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形象的特点和变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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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的特点和变化

丁玲女性题材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特点和变化[提要]：

女性题材小说在丁玲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丁玲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女性形象。

本文对丁玲女性题材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特点和变化作论述。

一方面综合评述丁玲创作的女性形象特点；另一方面，根据丁玲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从审美对象、性格基调、女性身份、隐忍精神等四个方面对其女性形象变化作出论述。

[关健词]：

丁玲女性形象特点变化[正文]：

“丁玲是个擅长写女性的因写女性而赢得了声誉的女作家”,从其创作来看，女性题材占据重要的位置，她塑造了许多充满青春活力、敢于向传统挑战、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又带着某种感伤色彩的女性形象。

在她布置的舞台上，女性是不容替代的主角，始终处于叙述的中心位置。

她笔下的女性典型丰富多样，有知识女性的爱情生活与事业彷徨,有乡下妇女朦胧的个性觉醒与抗争，有忍辱负重为抗日献身的革命女性，有解放新天地的劳动女性等。

她的女性题材小说的创作为世界文学奉献了一系列女性的典型形象。

回顾丁玲的创作历程，她的女性题材小说的创作有几次明显的分期：

第一阶段，丁玲初涉文坛——《梦珂》（作于1927）、《莎菲女士的日记》（1927）、《阿毛姑娘》等，这些收录在短篇小说集《黑暗中》的作品，是丁玲早年的代表作，其中大多有一个具有较高的现代教养与反封建意识、在自我意识中觉醒、有敏锐感受性的“新女性”。

第二阶段，中篇《1930年春上海》（作于1930）开始，丁玲创作主题逐步转换，丁玲由笔下的主人公——小知识分子女性表达开始走向大众的愿望，这在《田家冲》（1931年）里初露端倪，《水》（社会型题材）标志着她创作的风格转变。

第三阶段，丁玲来到延安，《我在霞村的日子》（1941）、《在医院中》（1941）将女性观察的视角伸向革命阵营内部，塑造了与时代相关联，积极献身革命的女性形象。

第四阶段，丁玲开始“文艺服从政治”的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小说中的女性（黑妮）显露着她早期女性思想的痕迹，1979年新的女性形象《杜晚香》横空出世，续接了她中断的女性题材的创作。

通过在这些作品的文本阅读，以及对丁玲创作思想、创作经历的综合参照，将会发现，丁玲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有三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一是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不满足于自身的环境，有着高于环境的理想和追求，她们不仅提出超越现实的要求，并且为之执着追求，这正如对丁玲的性格的评价——“飞蛾扑火、到死为止。

”如作品中莎菲是一个“同旧社会决裂”的女性，她不断地“想寻找光明”，“她的不满是对着这个社会的”。

阿毛从乡下来到城里后，看到命运对她的不平，生出对所处现实的不满等。

二是主人公有着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

“世界上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自己”，她们有这样的明确的自尊、自强最终到自立的女性解放的目标。

如梦珂的追求，阿毛的奋斗、陆萍的抗争等都已具有女性意识觉醒的意义。

三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有悲剧色彩，性格中有感伤、苦闷的情绪。

她们始终不断地追求奋争，悲剧的命运挣扎。

如贞贞的遭遇不幸命运，忍受着个人的屈辱献身革命，却得不到群众的同情与尊重；梦珂为取得社会地位的确立付出了精神自由的代价，只能痛苦地生活在她所反感的充满“纯肉感的社会”环境中。

这些始终未战胜环境、战胜社会的人物身上蕴含着壮烈的悲剧美感。

丁玲用自己的整个身心来体现和塑造人物。

她的人生经历坎坷，在漫长岁月中随着时代浮沉。

因而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存有以上的共性特征。

但究其人物塑造的脉络，从发展通过研究考察，从审美对象、人物基调、女性身份、隐忍精神等四个方面具有0清晰的变化轨迹可循。

一、审美对象的变化：

女性个体——女性群体——全社会丁玲的写作中存有求证女性身份的动因，其审美取向的女性主体，出现由初期的女性个体辐射女性群体至全社会（即由“我”到“我们”到“大家”）的变化。

1927的丁玲，对笔下的梦珂、莎菲描述带着自我表达的愿望及动因。

此时的丁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表现的在畸形文化背景中的个人悲剧，具有较为单纯的个人意义。

