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思维方式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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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思维系统:

整体性认知与分析性认知*

（美）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E.Nisbett） 密执安大学（UniversityofMichigan）

（美）彭凯平（KaipingPeng）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

（韩）崔仁哲（IncheolChoi） 汉城国立大学（SeoulNationalUniversity）

（法）阿拉·诺恩扎延（AraNorenzayan） 巴黎高等理工学院（EcolePolytechnique）王兵李陈译

摘 要：

作者认为，东亚人的认知是整体性的，注意整个场域并从中确定因果关系；相对来说，东亚

人很少利用类别和形式逻辑，依靠“辩证”推理。

然而西方人的认知更具有分析性，主要注意对象及其所属的类别；西方人使用规则（包括形式逻辑）理解对象的行为。

这两种认知过程植根于不同的朴素形而上学体系和内隐认识论中。

作者推测，这些差异的起源可追溯到明显不同的社会系统。

本文提出的理论与论据对长期持有的假设（包括基本认知过程，以及过程-内容区分的适当性）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

文化思维系统整体性认知分析性认知东亚人西方人

18和19世纪的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包括洛克（Locke）、休谟（Hume）和穆勒（Mill）]把认知过程描述为仿佛对所有正常成人都是相同的。

20世纪的主流心理学采用了这一普遍性假设。

从皮亚杰（Piaget）对认知心理学的早期处理，到20世纪中期的学习理论家，直至现代认知科学，这一假设一直占优势。

在过去30年里，人们含蓄而且经常明确地用计算机作类比，这可能强化了普遍性的假设（Block，1995；Schweder，1991）。

大脑相当于硬件，推理规则和数据处理程序相当于通用软件，结果相当于信念与行为。

当然，对不同的人和群体来说，输入不同，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人们一般认为，在所有人群中，“基本”过程

（例如分类、学习、归纳与演绎推理，以及因果推理）是相同的。

然而，甚至受过教育的成人在对推理规则的知识与利用上似乎也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别。

尼斯贝特（Nisbett）及其同事的研究（Larrick, Nisbett，& Morgan,1993; Nisbett,fong,Lehman，&Cheng,1987；Smith，Langston&Nisbett,1992）表明，人们可以学习统计、概率、方法论、逻辑、成本-收益，以及其它相当抽象的规则体系和分类程序，而且那种训练可能影响他们对日常生活事件的推理，甚至他们的行为。

不仅正式课程的广泛训练可以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实验室的短暂指导也产生可以产生重大影响。

对特定社会的成人来说，甚至推理规则和认知过程似乎都是易改变的；那么，对明显不同文化中的成员（从出生起，他们就被社会化为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思维习惯）来说，他们在认知过程中可能更为不同就不足为奇了。

在本文，我们认为，在不同文化中存在的大量社会差异不但影响它们对世界特定方面的信念，而且也影响（a）它们深层的朴素形而上学†体系（naïvemetaphysicalsystems），

*此文发表于《社会心理研究》2006年第1期。

†我们使用哲学家的术语形而上学，而不是心理学家更常使用的术语本体论（ontology）来描述关于世界本原的理论。

因为，除了物质与属性，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外，我们希望表达对非常普遍的观念（因果关系与实在的本质）的关心。

（b）它们的内隐认识论（tacitepistemologies）‡，以及（c）它们认知过程（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的性质。

说得更明确些，我们提出下列命题，随后我们更详细地展开。

1.社会组织把注意针对场域（field）的某些方面，而忽视了其它方面。

2.什么会影响到形而上学（metaphysics），即对世界本原和因果关系的信念。

3.形而上学影响内隐认识论（即对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信念，以及对如何获得知识的信念）。

4.认识论规定了某些认知过程的发展和应用，而忽视了其它方面。

5.社会组织和社会实践可能直接影响了形而上学假设（比如原因是来自场域，还是来自对象）的合理性。

6.社会组织和社会实践可能直接影响了认知过程[比如辩证过程（dialectical

processes）与逻辑过程（logicalprocesses）]的发展和利用。

首先，我们回顾一些证据。

我们发现，这些证据令人信服地表明，不同社会在思维系统上可能明显不同。

这一证据涉及对两种非常复杂的文化（古代中国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比较，包括它们的社会、哲学倾向以及科学观念。

