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领导专家人士论延安精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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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领导专家人士论延安精神
国外学者论延安精神
一、外国学者对延安精神的看法
自1980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间公私交际往来，已日趋频繁。
但美国官方和中国人民政权的接触，却可追溯到40年前。
那是1944年7月22日，一架美军C—47型运输机在三架美军战斗护航下，将以戴维·巴雷特上校为首的美军观察组送到了延安。
巴雷特是美国军界中经验最丰富的中国通。
观察组成员中有在中国出生的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深通中国国情，是美国外交界的翅膀。
此外还有专司对日情报的雷·克雷姆利少校等人。
同机运到的好几箱医药用品，是几年前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给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的。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这批药品一直拖到这时才运到延安。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长期遭到国民党封锁，与外界联系完全断绝。
随着美军观察组到达，通往禁区的门户一下子打开了。
美国人要上延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对日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
蒋介石允许他们上延安则是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
当时重庆方面突然转变，开放禁区，使得不明就里的人几乎不敢置信，在延安招待所欢迎美国人的接待人员中，有个姓仇的少将，是蒋介石派驻延安的军事代表。
他满面笑容，对新出现的重庆、华盛顿和“共匪”团结一致的奇迹，表现出欢欣甚于困惑的样子。
其实他内心里是大惑不解的。
蒋介石为防止美国人和八路军发生密切关系，对观察组的使命作了严格限制。
他们的任务只是和八路军共同侦察敌情，搜集日本侵略军的情报，为美国空军提供陆空配合，还从名义上加以约束，称之为“观察组”。
巴雷特在抵达延安的当晚，就告诉美国记者阔瑟·斯坦说：
“我要把话事先讲清楚。
我们不是你们所希望的那种一般意义的军事代表团。
我们只不过是观察员，负有单纯技术使命的观察员。
”
观察组抵达后，双方毫不延迟，立即忙碌起来。
八路军将自己的设备供观察组使用。
斯坦说：
“八路军和美军进行的真心实意的合作，提供讲求实效的支援，几乎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巴雷特承队，八路军工作进展的步伐他们有时竟难于跟得上。
他要求美国军官、士兵，那怕头天晚上忙到深夜或翌日凌晨，第二天也要六点半起床。
延安活跃的民主气氛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热情爽朗，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使得美方官兵都着了迷。
他们也效法八路军，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
上下级同桌用筷子吃和中国人一样的简单饭菜，美国人只多一份咖啡和牛奶油。
“他们一周接一周紧张地工作着，挖掘他们称之为意料不到的敌情金矿。
”据当时目击的美国记者阔瑟·斯坦说：
“我从不曾看到过大群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一起时，这样不拘形迹，这样心情欢畅，能这样完全置不同背景、不同政治信念和种族差异于不顾，彼此合作得这样卓有成效，这样真诚地相互正确评价。
”
延安人使得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有三点。
一是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美国飞机经常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延安没有一个人托过飞机乘务员捎带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东西。
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虚文，和一般中国人爱讲面子的传统不一样。
三是延安没有人开口要美援。
有个美国人在延安盘桓了一周以后，对此不胜惊诧。
他问斯坦：
“这儿的人有点什么不对头吧？
他们竟还没有问过我，美国人到底什么时候送坦克、飞机和重炮给我们；也没有问美国人到底什么时候才把日本佬揍得更狠一点。
在那一边（指重庆），人人可都是这样问的呀。
”
一年以后，对日本作战获得最后胜利。
美军观察组的使命结束，撤离延安。
40年前，中国人民政权和美国官方的这段交往已成历史陈迹。
对比今昔，发思古幽情之余，继承并发扬当年使美国人为之倾倒的讲实效，不尚虚文、不爱金钱的延安精神，今天对我们谅必并非不急之吧。
（黎泽济编译，原载《外国史知识》1986年5月）。
延安时代不仅对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它还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这就是被奉为神圣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
既然那些领导革命获得胜利的领导人就是那些在胜利后建立的新社会的领导人，因而毫不奇怪，他们在1949年以后所实行的政策和对新问题所作的反应，都深深地受到了他们在早期战争年代所获得的经验的影响。
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把“延安精神”称颂为壮丽的革命年代的象征。
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对成为统治者的革命者来说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这一革命的时代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埋葬在历史中，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纪念这个时代，但它已经不能真正适应当代的需要了。
而对其他人来说，特别是对毛泽东和受他的影响最深的人们来说，延安经验不能简单地成为一种纪念的对象，它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
为毛泽东主义者所着力赞扬和高度评价的延安传统，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遗产，另一部分是神圣的革命价值观念方面的遗产，但这两部分很难截然分开。
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中，很多毛泽东主义的独特做法，早在延安时代实行的制度和实践中就有其萌芽形式。
在政治领域中有减缓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统治形式的发展的群众路线原则的实践；“精兵简政”运动，为适应地主的需要和条件并为广泛的群众参政提供条件而分散政治结构的主张，以及要求党的干部、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与群众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下放”、“下乡”运动等。
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缩小（即使不能消除）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裂缝，它们反对了毛泽东长期敌视一切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同时，这些措施也是其后那场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前奏。