莎菲们生活在自己的小理想天地中，在个人情感的天地里挣扎；她们固守自我一己的体验，或个人理想的苦闷，或恋爱的失败、或未名的感伤。

她们在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思想支配下作出叛逆的行动。

这时的主人公们的追求、主人公们的抗争，都只是自我意识上的突破。

此时的女性形象的审美意义在于她们代表的是一个个具有不同个性、有着不同于群体的独特追求的现代女性，这些作为“我”的女性个体构成丁玲小说中早期的女性意识的审美主体。

但在丁玲随后的创作中表明，这种审美取向不是她这类接受了西方个性解放和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所能满足的，她还需要关注更多的底层民众中的女性，特别是精神上、肉体上、物质上都受压迫的下层女性的生存困境。

1929年的《阿毛姑娘》的创作连接了丁玲文本中的女性个体和女性群体的审美转向。

阿毛这一乡下姑娘的生存背景、生活经历，她的痛苦、她的追求，以及她身边接触到的生活的社会低层普通的人等，这些都表明她是生活在底层的劳动妇女的群体代表，她所承载的女性意识的追求意义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的女性群体的共同愿望。

她不再是单个的女性，而是作为丁玲小说的审美主体“我”与“我们”的联接。

这种纽带的作用也在《韦护》中得到了体现，丽嘉们不无愤愤地意识到：

“他只将我们认为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他永远不能知道我们究竞是怎么一个人”。

要“凭自己的力找条出路”。

女主人公从追求个人幸福在思考“我们”的身份，这里的“我们”已暗示审美主体已从“我”的个人身份转向女性群体的身份意识。

这表示审美对象的意识指向群体化逐渐醒悟过来，其审美意义在于其审美对象是作为女性形象的群体像。

丁玲由于自己由女性融入社会的适时、调整，促使她创作审美主体还将变化，她要将女性审美视角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即选择突破性别限制的“人”。

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角色，不只注重个人的欢喜悲哀，他（她）既关注国家民族命运，追求政治民主，留心社会良性发展；又尊重人性，倡导人格平等。

丁玲塑造女性形象的审美主体转化就正是从这种社会意义的“人”中挖掘审美对象。

在小说《田家冲》中，丁玲塑造了献身革命的青年三小姐的形象，她献身革命的崇贵品质不再只是个人或群体的狭隘追求，是具有“社会人”的色彩。

三小姐形象的出现表明丁玲的写作审美主体已突破性别意识，她拥有一份开放的心态，以致各色人物、各种题材都被纳入审美想象的范围中。

此后，丁玲的创作已专注于孜孜探求社会“人”身份。

丁玲文本的审美主体由女性个体、女性群体及全社会出发的多股开放的女性审美想象张力就此形成。

丁玲作为女性文化的抒写者，她将现代女性由个体到群体继而朝向广阔的社会，自觉纳入她审美想象范畴。

丁玲及其创作从现代女性形象审美界面的扩展变化，提供给人类文学史鲜明而独特的一章：

历史地、美学地表现了中国民众（更包括女性）丰富而真实的生存体验历史。

二、性格基调的变化：

虚无、迷茫——坚定、光明“分析丁玲小说中的女性的性格，感伤的情绪几乎贯穿整个创作中。

但随着作家的不同创作阶段，表现人物形象的性格基调有一条从虚无、迷茫走向光明、坚定的变化轨迹。

虚无思想，在一九五七年对丁玲的批判中曾成为重要“罪状”。

在今天看来她早期作品的虚无、迷茫基调是具有意义的——它们符合特定环境下的人物性格走向。

丁玲早期小说塑造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性格定格于一种特殊的基调中，正如此时结集小说的命名——《在黑暗中》，有一种找不到方向的迷茫感，具有由感伤、苦闷发展到极端之后产生出的虚无色彩。

作品中的一系列人物，她们或是心灵上投射着寄人篱下的阴影，或是忍受着生活与疾病的双重折磨；她们或是寄居公寓，寻求知识与工作同样不可得；或是具有一定现代思想的青年主妇，在爱情上，希望的火光闪动之后又被巨大的迷茫所充塞，或是生活在下层都市社会，在高度集中了的贫富悬殊面前怎么也抚平不了思想上的伤痕。

她们不仅经受着来自经济的、思想的、道德的、情感的各个方面的折磨，而且还是承受来自男性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压力与挑战。

