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秧歌》的去政治化解读汇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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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秧歌》的去政治化解读汇编
张爱玲《秧歌》的去政治化解读
摘要：
上世纪五十年代，张爱玲在香港发表的作品《秧歌》等，由于政治色彩浓厚，一直被大陆学术界认定为“内容虚假，艺术粗糙”，未能在国内出版。
《秧歌》一书描写了土改时期，解放区农民由饥饿所迫，抢粮烧仓，最终引发的一场悲剧。
本文从《秧歌》的创作背景、创作手法、艺术成就三方面来论证，《秧歌》一书取材真实可信，文字干净典雅，‘平淡而近自然’的艺术手法，更是对人性的深度挖掘。
可谓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上的突破。
关键词：
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个罕见的天才。
她在20世纪40年代，因短篇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而极负盛名，风靡整个上海滩。
而她的后半生，却在很长时间内鲜为人知。
直到80年代，她才逐渐重新走进国内的学术界。
她的一生，生前是个传奇，死后，却也遍布了流言。
她在1942——1945年红遍上海，此时她二十出头，面对众多溢美之词，她骄傲地说：
“出名要趁早，来的太晚的话，快乐也不是那么痛快。
”[1]然而，1952年，她被迫出走香港，1955年孤身一人去到美国，开始了隐居生活。
人们对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给予高度的评价，不断的对这两部作品进行分析研究。
但对她此后的创作或一概不提，或批判否定。
至今仍有学者认为,“《小艾》、《十八春》等可以说是平庸,《赤地之恋》和《秧歌》则是对《金锁记》、《倾城之恋》等的背叛”,是“‘反共反华’坏小说”[2]。
也就是因为这些狭隘的偏见，和大陆对意识形态文化的专制，《赤地之恋》和《秧歌》至今无法在国内出版。
中国现当代的作家，没有谁像她那样，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有着沦陷区、国统区、新中国、英殖香港乃至异域美国的不同人生体验。
在出道之初，她就已经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赞美。
热心读者的追捧，居高不下的销量自不必说；傅雷先生一生专注于翻译，评论文字甚少，却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长文来论述她的创作；《传奇》销路甚好，初版售罄时，《杂志》社举办“《传奇》集评茶会”，上海许多作家评论家出席，袁昌硕、苏青等都对她的作品赞不绝口；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壁先生也写了《论苏青和张爱玲》来阐述自己眼中的这个传奇年轻女作家；当代著名汉学家柳存仁化名‘柳雨生’三度撰文评价她,文中溢美之词更是无需赘述。
然而，这么一个耀眼的人物，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都一度缺席于中国文学史。
直到80年代，钱理群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才对她有了一个专章的论述，却也仅限于她的沦陷时代作品，对她之后的创作后期一字不提。
因此，内地人人都熟知《金锁记》，《倾城之恋》，也知晓《封锁》《白玫瑰与红玫瑰》，但看过《十八春》和《小艾》的人却并不多，更别提《赤地之恋》和《秧歌》。
《赤地之恋》以一个下乡青年刘荃的视角，写出了农村土改，上海三反，以及抗美援朝的场景。
《秧歌》以金根送妹妹金花出嫁开篇，继而写到妹妹走后，他抱着女儿阿招，想念他那多年不见、在城务工的妻子月香。
后来，月香顺应“回乡生产”的号召回家，却发现乡亲们家家户户都说收成好，却全都喝着“薄得发青”的薄粥。
生活的窘境，长期的饥饿，再加上干部的催逼，使得原本和睦的邻里反目成仇，也使得原本情深的夫妻产生隔阂。
要过年了，干部给每家每户摊派了“四十斤年糕，半只猪”送给军属，金根在送年糕的途中与王同志发生争执，群众暴动抢粮。
一片混乱中，金根被打伤，阿招被踩死。
月香带着血流不止的金根跑到山上，试图求助于金花，却被金花的婆婆拒绝。
金根为了不连累他人投河自尽，月香放火烧了粮仓，自己也葬身火海。
一、《秧歌》创作的前前后后
张爱玲是个政治观念相当淡漠的人，或者说，除了人性本身，她对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很淡漠。
否则也不会在功成名就的时候与汉奸胡兰成恋爱，更不会在美国与共产党主义分子赖雅结婚。
在她的前期创作中，她写都市中的男欢女爱，写家庭中的互相倾轧，写小市民的微妙心思，写普通人的病态人生。
