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社会文化隐喻(硕士).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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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化对疾病与治疗的影响,医学哲学教研室唐文佩,生物医学的一个核心观念：

人类的疾病，从理论上讲，都能还原成生理上的紊乱，而治疗则是尽可能矫正这些生理上的紊乱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

周边的、附属的,社会文化影响疾病与治疗的三种方式,调节（mediation）生产（production）建构（construction）,调节：

一个社会的文化所拥有的观念和价值会引导该社会成员的行为，使他们生活在某个聚居地、从事某项工作，这些调节会使他们与病源接触的可能性增大，也会改变他们与医疗资源接触的可能性例子：

南非黑人与白人健康状况的对比,生产：

社会观念和人际关系可能本身就是病源或疗法，也就是说疾病和疗法被文化生产出来。

例子：

安慰剂延迟死亡,建构：

社会文化建构了其成员思考和感受疾病与治疗的方式，赋予疾病以疾病以外的意义。

苏珊桑塔格与疾病的隐喻,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目光最敏锐”的评论家，“美国的良知”病人思想家：

两度罹患癌症,先是乳腺癌，后是子宫癌，两次死里逃生，最终于2004年12月28日死于白血病,疾病的隐喻一书,由“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asMetaphor）和“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andItsMetaphor）两篇重要文章组成，获得200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隐喻”,指的是将所欲传达的内容（主词）,以某种事物、现象或概念（描述词）加以比拟,通过描述词的模拟、类推过程使人们了解主词的意涵。

其实质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

疾病叙事与病房意识,疾病叙事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重要存在中国古代的咏病诗：

白居易一生作诗2800余首，其中咏病诗76首巴金的第四病室、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丁玲的在医院中、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了社会是大病房的观点,“社会病房”成为很多哲学家、文学家的思想共识。

对病房的书写遵循“小病房大病房”的逻辑，这个大病房就是病态的社会。

巴金曾说,他写第四病房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示无休止的战乱和黑暗的社会统治“既然有人从一滴水中看出了一个世界,为什么不能在一个病室里看到当时半壁江山的中国社会呢?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是以癌症隐喻社会肌体的“毒瘤”,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社会政治的阴暗面。

契诃夫的第六病房以第六病房隐喻了俄国沙皇统治的野蛮和残暴。

德国文豪托马斯曼震撼世界的力作魔山以瑞士一座著名的国际疗养院为背景,小说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被誉为“整个欧洲生活的精髓”。

以医院为背景，讲述医院的故事，隐喻社会顽疾“医院中发生不合理的事情正是因为在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下,在不合理的社会里,天天处处都在发生不合理的事情。

”,80年代以来，我国以病房为背景的作品大量涌现；病房写作从创作主体来看,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病患,一类是病患家属,一类是医生作家。

医生作家余华、毕淑敏、池莉、冯唐外来者和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和描写病院关注主题的转向：

宏大的社会主题批判归息为生命的病痛抒泄,疾病叙事逐渐走向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个体。

“我并不想描述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想描述围绕疾病所编造的种种惩罚性或感伤性的幻象和陈见。

”“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写作此文,是为了揭示这些隐喻,并藉此以摆脱这种隐喻。

”,结核病的隐喻（十九世纪）癌症的隐喻（二十世纪）艾滋病的隐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隐喻总是追随某一时代最神秘,与死亡的关联度越高的那种疾病,结核病的隐喻（十九世纪）,结核病是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多由呼吸道感染；早期无明显症状,病情进展时,全身症状如疲乏、食欲不振、清瘦、潮热；肺结核是文学作品中出现最多的疾病，也是隐喻最丰富的疾病贫困的、匮乏的疾病浪漫的疾病,结核病的意象,病人通常身体消瘦，显得颀长而苗条脸色苍白,不时出现红晕不停地咳嗽,有生命的挣扎与颤动的美感美丽的生命正逐渐被吞噬的意象,结核病的隐喻,偏爱艺术家：

作家济慈、契诃夫、卡夫卡、雪莱，钢琴家肖邦、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电影明星费雯丽一种浪漫病文雅、精致、敏感和富有创造力的标志济慈：

“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我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结核病的隐喻,一种爱情病患有结核病的交际花茶花女疾病的消耗使她的身体显得颀长而苗条,脸颊因低烧呈现出玫瑰色“不知是仅仅出于天性,还是一时的激动,这女人的眼睛里不时闪过一丝光芒,让人觉得被她爱上的人,一定会在她那里寻到爱情的天堂”,结核病的隐喻,一种使死亡变得优雅的疾病死亡获得了生命的色泽和光亮,而生命则染上了死亡的忧郁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小埃娃“当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走上前来时,夕阳的光辉在她身后形成了一个光环。

她披着金色的头发,双颊绯红,两眼因体内的低烧而出奇的明亮”“充满了那种崇高而神圣的表情,那种狂喜和安息交杂的表情,说明这不是尘世上的暂时睡眠,而是上帝赐予他们所爱之人那种永久的、神圣的安息”。

隐喻的影响争先患病当时的上流社会,痨病不光被看成是女性的理想外貌,就连一些绅士也争先恐后,唯恐没有染上这种疾病。

拜伦：

“我真期望自己死于肺病”,“因为若如此,那些女士们就会说，看那可怜的拜伦,他死时的样子多么魅人!

