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城市化浪潮中的乡村治理.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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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出路：
城市化困境与出路：
城市化浪潮中的乡村治理浪潮中的乡村治理任中平任中平一、城市化浪潮对西部农村产生一、城市化浪潮对西部农村产生巨大冲击巨大冲击1、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w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从全国的情况来看:
2006年，年，国务院发展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共涉及题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共涉及17个个省省（市、区市、区）、20个地级市、个地级市、57个县个县（市市）、166个乡镇、个乡镇、2749个村庄，结果显示：
个村庄，结果显示：
74%的农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仅，仅有有25%的农村还有四十岁以下的劳动力的农村还有四十岁以下的劳动力。
w近年来，这一趋势发展得更为严重。
据有关报道，时至今日，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超2.4亿。
（李旭鸿:
十年后，谁来种地十年后，谁来种地？
N.光明日报,2011-10-27）另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
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
2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
w这种情况在西部地区表现的十分突出。
根据最近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六个中西部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按负增长的幅度排序分别是：
重庆（-6.6%）、湖北（-5.0%）、四川（-3.4%）、贵州（-1.4%）、安徽（-0.6%）和甘肃（-0.2%）。
这六个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而且相连成片。
如此规模的省域人口负增长，是中国人口发展和变化的新现象。
w以四川省为例:
作为全国的劳务输出大省，2004年全省转移和输出的劳动力达到1490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人口总数的38.2%，占全国劳务输出总数的16.3%，规模之大十分惊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了全省农户总数的10%。
同时,除了人口流动规模大之外，跨省长距离流动占多数也是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通过对四川省15个区县农民工流出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其中跨省流动占到了66.4%。
w对这种城市化背景下西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现象，给出有力解释的是人口学中的“推拉理论”模型。
该理论的提出者巴格内巴格内认为：
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推力。
人口流动就是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导致的结果。
w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务工的“推力”是农民在农村难以通过务农获得满意的收入。
这一点在西部农村表现得尤其突出:
：
西部农村的特点是因耕地资源贫乏、劳动力多而导致的人均耕地少，农业生产效益很低。
w以四川省为例，截止2004年底全省耕地面积为5856.6万亩，仅占全国的5.4%，人均耕地仅有0.67亩，远低于全国人均水平，所以“种地不赚钱”成了广大农民的共识。
而进城务工虽然辛苦，但能够获得的较高且稳定的工资收入，发展的机会更多，加之城市生活相对乡村而言更适合年轻人追逐时尚的口味，这便是显而易见的“拉力”。
而城市化浪潮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推拉”作用的效果。
于是，如此汹涌的农村人口流动浪潮便在这种合力的作用下迅速兴起。
w东方网4月22日报道：
来自贵州和甘肃的一百名乡村教师，将于7月底来上海接受为期10天的培训。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
“我们内心里并不是在帮助谁，而是在替自己还债。
”w钱文忠说：
“我们在上海这座世界一流城市里生活和享受的一切，其实是一种负债的生活状态。
”在他看来，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发展的前端放在了城市。
“我去一些农村，发现里面只有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他们是在为我们牺牲。
”w钱文忠表示，目前中国已经显现了“最后一道防线”，这是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即贫富差距扩大、沿海与内地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
“我在北大读书时，有40%的学生来自农村，当时这个比例就已经不正常了。
但是现在，在国内的一流高校里，是否有10%都是个问题。
”他直言，若城乡全方位差距再继续下去，“会将我们这个民族撕烂。
”2、各种农村资源流向城市、各种农村资源流向城市w近十多年兴起的城市化浪潮中,无论是农村的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都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使许多西部农村只留下一个空壳。
最能体现这一过程的是农村的土地资源、经济资源和智力资源的流失。
w土地资源：
在城市化浪潮推动下，一些地方政府由于自身利益驱动,往往违反国家规定滥用征地权，不顾农民生计，强行征用集体土地，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与合法权利，造成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大量流失。
从1978年到2009年，四川省共减少耕地1399.5万亩，年均净减少43.8万亩。
尽管其中包含了一定的退耕还林面积，但这组数据也是相当触目惊心的。
