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理论罪恶滔天731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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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罪恶滔天731论文
《军事理论》论文
调研题目：
罪恶滔天“731”
调研方式：
文献调查
院系：
理学院
小组成员：
信息与计算科学
（1）班
刘家威2014326601048
杨妍雯2014326601038
桑志豪2014326601022
指导老师：
***
学年学期：
2015~2016学年第1学期
调研时间：
第10周~第14周
罪恶滔天“731”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建立了一批从事人体细菌战实验的基地。
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位于中国东北哈尔滨平房地区的731部队。
该部队在部队长石井四郎的率领下，利用大批无辜的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做惨无人道的实验，并将其实验的结果用于细菌作战，其令人发指的残暴程度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德国纳粹集中营。
其中更是蕴含着大量的医学道德问题。
事实上，731部队所进行的非人道实验给整个人类道德所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它直接动摇了整个人类人之为人的道德基础，引发了一系列的人道主义危机。
我们认为，为了从历史上吸取教训，使科学真正地为人类造福。
应当对731部队人体实验进行深入的伦理反思和批判。
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同时也是人类伦理道德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到目前为止，已有多位学者对该暴行进行了多层次的史料及伦理研究，本文主要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在对基本史实进行系统介绍和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伦理视角对二战日军731部队所进行的反人道主义人体实验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
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
对731部队人体实验进行批判，特别是从伦理视角进行考察，不仅是要“唤醒历史意识，防止集体遗忘”，更为重要的是彰显道德价值，规范人体实验，为当代医学科学研究的发展提供适当的道德支撑体系；日军731部队人体实验是对医学的目的原则、知情同意原则、维护受试者利益的原则以及科学性原则的严重违背；白军731部队人体实验是人类的耻辱，这些暴行之所以会产生有着深刻的道德根源：
科学需要与伦理原则的内在矛盾是它的间接原因，日本的武士道思想影响下形成伦理霸权主义是它的直接原因。
本文对731部队人体实验审视所获得的启示是：
必须加强医学人体实验的伦理审查，必须重视医德建设，必须促进医学技术道德属性的研究。
关键字：
人体细菌战731部队伦理批判残暴
引言
1.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曝出著名“绿十字丑闻”：
约500人因为输了一家叫做绿十字公司的受污染血液而死于艾滋病，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做内藤良一，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石井四郎的得力助手。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建立了一批从事人体细菌战研究的基地，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位于中国黑龙江哈尔滨平房区731部队。
该部队在队长石井四郎的率领下，利用大批无辜的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做惨无人道的活体细菌实验，并将实验成果运用到实际作战中，其令人发指程度不亚于，甚至远远胜于同时期的纳粹集中营。
然而只有少部分的731成员于1949年底被原苏联以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罪进行审判，其余大部分在美国的保护下而免于起诉。