她言辞并不犀利，却特别精准；她题材并不广阔，却入木三分；她意象虽然新颖，却用得精彩。
以至于傅雷先生在1944年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高度称赞《金锁记》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却也提到了她题材的局限性：
“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
但是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
人类的情欲不仅仅限于一二种。
”[3]的确，只写这些，视角是有些狭隘，题材也不够宽广。
但是，在当时，她熟悉的世界里，只有这些夹杂在新时代的旧人物的喜怒哀乐；而且在当时的上海沦陷区文坛，张爱玲的横空出世让所有人都耳目一新。
她的作品一度供不应求，这些作品在评论家看来不够恢宏，却恰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她对于全国以及文坛的政治形势捉摸不透，以梁京为笔名，在《亦报》上发表了《十八春》和《小艾》。
说她是个职业作家，写作是她唯一的经济来源也罢，说她摸不清形势，投石问路也罢，《十八春》的出现，引起了一阵“梁迷”热潮，丝毫不亚于当年的张迷。
但描写底层女工小艾悲苦人生的《小艾》，并不被读者所欣赏。
说到底，群众最喜欢的，还是浅薄的充满着男欢女爱的言情小说。
但在1951年，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着各种翻天覆地的革新局面，作家创作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小说，无疑是要被批评的。
所以自此之后，她暂时搁笔。
然而，身为一个满清重臣的后裔，作品又充满着浓浓的“市井风气”，为人又一向被认为孤高冷傲，政治怎么可能放过她？
再加上1947年曾和胡兰成恋爱结婚，她无意之中，就陷入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她并不是没有努力过，试图融入这个全新的社会。
在《中国的日夜》里，她甚至前所未有地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的诗。
在这篇散文中，她描述了菜场买菜途中的所闻所见,“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上，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4]1950年，她也曾应邀出席了上海的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当时与会登记的名字是“梁京”。
张爱玲天生对服装有着异于常人的独到审美，让她穿当时所谓最时髦的列宁装，的确是不大可能。
所以她尽可能选择了素气的“白绒线衫和灰色旗袍”，安静地坐在会议的最后一排。
但是在一片灰蓝色的海洋中，这身“小资产阶级格调的服装”与会场格格不入，突兀得刺眼。
会后，她听从夏衍的安排，下乡参加了几个月的土改工作。
回到上海时，她却发现，这里充满着新秩序，新风气，已经不再是她所熟悉的那个城市。
最终，在1952年的11月，她选择了离开。
虽然有着很多并不美好的童年回忆，但她对上海依然是深爱的。
正如她在《上海人》中所说“上海人虽坏，却极有分寸。
”“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5]如果可以，她何尝不想在这里终其一生。
但是，在当时一片歌颂光明的大陆文坛里，不会也不愿写无产阶级作品的张爱玲自然找不到她的容身之处。
“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6]但没想到，而这为生存做出的让步，却被视为叛逃。
她以“在港大复学”为由去到香港，却由于没有经济来源未能成功。
好友炎樱说要在日本为她谋事，却也终究不了了之。
在她的小说里，女主人公往往选择“结婚”来作为一种谋生和存活手段。
但高傲如她，绝对不会走这样的路，正如她自己所说：
“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
”[7]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除了写作，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女子，又能够做什么呢？
于是她接受了美国新闻处的翻译工作，但在她翻译的文献中，除海明威以外,均不对她口味。
此时，生活困窘的她说；“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是没办法。
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
”[8]1811953年，在美新处的资助下，她开始写《赤地之恋》和《秧歌》。
《赤地之恋》先写中文，后被译为英文，而《秧歌》则是先完成英文，其次改为中文。
由于两者创作时间相近，题材相似，多被人称之为姐妹篇。
但也正因为这两部作品反应出的农村现象与中共宣传有很大偏差，一向被大陆学者认定为“反共反华”。