w经济资源：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农村的经济资源也源源不断地向城镇转移。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方式也从过去的“离土不离乡”，逐渐转变为现在的“离土又离乡”。
这样一来，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便不再把农村当做自己的根，也就不会再把自己在城市务工获得的收入大量寄回家乡。
不仅如此，有的农民甚至还把其在农村的财产变卖后到打工所在的城镇去购买或租住房屋，这样更加剧了农村经济资源向城镇的单向流动。
w智力资源：
农村智力资源是农村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这一资源的是农村的各种人才，包括大中专毕业生、乡村教师、乡村医生、各类工匠、农业技术能手等农村知识精英。
这些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一技之长的农村精英，对于城市化浪潮的触觉较之普通农民而言更为敏锐，他们进城务工的愿望也更为强烈，并且往往更具备在城市站住脚的能力。
目前，西部农村的这些知识精英已经基本上进入城市，从而使农村原本就贫乏的智力资源面临枯竭。
w时至今日，各种农村资源快速涌入城市的这一发展势头，在许多偏远农村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日趋严重。
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感到忧心忡忡。
最近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1财新峰会上做主旨演讲时就表达了这种忧虑：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让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但是这一既定方针落实起来非常困难。
城乡差距依然巨大，城乡差距还没有出现缩小的拐点，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迫在眉睫。
”3、传统乡村文化趋于瓦解、传统乡村文化趋于瓦解w在迅猛发展的城市化浪潮之中，代表传统农业文明的乡村文化正在遭受强烈冲击而趋于瓦解。
城市化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正在以强势力量改造和解构着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冲击着农民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深刻的文化冲突。
难怪近年来有不少人对“家乡的沦陷”这一话题表达了强烈的共鸣：
经济的繁荣，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精神世界的充实，反而带来了精神上的沦陷。
（王怡王怡: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w近些年来，在城市化浪潮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合力冲击下，传统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发生改变甚至被严重扭曲。
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今天的农民也已今非昔比，有不少人在乡村生活中同样也越来越奉行“一切向钱看”的功利原则，逐渐打破了原有的“守望相助”、“交换互利”的传统行为模式，这必然导致传统乡村文化日益走向消亡。
w在这来势汹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广大农村和农耕文化正在趋于消失。
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在如今的许多村庄，留守的村民除了偶尔看看电视和电影下乡外，传统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曲终人散”,农村的传统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
不久前，湖南省有一个村庄竟然出现了如此令人震惊而又心酸的场景：
一位空巢家庭老人已经去世七日，而她身边一岁多的孙女还一动不动地躺在奶奶的臂弯里，身上爬满了蛆虫，奶奶倒在卫生间门口，身上湿漉漉的，尸体已开始腐烂。
（2011年年09月月30日日红网红网-潇湘晨报潇湘晨报）w还在2008年6月的一天清晨，一位学术界的朋友梁泉给我发来一个邮件（同时也发布在天涯社区等网站），标题是99在呼救！
，信中写道：
是的，99在呼救！
当我为此写下这句话，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是为两个已经瘫痪在床而且已不能言语的四川老人在代言。
这两位已经被我们的社会与文明遗忘的老人，随时都会在饥饿与孤独中死去，他们就是四川省营山县消水镇普岭乡四村五组樊应寿和王淑国老人。
w看了这封邮件，我当即发函给南充日报，后来编辑部很快回复了邮件，表示将立即督促当地乡镇和村干部尽快帮助解决两位老人的特殊困难。
同时，我也回复梁泉先生：
看了你发来邮件，深有感触。
你所关注的发生在南充营山县的这件事情，虽是个案，但在目前我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确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何使此类不幸事件得到妥善解决，使类似事件中的不幸老人能够及时得到救助而不至于在孤独和无助中悄然死去，这对于目前正在构建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确实是一个亟待引起关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w那么，对于这样的事件，作为一个文明的社会及其成员来讲，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认为，这首首先先恐怕还是要由当地政府民政等公共部门承担起主要的救济责任。
因为此类事件绝非个别，真正解决此类问题也不是任何个人或社会团体所能胜任的。
而政府对此则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具有解决此类问题的实际能力。
其次其次，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媒体把此类信息告知社会众，希望热心的慈善机构和慈善人士给予力所能及的及时救助。
同时同时，老人所在的地方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也应尽到自己的责任和努力，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各方奔走求援，而不能对这些无助老人不管不顾，任其自生自灭。
最后最后，而作为普通公民个人，我们应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呼吁和敦促政府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救济制度，以使天下所有的“386199”成员以及所有急需社会救济的弱者，能够及时得到社会的关爱和救助。