甚至在东京审判根本未提及。
其中不少人凭借着多年累积的实验经验，长期活跃在日本各个行业中，身居要职，生活安逸。
如曾731成员关根隆当上了日本东京水产大学校长；另一成员春日申一则创建了著名KEWood公司……他们对731内幕和自己的过去犯下罪行保持沉默，有的还出来贬低，否定别人的证言，否定历史，掩盖731的罪行。
然而历史始终是客观的，真相总是会大白于天下的。
随着世界各学术人士对真相的揭发，探索，731丑恶的面容展现在世界的舞台上。
惨无人道的人体细菌实验，违背了医学伦理，是被世人所唾弃的。
正文；
1.研究现状：
日本纪实作家青木富贵子以二战50多年后发现的石井四郎两本亲笔日记为线索，采访许多当事人，查阅了美国新公布的相关原始资料，撰写出《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一书。
该书内容真实严谨，将错综复杂的美国军方与日本军部的内部交易清晰地展示给读者，揭开了日本细菌战战犯为何没有受到惩罚的谜团。
“日本血库”的六名董事里有三人与731部队关系密切 1950年11月20日，朝鲜战争爆发后半年不到，大阪市城东区日本第一家血库——“日本血库”成立了。
代表董事以及专务董事里都有内藤良一的名字。
而且，董事里也有宫本光一和二木秀雄的名字。
宫本光一是日本政府授以垄断权批量生产“石井式滤水机”的日本特殊工业公司的社长。
他可称之为石井四郎的商业伙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积累了大量的财产。
二木秀雄毕业于金泽医学大学，在平房时担任结核班班长，是大战结束时与野口医师一起留在金泽等待后面部队的那个军医。
“日本血库”的六名董事里，有三人与731部队关系密切。
毋庸赘述，内藤良一就是“日本血库”，以及后来的“日本绿十字公司”的创始人。
在《绿十字30年史》中记录着内藤良一创办血库的来龙去脉。
据该书介绍，内藤良一战后返回大阪茨木市，在未遭战火蹂躏的老家创办了内藤医院。
内藤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期间购买了一台真空泵，回国后在军医学校利用该真空泵制造了日本国内第一台冷冻真空干燥机，着手研究干燥人血浆以用于输血。
《绿十字30年史》中写道，内藤良一开办医院后，在临床时深感紧要关头迫切需要即时能用的血液或干燥人血浆。
内藤良一怀有这样的想法，而宫本光一和二木秀雄恰好此时来拜访他，时间是在1950年初夏。
内藤良一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设想，即创立可提供干燥人血浆的血库。
于是，三人情投意合地干了起来。
正逢机缘巧合，朝鲜战争爆发。
内藤良一草拟了一份详细的策划书，并“数次前往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坚持不懈地进行交涉”。
当然，《绿十字30年史》只字未提：
内藤良一曾在防疫研究室工作过，在石井机关的组织中身居要职，以及战后曾在美军调查中担任翻译并接受审问，等等。
绿十字公司一边在本公司的工厂里开展筹备工作，一边在大阪和神户设置采血设施。
太田黑猪一郎等与石井部队关系密切的医师相聚了，而此人在新加坡的防疫给水部曾与内藤良一共事过。
名古屋那里，内藤良一向野口圭一医师打招呼，要求帮忙。
在东京，请北野政次担任设施负责人。
我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名为“血库”的档案。
该档案相当有分量，3厘米厚，存放着从1948年到1951年的文件。
档案里有一份内藤良一草拟的日语版血库策划书，用油印机印制。
这份长达83页的详细策划书将资本金定为3000万日元，一一罗列了所需要的建筑物、土地、设备和器具等。
该策划书里展现的满腔热情和严谨细致，充分再现了内藤良一的性格作风。
该档案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内藤等人给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公众卫生福利局的克利福德·山姆准将的英文请愿书，日期为1950年8月22日，由内藤、宫本、二木等10人联名上书。
山姆准将，此人在大战结束后的混乱时期曾下令强行播撒滴滴涕，以防止流行性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像野火一样到处蔓延，并因此而闻名。
那时，防疫人员就站在街角上往市民头上撒滴滴涕药粉。
向山姆准将提交请愿书后不久，内藤良一写道，“日本血库”由于没有通过献血等办法获得血液的组织，所以将与红十字携手推进该项事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
第二年2月6日的文件还记述了勃兹曼对民营企业“日本血库”成立经过的说明，以及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如何协助内藤公司的情况。