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长期缺席，也就不足为奇。
在文革期间清理阶级队伍时，文学家对她的评判是：
“张爱玲声称自己在一切潮流之外，不接受任何政治、社会、宗教的意识形态。
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不受意识形态制约的作家。
”事实上，张爱玲曾表示对“左派压力”是“本能的反感”，并嘲讽过无产阶级文学。
“她不是中间派作家，至少是中间偏右的文人，还有可能是汉奸文人的同路人或同盟军。
”[9]哪怕到了思想解放的80年代，张爱玲终于难得地出现在钱理群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教材里，却被这样评价：
“张爱玲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的一个飞跃。
……既是通俗的，又是先锋的；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化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
”“四十年代上海洋场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很好的艺术素质”，“却被她的政治立场所蔽。
”这里讲的“政治立场”语焉不详，但紧接着批评张爱玲“做为一个满清达官显臣的后裔”，其作品表现了“强烈的阶级没落感”，“在洋化环境里却依然顽固地存留着封建心灵”。
[10]由此可知，大陆学者30年后依然不肯为她洗清罪名，何况当时正如火如荼进行着“三反”“五反”运动的中国？
很多人都说，她晚年在美国，穷困潦倒，生活十分窘迫，似乎是以一种幸灾乐祸地心态来讥笑她的流亡生涯。
但是从文革时期，傅雷夫妇，老舍，吴晗，周瘦娟等诸多作家的下场就可以知道，出身清代官宦人家又写着“资产阶级言情小说”的张爱玲当年如果留在上海，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有句古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内地已经没有她的容身之处，而在香港，她又还没有被大众所接受。
从内地去到香港，彼时的香港还处在英国统治下，作家接触到的，自然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观，价值观。
尝试着以香港读者的立场来写全新的小说，这也是她唯一的生存之路。
写完《秧歌》和《赤地之恋》之后，她与已经移居美国的胡适有了书信来往。
或许是受其启发，她于1955年秋天离开香港，到达美国。
一开始倒也度过了一段平和闲适的生活，1956年认识美国著名戏剧家赖雅，两人于8月份结婚。
在这几年里，她只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五四遗事》。
1967年赖雅去世，她在柏克莱加州大学陈世骧教授主持的“中国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但她一向昼伏夜出，极少去上班。
陈世骧离职之后，她职位自然不保，就专心在家研究《红楼梦》兼译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
她以“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来评价自己，并于1977年出版了十几万字的《红楼梦魇》。
二、虚化政治——《秧歌》的重新解读
著名文学评论家陈平原在《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里直言不讳:
“说到底,体例明晰,叙述井然,结构完整的‘文学史’,主要是为满足学校教育而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其写作很容易受到政教权力的控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因此，我们也就知道了，为什么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说“张爱玲的起点也就是她的顶点。
在四十年代，她可能已把自己的生活积蓄乃至艺术积蓄使尽了。
五十年代所写的《秧歌》、《赤地之恋》等作品，不仅内容上不真实，违背生活逻辑，而且艺术上也平淡无奇，失去光泽。
”[12]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谈到《秧歌》,只以一句“平心而论,张爱玲对中国农民心理和农村文化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13]草草收场。
国内著名学者唐弢也说“这部小说恰恰是张爱玲根据不真不实的资料,再加在上海参加半个月土改的情形写成的反共小说……以耳代目,写的作品就是道听途说,连艺术上也粗制滥造,没有什么可取了。
”[14]柯灵先生曾经说：
“《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彩。
