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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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启示
非典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启示
2003年9月
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袭击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首当其冲，在经济发展、人际交往、社会公平、社会参与、政府政治、健康、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党中内、国务院果断决策，在一手抓抗击“非典”的同时，一手抓经济建设，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形势依然保持良好态势。
但非典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启示则迫切需要我们对其进行理性的思考。
一.非典与经济
目前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形势依然良好，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053亿元，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8.2%。
上半年，经济增长不仅速度高，而且质量和效益比较好。
一是工业经济效益大幅度增长。
二是财政收入大幅度增收。
三是国家外汇储备稳步增加。
但非典对经济滞后影响在下半年会进一步显现，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走低，主要表现在：
1、对就业影响大于对GDP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处于就业高峰期，今年城镇要新增1000万个劳动力，目前有600万下岗职工，800万登记失业人员，而今年计划新就业1000万人，其中净增就业岗位800万个，就业缺口达1400万个。
特别是今年高校毕业生达212万人，是高校扩招以来首次毕业的一年，比上年净增67万人。
截止6月末，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为60%，就业压力依然很大。
这次非典主要打击的是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度最高的服务类行业。
如餐饮就业人员有1700万，住宿业就业人员有1200万人，旅游业直接就业人员为600万人、间接就业人员达3000万人，还有零售业、娱乐业及其他服务业等，与工业相比，其在就业中所占比重明显大于占GDP的比重。
非典期间，还有1000万农民工返乡，存在着大量人员失业或隐性失业现象。
2.对居民收入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就业减少直接导致居民收入的减少，特别是减少了农民的收入。
去年农民增收的四成来自进城务工收入，今年非典将直接减少农民打工收入约二三百亿元，农民减收已成定局。
城镇低收入群体也受到严重影响，其他各阶层居民收入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从居民储蓄存款可以看出，一季度储蓄存款增加7642亿元。
二季度储蓄存款增加3047亿元，明显少于一季度。
在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存款的减少，表明其收入减少的幅度更大。
3．对出口的滞后影响。
出口滞后期一般在3个月以上。
一是商务人员往来基本中断，非典期间先后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实行人员往来限制，将严重影响影响纺织品、玩具、农产品等需要看样定货的商品出口。
二是出口订单急剧减少，直接损害下半年出口。
今年春交会出口成交44.2亿美元，比去年春交会下降74%。
4月份以来，玩具出口订单下降五成，纺织品服装出口订单下降三成。
全国纺织企业开机率普遍下降，广东等地开机率只有30%，江苏部分地区已全面停机。
由于客户流失，还会影响中长期出口。
三是国外借非典之机对我设置新的贸易壁垒，我外部环境趋紧。
特别是美、日等国，对我食品、农产品、服装、玩具、中药材等商品加强了检疫检验和限制措施。
4.对工业的滞后影响。
主要是两方面：
一是对出口的影响直接波及到工业，因为出口产品中主要是工业品。
二是国内消费受影响后，将影响工业生产。
工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去年工业GDP占全部GDP的45%，在GDP增长中，工业增长所占比重更高。
今年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17．2%，4月份增长14．9%，5月份增长13．7%，6月份增幅回升至16．2%，仍低于一季度。
工业生产受到影响的订单、订货，周期短则2至3个月，长则半年以上。
分行业看，非典对直接面向消费市场的轻工、纺织行业影响要大一些；对机械等影响主要是在货运和人员往来上，影响相对小一些。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000家重点工业企业的专项调查，其中有46．l%和45．4%的企业分别反映当前订货、盈利减少，有47．8%的企业认为影响企业销售，这对后几个月的滞后影响会越来越大。
此外，在其它方面存在的滞后影响。
如：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进一步失衡：
本来这几年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在不断上升，消费率则不断下降，此次非典主要打击的又是消费，使原来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更加不协调；一些投资领域出现重复建设苗头，并潜藏着一定的金融风险。
主要是房地产、汽车、钢材等行业出现投资过猛的势头，一些行业出现过热现象。
二.非典与政府改革
1、政府行为公开化，透明度提高
为了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党中央和国务院当机立断，调整有关方面和地方的政府主要负责人。
