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风格发展简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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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风格发展简史

楷書風格發展簡史

楷書風格發展簡史楷書一釋名義、特徵

（一）、釋名義楷書最早稱「今隸」，又稱「真書」、「正書」、「正楷」。

楷有「楷模」、「法度」、「樣式」的意義，所以凡是有法度規定的書體皆可以稱為楷書。

規整的篆書、隸書也曾在其盛行時期被稱為楷書，而現在所通稱的楷書指的是從東漢時期開始演變發展，直至隋唐時期成熟鼎盛的書體。

此類楷書它改正草書的寬鬆標準，減省隸書的波磔，建立起秩序和範式的極則，是一種正規、可作楷模的書體。

楷書出現後，漢字的演變宣告結束，成為最晚成熟的一種書體。

（二）、特徵

楷書圖一--永字八法楷書為書體的極則，它有循規蹈矩，法度盡備，點畫分明，結構安穩的特點。

用筆起、行、轉、收、提、按動作明確，筆畫的形態具體而規律，形成了八種基本點畫，即「永」字八法，為「側（點）」、「勒（橫）」、「努（豎）」、「躍（挑鉤）」、「策（仰橫）」、「掠（長撇）」、「啄（短撇）」、「磔（捺）」；它的結構方整勻稱，在靜止的點畫中顯現出靈動的神韻；章法的形式也隨之清朗疏闊，而不像草書那樣筆畫形態多變，體勢活潑

楷書二風格發展簡史（魏晉南北朝）

1、魏、晉

楷書相傳是漢章帝建初年間書法家王次仲所創，通常傳說中某種東西的創始者並非真正的創造者，而是在當時既有的基礎上進行整理或者改革，所以如果楷書真與王次仲有關，那麼楷書在東漢就已經產生。

只是王次仲沒有留下任何書跡，至今也未有出土的資料可以佐證，此說是否真確尚無法證實。

如果就現存的書跡來看，楷書的出現應該在三國時期，鍾繇（公元151—230年）是第一位楷書書法家。

他的作品，有宋朝以來刻在法帖中的小楷《宣示表》（見圖）、《薦季直表》（見圖）、《賀捷表》、《力命表》、《調元表》幾種，雖然可能有些走樣，但還能從中感受早期楷書質樸的樣式，粗細懸殊，長短不一，風格古雅。

早期的楷書尚未脫離隸意，這一點除了鍾繇作品外，還可從三國、西晉、十六國時期的碑刻、簡牘、紙書了解，無論是形體或筆畫都是由隸書中發展才逐漸有了楷書的雛形；如抄寫於三國吳建衡二年五月五日（西元270年）敦煌卷子墨書索紞本《道德經》，字間隸意殘存，橫畫由細而粗，不甚強調波磔，捺畫也不明顯。

宣示表鍾繇

薦季直表鍾繇鍾繇之後，東晉王羲之（西元321—379年，一作303—361年）進一步發展，使楷書基本成熟，是完善楷書書體的關鍵人物。

王羲之，字逸少，王曠子，王導侄，晉琅砑臨沂（今屬山東省）人。

官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人稱「王右軍」。

早年從衛夫人學書，後博覽前代名家法書，遂改初學，采擇眾長，備精諸體，在書法史上地位崇高，後人尊為「書聖」。

王羲之的楷書作品，流傳有後人的刻本小楷《樂毅論》、《黃庭經》（見圖）、《孝女曹娥碑》（見圖）、《東方朔畫贊》、《告誓文》、《佛教遺經》、《臨鍾繇薦季直表》、《臨鍾繇宣示表》等。

其中《樂毅論》唐褚遂良《拓本樂毅論記》以為「筆勢精妙，備盡楷則」，清錢泳《書學》中說「為千古楷法之祖」；清梁巘《承晉齋積聞錄》則認為《黃庭經》「字圓厚古茂，多似鍾繇，而又偏側取勢，以出半姿。