w前几天刚刚看到吴理财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标题:
公共性消解：
当代农村文化变迁的公共性消解：
当代农村文化变迁的关键词关键词。
文章写道：
大量青壮年农民走出农村，进城务工，不仅仅使往昔其乐融融的农村失却了生机和活力最初发生在人口和社会经济层面的“空心化”也日渐蔓延到农民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之域。
w吴理财认为：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变迁的话，这个恰当的关键词便是公共性的消解公共性的消解。
因为，所有的农村文化之变几乎都是围绕着公共性的消解这条逻辑主线展开的：
农民对自己的社区认同日益弱化，农村的公共文化生活日渐衰微，村庄的公共舆论日趋瓦解，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逐渐消解，那个曾经是农民生活的家园村社共同体也处在解体之中。
w事实上，近些年来，我们在四川农村调研时也经常发现，在不少的偏远村庄，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加之留守在家的村民居住又非常分散，这些村子里早已没有什么公共性的文化活动，甚至当村里遇到有人生老病死的时候，连个抬得动的人都找不到了。
大量事实表明，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乡村文化土壤已经分崩离析，趋于瓦解。
二、广大西部农村社会陷入治理性困境二、广大西部农村社会陷入治理性困境1、人口流动导致村民自治主体缺失、人口流动导致村民自治主体缺失村民自治的基本含义是农村居民根据法律自主管理本村事务，其主体显然是村民。
但城市化浪潮驱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而其中大多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壮年。
一项关于四川省的调查表明，在打工大军中，19-45岁的青壮年占95%，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0%，而且其中男性比例高达79.2%。
而正是这些农村中坚力量的大量流失，使广大西部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难以为继。
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乡镇党委书记谈到，以四川省平昌县为例：
全县共有83万农民，其中30万学生儿童，31万外出务工，要靠剩下的20来万留守老人和妇女进行村民自治，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在一些偏远村庄，不仅村里的村民大会已经几年都没有举行一次，就连村民代表会议也难以召开。
而造成村治主体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w首先是参与困难。
他们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奔波在外，只有过年或者家中出事才会回到农村，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参与困难的问题。
外出务工的村民连三年一次的选举都无法参与，那么，他们在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方面的民主权利就更难以落实了。
w其次是动力不足。
因为在城镇中工作和生活，实际上已经与农村没什么联系了，往往几年都不回农村一次。
对于这些村民来说，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事务都在其工作和居住的城镇，而农村的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多大关系。
显然，他们也就没有兴趣和动力参与农村的村民自治。
w正因为村民自治主体的缺失，使原已实施二十多年的村民自治，如今已经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
在村民自治主体缺失的情况下，出席村民大会的大多是留守老人和妇女，由于他们自身的能力所限而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于是，占有职务便利的村干部就借机填补空白，主导了农村的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
这样一来，村民自治的主体实际上就由广大村民而异化为少数村干部，村民自治也就异化为“村干部自治”，于是，村干部的腐败现象便有了滋生的土壤。
2、资源流失导致村民自治资源稀缺、资源流失导致村民自治资源稀缺w在日益匮乏的村庄治理资源中，流失最为严重的是经济资源、人才资源和组织资源，最终必将使村民自治陷入治理资源稀缺的困境之中。
w首先，经济资源的稀缺迫使村自治组织日趋行政化。
要维持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转，为村民提供公共产品，这些都需要一定的财力，也就要求村庄有充足的经济资源来负担治理的成本。
在过去人丁兴旺的传统乡村中，通过“一事一议”等方式可以获得一些用于村庄公共生活的资金。
而且，在农村实行税费改革之前，村集体扔掌握一些经济资源能够自主行事。
但如今的广大西部农村，村里早已没有什么集体经济收入，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的村集体再也没有过去的经济来源，加之村里的常住人口越来越少，前些年的“一事一议”等筹资方式也很难维持下去。
而这种村庄经济资源的空虚匮乏，必将使村庄公共事务难以为继。
w根据前几年我们对四川省农村的村干部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
影响村委会工作成效最主要的因素是“村集体缺乏资金”（占54.1%）。
许多村庄甚至连日常的修路、治安、赡养孤寡老人等公共事务无法进行，于是广大农村的荒芜凋敝与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便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就更加剧了人口外流和资源外流，如此便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由于村民自治在严重缺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只能完全依赖于乡镇政府，于是便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村民自治组织实际上沦为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而日趋行政化。
w其次，村庄精英的稀缺使村自治组织难以找到合适的带头人。
村庄精英不仅是村民自治主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资源存在。
唯有当作为资源的村庄精英在数量、质量上都有保证时，村级组织才会有充足的后备人才，广大村民才能从中优中选优挑选出德才兼备的村干部。