延安时代产生的这些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及其实践，对于形成毛泽东主义处理革命胜利后的问题的独特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隐藏在这些制度和实践背后的价值观念体系也是一份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的革命遗产。
为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推崇备至的“延安精神”、其主要内容，实际上的是精神方面和伦理方面的，更具体地说，它是各种社会道德观念和生活态度，因为这些东西才被他们看成是革命变革的持续过程中的根本因素。
源于延安时代并为整个壮丽的革命年代所具有的这些价值观念，在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这些价值观念包括：
为人民的利益英勇斗争、敢于牺牲的观念；艰苦奋斗、勤奋努力、勤俭节约、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以及自我约束等观念。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确实践了这些价值观念，因为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和这种斗争所要求的期巴达式的苦行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迫使他们必须如此。
按照毛泽东主义观点，这些价值观念不仅导致了过去革命的成功，而且也是产生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保证。
中国革命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看法大相径庭，但正是从这一进程中，却产生出那些（在许多方面）有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的独特的制度和价值观念，这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大概都不会想到，在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村的革命力量会组织起来包围和制服不革命的城市，而城市工人阶级只是消极地等待着农民革命军队来解放自己。
然而，在延安时代最不正统的革命战略的运用过程中，却产生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奇妙地一致的社会理想和实践。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延安实践，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步骤是实现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一更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首要的和基本的步骤，后来，毛泽东主义也正是这样来赞扬和评价延安传统的。
延安时代要求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参加生产劳动，这对于在中国传统上特别明显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至少是象征性的一击，它同时证明了，毛泽东主义决心在消除这种分离。
为推行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方针而开展的“精兵简政”运动、群众参政运动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想和序幕，但仍然反映了他们对缩小国家和社会之间裂痕的强烈关注，而毛泽东主义关于延安游击队的领导人从理论上说应是能够从事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工作的多面手的观点，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人的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正是在革命斗争本身的进程，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比20世纪其他任何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更多地产生了（至少是以萌芽形式）未来社会主义形式的价值观念。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整风运动期间发展起来的党的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超出了经济发展的范围之外，导致了革命中人和社会的一种广泛的观点。
此时，已完全明确地表达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规定了正在根据地形成的新社会中的领导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1943年6月1日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方法的决定，即《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关于群众路线原则的最早的，也是最经典的论述。
毛泽东指出：
“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接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接合……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群众路线强调建立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紧密结合，这是对来自于游击经验的很多重要意见的综合。
人民战争中的领导要求要以反映大众的需要和渴望为基础，这只有通过同人民的不断接触中才能了解到。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里，运用了这些原则，去发展和变革中国的农村社会。
经济学家杰克·格雷（JackGray）敏感地分析了群众路线的观点在今天与发展社会之间的关系，指出：
“……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有政治觉悟的领导使自己直接接触那些不善于表达内心思想的人，——他们大部分是文盲和地方共同体中政治上不成熟的群众，——向这些共同体中的成员们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可能思想，他们的疑虑和问题；根据更广泛的经验和责任以领导理论来总结这些意见，清晰表达这些意见并使它们再回到群众中去，将由此而产生的决策付诸实践，再同样根据群众意见来研究分析结果。
这一政治方法的优点在于，它防止了用命令和自命高人一等的人的统治，它将所有的人都转入了积极的讨论之中，毫不含糊地赞同各种政策，它还产生了一种教育过程。
通过这种教育，人民群众逐渐克服了自己不善于表达内心思想的状态，他们对变革的疑虑，他们狭隘的家族观，他们经济观念的极端决定，他们对其他地方类似状况的无知，以及对政府根深蒂固的恐惧。
在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倾向降低到最低限度和增加群众明确表达自己思想能力这个方面，这种政治方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群众路线适合于解决农业社会的各种问题，克服其各种局限。
但是它也被用于实现农民积极分子和基层共同体活动的巨大的创造性潜力——这是一种在抗日战争和1943年的经济和社会中得到充分实现的积极性。