”。

大仲马则试图假装自己患有肺结核。

鲁迅笔下的肺结核,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疾病被用来隐喻人性的失衡,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

鲁迅先生笔下的众多疾患中,大多数是肺结核患者,如药中的华小栓。

华小栓瘦骨嶙峋的身体，勾勒出“东亚病夫”的身体形象,肺痨象征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愚昧、麻木和冷漠在间歇性的窒息和不断的咳血中,民族的生命力已奄奄一息。

癌症的隐喻（二十世纪）,不具有传染性的癌症在找到足够有效的治疗方法之前,也像19世纪的结核病一样被视为是传染的很多癌症患者发现自己的亲朋好友在疏远、回避自己,自己的家人也把自己当作消毒的对象,不愿癌症患者打交道，认为会带来厄运，或者是对禁忌的冒犯不愿提及诸如癌症之类的名字，仿佛单就这种病的名字就足以致人死亡癌症患者不愿提及自己所患的疾病，会危及他的工作，他的晋升机会、甚至他的家庭生活一些医生不愿直接向患者陈述病情，认为大多数癌症患者都承受不了真相“对癌症患者撒谎，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谎，不仅反应了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对死亡的拒斥，还因为这种疾病被赋予了令人感到厌恶的意义，它是不祥、可恶、令人反感的象征”,癌症的诸多隐喻,一种世俗之病与工业社会中紧张、压抑、焦虑的时代性格相联系的病；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癌细胞的生长没有限制,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不断地生长和蔓延,破坏身体的正常细胞、构造和功能；一种不体面的病攻击人们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卑贱、痛苦、惶恐地死去一种人格病“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性欲的人”,对癌症治疗的军事化修辞,对癌症的理解,支撑着一种“明显充满野蛮色彩的治疗方案”一场以身体作为战场的殖民战争患者的身体被认为是受到了攻击（入侵）,那惟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反击战争语言:

“杀死”、“轰击”、“摧毁”隐喻的影响：

羞耻、恐惧、放弃治疗,战争隐喻的扩大使用,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中大量使用，以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媒体报道为例。

战争隐喻的作用,警醒和动员：

呼吁人们投入更多热情；对研究工作倾注更多资金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

可怕的疾病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政治中的敌人一样将罪责归咎于患者：

通过对患者的病症出现时间和公共活动情况的比照,在疾病与病人道德素养之间建立关联,暗示病人道德素养低下,对患者进行道德讨伐例如，媒体对山东病患吕某在自己可能已感染甲型流感的情况下坚持回国事件的报道,癌症是被赋予政治隐喻最多的疾病“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

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使用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例如，纳粹一再把犹太人类比为梅毒,类比为必须予以切除的癌瘤”，为极端的政治意图做铺垫,反对阐释,把疾病打上了耻辱的印迹,进而殃及到患者本人,使患者蒙受污名,从而加剧了患者的痛苦。

“要正视癌症,它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

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难,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

它没有意义,也未必是一纸死亡判决。

”,疾病的隐喻是动态的桑塔格预言,当癌症的病因最终明确,神秘性消除,治愈率大幅度提高时,“癌症隐喻就必定发生重大改变”,艾滋病的隐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艾滋病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英文缩写（AIDS）的音译，是人体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所导致的传染病。

1981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在美国首次发现。

迄今为止根治艾滋病的方法尚未被发现，艾滋病疫苗也没有研制成功。

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

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

疾病的异邦想像,欧洲、前苏联都一直强调艾滋病病毒的“非洲起源”1985-1988年传入中国，被认为西方飞进来的苍蝇，以国际阶级斗争的姿态严防死守，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祸水和入侵者的角色总是由异族、异邦担任,疾病类似于邪恶的入侵者,所以疾病也理应归于他者,艾滋病的双重隐喻,兼具传染性和不可治愈性：

像癌症一样入侵，似梅毒一样污秽癌症虽然病发于自身的基因突变，却可因为致其突变的环境因素而认为是外源性的疾病；艾滋病虽然是由于传播而来，却可以因为其道德意义而认为是患者个人公德缺失的内源性疾病。

艾滋病的出卖：

疾病=堕落,“健康=德行”，反之“疾病=堕落”艾滋病特殊的感染途径与人类特定的社会文化行为相联系艾滋病被看作是性放纵的结果，是极端个人主义和毫无节制享乐主义的产物，是对当今极度享乐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控诉艾滋病=惩罚个体有道德缺陷才发生，患特定的疾病是耻辱的、罪恶的、堕落的、肮脏的、羞耻的。

病耻感：

1963年由Goffman首先提出，他使用污名“stigma”一词，本意是烙印，表示人身体上的某一个特征，代表了这个人某些不良的道德特点疾病成为极大的玷污某人名誉的特征，将一个完整的、正常的人变为了一个被玷污的打了折扣的人英国伦理学家休谟:

“身体的痛苦和疾患本身就是谦卑的恰当理由对于传染别人并危害别人或使人不快的那些疾病,我们感到羞耻。

我们因癫痫症而感到羞愧,因为它使在场的人都感到恐怖;我们因疥癣而感到羞耻,因为这种病是传染的;我们因瘰疬而感到羞耻,因为这种病通常是遗传的。

病耻感对人类生活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疾病所具有的一定正面制约作用摒弃不良的生活习惯，回归家庭，忠于一夫一妻制，远离异常性行为，杜绝各种恶习带给病患的负面意义：

蒙羞、类死亡在肉体死亡之前，患者的躯体已经被社会厌弃、身份已被注销,进一步思考：

从疾病的隐喻，分析桑塔格对于疾病隐喻的质疑与批判。

从疾病的社会文化视角，探讨对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关怀支持。

进一步阅读：

相关文章（见公共邮箱）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休谟.人性论M.上海：

商务印书馆，1980.毛喻原.疾病的哲学EB/OL.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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