而后一切都变成内藤良一策划、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在后推动的形式了。
不过，曾担任1952年设立的“血库东海地区血液保存配给所”所长的野口医师告诉我说：
“实际上，内藤良一是秉承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意旨创办血库的。
”
如此说来，提交给山姆准将的请愿书，岂不也是根据占领军的指示“起草”的吗？
野口医师从包里取出一张纸给我看，那是以“要求在名古屋建立血液中心”为题的印刷文件的复印件。
他说：
“这也是秉承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意旨所作的‘表演’。
”这份标明1952年的文件作了如下记述：
“……回顾本地输血实施实际状况，一如既往，仍然没有摆脱可恼的旧态，即存在梅毒感染之危险，有血型混用之虑，难以找到相同血型，血量不足，以及招募时间延误等。
我等作为医学界的骨干力量，希望本地早日建成具有美国那样的先进组织和技术的血液中心。
”
“可否帮忙销售一些血液（干燥人血浆）。
”
野口医师接受了内藤良一的委托，他说：
“那时刚好是（日本）血库建成一年左右。
我在铁路方面也有些门路，可以运货，所以就请他将血液运到名古屋火车站的站长室，再将它推向市场。
我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
” 顺利起航的“日本血库”成立后不到一年，朝鲜战争进入休战谈判，血液的特需热潮随之消退，而血库的产品也销不出去了。
我问野口医师，您是不是“日本血库”名古屋设施所长呢？
野口医师回答说，那是无稽之谈。
“我与其说是以血库的名义，还不如说只是以财团法人‘公众保健协会’理事的头衔提供血液的。
那时，我已经在经营医院，并在公众保健协会下负责检查寄生虫。
事情繁多，我虽担任了协会理事长，但一直没有领取报酬。
”
野口继续说：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进驻日本后，首先提出三个条件：
一是在横滨设立慰安所，二是立即交出石井阁下的滤水机。
不过，传闻滤水机已经沉入最上川了。
将它从河里捞上来，三台交给了占领军。
还有一个条件是研制出流行性斑疹伤寒疫苗。
听说，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
死前失声对石井四郎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石井四郎要是听到内藤良一在大阪创办血库，会有什么想法呢？
对石井四郎的心思，我只能做一番猜测。
不过，西里的采访报告记录了石井四郎女儿春海说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
她说：
“内藤良一没有孩子，对我非常疼爱。
不过，他是一个才智敏锐的人，与众不同。
头脑尤为机灵，却生性冷酷。
他创办绿十字公司时，没来跟我们作任何商量。
他在创办绿十字公司的前身———血库时也是全盘利用了石井部队的研究成果，所以进展顺利。
”石井春海回忆往事时说的这段话，不妨看做是石井四郎的讲话。
《绿十字30年史》记述了该公司从成立伊始就有一本名为“擎引车账簿”的笔记本。
该笔记本，按项目小组汇总研究开发活动，详细记录了各项目小组的进展情况，显现出业绩评定严格的“内藤特征”。
“绿十字公司”与其说是重视产品的安全性，毋宁说更重视企业的利润。
这样的企业文化，想来不就是源自内藤良一在创办“日本血库”时的金钱考虑和唯我独赢的商业意识吗？
后来，石井四郎不请上门，找到内藤良一。
据说，内藤本人在接受常石教授的采访时曾提到过当时的情况。
常石教授后来告诉我说：
“石井四郎不请上门，来到曾是自己部下的内藤良一这里，要求雇他工作。
内藤良一说，他当场就把石井四郎撵回去了，说‘北野政次为人谦和，已请他掌管东京的机械设施了……’”
内藤良一这么说，则在暗示石井四郎是一个傲慢自大的家伙。
石井四郎去见内藤良一，也必然自以为内藤良一会聘请他担任顾问之类的职务。
石井四郎的两本日记里，内藤良一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然而，是内藤良一接受了与占领军交涉的任务，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石井四郎或许也知道内藤良一在接受法务局的审问中终于坦白交代，证明进行过人体实验。
对于战后的石井四郎来说，内藤良一的背叛出卖和暗中活动，才是他愤懑郁怒的根源吧。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
内藤良一不但才能杰出，而且头脑机敏，深谙掌控组织的玄妙；其实，他才是在战争期间全面负责石井机关、巧妙操控石井四郎的幕后人物。
麦克阿瑟被撤职，美军依照《旧金山条约》对日本的占领也于1952年拉下帷幕。
此后又过了4年，扣押在中国和苏联的731部队成员终于被释放，回到了日本。