政府行为增强公开性，提高透明度，说真话、讲实情，及时公告疫情信息，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如实、及时地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表明中国政府不仅是对国民负责任的政府，也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政府。
抗击"非典"推动着行政法治化的前进步伐，推动着政府民主化的加快发展。
这个鼓舞人心的巨大进步，其意义远远超过抗击"非典"这一场斗争。
2、政府财政投资向公共事业倾斜
截止5月6日，国家和地方财政为非典防治投入的资金将近80亿元。
而年初并没有抗非典的预算，非典开始后财政部门着手调整支出结构，压缩会议、差旅、出国等经费，增加对非典防治工作的投入；与此同时地方财政也及时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防治非典资金的投入力度，同时还建立了资金调度机制。
深层次上，非典是调整政府财政投资的契机。
一部分钱投向公共事业，财政紧张了，势必会暂缓或减少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生产性的投入，调整财政功能，进一步把中央财政调到应该担负责任的公共事务中；而地方政府也会少一些"政绩工程"。
3、政府理性的崛起
我们在抗击非典中更大的收获是：
整个政府思维模式和治理方式的改变。
这些改变，昭示着政府理性的崛起。
（1）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其责任不能虚置。
问责必须到人，而不能仅以一些虚化的理由来搪塞；
（2）一个人民的政府，各级官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实事求是，而不是对上级的面子和喜好负责。
那些脑子里惟独缺乏群众意识的官员，理应深思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叫“人民共和国”的内涵；
（3）在一个开放的、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政府不能再像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遇到问题，总是先"内部消化"，再告之公众（甚或就不告诉公众）。
这种“公共问题内部化”的思维，只能将政府与公众隔离开来；而事实上，面对永远的变化，未知的复杂，一方面政府的理性永远是有限的，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另一方面没有人会因为突如其来的灾害责怪政府，但他们有权利要求实时的、真实的、透明的反映；
（4）因为“有限的理性”，我们不能让任何人“垄断”话语权利，垄断“真理”。
意见的平台必须开放；
（5）在一个全球化影响越来越深的世界，国际参与与合作是无法拒绝的。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言，“在全球化时代，合作是战胜新疾患的惟一办法。
”
而在更深广的层面上，“非典”中政府行为的调整，标志着一个“公共管理”时代的来临，昭示了“治理时代”的先声。
从我国政府防治非典的措施来看，“治理”已经隐约可见。
从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领导人的讲话来看，“公共利益最大化”、还有最近经济提到的“群众利益无小事”是他们明确而坚定的要求，人民健康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对于中国内部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积极寻求了国际合作，可以说，政府不再将自己看成惟一的权力来源。
医疗机构、专家组、世界卫生组织都参与了治理活动，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在一些社区，自愿性的公民团体主动分担了原来一直是政府独自承担的责任。
有些地方的医学专家因为不同意官方机构的判断，坚持己见，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这说明，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已经出现了自上而下的“统治”之外的其他管理方法和技术。
透过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公共管理安排，国家的权力在向社会回归，“执政为民”的另一面就是“还政于民”。
5、非典危机加速社会进程，推动高官问责制
突如其来的非典击中了数千名患者，同时也击倒了一大批政府官员。
4月20日，国家已经把非典纳入到了传染病防治法，这意味着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各级领导都要承担更多的义务。
如果承担不好，就要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要受到相应的处理。
从4月20日5月15日，全国十几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上百名政府官员纷纷受到党内和行政处分。
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去党政职务。
在一次突发事件中受到惩处的官员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这种做法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
经过这次非典，我们可以看到非典危机对政府行政管理的方式，对整个行政管理的职能带来深刻变化。
经过这次非典，行政体制上的很多弊端，这次暴露更加充分，因而对行政体制的改革会加快速度。
实际上“问责制”过去就有，问责就是责任追究制度，把应该承担的责任追究到位。
只是现在大规模动用了，一些官员不得不改变原来的那种迟缓和懈怠的工作作风，这也意味着将来的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把“问责制”细化、程序化，其可操作性会越来越强，对官员的要求应该越来越严。
更为重要的是：
在非典过后的今天能够把这种改变变成一种常态，进而形成一种制度。
6、政府发展机遇
非典疫情的国际性，促使中国的内政行为充分与国际接轨，以医疗卫生系统为主的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事实上接受了一次国际大检阅，这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来说，潜在收获是巨大的。