然而，她们有着对自我意识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和对新生活的向往。

当黑暗的强大和现实的冷酷破碎了她们的理想和追求时，她们陷在这无边的黑暗中，产生了思索，并由思索产生了感伤和苦闷，进而由感伤苦闷走向了虚无。

如莎菲“看清自己在人间的种种不愿舍弃的热望以及每次追求而得来的懊丧”，她只得孤独地南下去“浪费我生命的余剩”。

阿毛姑娘则始终在探求幸福，但当那个有钱的邻居姑娘最后“她再也不去嫉妒那死了的人了，她也没有觉得死有什么可怜，她只感到这生太无味”。

我们不难看出在虚无、迷茫基调下，人物性格在那种特殊情况下的反叛和追求精神焕发出光彩。

它一方面表现主人公生存的社会背景的黑暗，让我们对人物生存的这个社会的永世长存产生深刻的怀疑；另一方面表达出受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影响的女性意识在那样的年代对社会的叩问：

女性应走向何方？

光明的色彩，出现在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创作中。

延安给了丁玲火热的革命斗争实际、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给了她对生活满怀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积极创作心态。

丁玲看到了女性意识走向光明的前景，（例《三八节》这时作品中的主人公性格已没有象《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充满着因为无法明确人生目的与方向的郁闷烦恼。

在丁玲具有代表性的创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中，女性性格在坚定与光明的基调中得到表现。

《我在霞村的时候》结尾是贞贞离开了霞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我”也衷心地祝愿她。

丁玲相信贞贞在一个陌生的解放区（延安）会得到没有歧视的新生活。

冯雪峰曾论述贞贞的形象说：

“贞贞自然还只在远大发展的开始中，但她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她的新的巨大的成长也是可以确定的，作者以她的把握力使我们这样相信贞贞和革命。

”再考察另一个有着光明未来的形象——陆萍，在与失去双腿的革命老战士谈话以后，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最大弱点就是不能很好地依靠广大的群众。

于是，她在将个人融入集体（群众）之后政治上逐渐成长起来，“要求再去学习”。

“她离开医院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化冰，然而风刮在脸上已不刺人。

她真真的用了迎接春天的心情来离开这里的。

”透过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性格基调的变化，我们感受她的女性意识求证过程中所发出的思索到她对女性思想实践发展光明前景充满信心的思想历程。

三、女性身份：

小知识分子——红色战士——劳苦大众“她是那辈人里最有艺术才华的作家之

一。

特别是她写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卑贱与高贵集于一身。

”王蒙的评价指出了丁玲小说中的女性身份所具有的丰富类型。

丁玲亲身走过了一条从小布尔乔亚到红色战士的革命道路，她关注的群体随着身边的环境及所接触的人群不断改变，由小知识分子到红色战士到广大劳苦大众，反映在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随之更迭，从莎菲到贞贞到杜晚香，所描写塑造的人物类型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变化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得心应手的生活内容和表现方式，丁玲在她所熟悉的生活范围的女性身上，发现生活的源泉，并通过对她们形象的塑造表达着她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

丁玲在她的前期作品中,主要描写以莎菲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一些具有较高的现代教养与反封建意识、在自我意识中觉醒、有敏锐感受性的“新女性”。

这一系列形象不仅是大革命前后城市小知识分子生活和心理的客观反映，而且是丁玲本人个性的表现，是她自我本质的对象化。

丁玲在对于人物的这类选择上非常强烈地渗透了她本人的主观情绪，甚至也渗透她本人个性气质等因素，创作主体的因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个体——知识分子女性的参与。

丁玲在30年代参加中国作家联盟，广泛的社会活动，与工农大众的接触，开阔了丁玲的眼界，她的总体创作倾向是：

为国家、为民族、也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

她不再只关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表达这群具有女性意识群体的人的苦闷和追求，她的渴望产生了新的飞跃，丁玲开始调整、寻找女性形象类型，那些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来到她的笔下，承担了表现人生和表现社会的双重任务。

她从三十年代的众多的工人、农民和革命战士形象中挑选女主人公，描写她们的苦难和斗争，表现他们在斗争中的团结和成长。

这些人物的故事也不再只是发生在学校、家庭、书斋，表现个人之间感情上的纠纷和矛盾，而是推向更广阔的人群和她们生活的场景。

小说《田家冲》中三小姐的不无诗意的革命行动，无疑是代表小知识分子的身份向革命的“红色战士”的代表变化。

贞贞、陆萍、陈大妈出现在她的笔下。

《我在霞村的时候》，作品塑造了贞贞这位不幸的农村姑娘，她是一个在遭受日寇的凌辱后又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而做着地下形态的抗日工作的乡村青年女子形象，这是在抗战的年代中，更是兼有红色战士和劳苦大众的女性身份的双重身份。