筱冢良雄作为日本少年队的一员被派往平房，战后被中国军队逮捕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他由于是731部队的基层成员士兵，没有被起诉，1956年8月4日回到日本。
那时，他已经是32岁了。
在故乡千叶县茂原车站，一些731部队成员混杂在家人、亲戚、同班同学和邻居中间，前来欢迎他。
据说，他看到了731部队的旗幡，大吃一惊。
几天后，甚至还举办了欢迎会。
“去向部队队长报告你回国了，”有人前来打招呼说，“我陪你一起去。
”
筱冢良雄说：
“为什么非得我去报告回国呢。
要想见面的话，也应该是他来呀！
听我说了这句话后，那个家伙说，‘他在中国被洗脑了，所以才说出这种话’，‘以前可不会这样的’。
”从那以后，筱冢良雄几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石井部队成员了。
也在那一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市接受审判、被判为有罪的山田乙三等人乘坐最后一艘回国轮船回国了。
其中有梶冢隆二、川岛清，还有100部队以及731部队分队军医和部队成员，唯独不见柄泽十三夫的身影。
哈巴罗夫斯克市审判结束后，接受审判的12人被押送到莫斯科东北的伊万诺沃州第四十八收容所。
该收容所原本是沙俄时期的纺织工厂厂主的宅院，近卫文麿的长子近卫文隆也被关押在这里。
1956年10月20日，即日本鸠山首相签署《日苏共同宣言》的第二天，每周六例行电影放映结束后，人们才发现柄泽十三夫不见了，顿时一阵慌乱。
因为他在洗衣处悬梁自尽了。
面对苏联军方持久不懈的审问，柄泽十三夫终于招供说：
“我出于医师的良知交代一切。
”
他或许觉得，返回日本，会因泄密而受到冷眼相待，甚至会受到惩罚。
或者，他认为自己进行人体实验已为世人所知，得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生活，不堪忍受。
迄今为止，柄泽十三夫的遗骨依然还埋在俘虏收容所的墓地里。
据说，川岛清从苏联返回日本后，经常写信给失去一家顶梁柱的柄泽家。
柄泽十三夫生前非常担心子女的教育问题，川岛清写信去他家，是要为他儿子和女儿上学提供帮助。
川岛清本人已是千叶县八街市八街少年院的医生。
据说，川岛有时会跟筱冢良雄见见面，但他几乎绝口不提731部队的往事。
我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反谍报部门的“石井四郎”档案里看到一份报道，是介绍石井四郎的后来情况的。
该报道是由共同通讯社分发，已翻译成英文，日期为1950年2月。
“石井四郎的妻子说，现在的石井四郎对禅着迷，宛如禅僧般地生活。
”
其实，石井四郎每天要去若松町自家附近的月桂寺听禅，向僧侣请教修禅。
这段时期，市谷台的“东京审判”已拉下帷幕，那里离月桂寺近在咫尺；在巢鸭监狱服刑的、被判为无期徒刑的日本战犯也因麦克阿瑟的特赦令被释放了。
1955年12月28日，即石井四郎死亡前4年，他前往奔丧，为其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恩师清野教授通宵守灵。
在那里，他又吹嘘起他那老生常谈的东西。
渡边家有一张石井四郎参与其中的集体照，是1955年在若松町石井家二楼大厅里拍摄的，约有50名731部队成员围着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戴着眼镜，身穿西装，一头白发苍苍。
从他脸上，全然不见曾是部队队长的威严以及勃勃野心，流露出温良和蔼的表情，以致让人怀疑他是曾经的石井四郎！
石井春海在《日本时报》上介绍说：
“父亲临死前，恳请时任上智大学校长的赫尔曼·霍伊费尔斯神父给他洗礼，因为父亲战前就与赫尔曼·霍伊费尔斯神父个人关系很亲密。
”
已故赫尔曼·霍伊费尔斯神父也是圣伊格纳斯教堂的主祭司，所以我打电话给该教会以核实石井四郎是否接受过洗礼。
接电话的是一位女性，她帮我查阅了20世纪50年代所有的台账。
她告诉我说：
“我没有找到石井四郎接受过洗礼的记录，就是说20世纪50年代的台账里没有石井四郎的名字。
不知道石井四郎是以什么形式接受洗礼的，也不是说没有记录就说明他没有接受过洗礼。
”
或许是石井四郎也想忏悔赎罪，要是他希望向赫尔曼·霍伊费尔斯神父坦白，说出一切情况，认罪忏悔以求得心灵上的安宁，那就是说他也在忍受良心谴责的煎熬。
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因患喉头癌而死在当时的国立东京第一医院，时年69岁。
石井四郎这么一个曾夸夸其谈、故弄玄虚地忽悠参谋本部的人，却因接受手术而失声，迎来死期，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据说，丧葬仪式在月桂寺举行，北野政次担任葬礼委员会委员长。
“加茂”的一位邻居石井守告诉我说：
“自东京的丧葬仪式之后，加茂也紧接着举办了丧葬仪式。
我父亲还去帮忙了呢，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丧葬仪式设在当时还存在的石井宅院里，非常盛大隆重，是这一带很少看到的。
