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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在政论散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
《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
第一节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家学渊源与转益多师博览群书与漫游交往从立言不朽到发愤著书
司马迁（前１４５－？
），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
那里南临黄河，北面５０里是著名的龙门山。
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
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里。
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的学者。
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太史公自序》）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历。
杨何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１３４）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
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
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
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习惯，据《太史公自序》的陈述：
“年十岁则诵古文”，从１０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的文献。
汉代通行的是隶书，籀文是先秦古文字，当时已不易读懂，司马迁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
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
从《史记》提供的线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他都有涉猎。
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文档案，都是他的阅读对象。
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光掠影式地浏览，而是认真地鉴别真伪，比较同异。
比如，对于九州山川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
司马迁读过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合乎事实。
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
他不止一次地废书而叹，并且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冲动。
司马迁在２０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
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
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逸事。
在漫游过程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孔子世家》）“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
”（《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对历史真相探根求源。
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
司马迁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信。
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魏公子信陵君枉驾屈尊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
长途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
置身齐地领略到民性阔达，有大国之风。
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搢绅之士，两者大相径庭。
司马迁入仕之后，曾出使西南，远到昆明。
又侍从武帝东达于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群臣负薪塞河的活动。
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中。
们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
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功向他讲述过荆轲刺秦王的具体情节，朱建之子和他评议过陆贾其人，至于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则是苏武之父苏建向他介绍的。
除此之外，樊哙之孙樊他广向他谈起过汉初几位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儿子冯遂和司马迁是至交。
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李陵同在朝廷任职。
上述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
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无法参加。
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赶到洛阳，接受了父亲的临终嘱托。
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
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勉励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
他拉著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
“余死，汝必为太史。
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
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
太初元年（前１０４），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
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９８），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
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记》。
至征和二年（前９１），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
”（《汉书·司马迁传》）《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从太初元年（前１０４）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１４年。
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即公元前８７年前后。
司马谈在向儿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要修定一部历史著作，一方面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
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和目的。
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
此时的司马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
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
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时称：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
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
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著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
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著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第二节《史记》的叙事艺术
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
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
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
如果说本纪是北斗，那么，世家就是环绕北斗的二十八宿；如果说本纪是车毂，那么，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
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
《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
十二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
《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
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
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
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
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
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著以类相从的原则。
如：
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
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相连。
再看西汉人物传记：
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
公孙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霍去病之后，接著是《西南夷列传》。
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
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
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
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
《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
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
《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一系列相关的事件。
《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温舒事。
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吏群体。
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
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
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孙子吴起列传》。
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
当然，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
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覆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
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
而对于大将军卫青，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
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
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
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邦出谋画策也是天授。
司马迁本人也深有感慨地说：
“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
”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
《李斯列传》开头写了李斯这样一件事：
“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
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
于是李斯乃叹曰：
‘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
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
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
“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
”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
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
《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
《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
《商君列传》一文以任法为线索，司马迁认为这是决定商鞅命运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源于变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剧也由此而引发。
文中详写商鞅以刑名之学游说君主，在秦国掌权之后又主持变法，太子犯法他绳之以法，最终又因推行变法而被杀。
商鞅在被追捕过程中，因为由他制定的秦国刑法异常酷烈，竟然无人敢收留他，商鞅自己也喟然叹息：
“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而对于商鞅身亡家灭的结果，司马迁只作简单的交代，没有过多的铺叙。
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
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
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来。
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篇目。
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
《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
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纪》）；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魏其武安侯列传》）；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
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
《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三节《史记》的人物刻画
闾巷之人的入传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笔法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
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
《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
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
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
他在《伯夷列传》中写道：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
……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
他在《游侠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在司马迁看来，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
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
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
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
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
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
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
《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
《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
《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
《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著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
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
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
写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
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
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
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
苏秦佩六国相印后，“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
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
”（《苏秦列传》）刘邦为泗水亭长时，前往咸阳行役，一般的小吏都赠钱三百，唯独萧何送给刘邦五百钱。
汉初封侯，刘邦为萧何益封二千户，用以报答先前多送二百钱的恩惠。
（《萧相国世家》）韩信为布衣时从人寄食，一位漂母曾接济他数十日，韩信封楚王之后，“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
”（《淮阴侯列传》）魏无知向刘邦引荐陈平，汉初剖符定封，陈平列举魏无知拔擢之功，魏无知得到刘邦赏赐。
（《陈丞相世家》）王陵对张苍有不杀之恩，“及苍贵，常父事王陵。
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
”（《张丞相列传》）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
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
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
伍子胥父兄均被楚平王无辜杀害，伍子胥奔亡吴国借吴之力攻入楚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伍子胥列传》）李广免官时与俱，至军而斩之。
”（《李将军列传》）主父偃为齐相到达齐地之后，向昆弟宾客散发五百金，从此和他们断绝关系，不许再入家门，用以报复他在贫困时所遭到的冷遇。
（《平津侯主父列传》）知恩图报和以怨报怨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侧面，往往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体现出来。
苏秦对于借给自己百钱的人以百金相偿，而对在危困时几次要离开自己的随从则一文不赏。
（《苏秦列传》）范雎奉行的人生哲学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因此，对迫害过他的魏齐、须贾，或令其死，或令其辱，而对搭救过他的王稽、郑安平都请求秦王委以重任。
（《范雎蔡泽列传》）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
《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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