而当前城市化背景下西部农村的现实是：
传统型村庄精英因宗族的没落而消失；因经济与人际关系优势而生的新兴精英又基本上离开村庄，这些新兴精英的眼界、见识、能力远高于一般农民，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就比一般农民高，越来越衰败的农村显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便流向城镇。
w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京举行的“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调查成果发布会上，一项“青年农民的政治参与度低于老年人”的调查结果，令人引起关注：
青年农民的政治参与度低于其他年龄阶段的农民，甚至比老年人还要低，形成了反常的农村政治参与现象。
调查显示：
30岁以下、3039岁、4049岁、5059岁、60岁以上的农民参与投票率依次是57.3%、78.3%、80.1%、81.3%、78.9%。
这一现象实际上并不反常，究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大量农村青年外出务工，高流动性必然导致低参与率。
w以四川遂宁市为例，常年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有100多万人，占全市劳动力70%以上。
留在农村的主要是两类人员：
一类是基层干部，另一类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通过2010年对全市20个乡镇、30个村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
村干部中，46岁以上占61%，初中文化程度占50%；党员队伍中，35岁以下仅占13%，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占到65%。
这一现象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优秀农村干部的缺失，基层普遍存在着“矮子当中选高个”的现象。
这就造成了一些村子里村干部无人可换的情况，部分村干部及其朋党长期把持村庄权力，为贪腐、黑恶势力等黑暗现象的滋生创造了便利条件，让村民自治离“善治”的目标越来越远。
w再次，组织资源的稀缺使村自治组织逐渐丧失凝聚力。
自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支部、大队（生产队）、团支部、妇联、民兵连等基层组织。
但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之下，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原来的一些村级组织如团支部、民兵连早已不见踪影，村民委员会也难以为继，而作为村庄组织资源中的核心部分即基层党组织亦面临困境。
随着大量农民党员进城务工，农村党员队伍日益老龄化，导致村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有的甚至已经名存实亡。
我们在四川省安县农村调研时，一位老支书特意强调了基层党组织弱化与发展党员困难的问题，他所在的村庄就连平日的组织生活都过不了，更不要提去领导农民、组织农民了。
3、文化衰落导致农村社会秩序崩溃、文化衰落导致农村社会秩序崩溃w科恩指出：
民主最基本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社会，它可以在这个社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村民自治的前提也必须有一个联系紧密的农村社会作为基础，而这样一个农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靠传统乡村文化来维系的。
文化可以说是社会认同的支柱。
正是依靠这种长期形成的传统乡村文化将分散的农民联系起来，于是才组成一个有着高度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的农村社会。
w近些年来在城市化浪潮的强烈冲击之下，传统的乡村文化已经逐步瓦解。
随着传统的乡村文化正在消失，其后果就是农村社会的疏离甚至解体。
于是，这种因城市化而引发的传统乡村文化乃至整个农村社会的危机，致使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即村庄社会关联被削弱。
w此外，传统乡村文化的瓦解也必然导致农村社会秩序的崩溃。
村庄社会秩序的结构性要素之一就是由农村社会内生的传统秩序，这种传统秩序靠的并非是国家法律的强制性力量，而是传统农村社会强大的舆论约束力。
在传统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每个人都需要赢得他人的认同，一旦做出违背大家普遍认同的道德准则的行为就会被众人唾弃，以至于无法在村庄中生活下去。
在这样的乡村文化氛围之中，村民就会自觉地注意检点自己的行为，按照传统的乡村规则行事，这便使村庄秩序稳固。
而如今的农村社会已经逐渐演变为“半熟人社会”甚至“生人社会”，原有的舆论约束力就不复存在了。
w生活在这种市场经济时代的村民逐渐受到“一切向钱看”的片面价值观驱使，便不再尊重原有的村庄社会秩序，于是便致使一些村庄黑恶势力横行，刑事案件频发，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暴力胁迫时有发生，村务管理中的腐败现象也屡见不鲜。
w前些年徐勇教授在四川省东部的大巴山区农村进行调研时就已经发现，一部分流动人口离开家乡后，家乡的乡土文明规则和习惯被遗失了，城市的现代文明规则没有接受到，反而接受了许多反文明反社会的观念和行为。
并且，由于农村人口的流动产生了新的不安定因素，乡村原有的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秩序井然的景象少了，原来少见的拦路抢劫、团伙犯罪等反社会行为增多了。
据当地人讲，这在大规模出现农村流动人口之前，是很少有的现象，并引起乡民的忧虑。
w中科院地理所2012年3月26日发布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
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指出:
农村“空心化”非常严重。
延续了几千年的乡土生机在现代中国日趋黯然。
青年男女少了，散步的猪牛羊鸡少了，新树苗少了，学校里的欢笑声少了，很多乡村已经没有多少新生的鲜活的事物，大可以用“荒凉衰败”来形容。
报告特别指出：
与此同时，乡村的伦理秩序也在发生异化。
传统的信任关系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俭持家的观念被短视的消费文化所刺激，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变得紧张而缺乏温情。
故乡的沦陷，加剧了中国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故乡的沦陷，加剧了中国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也加剧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的秩序混乱也加剧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的秩序混乱。
