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诗人自杀现象透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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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诗人自杀现象透视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诗人里尔克说：

“在真理中歌唱，是另一种呼吸。

”

　　然而，在匮乏的时代，真诗人在与伪诗人的对垒和对真理的艰难追问中，在边缘化处境的虚无冷漠和内在狂暴的创造力的双重夹击下，以生命的终结发出了没有答案的“天问”。

　　一、90年代：

诗思的消失

　　如果说，80年代是中国知识界“现代性”精神觉醒和反思历史、重写历史的时代，那么90年代，在商业消费大潮兴起及其与国际主流文化接轨中，整个文化界出现了全面转型，即从现代性走向了后现代性，由西学热转向了国学热，由激进主义退回到保守主义，由理想启蒙走向了务实改良，由拷问灵魂进入到优雅怀旧。

使人弄不清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90年代，无论是重金属摇滚的地动山摇，还是MTV的感伤纤柔；无论是时装时尚的媒体广告热，还是电脑多媒体的风靡南北；无论是愈打愈多的假冒伪劣，还是愈来愈恶化的环境，都分明使人感到沉重的不再是“精神”而是“肉体”。

精神在稀释中变“轻”，肉体在聚焦中变“热”：

股票热、扫黄热、外企热、考托热、养狗热、学车热、追星热、时装热，甚至有伪诗人热、行为艺术热、白领热、“后”学热……当精神品质成为超出当代人生存需要的奢侈品甚至无用品时，诗思消逝，世界沦为“散文”世界。

　　在这短短几年的“弹指一挥间”，诗人被“边缘化”了。

长发披肩的流行歌手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而批评家们却在忙着写一篇又一篇不关痛痒、不知所云的专栏文章。

当滑行在意识话语和精英文化之间的“码字儿”的写家设好了一个个“叙事圈套”等着渴望消费的读者去兜圈子，当批评家们号召知识分子向大众文化交出“笔”并“群体自焚”时，那些热闹的“○○○”（纯客观）写作、“×××”（国骂）写作、“□□□”（欲望）写作使无真心、无真情、无真思、无真理的写作变得堂而皇之。

在创造的生命激情转化为“零度写作”、思想的魅力变成无深度的唠叨平庸、深切的价值关怀置换成“金币写作”的策略（稻粱谋）时，语言浮肿、思想干瘪、诗意散尽——也许，海子在90年代的门坎前自杀，正是他以“临终的慧眼”看到世纪末诗歌将在商业消费和技术理性的压榨下枝叶飘零，濒于绝灭，而先别而去?

　　在生存域和言说域的“末世感”中，文艺的诗思对话功能为所谓商业效果所取代。

在打掉了知识者“精英”的反思之后，大众传媒担当了“人生指南”和“金钱神话”的再造职能，并在不断制造的“热点”和肥皂剧的“生活阐释”中，将受众引入追求感官快乐的短期行为中。

当金钱成了生命中唯一目标时，人们日渐远离对意识话语的反思，而是无所驻心地从作为“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变为作为“商业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拼命奔波挣钱却不知忙碌挣钱的目的为何的“真累”的生活中盲目来去。

　　我不得不问，在技术时代，我们何以安身立命?

何处才能真正安顿我们的精神?

而且，诗人何为并何去?

在后现代文化理论语境中，理性、心性、理想、真理之类的关键词在思想的空场上日渐消隐，代之而起的是游戏规则的彻底改变或游戏规则的彻底解体：

消解、平面、边缘……人们曾经依持“理性”、“启蒙”张扬“人道主义”，而如今，在“后乌托邦”的场景中，反理性、反启蒙、反人道主义者终于迎来了“理性的终结”和“人的终结”（福科）。

于是“物道主义”正在取代“人道主义”，如今“生命意义”和“如何做人”竟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问题。

无论如何，离开了思的根基和人之为人的理想，剥离人与精神的本体联系，人将变为非人之“物”，变成时代迷惘气氛中手忙脚乱、了无方向的随波逐流者。

在生命和世界“意义”被搁置、终极价值全面颓败、人文精神成为不合时尚的对象时，当代人已不可能像过去一样生活下去，因为精神的降解，人的存在变成无根之轻。

　　诗人作为生活的目击者和意义的揭示者一直是人们讴歌的对象，因为诗人可以独特的体验方式，把现实浑浑噩噩的生命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种“返归本心”的、诗一般的生活。

然而，在价值错位的今天，诗在伪诗中日益贬值，伪诗人们开始以轻浅谑浪的文字游戏，去掉了沉甸甸的价值关怀，使伪体验走上诗的祭坛。

那些在语言操作中排列着长短句的“诗人”，给人们的是“非诗”——冷漠的叙述方式，随意捏合的语言意象，疲软情感的裸露，本真意识和血性情怀的消逝，游戏与痛苦的转位，这就是世纪末诗艺的疲惫尊容。

　　当“诗”不能给人以生命的启迪和灵魂的唤醒，或“诗”背离了直面苦难并拒绝苦难，而只以大众文化包装过的软语柔甜的耳畔私语或无所追求的粗野放纵，去征服漠视深度、玩味平面的读者，则无异是诗之悲。

这是怎样的一种诗的贫血症!