」總體而言，王羲之的楷書比起鍾繇，結構更方整平正，完全脫離隸書的筆畫，線條更遒麗妍媚。

王羲之的第七子王獻之（西元344—386年），字子敬，小字官奴，官至中書令，人稱「大令」，也是東晉非常著名的書法家。

作品有小楷《洛神賦》，但自宋元以來僅殘存中間的十三行，最後墨跡本也不見了，宋朝人將此殘存的十三行傳刻于石，所以稱為《洛神十三行》，又簡稱《十三行》》（見圖）。

宋姜夔《跋王獻之保母磚帖》說此書「備盡楷則，筆法勁正」，董逌《廣川書跋》也說「子敬（獻之）《洛神賦》，……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

偏旁自見，不相映帶，分有主客，趣鄉整嚴，非善書者不能也。

」此帖既有剛正的骨骼，又有流麗妍美的肌膚，整個楷書書法的發展到了《洛神賦》，又是另一波高峰。

黃庭經王羲之

孝女曹娥碑其它少數東晉留存的碑刻與墓誌，有《王興之夫婦墓誌》（西元348年）（見圖）、《王閩之墓誌》（西元358年）、《王丹虎墓誌》（西元359年）、《卞氏夫人墓誌》（西元366年）、《楊府君墓誌》（西元376年）、《夏金虎墓誌》（西元392年）、《枳陽神道闕》（西元399年）、《爨寶子碑》（西元405）（見圖）等，尚反映楷書發展的初步階段，無不平直方厚，樸實無文，未脫隸意。

總結整個魏晉楷書的發展，有兩條線索在進行，一是從鍾繇、王羲之、王獻之等人的系統，已擺脫隸書筆法，確立真正屬於楷書的結構，線條纖麗妍美，娟秀嫵媚，風姿綽約，瀟灑飄逸，流傳名作以小楷為主。

另一是以碑版墓誌為主，雖然魏晉禁止立碑，但仍有少數流傳，這一系統仍然承襲東漢豐碑大碣的餘緒，有著古拙雄健之氣。

王興之夫婦墓誌

爨寶子碑2、南北朝

爨龍顏碑東晉之後的南朝，由於政治紛亂，政權迭起迭落，並且承襲魏晉禁止刻碑的風氣，主流書風受二王所籠罩，多以書簡法帖傳世，時至今日，多數書跡不傳，具特色的楷書作品流傳更加稀少。

僅在碑刻方面有劉宋大明二年（西元458年）在雲南的《爨龍顏碑》（見圖）、劉宋大明八年（西元464年）《劉懷民墓誌》、梁天監十三年（西元514年）在江蘇的《瘗鶴銘》（見圖）、梁普通三年（西元522年）貝義淵所書的《始興忠武王碑》（又稱《蕭憺碑》）、寥寥數碑而已。

《爨龍顏碑》與《爨寶子》並稱「二爨」，

前者有「大爨」之稱，後者有「小爨」之名，二爨書風相類，不同的是《爨龍顏碑》那些方點橫畫、長豎鉤戈更純粹的楷書化了。

《瘗鶴銘》相傳為陶弘景（西元452—536年）書，原刻於摩崖上，今存殘石八十餘字，此刻被歷代推崇為大字之祖。

其用筆圓潤，凝煉勁健，筆勢連貫暢達，峭拔飄然，結體疏放寬綽，中緊外鬆，前人謂之為神仙之跡。

相較於南朝，北朝的楷書則承襲漢魏時期的碑刻，骨力雄強的書風，通稱「北碑」或「魏碑」。

所謂的北朝，是指西晉末期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南下，攻入西晉首都洛陽，入主中原，佔有黃河流域，先後建立起的十六個政權。