……张爱玲1953年就飘然远引，生平足迹未履农村……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
”[15]257这样未经求证就众口一词的说法，不得不让人起疑。
柯灵先生对张爱玲生平事迹尚不熟悉，如何敢这样信口雌黄？
敢问这些大陆学者们，真的认真读过这部小说吗？
这些评价真的是中肯的吗？
中国往往有着这样的“政治决定论”，仿佛一部作品，要么它就是和政治疏离的纯艺术领域，像《金锁记》，《倾城之恋》；要么就是和政治接壤的非艺术领域，但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来写，一旦反应出当局者所不想看到，或者说不能让人民看到的“现实”，就会蛊惑人心，给政府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像《赤地之恋》和《秧歌》这样有着一旦政治色彩的作品，普通大众看不到。
学者们可以看，可以评，但绝不能说它好。
仿佛一旦说了它好，自己的政治立场就也有了问题。
《秧歌》的故事来源，据作者自己跋中所言，是有一个明确的来源。
“三反运动”的时候，她曾看到《人民文学》刊载过一位作者的自我检讨。
文中说，1950年春天，他在华北地区某个农村工作，正值春荒，农民为饥饿所迫，聚众抢劫政府粮仓。
作者据此写了篇小说并登在报刊上，后来又“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又自己做了检讨”。
[15]256想来张爱玲当时看到这篇文字，就有所触动，只是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她当然什么都不能写，只能等1953年去到香港。
这一篇作者的检讨也就恰恰解释了《秧歌》里的情节：
“顾冈站在旁边看着，那皇皇的锣声与那滔天的火焰使他感到一种原始性的狂喜。
「这不正是我所寻找的么。
」他兴奋地想。
「一个强壮的惊心动魄的景象，作为我那张影片的高潮。
……「文艺报」与「人民文学」上对于文艺作品的取材曾经有过极明确的指示。
作家们不应当老是逗留在丑恶的过去上，……应当抛开过去，致力于描写新的建设性的一面。
”
作家不能如实的描写自己看到的景象，而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来进行创作。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文革结束，都是如此。
所以，在50年代一片歌功颂德的作品中，张爱玲的这部小说出版后虽在美国出版界好评如潮，却始终被大陆学者所排斥。
的确，张爱玲只在乡下参加了三四个月的土改，但是对于一直在上海生活的她，这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到的，就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如果那些学者能够看到她2010年才发表的《异乡记》，就会发现里面很多描写，和《秧歌》里有着惊人的相似。
比如：
“这一带差不多每一个店里都有一个强盗婆似的老板娘坐镇着”[16]42；“杀气腾腾”，“‘咕呀，咕呀，’缓慢重拙的，地球的轴心转动的声音……岁月的推移……”[16]39；“太阳像一条黄狗拦街躺着。
太阳在这里老了”；阳光下的珍珠米粉，[16]45“金黄色泛白的一颗颗，缓缓成了黄沙泻下来。
真是沙漠。
[16]61”在《秧歌》几乎就是这样的原话。
因此，《秧歌》并不单单是张爱玲几个月乡下土改的记忆，更是她1946年那段身心备受煎熬的乡下寻亲记的遗响。
否则难道单凭臆想，可以把场景描述得那样真实有力，生动逼真吗？
在1953年9月的中央政府扩大会议上，61岁的梁漱溟和毛泽东发生争论,因为他下乡调查发现，国家“发展重工业,打美帝”,“农民生活太苦”。
这也可以说明，在农村，广大人民群众食不果腹，是确有其事，并非作者凭空捏造。
大陆学者往往说这部作品“取材不真实”，然后才是“艺术粗糙”。
似乎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难道有人去考证过曹七巧、白流苏、范柳原是否确有其人吗？
如果说《秧歌》写了这么一个在中共不当领导下的农民的生存悲剧，就说明作者对中共有敌意，这是反共反华作品；那么《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的爱情，我们难道就要说，作者认为香港沦陷的好吗？
小说不是报告文学，并不负需要百分百真实的责任。
时代只是个一个大背景，而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在这个谁都无能为力的环境下，人性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
扭曲也好，温情也罢，张爱玲从始至终都不在于指责某个时代，或某个政治体制。
对此，胡兰成的评价却是相当准确：
“到了她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
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安稳的人生。
