力提示古今民族矛盾中的相似性,古今民族心理愿望的相同性和古今道德观念的相承性,使历史成为映照现实的一面镜子。

  

(二)“失事求似”的艺术虚构

  在历史剧的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

“求似”就是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和表现历史的精神:

“失事”,就是在“求似”的前提下以想像、虚构等手段进行合理的艺术虚构。

  郭沫若的艺术虚构是在主要人物真实、主要事件真实的基础上,在“史书缺而不传”的地方驰骋自己艺术想像。

这包括:

杜撰人物和改动背景。

  这既是补充史料不足的需要,更是艺术创作本身的需要,他的艺术虚构的过程,是丰富历史生活的过程,又是提炼历史素材的过程,也是人物典型化的过程。

还是增强戏剧效果的过程。

  (三)“崇高”的悲剧艺术追求

  在他的悲剧作品中,代表历史必然要求的“新生力量”正处于这种必然要求暂时不可能实现的悲剧的历史关头。

代表“垂死势力”的楚王、魏王等暂时处于优势地位,代表“新生力量”的屈原、如姬等在内奸外贼的共同围剿下,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顽强搏战,最后走向挫败和毁灭,形成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激发人们把悲愤的情绪转化为一种奋发和抗争的力量。

如姬的死给人的感受不是悲剧,而是悲壮,是“生者不死,死者永生”的人格完善,是激励后人的精神力量,从而产生了“崇高”的美感效果。

  (四)主观写意的诗化品格。

  他的历史剧是主观写意型的,而不是客观写真型的。

他的主观抒情的艺术个性明显地渗透到他史剧作品的各个方面,成为他与其他中国现代史剧作家迥然有别的一大特色。

  这种主观写意型的诗化品格表现形式:

一是作者结合剧情的需要和气氛的创造,经常插入一些诗词、短歌或小曲;另一种是戏剧主人公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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