假使有行动的权力和制约，农民们就不仅在军事斗争中，而且在正在进行的变革农村生活的努力中，都会起到一种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1942年和1943年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中，产生了一种共产党关于理想的人的新理论。
这种思想超越了专门化和身份地位的障碍，在一个单一个体中将劳动者、领导者、战士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成就结合起来。
这些特性在地方积极分子那里得到了说明，地方积极分子不仅自己的村子或工厂中介绍和宣传新的价值观念和方法，而且在游击抗日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在自己的余暇时间里努力自我教育并教育别人。
因此将领导和他们所领导的人分开来以及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才分开来的鸿沟明确地缩小了。
在战争中和生产中，在共同体的水平上形成了共同战斗的紧密的联合。
劳动英雄或者杰出的地方积极分子是上级领导和乡村之间的非正式中介，他们积极献身于创造共同体的纽带和导致农村生活变革的行动。
群众路线的领导理论使每个准备将自己全部献给革命事业的青年人或成年人，都有得到荣誉和地位的希望，不论他是什么阶级，是否受过正式培养或者什么样的家庭背景。
如果说农民能通过斗争和自我教育而“上升”到领导岗位，那么学生，官僚和传统的社会上层分子就能通过“下乡”和生产运动，与乡村范围内的人民团结起来并领导他们。
而“下降”，不论发生哪种情况，领导都意味着同过去的杰出人物统治相决裂，接受很多传统上本是相互分离，各具特色的各种作用和活动。
延安时期的伟大贡献，就是发现了将大众对游击战争的参与和广泛的共同体对农村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的具体方法。
在人民战争中，共同体的行动渗透每个村庄和每个家庭，包括了每个个人。
这需要新的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最终被提高到了理论高度，即群众路线。
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年代里，群众路线在中国各地的根据地和战场上扎下了根，自延安时期以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特别是它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非凡经历，大部分就是持久地坚持群众路线才形成的。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基本领导原则在1943年被奉为神圣，直到今日仍然如此。
延安时期的毛正处在他事业的中期。
他的目光已经脱离过去的战场，他统治了中国的部分地区。
他开始把自己看做是下一位中国的统治者。
作为一位40多岁的人，他要随心所欲地做事。
毛的身上开始显露出一种主宰的风骨。
急不可耐的表情已不复存在，他的眼睛亦不再在银盆似的脸庞上闪烁，他开始出现一种释迦牟尼式的殷实和练达。
不管是在个人方面，还是作为中共领导人在政治的马鞍上，毛的处事泰然自若，独具风格，自成一体。
但是毛从不讲究养生之道，他的许多行为在徐特立看来都是受了魔鬼的诱惑。
这多少可看做是他那不受拘束的风格的延伸。
这个卓尔不群的人之所以不循规蹈矩，并非仅仅因为规矩难以遵循，而是出于要超越既成之规的天性。
清规戒律是一根拐杖，他发现自己足可以不用它，这就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毛的王者之气日显。
他感到中国的历史重负浇在了他的肩上——这是他的行为不再放任自然之原因所在——自负感也变的更加强烈。
不可泛泛而论，一位政治家身体的发福或工作中的纵任，而应看到这是一个已过不惑之年圣人已具自觉意识。
毛没有变得喜好奢华，却仍然保留着无所畏惧的性格特点。
在延安以前的岁月中，毛有丰富的思想观点，但没有多少权力。
进入50年代，他拥有了权力，而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国家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们只能听到这位导师的声音。
而延安之所以令人激奋，是因为他在那里既教导着人们又统御人们的行动。
延安的岁月是毛作为中共领袖的黄金时代。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毛文武双全。
然而，与28个布尔什维克、蒋介石、民主同盟（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左翼第三势力）的领导者相比，毛则显得更受中国传统的影响。
他喜用毛笔写字，潜心于中国历史经典著作。
“我在他的住处没有看到一套西装或一套正式的长袍。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道。
这位美国记者在1944年曾游历了中国的大西北。
如斯诺言，毛既不穿西装也不着长袍，他（和政府其他官员）穿的衣服与农民一样：
宽大的裤子，对襟上衣。
标准的棉布服似乎反映了一种新型的身份关系：
没有阶级之分，也没有代际之别。
可以肯定地说，延安精神是土生土长的，是地道的中国式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
新的东西在黄土群山中萌发。
延安是属于毛的，已经存在的稳定的政权可以说是毛的政体，萌发状态的“毛主义”其各方面的特征都有所显露。
到延安访问的人会感到儿童团的活跃气氛和互助精神。
不管物质条件如何艰苦，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财富没有成为负担，也没有带来令人厌恶的等级观念。
人们知道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毛是否早已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还是仅仅只能称为“农民改革家”？
外国的观察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神秘。
在延安，毛没有实行共产主义，但是他一直把共产主义作为他战争结束以后的目标。
在整个边区还实行了选举制度。
各级政府都采用“三三制”，即共产党员的数量在政府机构中不超过1/3，1/3的名额是非共产党员的左派分子，另外1/3是毛称为中间分子的人物。
这些措施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尽管在政府机构的选举中有时共产党员得票最多——但是这改变了大西北的群众心理。
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
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还没有实行过普通投票的选举（在江西苏区，“剥削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
当然，选举者在选举领导人时没有选择的余地。
但是，普遍老百姓称之为“我们的政府”，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
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
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
一种民主意识似已存在。
（《毛泽东传》刘路新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评论家近来多次提到延安精神，认为毛泽东想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刻苦坚毅的斯巴达共和国，类似于1937年至1947年间他在中国西北组建的共和国。
中华红色共和国于是成了一种幻想，但要搞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经济、社会环境下去考察。
读者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把大本营建在半干旱沙漠地带的西北，并不是出于对苦行主义的偏爱；他们之所以选择近代史上罕见的平均主义，也不仅仅是为了奉行一种学说。
如果说，中国现在确实在一日甚一日地“延安化”。
这是因为，它又一次面临着一场长期武装斗争的可能性，而对手一开始要比它强大上千倍。