一种缺乏“当代性”的历史本质的无生命之“诗”。

　　于是，在物质的消费主义怂恿中，在精神搁浅时，诗人一连串自杀行为成为90年代文化风景中最为沉重的“事件”。

对其“解释”尽管各各不同，但直面这种生死界面，返回歧路之初，回到思之根基，回到价值理性，是“失园”后的民族进入新世界的新觉醒，也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用诗思把握灵魂更生的心路历程。

　　二、诗人自杀：

形态学分析

　　尽管屈原的自沉和王国维的自沉形成2000年来“诗人自杀”的张力场，引得人们有“问天”而“天”不在的“思无所归”之叹，或理想社会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沉痛，但那必定因时空的阻绝而难以真切地感到灵魂的悸恸。

而90年代诗人的自杀却无法使我们沉醉在后现代文化的“冷风景”中玩“语言游戏”，我们只能睁大眼看，尔后思，再思。

　　在90年代的帷幕拉开前的瞬间——1989年3月26日，北京大学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我不知这位二十几岁的青年诗人在冰冷的轨道上怎样坦然地目睹钢轮的扑近，在生命最终时刻，他的生命天平测量着什么?

他的脑海预感到了什么?

死亡带走了深不可测的思和不可言表的痛。

这沉重的死不仅给每一个生者留下巨大的问号，而且随时以其鲜红的刻度指明“生命之轻”的不合法。

也许，海子的“殉诗之死”是给90年代“轻飘的生”一个巨大的反讽和冷静的寓言。

　　在商品逻辑浸渍一切的时代，甚至连诗人之死也有被污染的可能，尽管这污染以“神化”“光环”的方式出现。

有人认为海子死于物质世界对诗神的挤压；有人归于海子的个体存在的危机和意义危机；有人强调是“语言的欲望”和重大压力逼死了诗人；有人看到了海子死亡的时代悲剧；有人有感于海子与耶稣的“惊人相似”而相信海子是与黑暗“主动地抗争”。

以上说法忽略了海子之死的个体选择性，因为他说过：

“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

　　这种个体选择为生命承担思想的重量划出了终点。

直面真理必然直面死亡。

大哲有言：

“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在科学的入口就是地狱的入口。

”（马克思），当个体达到存在的极限而目睹本真（真相）以后，必定面对死亡。

俄狄浦斯作为人认识自己（本体反思）并为此付出最大代价的原型，在解悟了“人”这一大谜的同时迈出了人的界限，最终成为杀父娶母、刺瞎双眼而流亡科罗诺斯的忧郁老人。

难道，人的本体超越性反思真能将人带到意识的边缘和存在的边缘而使之坠入深渊?

难道人敢于同自己的极限挑战，面对真实就必然陷入毁灭吗?

海子透过自己奋力写作的“大诗”看到了什么?

他是对自己的写作的高度厚度阔度感到怀疑?

还是生存状态超越了生存的极限?

甚或是目睹诗国前景而扭身而去?

猜测，毕竟是猜测。

我倒宁愿将海子的死看作目睹本真以后的个体跨越生存界限的选择，在界面的一端是诗国的辉煌——诗言思而思言道——对“大诗”“大道”超越性领悟，在界面的另一端是生命处境的烦扰窘困。

　　海子的死标明中国纯诗已抵达人类精神的最前沿却又在现实中濒临灭绝。

处身于这一怪圈之中，一些诗人转向海外汉学界发表诗作，可惜影响甚微；另一些小诗人则转入“地下”，在苦苦挣扎中使诗意的光辉射向被金币烧红的大地。

　　戈麦于1991年9月在圆明园附近投水自杀。

这位北大诗人在个体生存价值危机中毅然选择了个体生命的毁灭。

这种重复发生的“事件”使整个90年代初死寂的文坛再也不可能缄默。

诗人并不是死于物质的匮乏艰难，而且也不是死于关于“类”的形而上学思考，更不是死于心灵过度的敏感和脆弱。

相反，诗人死于向思维、精神、体验的极限的冲击中那直面真理后却只能无言的撕裂感和绝望感。

他在人类精神的边缘看到了诗大用而无用的状况，而毁掉了自己大部分诗作，以此使诗思的沉默变为大地的窒息。

　　90年代，一些人对“诗人之死”过分赞颂、推崇，甚至发展到关注诗人胜过关注诗本身的地步，于是诗似乎只能浸透了血才能具有诗意的光辉，诗人似乎也只有通过自杀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表明商业消费逻辑已经伸进诗的肌体：