”
1973年，石井四郎安葬在他妻子清子和长子诚一在月桂寺建立的新坟墓里，法名为忠诚院殿博学大居士。
他的坟墓与周边别无二致，就是上面印有抱槲家徽。
2.罪行累累的731部队，是违背伦理存在
731部队是日本侵华期间公然违背国际公法，以实施细菌战为目的，在中国建立的一支集生物战研究生产实践于一身的特种部队。
明治维新后走上军国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带有浓厚封建残余和落后性，竟然罔视国际公约关于“绝对禁止细菌物质作为军事手段使用”的规定，将罪恶的视角投向了加工条件简便、生产成本低廉且伤杀力巨大的细菌武器的研制。
日本侵占东北后，即决定由细菌战的鼎力鼓吹者、时任军医大尉的石井四郎主持，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实验所，在日本本土成立了所谓“防疫研究室”，开始了细菌武器的研制。
同时，日本在中国的北京、南京、广州和新加坡等地也先后设立了大型细菌战基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体系。
731部队始建于1932年，最初在哈尔滨市宣化街，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亦称石井部队。
1936年，根据日本天皇的密令，在哈尔滨和长春分别组建秘密细菌部队，石井部队受命迁驻于哈尔滨市南郊二十公里的平房。
1941年8月改称“满洲第731部队”。
该部所在的平房地区，占地30多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工厂。
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
下辖8个部队、4个支队，同时配备由关东军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
拥有细菌专家、科技人员3000余名。
配有培植生产细菌及微生物的设备。
设有关押试验对象的监狱、细菌炸弹工厂和野外试验场、专用航空队与机场、特种靶场等。
731部队疯狂地研制细菌武器，大量培育与繁殖感染力强、传染迅速、死亡率高的鼠疫、霍乱、伤寒、炭疽、赤痢等病菌及散布细菌的寄生虫，并惨无人道地用活人进行名目繁多的细菌试验。
常见的有：
细菌注射、染菌饮食、毒气释放、冻伤治疗、真空环境、细菌弹及火焰喷射器杀伤力等。
凡接受上述种种残酷实验的人，一经治疗痊愈，就不免再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折磨死为止。
最为残忍的是活体解剖试验。
据原第731部队一个队员揭露说：
一天，一个中国少年被送到解剖室。
几个日本军医一齐扑过去，扒光他的衣服，把人按倒在手术台上，用扣带将四肢紧紧扣住。
然后强行消毒，注射麻醉剂。
待这个小孩失去知觉后，日本军医就将他的腹部划开，按肠、胰腺、肝、肾、胃的顺序取出各种内脏。
接着，又将小孩的脑袋锯开，取出大脑。
然后，将这些东西分别投入装有福尔马林溶液的大容器中。
最后手术台上，只剩下少年的四肢和一具空壳身躯。
731部队将实验用的活人统称为“原木”，意即可裁割的整体材料。
“原木”均由日本宪兵队“特殊运输”，每年约五六百人，包括中国抗日志士、无辜百姓及苏联人、朝鲜人。
据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供认，仅在他们“驻平房5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
日军在侵华战争陷入相持状态后，于1940年下半年起开始在中国大量使用细菌武器，先后在宁波、常德、川浙赣、晋冀鲁豫和晋绥边区等地，播散细菌或投放带菌的昆虫和杂物、毒化水源、丢撒染菌食品，制造病疫，致使数十万中国民众丧生。
1945年日本战败后，731部队为了掩盖其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将细菌战的主要设备和资料偷运回国，杀戮了最后一批用作实验的人员，自行炸毁了全部建筑设施，销毁了几乎所有实验用品和资料，最后将染有鼠疫菌的老鼠放出，使得平房地区大批居民死于鼠疫。
3.万言难说731的罪行，日本人的罪行
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
731部队的前身，是鬼子石井四朗于1932年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市郊的背阴河设立的东乡部队，该部队最早的开始进行了在日本国内无法进行的人体实验。