非典使一季度开局良好的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慢，但相对此种短期损失，新政府广泛建立起的应急系统，以及即将纳入法制化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所将带来的深层变革效应，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此次疫情也是对迈向公民社会的中国民众心态的一次检阅，政府和民众因此增强了磨合。
在中国此次非典危机中，尽管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在最初阶段并不协调，但随着政府工作的改进，人们的心态也日益趋于理解与配合。
三.非典与健康及医疗卫生事业
1、非典对健康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非典作为一种新的致命性传染病的出现，对健康及医疗卫生行业而言，首先意味着一种严峻的挑战，因为非典具有医院聚集性的特点，使医生、护士等卫生从业人员一下子成为随时有生命危险的职业。
广东省在疫情发生初期，由于对其传染性认识不足，医务人员感染发病率极高，有的医院呼吸科几乎全部医务人员感染发病，有的不幸殉职。
由此可见，医生护士职业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由此，便会引发这样一个现实课题：
将来，还会有多少人愿意从事这样一个高风险职业呢？
特别是那些容易受感染的岗位呢？
这或许就是非典对医药卫生行业所可能带来的最致命的感染。
许多人不讲卫生的习惯也可以趁此机会改变。
改变这种不讲卫生的习惯，可以提高一个民族的整体形象。
非典时期现象：
健康节目收视率飙升。
中央电视台的不少知名栏目快速把目标转向了防治"非典"的宣传，推出特别节目。
2、健康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机遇
非典危机促使医疗保障事业、健康政策和设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健康观念也深入人心。
非典促使国人用新的发展观思考问题，为健康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非典使全民卫生观念陡然增强，将带动许多产业的大发展。
卫生清洁消毒设备近年来已走入家庭，但在各行各业中并没有突出的位置，非典后这种格局可能改变。
每一次疫病的蔓延，必然带来医学研究和医药生产的大发展。
非典期间各类抗毒、增强免疫力的西药中药热卖，而开发亟待突破的非典疫苗更是一个让人眼热的商业良机。
另外，科技与医疗和保健结合的产业化倾向也将出现。
非典使人们被动地相信预防胜于治疗的道理，人们今后不得不尝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现代科学以及传统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健康，这类需求将滋生出新型的医疗和保健产业。
即使是极普通的口罩和体温计的需求，也会带动出相关的高科技产业。
非典的暴发也让我们看到，公共卫生体系特别是农村的公共卫生体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薄弱领域。
非典危机逼迫政府调整支出机制，在财政上对公共事业尤其是医疗卫生保障事业投入力度增大。
这也客观上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推动其的发展。
此外，非典提高了人们对健康和锻炼的重视程度。
健身场所的建设，体育用品的产销，因此都会面临新的良机。
四.非典与文化
1、非典对社会文化及观念的影响
在中国，带病上班会受到表扬，但医护人员明明得了非典，需要立即隔离，可却带病上班值勤，那不是增加了传播的机会吗？
献身精神是需要的，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就一般社会生活来说，若一个人不幸得了传染病，就不要再提倡献身精神，而要提倡对自己、对同事、对公共场所和对社会安全负责的精神：
对自己的健康负责，跟对他人和对社会的安全负责，是统一的。
在美国，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餐馆，大都是同桌分餐、个人吃个人的。
从中国文化角度看，这也许太没有人情。
然而，从保证健康卫生的角度看，分餐关注每个人的安全，能大大减少病毒传播的机会。
尽可能地保证每个具体人的健康和安全，不是很讲人情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活文化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大城市，分餐方式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采纳。
这种变化，并没有使中国文化消失。
问题是：
分餐一类更关注具体个人安全的文化观念，能不能普及到更广泛的日常生活之中、能不能由大城市普及到中小城市和农村呢？
非典的肆虐毫无疑问集中了我们的注意力，因为它击中了我们的弱点。
但是，我们痛改前非的时刻也到了，我们可以借机传播文明：
传播政治文明、传播媒体文明、传播饮食文明、传播卫生文明。
非典对中国的挑战，不光是医疗技术和体制等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文化观念的挑战。
相信在不久未来，中国必定出现更新的面貌、更健康优美的环境和更开放的文化心态。
2.文化发展机遇
（1）公共价值的回归
在中国，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个人价值的实现，也带来了个人本位主义的膨胀。
但是，非典危机使我们开始回味共同价值，也就是集体安全体制，公共健康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人们在集体恐惧中开始醒悟：
来自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领域的危机有可能远甚于战争的威胁。
在抗击非典斗争中，人人在检点自我，再也不能随地吐痰、乱丢垃圾了；再也不能狂饮暴食、盲目减肥，自伤体质、损害免疫力了；再也不要抱着不良饮食习惯不放了。
非典入侵的教训太严酷太深刻，它教育人们，维护公共卫生，遵守公共道德，是多么重要和紧迫。
据报道，执法力度加大，对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和乱扔杂物者，最高罚款数额为200元，但在防治非典时期，一般按上限执行。