我们总结了许多历史学家、科学哲学家以及人种学者的观点。

这些观点指出，这两个社会在社会和认知方面明显不同，而且社会和认知上的差异是有关系的。

接下来，我们提出一个总命题。

这一命题涉及社会因素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它基于我们对古代社会生活和认知方法的考察。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相当明确的预测。

然后，我们回顾涉及这些预测的证据。

这些预测主要来自我们最新的研究，该研究比较了两种人：

在受古代中国思想影响的社会中成长的现代人，在受古希腊思想影响的社会中成长的人。

这一研究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学者们所指出的古代中国和希腊在社会和认知上的差异都能在当代人中找到对应。

此外，这些差异不只是参数

（parameter）上的差异，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差异在数量上非常大，甚至在性质上截然不同。

最后，我们推测思维系统上这些差异的起源，简单分析几千年来可能维持“社会认知内部

平衡系统”（sociocognitivehomeostaticsystems）的因素，并提出我们的考虑，即我们的发现对一些断言（包括认知普遍性，以及认知内容与认知过程之间的传统区分）的影响。

古希腊社会与古代中国社会

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到3世纪，许多文明在哲学和伦理思想上，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波斯、印度、中东、中国和希腊。

我们将考察两种文明（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差异；这两种文明相距最远，而且可能彼此影响最小。

此外，这两种文明中每一种都对现代世界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希腊文明促生了欧洲文明以及哥伦布之后（post-Columbian）的美国文明；中国文明促生了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文明，对东南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古希腊人与个人能动性

古希腊人[特别是爱奥尼亚人（Ionians）和雅典人（Athenians）]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我们使用认识论这一术语来指人们关于知识的理论，包括什么是知识，不同类型知识的可靠程度，以及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假定关系。

这一定义对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可能都适合。

就是，权力在于个人（thelocationofpowerintheindividual）。

普通人都发展出个人能动性意识（senseofpersonalagency），这是在其它古代文明中所没有的。

确实，对

希腊人来说，对幸福的一种定义就是“在给予他们机会的生活中，很好地运用重要的权力”

（Hamilton,1930/1973,p.25）。

尽管希腊人相信神的影响，他们认为，“神的干预和独立的人类行动”共同起作用（Knox,1990,p.39）。

希腊人的日常生活充满选择意识，缺乏社会约束。

在古代世界，这是空前的。

“雅典城邦的概念是指个人的联合，这些人自由发展自己的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只服从他们自己通过的法律，而且可以随意批评和改变法律”

（Hamilton,p.144）。

和希腊人的个人自由意识有关的是他们的辨论传统。

至少在8世纪的荷马时代（thetime of Homer）之前，这种辩论传统就已充分确立

（Galtung,1981;Lloyd,1990;Nakamura,1964/1985）。

荷马再三强调，对男人来说，除了成为能干的战士之外，最重要的技能就是辩论。

甚至普通人都参加集会场所和政治集会的辩论，甚至可以向国王挑战（Cromer,1993,p.65）。

希腊文明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希腊文明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对世界的好奇感

（sense of curiosity），以及人们可以通过发现规则来理解世界的假设

（Lloyd,1991;Toulmin&Goodfield,1961,p.62）。

希腊人推测他们在周围的事物和事件的性质，建立对它们的因果模型。

希腊人把事物和事件分类；出于系统描述、预测和解释的目的，产生有关它们的规则。

这造成了他们在一些领域上的进步（一些人说是发明）。

这些领域包括物理学、天文学、几何学、形式逻辑、理性哲学、自然历史、历史以及人种学。

许多重大的古代文明[包括较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和埃及文明（Egypiancivilization），以及后来的玛雅文明（Mayancivilization）]在许多科学领域都进行了系统观察，但只有希腊人尝试从假定的内在实质因素（underlying physicalcauses）的角度来建立这些观察的模型（Cromer,1993;

Kane,2000;Lin,1936,p.84;Toulmin&Goodfield,1961）。

古代中国人与和谐

古代中国人和希腊人形成了特别有价值的对比。

同希腊人的个人能动性意识相对应，中国人具有相互社会责任（reciprocal social obligation）或集体能动性（collective

agency）意识。

中国人以为，个人是紧密结合的集体的一部分，不管这一集体是家庭还是村庄；个人行为应该受到群体期望的指导。

中国主要的道德体系儒家学说（Confucianism）本质上就是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以及朋友之间责任的详细说明。

