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水千山》放异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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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放异彩

《万水千山》放异彩

  摄制组人员坚持实地拍摄,沿着红军长征道路,跋涉四千多公里,付出了长达15个月的艰辛劳动,终于绘就这幅凝聚红军战士鲜血和生命的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

  

  艰辛历程尽入戏

  

  新中国第一部红军长征题材电影《万水千山》,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与观众见面,满足了人们从银幕上重温这一人间奇迹的强烈心愿。

该剧系被授予少将军衔、曾是我军唯一将军戏剧家陈其通的代表作,问世后引起强烈反响,在1956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话剧汇演中荣获一等奖。

  

  陈其通是一个只读过一年半私塾的贫农儿子。

他于1916年1月出生在四川巴中偏僻乡间,其父在红军时期曾担任村里土地委员,红军撤退后被白军抓住吊打几天几夜,脚骨被打断落下残疾;母亲也被剥光衣服,一连几夜吊在大庙里喂蚊子。

陈其通秉承了父母的质朴与倔强,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投入血与火的斗争,很早便成为党的地下游击队员,后加入共青团组织,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参加工农红军,先后担任过巴中县委书记、四川省委常委、团长、师长、师政委等职。

虽然环境十分艰苦,但他一直坚持学习文化,在游击队和红军中算是识文断字的“小秀才”,武器也比别人多两样:

一把刷子和一只笛子,用来书写标语和鼓舞士气。

由于当时革命宣传需要,他写过活报剧、小话剧、歌剧、歌曲等,为后来专业从事戏剧工作做了最好准备。

  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踏上长征路程,担任红三十军宣传队长的陈其通随队出发。

在九死一生的长征途中,他多次带领敢死队打冲锋,为掩护部队安全渡过大金河,亲率一个连阻击敌人一个团的进攻;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大部分同志牺牲了,他的腿也被打断。

在四川阿坝地区,他被敌人炮弹炸伤头顶,鲜血流了满脸,抓把灶灰敷上又继续战斗。

过藏民区,他代表红军和女土司谈判,对方答应了要求但把他扣下做人质,想招这位能歌善舞、又打得一手好拳的红军做女婿。

待到红军队伍安全过去,他借遛马跑出来追上部队。

长征后期,他所在的西路军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要去新疆打通“国际路线”,部队在甘肃的河西走廊被敌人打散,他和150多名同志在祁连山里打游击,最后只剩下两个人。

一个偶然的巧遇见到一位原红一方面军的战友,得知抗战已经爆发了,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这位战友通过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将陈其通等人情况电告延安。

按照党中央指示,他打入由被俘红军组成的修路团,很快重建党组织,利用马鸿逵奉蒋介石命令补充前线兵员之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帮助下,将1300名同志安全带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热情欢迎。

  重返党的怀抱之后,毛泽东曾征求陈其通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到剧团工作。

  因为有个心愿已孕育很久,这就是在部队走出草地经过腊子口到达甘肃会临时,他对宣传队同志所说的:

“我要是有写作能力的话,我一定要为我们长征写些什么。

”艰苦卓绝的长征,给陈其通留下实在太多的难忘记忆。

他亲眼看到一位中了敌人枪弹的指导员,牺牲前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位平素性格开朗的科长,过草地时忽然悄悄离开了队伍,后来找到他的遗体从日记中才知道,他早就负了伤,怕拖累同志一直隐瞒到最后牺牲……

  让陈其通感受深刻的,还有错误路线对革命事业的危害。

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深受张国焘“左”倾路线的影响和破坏,原中共四川地下党被视为异己力量,陈其通原先所在的地方部队,大部分同志被以各种名目的“肃反”杀害了,他自己也几乎遭张国焘活埋。

长征中张国焘又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致使四方面军三次过草地、两次爬雪山损失惨重,陈其通所在的先遣营,三百多战友只活下他一个,后来的西路军更是被张国焘路线葬送。

  这些感受、体验与认识,都融入了陈其通以长征为题材的一系列创作。

从1938年进入烽火剧社开始,他就尝试用戏剧形式来反映红军长征,先写了几个有关长征的活报剧,随后经过一年奋斗,埋头写出三幕话剧《艰苦路程两万里》。

1948年春天,他作为首批派赴干部在东北工作期间,又重新创作话剧《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第二年春三改其稿为《铁流两万五千里》,曾在东北、华北、华东等地上演。

1953年时任总政文艺处处长兼任总政文工团长的陈其通,又在原剧基础上做了较大修改,定名为《万水千山》,次年4月由总政文工团话剧团排练上演,轰动了当时剧坛。

  

  突破舞台天地宽

  