《在医院中》陆萍形象是丁玲笔下第一位以共产党员身份出现的女主人公，她代表着是革命者。

《新信念》中的陈大妈是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她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位将对人生的苦痛化着了对侵略者不能遏止仇恨的爱国女性。

而当丁玲塑造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黑妮形象时，丁玲用细腻的手法让人们看到了一名质朴可爱的农村少女，她有着典型农村姑娘的可爱的外表，同时她也有着少女的情愫，对爱情有着朦胧的憧憬。

当然她也有着特定历史时期农村少女的苦闷及追求，她已经是丁玲从莎菲型的小知识分子独特典型人物转化为劳动大众的典型女性形象。

四、女性意识指导下两个层次的隐忍精神：

被动——主动丁玲写出了女性意识指导下人物行动的特点——追求的执着、坚毅。

女性形象的性格具有隐忍精神。

从《梦珂》到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中梦珂、节大姐、陆萍、贞贞、陈大妈、黑妮等许多人物的隐忍精神经历了两个层次的变化发展。

第一个层次是她们为了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她们所不愿做的事情，即被动的忍耐。

第二个层次是她们为了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心甘情愿地做出她们所愿意做出的牺牲，是主动的奉献。

第一层次——将高度的坚韧和忍耐能力与自我牺牲精神结合起来，在环境的逼迫下做她们所不愿做的事，这在丁玲前期所塑造的沙菲系列女性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梦珂“不愿再见那虚伪的人儿”，离开了姑母的住所，在拥挤的马路上奔跑，她要向何处去呢？

她去了圆月剧社。

在圆月剧社，她得到的只有害怕，只有侮辱。

导演和经理竟当着她的面议论她的面孔，“这把她骇痴了。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应该，当着她的面评论她的容貌，象商议生意一样，但她不曾喊出声来，或任性的申斥几句，只忍着气愤，羞惭竟把她弄得麻木了，她不知道应如何说话和动作了”。

然而在这种心境下，梦珂还是和经理签了合同，当上了演员。

“她不明白为什么她这样地去委屈自己，等于卖身卖灵魂似的”只是在走出圆月剧社之后，才极其伤心地既放声又怕人听见地痛哭起来。

最后，她忍着极大的痛苦在圆月剧社呆了下去。

梦珂为什么要在这与自己生活旨趣不同的“纯肉感”的社会里生活？

梦珂的这一决定是在她离开学校又发现她所寄居的姑母家的丑恶与肮脏之后作出的。

梦珂行动的动机便是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要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不屈从任何人的摆布。

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向社会显示她一个强者的面目，她宁愿去做她所不愿做的事。

“她的隐忍力更加强烈、更加伟大，能使她忍受非常无礼的侮辱。

”第二层次里，她们把自己做出的牺牲看成一种精神上的幸福。

她们不是在压抑自我，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去追求理想。

她们带着满腔的热情去做她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在自我牺牲中获得幸福感。

《新的信念》中的陈大妈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牺牲精神的人，她为之牺牲的是祖国和民族，不是那种属于个人天地的“爱情”。

她把自己的屈辱已忘到了九霄云外，那种对侵略者的仇恨已经战胜了道德上的“羞辱感”，因而她把自己的全部热情投注到抗日的热潮中。

她不知疲倦到处演说，用自己的所见所闻，用自己的切身感受来控诉敌人的罪恶，激发抗日军民的对敌仇恨。

看到这种牺牲精神，我们自然想起了从陕北高原奔向北大荒，默默为人们干了一辈子琐碎的但又是不可缺少的事情的杜晚香；想起了从封建家庭奔向社会，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教育事业的余曼贞；想起了为爱情而看不见流言和辞退的威胁、最后终于无处投靠的节大姐„„以上所说的人物，在她们的女性意识体现在行动是心甘情愿作出牺牲，去做她们所愿意做的事情。

丁玲在她的女性形象中表现了人物的隐忍力，从中折射出丁玲的女性崇高形象：

她们为实现自我追求、实现崇高理想从默默接受命运降临的苦难到经历自我抗争，向为自己的目标百折不挠、虽九死而不悔的自我牺牲转变。

她们形象的人格力量更有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