中国社会使个人强烈感到，他们只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而且通常是良性的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

在这个社会有机体中，规定的角色关系是道德行为的指导（Lin,1936;Munro,1985）。

人们认为，个人权利是整个社会权利的“一部分”。

“等级体系中的角色履行优先于大多数其它利益”

（Munro,p.11）。

对集体能动性的这种强调导致中国人十分重视内群体和谐（harmony），“当社会群体的成员履行其职责时，他们不会越过职责范围或与那些职责相伴的期望”

（Munro,1985,pp.20-21）。

在社会群体中，任何形式的对抗（如辩论）都不会受到鼓励。

公元前600年到200年，有一个叫做“百家争鸣”（hundred schools）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辩论至少在哲学家之间发生了（Yang,1988），但尽管如此，“却从来没有发展出‘争论精神’，也没有发展出‘自由公开辩论的传统’”（Becker,1986,p.78）。

“在哲学、医学以及

其它领域中，确实有对其它观点的批评……但一般说来，同希腊人（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为自己争辩）相比，中国人更容易让步”（Lloyd,1990,p.550）。

因而，在一个不鼓励争辩的社会里，一个人与他人争论则必然树敌（Cromer,1993,pp.73-74），而且“惹上官司本身就是不光彩的”（Lin,1936）。

在技术上，中国文明远远领先于希腊文明。

人们认为，中国人独立发明了灌溉系统、墨水、瓷器、指南针、马镫、手推车、深钻、水闸、水密室、明轮轮船、绘图法、免疫技术、地震仪和声象仪（Logan,1986,p.51）。

当这些技术在中国出现时，希腊还什么都没有。

但大多数专家认为，人们不应该把这些进步看作是科学理论和研究的结果

（Cromer,1993;Kane,2000;Logan,1986）。

相反，它们反映了中国人在实用性上的天才

（Nakamura,1964/1985,p.189）。

中国人对自然界并不建立正式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以直觉和经验主义行事。

确实，人们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发展出同自然律对应的概念，因为他们不具有和人或精神实体截然不同的“自然”概念（Fung,1983,p.55;Lloyd,1991;

Logan,1986,p50;Munro,1969;Zhou,1990）。

中国和希腊的科学、数学与哲学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古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的生活在两种文化的思维系统上具有一致。

他们的形而上学信念是他们社会存在的反映。

而且，他们的内隐认识论转而似乎反映了他们不同的形而上学信念。

这些导致了希腊和中国在研究科学、数学和哲学问题的方法上非常重大的差异。

古代中国人和古希腊人之间的认知差异可以大致集中在整体性思维（holisticthought）与分析性思维（analytic thought）的标题下（Nisbett,1998;Peng &

Nisbett,1999）。

整体性思维的特征是，注重整个背景或场域，包括注意焦点对象和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根据这些关系来解释和预测事件的偏好。

整体性方法依靠经验性知识，而不是抽象的逻辑；它是辩证的，也就是强调变化，认识到矛盾和多种视角的需要，在对立的命题之间寻找“中庸之道”（MiddleWay）。

分析性思维的特征是，把对象从背景中分离，包括注意对象的特征以将其分类的倾向，以及使用分类规则来解释和预测对象行为的偏好。

在某种程度上，推理依靠这些做法，包括把结构从内容中分离，使用形式逻辑以及避免矛盾。

整体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之间的区分依靠长期的推理理论传统，这种传统源于詹姆斯

（James）和皮亚杰（Piaget），并延续至今。

整体性思维是联想性的,其结果反映了相似性

（similarity）和接近性（contiguity）。

分析性思维使用了符号表征系统（symbolicrepresentationalsystems），其结果反映了规则结构。

最近，斯卢曼（Sloman，1996）回顾了认知领域中这一区分的证据。

在知觉领域，威特金（Witkin）及其同事（Witkin,Dyk,faterson, Goodenough，& Karp,1974;Witkin et al。

，1954）在“场独立性”（field

independence）和“场依存性”（fielddependence）之间作出了类似的区分。

除了决定那些差异的信念体系外，我们的定义既包括了这一区分的推理方面，也包括了这一区分的知觉方面。

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确定了希腊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许多重要差异。