”[17]这也是她从始至终的文风。
她从不去评价时政，她只是一个超然冷静的记录者，用她自己独有的语言，把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
《秧歌》中的故事，仅仅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村子，但正因为它的不知名，它才更有可能是全国任何一个村子。
文中不止一次的出现“还是你们的王同志好啊”这样的话，对比周村的常费同志，那个把要求离婚的妇女暴打一顿送回去的同志，他也的确是个难得的好干部。
但是，这样一个大家公认的“好干部”，也只知道一味的服从上级指示，不顾人民死活，那其他的干部呢？
王同志在收钱收猪收年糕时，是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来让他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那其他的干部呢？
“强抢强占”的事情，估计不会少吧。
因为“在这个村子里，他是绝对的权威”，哪怕有再多的不满，又有谁敢把这些村干部怎么的呢？
在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中，他也承认说“个别的饥荒现象是有的，个别的没有处理好政治任务与群众实际生活的关系的情况也是有的”然而他紧接着就说：
“但那绝不是本质和主流。
”[15]257既然是存在的，真实的，那为什么不能够写呢？
难道作家的使命就单单在于反应所谓的“本质和主流”吗？
然而这“本质和主流”不就是为共产党唱颂歌吗？
让我们把时代背景虚化掉，单单来解读作品本身。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最常见的技巧，就是夸张的意象，绝妙的反讽，间接的内心独白，镜头化的环境描写，以及恰如其分的心理描写。
而这些，在《秧歌》中无一缺席。
例如开篇的“下午的阳光淡淡地晒在屋顶白苍苍的茅草上”、“像是把一盆污水漏出天涯海角，世界的尽头”“太阳像一只只狗当街躺着。
太阳在这里老了”；描写金花出嫁时，“新娘子坐在那满是浮尘的阳光里，像一个红红白白的泥人，看上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然而又很奇异仿佛是长久永存的。
”说起金根想念她的妻，“想起她，就像心时有一个飘忽的小小的火焰……却把手掌心烫得很痛。
”他想起那年去城里找她，她做佣的那一家的厨房“在那昏黑的厨房里，那橙黄色的油纸伞高高挂着，又大又圆，如同一轮落日。
”月香回到家，他却又觉得不真实：
“倒幸亏有这异样的感觉，不然心里总是恍惚惚的，疑心是在做梦。
”写阿招想吃东西，却不肯开口叫妈时，“她的沉默四面包围着她……越是不开口，越是不好意思开口。
”写王霖初见顾岗时，说起很多自己的过去，又觉得不妥，“难道他自己已经成了唠叨的老年人，只生活在自己的回忆里。
自己想觉得很难过。
”想起他的村民，他觉得心安“他们使他感觉……被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王霖想起自己年轻时代的爱人，相识、结婚、离散、整个的过程都仿佛是一个鬼魅的神话。
写顾岗对月香的遐想“他到了夏天，脱了棉袄裤，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在灯光中的她，更显得艳丽，……当天晚上就梦到了她”以及对月亮的描写“但是那月亮仍旧在那里，琥珀洞窟里的一团蒙蒙的光……”。
写金根一家磨米粉做年糕，自己饿肚子，却要给军属送去：
“第二天他们天一亮就起来，磨米粉做年糕。
古老的石磨“咕呀，咕呀”响着，缓慢重拙地，几乎是痛苦地。
那是地球在它的轴心上转动的声音……悠长的岁月的推移。
”“金根两只手搏弄着一只火烫的大白球，……仿佛他所做的是一种．最艰辛的石工，带有神秘意味的——女蜗炼石，或是原始民族祀神的雕刻。
”
三、洗尽铅华——《秧歌》新境界
对于熟读《金锁记》，《倾城之恋》的我们来说，张爱玲写农村，写土改，想想便觉得不可思议。
的确，《秧歌》比起《金锁记》、《倾城之恋》，也的确有着很大的不同。
但绝不是“对艺术极大的背叛”更非她“创作生涯上的败笔”。
[15]255恰恰相反，在她的写作生涯中，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在平淡和细腻上下足了功夫，使得这部作品更加真实可信，干净自然。
比如场景中细节的描述，人物心理的刻画，小贩荷生哥和谭大娘对于两根芝麻糖的谦让；金花婚礼上新郎母亲的殷勤招待；月香刚回家时邻里们一起聊天，金根来送水的尴尬；顾岗初进谭大娘家里时，以及搬到金根夫妇房里时，每个人的变化；妯娌之间的反目，男人的无奈；顾岗忍受不了饥饿，在房里偷吃东西又被发现的羞愧；王霖来收钱，金根坚持说没有，两人各执一词的争论；月香拿出私房钱，被金根暴打的委屈；阿招被母亲暴打时的惊恐；妹妹金花来借钱，月香的拒绝，金根的不安；这一切的一切，都写得细致入微，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每个人的心理活动，也都被表现的可见可感。
全文中最精彩的，莫过于谭老大杀猪时那一幕，以及民众抢粮和粮仓失火的场景，“去了毛的猪脸在人前出现，竟是笑嘻嘻的，两只小眼睛弯弯的，瞇成一线，极度愉快似的。