从193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有1500万中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缅甸人的平民，太平洋岛上居民和联军俘虏被残忍杀害。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的人员把监押在秘密监狱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称作"木头"这个名词意味着可以任意宰割。
一般来说，两天试验三个人。
专门从事鼠疫研究的"高桥班"军医，经常把在押的人员提出来。
关在一间透明的隔离室里，往被试验人员身上注射鼠菌液，并通过观察孔观察"木头"的病变情形。
数小时以后这些被试验的人员淋巴腺红肿，面部和胸部变成紫黑色，皮肤呈现暗淡粉红色，......被实验者死后，便通过地下道投入炼人炉里。
"吉村班"是专门研究冻伤的。
他们把被试验的人押到严寒的露天广场，迫使在押人把手、脚插进冷水桶里，然后抽出手、脚进行冷冻，一定时间后，试验人员用棒子敲打被试验。
人的手、脚，如果有知觉，还得继续冷冻。
这是第一步，要求研究在什么气温下、多长时间可以造成冻伤。
待手、脚麻木后，便押进暖房里，开始进行第二步的五花八门的试验了：
有时迫使被试验的人分别把手脚立即插进不同温度的水里，主要研究造成冻伤后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变化。
第二步主要研究对冻伤的预防和治疗。
有时在冻伤处涂治冻伤药膏，有时在冻伤处涂上带菌的药膏，有时不予治疗。
这样造成冻伤后的变化就不同了，轻者造成残疾，重者久治不愈免不了死亡。
据细菌战犯仓原证实，他亲眼看到在一间小牢房里，有三个人没有手指头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了。
细菌战犯吉村告诉他，这时作过冻伤试验的成果。
第731部队的冻伤实验室里，备有几具用玻璃制成的特种冰箱，这种冰箱的温度可以调节到零下几十度。
在用双手进行室外冻伤实验后，法西斯分子北野政次等人又强迫他们把四肢轮流放进这种冰箱去受冻伤，然后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用锯子把四肢锯去。
等四肢全被锯去后，就把他们枪毙了。
第731部队把用活人进行的冻伤实验，都摄成照片和影片。
原第731部队训练部长西俊英曾向伯力军事法庭供述影片的内容，他说石井部队拍的影片里面，有许多人在冰天雪地里，把赤裸的手臂展开，听任寒风吹袭，实验者用木棍敲打，以确定是否已经冻僵。
一九四0年七月，七三一部队组织了第一批远征队到宁波。
他们备有七十公斤伤寒菌和五十公斤霍乱菌，此外还备有五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把这些菌分别装进投撒器里，投入蓄水池和居民区，使上海以南的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和其它传染病。
据日本细菌战犯柄择供认，是他奉命将这些细菌装在特别装置物内，由远征队带走的。
七三一部队远征队的这次行动，给宁波地区带来鼠疫隐患。
仅衡州县为例，从一九四一年四月和以后的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全县曾发生三次鼠疫、受鼠疫传染而死亡的有二百零一人。
这次秘密作战行动持续了将近四个月。
同年10月22日，在石井四郎亲自指挥下，又一次在宁波上空投下掺有鼠疫菌的麦子、棉花等物，约一个星期后，引起鼠疫病流行，当地居民死亡惨重。
据当时参加治疗工作的丁立成医师揭露说：
"1940年以前，宁波不曾有过鼠疫患者。
日机在本市开明街永跃电力公司附近撒下麦子以后，该地区发生了鼠疫，共99人染患，其中仅两人被治愈。
"当年曾在宁波防疫委员会工作的钟辉说：
"那些在隔离室里的鼠疫患者对我说，当日飞机来时，看见有许多麦子和粟子一齐落下来，还有许多跳蚤似的小东西。
后来，我到疫区去工作，证实了这一点。
当时我穿着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统靴，下半身爬上了很多红红的平时少有的跳蚤，我发现凡是落麦子最多的庭院，就死人最多，象宝昌祥内衣店死了14人，元太绍酒店死了六人，这两家所落麦子最多。
"
为了在活人身上进行真空环境实验，第731部队内设有一个测量在高空中人体抵抗力限度的气压实验室，以确定人体各器官在高气压中忍耐的限度。
这些实验和希特勒匪徒拉希尔所做的实验完全相同。
纽伦堡国际法庭曾称这种实验是希特勒匪徒们进行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一种实验。
因为活人在密封的气压室内，不长时间，眼球就鼓了出来，人也随之憋死，其痛苦是不堪想象的。
原第731部队一名成员揭露说：
"有一次，我看见有一个实验室里，关着一个青年。
他赤身裸体地站在里面，抽气机开动后，室内逐渐变成了真空，缺氧使他难以忍受，他用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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