这些差异符合上面的定义。

连续性（Continuity）与离散性（discreteness） 中国人和希腊人之间基本的智力差异

在于，中国人认为“世界是互相重叠和互相贯穿的材料或物质的集合……这和传统的对于对象的柏拉图式的哲学观念形成对照（Hansen,1983,p.30）。

这种哲学观念把对象看作是个别的或特殊的，这些对象显示出或‘具有’某种特性，这些特性本身是通用的（如“白”，

“硬”）。

这种形而上学上的深刻差异产生了许多后果。

最根本地是，和中国人不同，希腊人倾向于把世界看作是离散对象的集合。

根据一些通用特性，人们可以把这些对象分类。

因而，尽管希腊人为把物质看作是波（waves）还是粒子（particles）那种更好而争论不休，中国人似乎从

未怀疑过物质的连续性（Needham,1962,p.1）。

场域与对象 因为中国人适应连续性和关系，个别对象“不是主要的概念出发点”

（Moser,1996,p.31）。

相反，“部分只存在于整体中，与整体具有不可分的联系”

（Munro,1985,p.17）。

相反，希腊人倾向于主要注意中心对象及其特征

（Hansen,1983,p.31）。

这一倾向很可能使希腊人对物理领域因果关系的基本性质缺乏理解。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用石头具有“重力”的特性来解释石头从空中落下，用木头具有

“轻浮”的特性来解释木头浮于水面。

相反，中国人认为，所有事件都是由于力场（fieldof forces）的作用引起的。

例如，中国人具有磁力（magnetism）和共鸣（acoustic

resonance）的知识，知道对潮汐现象的正确解释（Needham,1962,p.60）。

关系和相似性与类别和规则 中国人注重连续性和场域的重要性。

结果是，中国人关心对象和事件之间的关系（Zhang,1985）。

相反，希腊人更倾向于关注类别和规则，这些类别和规则有助于他们理解独立于环境的对象的行为（Nakamura,1964/1985,pp.185-186）。

中国人相信所有事物的基本联系，以及对象和事件随之发生的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由它们所处的环境引起的）。

只有整体存在；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就像“网中之绳”（the ropesinanet,Munro,1985）。

因而，把对象精确分类的任何尝试似乎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目标（Chan,1967;Logan,1986,p.122;Moser,1996,p.116）。

§

中医的整体治疗方式与西医寻找有效规则和治疗原则的方式之间存在差异。

这一差异充分说明了关系的观点与规则的观点。

很久以来，外科在西方就很普遍。

因为对具有分析性思想的人来说，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问题是很自然的。

但是，外科的观念“对古代中国医学传统来说却是异端。

这种传统认为，健康取决于身体内部气血的平衡和流动”

（Hadingham,1994,p.77）。

辩证法（Dialectics）与基本原则和逻辑 中国人似乎无意寻找第一原理（这成为他们的数学程序或科学假设的基础）。

而且，除了从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末短暂的

“墨家”（Mohist）时期外，“中国人并没有发展出任何形式逻辑体系（formalsystemsof

logic），或任何像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syllogism）的东西”（Liu,1974）。

确实，中国人

“不仅缺乏形式逻辑体系，而且缺乏矛盾律（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

（Becker,1986,p.83）。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人确实具有强烈的逻辑传统，但是中国人对他们原文的翻译充满了错误和误解（Becker,p.84）。

人们认为，对逻辑缺乏兴趣说明，为什么中国人在几何学（在几何学中，证明依靠形式逻辑，尤其是矛盾的观念）上没有取得多少进步（尽管中国人在代数和算术上确实取得了进步）（Lloyd,1990,p.119;Logan,1986,p.48;Needham,1962,P.1）。

[直到12世纪，代数才成为演绎的。

（Cromer,1993,p.89）]