西元317年，西晉滅亡，晉王朝南渡建康（今南京），建立起東晉王朝，隨後興起的宋、齊、梁、陳繼續統治南方，是為南朝。

北方則有鮮卑拓拔氏建立的北魏，繼之有東魏、西魏、北齊、北周數個政權，是為北朝。

而北朝各代以北魏享國最久，約有一百五十年，國土最廣，占有黃河流域全部，碑刻也最豐富，所以北碑是以北魏為中心，「北魏書體」幾乎成了北碑或魏碑的同義語。

由於魏碑的風格獨特多變，涵蓋性廣，後來如《爨龍顏碑》、《瘗鶴銘》等南朝碑刻基本上與北朝風格特點相近，亦被視為魏碑，實際上魏碑概念已成為南北朝書風的代表。

瘞鶴銘一

瘞鶴銘二

瘞鶴銘三據史載，西元439年北魏拓跋燾消滅北涼，統一了北方。

西元471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經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西元494年北魏自平城遷都至洛陽，又進行漢化的社會改革，把漢人重孝道，將立碑視為盡孝的表現繼承下來，因而北魏立碑的風氣大盛。

另一方面，北魏統治者篤信佛教，洛陽寺廟達千餘所，與佛教有關的碑刻、刻經、造像題記流行。

在這樣的環境下，於是有了洛陽龍門石窟的開鑿，上自貴族，下至平民都有造像祈福。

總計此石窟在北魏時的造像題記就有二千餘塊，投下的人力物力可觀，連帶的書法藝術也進一歩得到發展，構成了書法史上碑石書法的最盛期。

目前魏碑存留大量石刻數以千萬計，形制不同，粗疏精細各異，以下舉出各類最具特色的作品。

（1）、碑刻

「碑」，許慎《說文解字》說：

「豎石也。

」古時候碑的作用，立在宫中，記測日影；立在廟中，拴繫牲畜；立在墓所，用來下棺。

古所謂碑，都沒有刻文字，秦朝始出現立石紀功文字，漢朝以後多鐫記先人功德，立於墓壙、宫廟等處，猶今之紀念碑。

北朝的主要名碑有《嵩高靈廟碑》（西元456年）、《暉福寺碑》（西元488年）、《吊比干文碑》（西元494年）、《賈思伯碑》、《高貞碑》（西元521年）（見圖）、《張猛龍碑》（西元522年）（見圖）、《馬鳴寺眼法師碑》（西元523年）、《敬使君碑》（西元540年）等。

這些碑刻大抵以方筆為主。

其中又以《張猛龍碑》的方勁而不生硬，精整卻富於變化最受人稱道，為北魏後期書法代表作，亦是北魏書法之總結。

尤其碑額十二大字（見圖），更是奔放雄肆，字形大小相雜，筆畫方圓渾融，筆勢攲側開張，其風流氣度，千百年來備受膜拜。

高貞碑

張猛龍碑

張玄墓誌

（2）、墓誌

墓誌也稱「墓誌銘」或「埋銘」、「壙銘」、「壙志」、「葬志」等。

記有墓主姓名，或附有爵里、卒年和生平事蹟，作為墓主的陪葬品，入葬時同主人棺槨一起埋於墓穴中的志石，稱為墓志。

北朝的墓志數量之多，書刻之精，風格之多樣，令人驚歎。

特別是墓誌長期埋於地下，少受風化，出土時文字完整如新，為習書者提供非常好的資料。

今舉出數種以窺一斑：

《元顯儁墓誌》（西元513年）、《元珍墓誌》（西元514年）、《皇甫驎墓誌》（西元515年）、《崔敬邕墓誌》（西元517年）、《司馬顯姿墓誌》（西元521年）、《鞠彥雲墓誌》（西元523年）、《張玄墓誌》（西元531年）（見圖）、《崔府君墓誌》（西元553年）。

洛陽刺史始平公造像記朱義章（3）、造像題記

造像題記與佛教興盛密不可分，善男信女為求佛的庇祐，出錢開鑿佛龕雕刻佛像，並在佛龕的旁邊刻上施財造像人的姓名以及說明造像的原因，這種刻石稱之為造像題記。

北魏的造像題記約計有二千處，這些題記多半由石工書刻，有的甚至不經書寫就直接刀刻，因此不免流於粗糙稚拙。

但這些刀劈斧削的作品，結構隨意自然，風格粗獷雄峻，極盡陽剛之美，迥異於平和簡靜的南朝帖牘書法。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說：