”“她的心轻得异样，完全是一个空白，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吊在半空中。
···那简直是像梦境一样离奇的景象，平常只有在戏台上看得见的，而忽然出现在正午的阳光下。
”。
“仓库已经被吞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个骨架子。
···巨大的黑色灰渣像一只只鸟雀似的歇在屋梁上。
它们被称作「火鹊、火鸦，」实在非常确当。
这些邪恶的鸟站成一排，左右瞭望着，把头别到这边，又别到那边，恬静得可怕，在那渐渐淡下去的金光里。
”作家在乡下所经历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几个月而已。
但就是这几个月的光景，让她见到了一个陈旧却又全新的世界，让她懂得了困苦却又坚毅的农民，让她体悟了卑贱却又高尚的生活，让她写出了这部最优秀的写实作品。
也恰恰因为她一直生活在光怪陆离的上海，来到这土里土气的乡下，她的感受才更加深刻，才能写出这部不俗的《秧歌》。
张爱玲自己最喜欢的作品，莫过于《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
她称赞前者“由夸张趋平淡”，对于后者，说它“写得淡”，“是最好的写实作品”。
在她的前期作品中，她着重于人性的黑暗面的暴露，尤其是在畸形的社会下，女性的心理扭曲及命运悲剧。
如“疯狂的毁了全家人的七巧”，如“为了拉拢乔琪乔搭上自己外甥女的梁太太”，如“费尽心机得到一个并不完全属于她的男人的白流苏”，如“靠男人生存，却一而再再而三被抛弃的霓喜”，如“一不小心上了当的坏女人娇蕊”。
虽然他们的悲剧有迫不得已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她们自己的选择。
这些都是她前期公认的最好也是最出名的作品，但是，其中的文艺范似乎太重，故事性似乎太强，传奇色彩似乎也太浓了点，让人看过后唏嘘不已，回味良久，却清楚的知道，这只是一部小说，在现实生活中，总不大可能发生，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或者说没有描写中的那么夸张。
就像《金锁记》出版一年后。
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
时代是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
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
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
……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
”[17]264
所以，在尝试性的写了《十八春》、《小艾》这类写实作品之后，她写了《赤地之恋》和《秧歌》。
如果说《赤地之恋》描写的是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人性的扭曲和沦丧，那么《秧歌》写的，则是在困苦的生存环境中，人性的存留和无奈。
曾有幸亲见张爱玲并畅谈达七小时之久的著名学者水晶说：
“她主动告诉我，《赤地之恋》是‘授权’（commissioned）的情况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
”对此，符立中表示了鲜明的反对：
“美新处根本无权去‘授权’这部作品，（commissioned）应译为委托。
”[8]202
的确，张爱玲对自己的《赤地之恋》很不满意，而这部小说也仅仅在香港出版，中文版销路尚可，英文版无人问津。
“她对《赤地之恋》并没有信心……这次经验更坚定了她的信念，绝不写她不喜欢不熟悉的任何故事。
”[8]184但《秧歌》不同，张爱玲不仅把这部小说寄给胡适，还一直期待着《时代》杂志上能有其书评。
赖雅对她的《秧歌》也十分赞许；英国作家毛姆说这部作品写得很好，她也很高兴。
倘若这不是她倾注了心血的力作，又怎会如此重视？
对于这篇小说，文学界的评论向来兵分两路。
海外学者夏志清认为：
《秧歌》是张爱玲最伟大的作品。
它是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残的记录。
[18]（P71）很多人说，这个论断直接表明了夏志清的反共立场，仿佛也间接映射出张爱玲跟她是一丘之貉。
的确，秧歌是一部中国农民的受难史，这受难也是在中共的领导下。
但张爱玲只是依据自己在乡下的经历，写出真实的农民生活，她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借此表明自己对“共产党的不满”。
相反，在文中，她多处表达出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
群众为饥饿所迫，抢粮烧仓，只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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