代替逻辑的是，中国人发展了辩证法（Lloyd,1990,p.119）。

辩证法包括调和

（reconciling）、超越（transcending），甚至接受明显的矛盾。

在中国的智力传统中，A和非A都有优点的信念之间并非不相容。

确实，按照道家或阴阳原理的看法，A实际上可以暗示，非A也是这种情况，即事件的某种状态的反面可能和事件本身的状态同时存在

§无论如何，中国人对建构可能形成科学规律的严格分类没有多少兴趣（Atran,1995）。

（Chang,1939;Mao,1937/1962）。

正是这一信念使中国的许多思想都试图在极端之间找到

“中庸之道”，即承认争论的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或两种对立的命题可能都包含某些真理。

中国人的辩证法包括和黑格尔辩证法中命题（thesis）-对立（antithesis）-综合（synthesis）类似的思想，而且和皮亚杰传统的现代“后形式运算”（post-formaloperation）也有类似之处。

比如说，对于部分-整体关系（part-whole relations），相互关系（reciprocalrelations），背景相对性（contextual relativism）以及自我调节系统（self-modifying

systems）的理解。

经验性知识与抽象分析 “中国人通过直接知觉寻求直觉即时的理解”

（Nakamura,1964/1985,p.177）。

这导致中国人的思维对特别情况和具体实例的注意

（Fung,1983;Lloyd,1990,Nakamura,p.171）。

许多希腊人则喜欢逻辑认识论和抽象原则。

实际上，许多希腊哲学家（尤其是柏拉图及其追随者）认为，具体知觉和直接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

这些知觉和经验往好里说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就完全是误导。

因而，当感觉证据和理性冲突时，希腊人更愿意拒绝感觉证据（Lloyd,p.11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希腊人对形式逻辑的发现对科学的发展来说很重要，它也在许多方面阻止了科学的发展。

在6世纪的爱奥尼亚时期之后，希腊科学中的实证主义传统受到极大的削弱。

这种实证主义传统遭到许多哲学家的反对。

这些哲学家深信，只通过理性就可能理解事物，而不靠感觉（Logan,1986,pp.114-115）。

重要的是，在希腊，从来没有发展出重要的零（zero）的概念。

而在阿拉伯数字系统和代数中，零的概念都是必需的。

之所以不接受零，是因为没有任何存在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Logan,p.115）!

最终西方对于零、无穷大（infinity）以及无穷小（infinitesimals）的理解还需借助于东方。

社会认知系统

从不同的社会心理特征,人们可能理解古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之间在科学和哲学方法

（也就是他们不同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上的智力差异。

而且，更一般地，人们可能从历史证据中建立某种心理学理论。

现在，我们回到导言中概述的几点，这几点涉及从社会组织到认知过程的联系。

我们认为，社会组织以两种基本的方式影响了认知过程：

间接地把注意集中在环境的不同部分上；直接地获得比其它方式更可接受的某些社会交往模式。

从注意到认知过程

社会组织、注意与朴素形而上学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具有许多角色关系的复杂社会中，他的注意可能朝向自身之外，进入社会场域。

中国人注意社会环境（the socialenvironment）的习惯可能已转入一般环境（theenvironmentingeneral）中。

比如说，人们发现，中国人在理解自然事件时考虑到场域的关联（therelevanceofthefield）。

正如马库斯（Markus）和柯塔亚玛（Kitayama）所指出的（1991），“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

根植于更大的背景中（在这一背景中，个人是相互依靠的部分），那么这个人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理解其它对象或事件”（p.246）。

对场域的注意应该促使人们试图理解对象和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且鼓励人们从对象和场域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对解释事件。

同样地，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并且力图维持整体内的和谐，那么对他们来说，世界可能自然地是连续和互相贯穿的。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没有多少重要的社会关系和角色约束的社会里，他可能主要注意对象以及与对象有关的个人目标。

因而，对象的特性可能凸现出来，而且这些可能促使人们使用那些特性来发展大概支配对象行为的类别和规则。

人们知道规则支配对象的行为，这一信念可能导致解释中对对象的唯一关注；而且可能导致这一信念，即通过人自己的行动，世界是可控制的。

此外，如果人们把自己看作是完全不同和自主的实体，他们与他人只有有限的联系，而且拥有自主行动的能力，那么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更可能把世界看作是离散的和不连续的。

朴素形而上学与内隐认识论 人们可以预期，对世界本原的信念影响内隐认识论或对如何获得知识的信念。

如果世界是这样一个场所，在其中，对象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在决定结果上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能够注意场域中所有重要的元素，注意对象之间的关系，注意部分和整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