「龍門造像自為一體，意象相近，皆雄峻偉茂，極意發宕，方筆之極軌也。

」後人特別推崇的有《龍門廿品》：

《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造像記》（西元495年）、《一弗造像記》（西元496年）、朱義章書《洛陽刺史始平公造像記》（西元498年）（見圖）、《北海王元詳造像記》（西元498年）、《比丘尼道匠造像記》（西元500年）、《楊大眼造像記》（西元500年）、《鄭長猷造像記》（西元501年）、蕭顯慶書《孫秋生造像記》（西元502年）（見圖）、《高樹造像記》（西元502年）、《廣川王賀蘭汗造像記》（西元502年）、《比丘尼惠感造像記》（西元502年）、《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記》（西元503年）、《馬振拜造像記》（西元503年）、《安定王元燮造像記》（西元508年）、《北海王國太妃高造像記》、《司馬解博達造像記》、《魏靈藏造像記》、《比丘尼法生造像記》、《齊郡王元祐造像記》、《比丘尼慈香造像記》（西元520年）。

孫秋生造像記

孫秋生造像記一

孫秋生造像記二

石門銘王遠（4）、摩崖

將文字刻在山壁上，以期永留後世，這種形式的刻石稱為「摩崖」。

由於山壁常不甚平整，書家必須依照山石之勢加以書寫，因此字形大小隨意，不拘一格。

又因常在開闊之處鑿刻，可大筆揮灑，規模宏大，氣勢雄偉。

北朝的摩崖，當推山東東掖縣雲峰山、平度天柱山計四十九種的刻石，多數為北魏鄭道昭所書，其中以出於鄭道昭之手的《鄭文公碑》（見圖）（西元511年）、《論經書詩》（西元511年）、《觀海童詩》最為出名。

另有陜西漢中的王遠所書的《石門銘》（見圖）（西元509年）、泰山經石谿《金剛經》（西元570—575年），以及北齊與北周時代山東鄒縣尖山、岡山、葛山、鐵山的《四山摩崖》。

當中鄭道昭所書諸刻，風格端莊、格調高雅、氣勢開張，多為圓筆大字，為圓筆極則。

《石門銘》，康有為《廣藝舟雙輯》列之神品，尊其為「飛逸渾穆之宗」，有橫掃千軍，翻江倒海之勢。

經石谿《金剛經》是少數的大字書法之一，字逾徑尺，康有為《廣藝舟雙輯》稱之為「大字鼻祖，榜書之宗」，其書為楷書間架結體，間存隸意，氣勢宏大，筆圓古拙。

《四山摩崖》，擘窠大字，數量眾多，與經石谿刻石相類，康有為《廣藝舟雙輯》稱之「通楷隸，備方圓，高渾簡穆，為擘窠之極則也。

」縱觀魏碑書體，它的面貌和風格差異很大，但總的來看，結體略扁似方，點畫尚留有隸意，大小參差多變、行筆瀟灑自如，意態豐富，神韻靈動，各種風格突出。

對於魏碑的藝術成就，前人給予很高的評價。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稱讚：

「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異態。

」又總結魏碑有「十美」：

「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筆法跳越、點畫峻厚、意態奇逸、精神飛動、興趣酣足、骨血洞達、結構天成、血肉豐美。

」從書體的建立來看，魏碑書法為唐楷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豐富的營養，是隸書到定型楷書的過度形態。

楷書三風格發展簡史（隋唐）

隋唐

龍藏寺碑張公禮經過南北朝無數書家的探索與實踐、衝擊與融合，楷書到了隋代已有變化，魏碑那種大開大闔，粗率質樸的氣息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勻整精麗，法度謹嚴的風貌，為唐朝建立楷書典型開啟了先聲。