诗人似乎不再重思，而只重社会的轰动效应，人们不再读诗而仅热衷于成为诗人之死的看客。

当十几位小诗人在全国各地相继自杀时，诗界发现，人们已不再对“诗人自杀”感兴趣，人们不读诗也不在乎诗人的死。

诗人成为多余人，诗成为多余品。

或许可以说，当诗失去思言道之本真时，诗人自杀了，诗也自杀了。

　　当顾城在海外杀妻尔后自杀时，似乎给沉寂的诗坛带来一些刺激。

人们又谈诗人了。

但当人们为这位杀人自杀者极力开脱时，我发现，短短几年，不仅时代的诗歌鉴赏力大大衰颓，而且作为人的心性价值判断也被抛弃，而热衷于一些漏洞百出的欺世之谈。

　　我痛心地注意到，海子、戈麦们的死刚使人们关注诗人的以刺锥胸的荆棘鸟之歌，便很快被一些文人导入一种维持诗界存在的理由，一种以真诗人的鲜血制造假诗人玩物的“说法”，甚至成为一些伪诗人无病呻吟的商业企图的外衣；而顾城的死则像一张试卷测出了诗界心性不健全的种种问题，似乎只要是诗人，他的杀人就具有了无上的“豁免权”，似乎诗人的桂冠不再是诗本身的魅力，甚至也不是诗人自杀的鲜血所构成，而是杀人的凶残和血腥所染红。

对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

　　我在面对90年代诗人自杀现象时，只能小心地将顾城这样的个案排开，以免让真正诗人自杀的血白流和诗性的光辉黯淡无光。

但我仍要重申，诗人自杀现象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是一种痛切的警示，一个不祥的预言。

尽管我们看到这警示、这预言在喧嚣的商潮中，已被作为榜样的英雄的死和作为反面教员的非英雄的死所掩没，并被人们所遗忘。

　　诗人自杀的结果是诗人被遗忘和诗被遗忘。

时代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诗人作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求索者和追问者，却死于一个诗意匮乏的时代，一个不需要诗人、诗性、诗情的时代。

诗人自杀是“诗”人独憔悴的极端形式。

　　诗意在诗人自杀之后开始散落入其他新的艺术类型，并为其赢得满堂喝彩。

当纯诗失去读者时，诗意闯进或被挪用到MTV中，于是“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一时红遍南北；当诗意散落入“散文”中，便使得一些初试散文随笔的人暴得大名，一部《文化苦旅》使人们蓦然发现散文叙事中的诗意凝聚的动人魅力，于是屡试不爽，而当诗意被兑水以后，读者锐减；当诗意散入古典重读中时，白话古典或古诗英译成为今日文化摆设的必备品。

然而，我要说，这一切的诗意挪用尽管为某些人赢得巨大的商业价值，但却并不能说明诗意具有了新的生命。

相反，我要说，这类诗意“播撒”，多了些旧式感喟和伤怀，唯独缺少了当代性的诗之思以及思中之“道”。

当诗意成为时尚，成为平庸生活的装饰点缀，当纯诗被校园歌曲、文化散文、白话古典挪用甚至误读时，诗歌的当代命运如同诗人的当代命运一样不可忽视。

　　纯诗作为当代中国人诗思的透视，必然秉有超越性气质和精神性品格。

它不玩技巧，不加盟“语言游戏”，甚至不张扬，不逢迎，它既对生命存在的根基发出本体论追问，又对世界的意义保持不懈的形而上关注；它既不断地锻造新的语式新的节奏新的意象和新的感性，又将这新的感受新的希望新的运思和新的语言注入新世纪的肌体；它将抗击物“道”主义和商业消费至上主义，而保持人生中最朴素最微妙最神秘的感受、体验和领悟。

它在沉默和默默无闻中积蓄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踽踽独行中显示遗世独立的风骨，在寻找生命的终极真理的路途上担当自己的天命。

　　诗人自杀表明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勇毅取舍，这将使一切苟活的个体获得新的震撼和审视灵魂的契机。

同时，诗人的自杀又阻死了自杀之路，因为诗人们死得过早而急促，使其诗境终未臻达“大道”之境。

而且诗人自杀如此快地被大众遗忘，使得任何诗人都不再会因为死亡而获得其诗的价值属性，相反，诗人的遗像会掩住诗本身的光辉。

　　因此，诗人将坦然行进在艰苦卓绝的诗之道上。

真正的诗将由活生生的诗人去完成。

诗人和诗将成为一种天命，将使90年代浮躁文坛的“本文”们速朽并开创新世纪健康清新的新文学。

　　新世纪的诗人将从死亡之剑下站起来，并坚信：

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