1937年，它的对手是日本，现在呢？
是美国。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多处重申了延安时代的纲领。
在中国，“文化”一词的含义与西方不同，在这个几乎不存在宗教的国家里，孔夫子价值观念维持着旧秩序的合理性，把中国人封锁在家庭和宗教的圈子里，根本不鼓励社会精神和民族感情。
为了建设一个统一集体主义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分子一直主张对封建的旧文化和旧风俗进行造反。
当然，在延安时期他们较为慎重，对于“文化遗产”加以鉴别，而今天的“红卫兵”则不分青红皂白了。
也许，那时候他们想引导人民自己摆脱陈腐的“过去”，而今天却要彻底战胜“过去”仍在进行的负隅顽抗。
“文化”纲领中唯一真正的新东西是对毛泽东的崇拜。
延安时代，毛泽东还是一位不犯错误的神；他的权威是没有人怀疑的，但他和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特别是和八路军的著名首领朱德分享荣誉。
在当时共产党的旗帜上，朱德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同时存在。
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主义分子决定不以在世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市和工厂。
（《毛泽东的中国》刘立仁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
我们不该企图在中国今天的事件和政策与40年前的言论和行动的相似上做太多的文章。
有相似点，也有重大的不同。
可是看一看过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在。
从10年到15年的短期眼光来看，中国目前的变化委实是令人吃惊的，急剧的，而在一些人看来甚至是一大倒退。
但是，若从40年的长期眼光来看这些变化不过是早在延安时代就孕育了的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前后一致的发展。
从延安看今天，没有什么是令人吃惊的，而且肯定不是离经叛道的。
共产党的领袖们只不过回到过去，重新开始办那些很久以前他们就说过要办的事。
我承认我有过分突出了那种相似之处，而把历史简单化了。
但是我认为这样看待延安的过去，说明共产党的政策和领导层中的连续性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多。
如果我讲的这些不错，那么我们就不必担心它的未来和稳定。
最后讲一点，在中国，“延安精神”一直是一个有力的法宝。
我在1971年第一次回中国时，发现人们一直用它来支持“文革”。
现在我认识到，实际上“文革”只是利用了“延安精神”的一部分内容。
那时只选两句话作为“延安精神”的象征：
“为人民服务”和“自力更生”。
如果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了延安时期制定的和执行的全部政策，就会看到比起“四人帮”来，邓小平和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更忠于“延安精神”。
（《海外人士谈中国社会主义》覃火杨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11月）。
转自郭必选《延安精神论纲》
毛泽东：
论延安精神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
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邓小平：
论延安精神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种精神。
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共产党员。
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
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
我们首先要自己坚定信心，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群众提高信心。
江泽民：
论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什么精神?
毛主席1940年10月给陕甘宁边区人民的一封信中讲到，延安精神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
我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
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过若干年的紧日子，不经过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
实行对外开放，同各个国家开展友好往来和经济合作，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但这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但消费水平要受到生产能力的制约，我们的消费水平不能一下子提得很高，这也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
……强调发扬延安精神，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我们在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千万不要丢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
不仅现在要坚持这个精神，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这个精神，否则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
胡锦涛论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财富，要世世代代继承下去，发扬下去。
在新的形势下，一要发扬百折不挠的革命坚定性。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增强必胜的信念。
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实务实，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
三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艰苦创业的精神，克服困难，进一步增强自尊心、自信心，团结一致，把各项工作关键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四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持优良传统，坚决刹住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拉花架子等不良作风，要扎扎实实做几件取信于民的事情。
——胡锦涛（1995.1.19）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
在我们党８０多年的历程中，艰苦奋斗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激励着我们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敢于胜利。
可以说，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
没有艰苦奋斗，就没有我们党今天的局面。
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千千万万革命先辈和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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