代表作有張公禮《龍藏寺碑》（西元586年）（見圖）、丁道護《啟法寺碑》（西元602年）（見圖）、智永《真草千字文》，以及《美人董氏墓誌》（西元597年）（見圖）與《蘇孝慈墓誌》（西元603年）（見圖）等。

唐代是楷書演變史上的巨峰，也是最後一座高峰。

書家們置身於歷史的有利地位，楷書成熟已經水到渠成。

首先是他們師承隋書，兼融南北，又可取法魏晉，追跡鍾王；加上唐太宗酷愛書學，科場取士非常重視應試者的書法楷式，因此讀書人如果要想科場得意，就非苦練書法不可。

在這種大環境下，幾乎人人練得一手好字。

如果說魏碑絕大多數不見書手之名，唐代則名家輩出，聲留史冊。

這些書家大都講究字體結構，精研點畫形態，各有創新，自成一格。

而與魏碑相比，唐楷大都工整秀麗、精嚴大方，法度謹嚴；字跡大小多整齊畫一，比例勻稱，點畫形態和結體佈局規整，以法度森嚴著稱。

啟法寺碑丁道護

蘇孝慈墓誌佚名

美人董氏墓誌佚名

真草千字文智永

孔子廟堂碑虞世南初唐最富聲名的有虞世南（558—638），作品以《孔子廟堂碑》（西元626年）（見圖）為代表。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今浙江餘姚）人。

師承王羲之七世孫智永禪師，書體潤秀清腴，《孔子廟堂碑》顯現此特點，風格清遠澹然，閑恬安適，外柔內剛，疏朗圓渾，舒展儒雅之風。

歐陽詢（西元557—641年），字信本，潭州臨湘（今湖南長沙）人。

傳世作品有《化度寺碑》（西元631年）、《九成宮醴泉銘》（見圖）（西元632年）、《溫彥博碑》（西元637年）、《皇甫誕碑》（見圖）。

其書風深受北碑影響，後學二王法，以勁瘦險峭之勢，融晉人的清雅和諧，行成剛健險勁，法度森嚴的特點，世稱歐體。

《九成宮醴泉銘》是他的代表作，為應詔的作品，於平正之中寓險峻，字形長方，方多圓少，結體嚴謹，被譽為楷書之極則。

九成宮醴泉銘三歐陽詢

皇甫誕碑歐陽詢

九成宮醴泉銘一歐陽詢

九成宮醴泉銘二歐陽詢

伊闕佛龕碑褚遂良褚遂良（西元596—685年），字登善，錢塘（今浙江杭州）人。

初學歐陽詢，後學虞世南，終學二王，又廣蒐漢魏六朝書法，融會貫通，終於陶鑄出獨樹一幟的書風，是繼歐陽詢之後影響最大的書家。

傳世作品以《伊闕佛龕碑》（見圖）（西元641年）、《孟法師碑（見圖）（西元642年）、《房玄齡碑》（西元652年）、《雁塔聖教序》（見圖）（西元653年）、《倪寬贊》等最為有名。

其中《雁塔聖教序碑》為晚年之作，最能體現褚遂良書法風貌。

此碑分兩塊碑石，現立於陜西西安慈恩寺，一為唐太宗撰《大唐三藏聖教序》，一為唐高宗撰《大唐皇帝述三藏聖教序記》。

其線條纖瘦卻剛健，貌似羅綺嬋娟，美麗多方，神如銅柯鐵幹；運筆提按分明，一波三折，變化自然。

兼之方圓並用，逆起逆收，深合法度，為歐虞體式之外，別開生面。

孟法師碑褚遂良

雁塔聖教序褚遂良

信行禪師碑薛稷薛稷（西元649—713年），字嗣通，蒲州汾陰（今山西寶鼎）人。

為武則天寵臣之一，倍享榮恩。

曾遍覽其外祖父魏徵所藏前及當代名家法書，於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書跡刻意臨摹，最得力於褚體。