三、西部乡村治理走出困境的可三、西部乡村治理走出困境的可行路径行路径w发达国家19、20世纪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中国的现代化也必然经历一个城市化的历史过程。
然而，正如秋风先生所言，大国不能没有乡村。
乡村如果消失，中国文明也就必将毁灭（秋风：
大国为何不能没有乡村，人民论坛2011.10）。
事实上，城市都离不开乡村，离开乡村的城市将无法生存下去。
何况，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绝非一蹴而就，而必将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尤其是那些西部地区的偏远农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
即便将来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仍然还会一些乡村存在下去（当然不会是过去传统的乡村，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农村），这些乡村依然需要进行治理。
第一，推动村民自治转型，由行政村自治第一，推动村民自治转型，由行政村自治转向农村社区自治。
转向农村社区自治。
w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国家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代表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政权机关设在基层乡镇，而乡镇以下则实行以村民为主体的自治体制，即实行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村民自治。
但是，这种行政村自治模式是建立在集体土地所有基础上，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只有拥有村集体产权的人才是“村民”，也只有“村民”才有权参与村民自治活动，享受相应的服务，外来居民无权参与村务也难以享受服务，而村委会也无权和无力对其实行有效地管理。
同时，这种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村民自治，极容易导致自治组织行政化的倾向。
w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村民自治已经难以为继，而新型农村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涌现，在这样一种新的发展背景之下，原有的村级治理模式必须尽快转变的迫切性也日益显著。
w于是,面对这一困境，就迫切需要开发村民自治的新的组织资源，实现村民自治模式的转型。
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最主要的途径，便是按共同居住、相互联系、有共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标准建设乡村社区，进行社区重建。
就是要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组织资源、财政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按照共同居住、相互联系、有着共同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标准合将行政村整合在一起，进行农村社区建设。
w这种新型农村社区较之于过去的行政村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方面，适当地让农民集中居住，可以节约大量耕地，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实行农村社区自治减少了村干部人数，相应减少了给付村干部工资的支出，同时也由于村干部人数的减少，使得现有村干部的收入有所增加，提高现任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整个农村的发展，提高整个农村的发展水平。
w湖北省秭归县按“地域接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的原则设立社区的经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成都市近几年在统筹城乡建设过程中，以县城和区域中心镇为重点，按照城市社区标准建设新型社区，解决征地农民的居住问题，推动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变，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w经验表明，在国家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推动村民自治转型，由行政村自治转向农村社区自治，已成为村民自治发展的必然趋向，将使村民自治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调动农民参与农村第二，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调动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财政覆盖范围的局限使得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得不到有效保障，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公共财政没有覆盖到广大农村，造成基层公共服务供血不足。
二是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不清。
三是基层民主机制不完善，民生保障和民主管理没有有机结合。
w针对上述问题，2008年11月，成都市出台了关于深化城乡统筹，进一步提高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意见（试行）正式文件，并于2009年开始启动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实践，其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设计，加大公共财政对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长效、可持续投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的积极性，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此项改革从2009年启动至今，经过了试点、全面推开到进入常态化的阶段，所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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