  话剧《万水千山》获得广泛赞誉,拍电影势在必行。

这一任务最初下达给北影,指定因成功执导过《钢铁战士》《南征北战》而被认为擅长革命战争题材的成荫担当。

此时成荫作为北影赴苏电影实习团一员,正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潜心专攻宽银幕立体声影片制作,得知决定后无比兴奋。

回国后成荫立即邀约孙谦共同改编,很快写出电影文学剧本,片名为《红军万军》,但连续两稿都没有通过,成荫改拍《上海姑娘》。

直到1958年1月,拍摄《万水千山》又重新启动,经总政治部与文化部商定,由八一厂和北影厂合作拍摄,仍交成荫负责编剧并执导,剧本在《红军万军》基础上修改而成,八一厂派出华纯联合担任导演。

因该片先是作为大跃进要放的“卫星”,后又列入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并且决定拍成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两厂都投入了很大力量。

总政领导也非常重视,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谭政还曾特批四架飞机,以配合影片拍摄保证质量。

  

  正像片中所描写的红军长征历尽艰险,影片的创作也走过“万水千山”。

由于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扭转乾坤的伟大转折,这个题材无疑具备一定史诗规模,原剧本身背景广阔、场面宏大、时间跨度较长、人物事件错综复杂,将其搬上银幕难度很大。

成荫等接受改编任务以后,首先面临两种方式抉择:

一种是完全忠实于原作,即把现有的舞台演出略作删减加上外景,半纪录性地拍下来。

但细加琢磨后他们感到不行,因为舞台剧集中许多事件与人物在一个固定场景之中,而电影由于自身表现特点,从内容到形式都不能受这一规定过“死”的限制。

另一种方式是从电影需有头有尾、当中还要连贯出发,除了把原来舞台剧各幕串接起来,就连几句话交待的内容也都逐一在银幕上加以具体表现出来,等于完整叙述长征的全过程,这样做在当时既没有能力,也脱离了原作。

经再三斟酌,他们最后考虑改编电影还是应当既不离开原著本身,又不限于固有格局,以舞台剧中的人物和场景为基础,在某些需要连接的地方插上相应场景予以扩展。

  这一意图确定后,成荫等又反复研究剧本、观看演出,为了使人物丰富起来,把舞台剧里的“幕后戏”发掘出来,还进一步研究了长征的历史资料,访问了杨成武等很多亲历长征的将军及有关同志,了解长征中各方面的情况,包括红军所经之地当时情景以及地方特色,甚至部队装备等细节,对长征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这也是后来影片能比较自由地跳出舞台剧进行再创造的重要因素。

  进入实际创作阶段,怎么表现的问题又凸显出来。

原剧为适合舞台演出,把长征途中的许多事件分别集中在较小的固定场景之中,第一幕由娄山关战斗开始,第二幕过彝族区,第三幕过大渡河安顺场,第四幕在毛尔盖,第五幕过草地,第六幕攻取腊子口。

改编电影既要涵盖这些内容,又须适当打破时空局限,围绕几个主要人物展开必要背景。

他们最初打算写成上、下两集,其中上集包括两进遵义、四渡赤水、突破乌江、佯攻贵阳、经云南进入四川彝族区等。

为了表现长征不只是路程艰苦,主要在于同敌人进行军事斗争,还在戏中设置了一个敌人高级指挥部,除蒋介石没露面,何应钦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都出场了,以此连接红军的行动。

初稿出来后感到这样来写敌人,不仅有失深刻,而且与影片整体所表现的内容很不相称,我方只是一个营在活动,如果相对应再写我们的高级指挥部就更复杂了,必然牵涉到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等方面。

相形之下,上集显得庞杂且问题很多。

下集以原剧四、五两幕的内容为主,着重写爬雪山、过草地,则比较集中,并且已能反映红军的艰苦奋斗、阶级友爱、坚强的意志、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可以完成揭示主题的任务。

他们几经权衡最后决定就拍下一集。

  应当说,影片创作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避开对长征进行整体把握,总体上没有突破原著“以小见大”的格局,以摆脱敌人围追堵截和克服自然条件困难,取代对人物内心的深入剖析和内部各种矛盾的揭示,必然影响对长征这一伟大历史创举的全面而准确地表现,从而削弱影片所应达到的思想和艺术水平。

就连成荫自己也不很满意,无论当时总结还是后来回顾该片创作,他都一再表示“没有赋予比原著更高的思想性”,改编时“挖不进去”,“这是我们政治思想水平不高所致。

”其实问题关键还在于客观条件局限,当时在创作上正面接触重大党内斗争尚属禁区,并对反映红军长征有“不成文”的规定:

在世中央领导同志不能上银幕,并且只能写到团长一级,这样涉及路线斗争最为集中的“遵义会议”就很难反映,况且有关会议的具体情况及细节那时也不清楚。

当年周恩来总理看过影片曾说:

“现在的《万水千山》实际是个下集,它反映的是遵义会议开始以后的故事。

希望把上集快点拍出来,这样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银幕上就得到完整的反映,才能全面体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伟大意义。

”八一厂为之专门组织创作了以“遵义会议”为中心的长征题材剧本,剧名就叫《伟大的转折》,报送总理办公室审看,但后来周总理意见也还是暂时放下。

  

  尽管受到诸多制约,成荫等在创作中仍然尽量发挥电影艺术的特长,将红军长征途中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直观形象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影片虽只选取了话剧中“毛儿盖”和“草地”两个板块,但通过飞夺泸定桥和过雪山前后内容的增添,把重场戏串连起来,使之具有一个相对集中而完整的情节线索,同时紧紧抓住人物形象塑造和人物命运演变这个关键,充实了李有国、赵志芳、罗顺成以及老炊事班长父子等红军指战员的描写,使原著的深度与厚度得到显著增强。

艺术表现上则努力通过淡化人物性格冲突、突出自然环境矛盾,弱化原作戏剧性,减少舞台痕迹,达到向生活化靠拢,追求独特的诗意风格,并且借助时空转换优势和摄影、造型手段,真实展示人物所经历的对敌战斗激烈严酷与自然环境奇特艰险,衬托长征壮举的悲壮气魄与史诗色彩。

摄制组人员坚持实地拍摄,沿着红军长征道路,跋涉四千多公里,在气候瞬息万变的恶劣环境中,付出了长达15个月的艰辛劳动,终于绘就这幅凝聚红军战士鲜血和生命的激动人心、气贯长虹的历史画卷。

  

  蓝马跃上新高峰

  

  影片参加庆祝建国十周年“新片展览月”映出后,各方面认为改编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最为突出的是塑造出了以红军政治工作干部李有国为代表的闪烁着革命英雄主义光辉的典型形象,在这个人物身上生动具体地表现了红军指战员的优秀品质:

他对党忠诚,革命意志坚定,作战机智、勇敢、顽强;对待同志像慈母般亲切、像兄弟般热情;对困难毫不畏惧,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集中体现了红军领导人在革命最艰苦时期的高风亮节。

扮演李有国的蓝马的表演尤其受到好评,认为他继此前在舞台上成功出演同一角色而获得全国首届话剧汇演表演艺术一等奖后,在银幕上又有出色创造,不仅更显稳重干练、更具豪迈气概,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同影片纪实风格相谐调,更加突出人物的质朴自然、亲切随和,将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和刚强意志,蕴含在亲切微笑与柔韧外表之中,像军魂似的统摄着周围的战友、部下和亲人。

周总理在庆祝“新片展览月”成功联欢会上见到蓝马时,特意称赞他“教导员演得不错”。

  对于蓝马在艺术道路上取得的新成就,业内普遍表示惊异、承认与钦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

蓝马不熟悉工农兵,可他演好了工农兵,说明有了艺术经验可以弥补生活的不足。

  令人慨叹的是,《万水千山》令毕生酷爱艺术、追求进步的蓝马登上创造高峰,又让他迭遭磨难之痛。

由于影片比较真实准确地再现了长征中的艰苦历程,因写了牺牲三、四个人,曾被指责为“过于低沉”、“悲观主义”,周总理审看后予以“这部影片是乐观主义的”肯定评价,才免于束之高阁,成荫曾感言“一句话救了一部影片”。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又给它扣上“宣扬战争残酷”的帽子,指责“塑造一个英雄又让他死去”,同时强令“《万水千山》一定要改好”,钦定重写话剧、重拍电影。

蓝马作为“文艺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参与该剧演出也是罪名之一,但他从无怨悔仍牵系于心。

有一次他听到重新排演《万水千山》中李有国逝世前这段戏,竟情不自禁地闯进排练场,结果被赶了出来。

他为之伤心得痛哭不已,含着热泪对恰巧前来看望的三姐等人说:

“我是热爱戏剧胜过生命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剥夺演戏的权利?

不让我进排练场,我在这里也要演!

”说着突然就进入了角色,眼朝前方放出光芒,满怀信心与希望地说出李有国临死前的那句经典台词:

“让革命骑着马儿前进!

”就在最后一次“表演”不久,这位一代巨匠便与世长辞,然而他所塑造的熠熠闪光的英雄形象,随着永远定格的影片将长存于世。

  

  责任编辑/翟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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