其清勁娟秀、瘦健妍美的風格，幾與褚遂良不辨。

代表作為《信行禪師碑》（見圖）（西元706年）。

歐陽通，歐陽詢之子，筆力險勁，盡得家風，世號「大小歐陽體」，此碑險勁橫軼，過於其父。

還有草聖張旭的《郎官石記》（西元741年）、鍾紹經《靈飛經》（見圖）、國詮《善見律卷》（見圖），皆有可觀。

道因法師碑一歐陽通

道因法師碑二歐陽通

靈飛經鍾紹經

善見律卷國詮

顏勤禮碑顏真卿中晚唐則以顏真卿、柳公權最具名望，影響最深遠。

尤其顏真卿，乃獨領中唐風騷的人物。

其他如徐浩（西元703—782年）《不空和尚碑》（西元781年）、沈傳師《羅池廟碑》（西元821年）、裴休《圭峰禪師碑》（西元855年）亦名重一時。

顏真卿（西元709—785年），字清臣，琅琊臨沂（今屬山東）人。

官平原太守，封魯國公。

家學淵源，深研二王及當朝之書，嘗師張旭，悟得「屋漏痕」、「折釵股」筆法，傳世作品非常豐富。

《多寶塔碑》（西元752年）（見圖）為早期作品，嚴謹勻整，端莊茂美。

《麻姑仙壇記》（西元771年）古意天趣，反璞歸真。

《顏勤禮碑》（西元774年）（見圖）雍容大度，老道成熟。

《顏氏家廟碑》（西元780年）（見圖）樸實無華，厚重蒼古。

顏真卿以篆書之法行之於楷，結構寬博方正而平穩，筆劃圓多方少，注重強、勁、重的筆力。

而且不同時期面貌不同，風格多變，幾乎是一碑一面貌，最後卻都統一於渾雄陽剛的特點。

自王羲之以來，足以與王羲之比肩的，只有顏真卿一人而已。

多寶塔碑一顏真卿

多寶塔碑二顏真卿

顏氏家廟碑一顏真卿

顏氏家廟碑二顏真卿

神策軍紀聖德碑柳公權柳公權（西元778—865年），字誠懸，京兆華原（今陜西耀縣）人。

得力於歐、顏，主要是對歐陽詢平正險峻和顏真卿方整平穩，進行比較與改造，形成其瘦硬通神，內緊外鬆，穩健開張的風格。

特別與顏真卿書法特點相似但有區別，顏真卿肥，柳公權瘦。

顏書寬博壯偉，骨強而肉豐，豎畫帶弧形，挑剔變化豐富，極富彈力，故謂之「顏筋」；柳書斬釘截鐵，沉著痛快，橫豎筆畫均勻，瘦硬爽利而挺拔，故稱之「柳骨」，因此又有「顏筋柳骨」之名。

又與顏真卿並稱，世稱「顏柳」。

主要作品有《金剛經》（西元824年）、《李晟碑》（西元829年）、《迴元觀鐘樓銘並序刻石》（西元836年）、《玄秘塔碑》（西元841年）（見圖）、《神策軍紀聖德碑》（西元843年）（見圖）。

其中《玄秘塔碑》、《神策軍紀聖德碑》最受傳頌。

玄秘塔碑一柳公權

玄秘塔碑二柳公權

瘦金書宋徽宗唐代以後，楷書書風變化不大，偶有佳構，總脫離不了「魏碑」與「唐碑」兩大系統。

如宋蔡襄得力於顏真卿，宋徽宗「瘦金書」（見圖），故宮法書圖片得力於褚遂良、薛曜、薛稷一系；與顏真卿、歐陽詢、柳公權合稱楷書四大家的元趙孟頫得力於二王（見圖，故宮法書圖片），明祝允明、文徵明（見圖，故宮法書圖片）、王寵小楷也都得力於二王，清成親王得力於顏柳，錢南園得力於顏，何紹基亦得力於顏，趙之謙得力於北碑，張裕釗亦得力於北碑。

可以說，獨特的時代風尚，已無法再跟南北朝或唐朝比擬；千巖競秀的個人色彩，也一去不返了。

千字文文徵明

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經文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