过去也有过对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和扔烟蒂、纸屑等垃圾者罚款的规定，只可惜未能坚持下去。
抗击“非典”一方面提高了民众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政府有关方面对“执法从严”重要性的认识，并认真贯彻执行。
（2）对全球化的再认识
非典使人们重新认识全球化的新契机。
全球化时代不只有WTO，还有WHO，不能只有经济的全球化，我们的公共卫生、安全、健康福利、社会文化和行为准则都需要与国际接轨，社会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强调国际协作，这才是全面的全球化。
（3）冲击使民众心态豁达
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
人类每一次的道德进步都是以重大危机的出现为契机的。
道德会停留在习惯、风俗、风气当中，蔚然成风，所有人都被裹挟在潮流里。
所以，非典可能带来一个强制性突破原有道德体系的契机。
人们对于金钱的、工作和传统价值的认知将面临调整。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在被隔离或闷在家里一段时间之后，特殊的危机冲击使许多人的心态变得豁达，重新定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种心态上的回归。
（4）民族精神、社会凝聚力增强
非典在北京、广东等地肆虐以来，民心、民风、民气使人大有耳目一新之感。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等豪言壮语，响彻寰宇。
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五十六个民族的向心力、亲和力，在突然降临的天灾面前，凝聚成不可战胜的巨大物质力量。
祖国关爱海外儿女，对加拿大多伦多等地华人因非典无端遭到白眼和歧视备感揪心，而海外赤子亦心系祖国，慷慨解囊，美国华人的捐赠物资远渡重洋，送到了北京。
抗击非典的斗争激发了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提高了亿万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在这场战争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冒着危险，深入学校、工厂、乡村，本着科学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人本的精神与社会各界共研抗非典大计，沉着应对，果断决策，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在这场战争中，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以大局为重，想国家之所想，急社会之所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组成一垛抗击非典的钢铁长城。
非典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精神，照出了中华民族不怕困难，不畏牺牲，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照出了千千万万医护人员和普通群众无私无畏，敬职敬业，关爱他人的传统美德。
（5）企盼公民文化的觉醒
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我们感到，中国的公民社会、公民意识也亟待培育。
从无端的恐惧到非典病人擅自离开隔离区，从谣言蜂起到盲目抢购。
我们看到，当社会遇到危机挑战时，个体如同分散的马铃薯，无法凝聚成起理性的气氛。
这和长期以来我们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的发育不充分、公民文化建设相对薄弱大有关系。
而当社会的力量远远弱于政府力量时，公共问题的解决又只能听凭政府，陷入旧的循环。
没有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公民文化的建设，或许有“善政”，不会有“善治”。
而公民社会发育的前提，又在于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充分保障和维护。
中国的传媒炒作过许许多多的名流明星，但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有谁挺身而出，发挥公共人物的影响，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当李嘉诚为香港的医护人员捐出100万个橙的时候，我们得知，在外商务出差的中国富豪，包下私人飞机回家。
他有这样的自由，这对他的企业也是最安全的选择。
区别只在于，他只能想到自己，他是富豪，但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可以拔走一座山。
”在全球防治艾滋病的征途上，我们就曾经看到像伊丽莎白·泰勒那样将为艾滋病筹集资金作为近乎专职工作的大明星，看到过黛安娜王妃抱着一个身患艾滋病孩子照相，让更多人减少对患者的歧视和恐惧，看到过染上艾滋病的篮球明星约翰逊在电视屏幕上讲述如何防病，看到过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公开承认他的儿子已死于艾滋病。
然而，在抗击非典时，我们的英雄基本上都是战斗在本职工作岗位上的医护人员。
我们赞赏政府理性的崛起，更企盼公民社会的良好发育。
两者结合，善治可期。
非典与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对策研究与主要任务
应当指出的是：
非典病毒至今未被人们完全认识清楚，今冬明春也许还会卷土重来。
下一步，要把非典的监测体系和防治体系制度化、长期化，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在这个前提下，要继续落实年初中央确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部署，并适当完善调控措施，把当前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继续保持下去。
一．引导积极因素，变危机为机遇，促进经济稳步发展
变危机为机遇。
非典疫情虽然使中国的经济受到一定影响，但专家们认为，这场突发性的灾难也产生了一些虽然不直接增加GDP总量但必将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非典”的侵袭使中国体制中的深层矛盾进一步显露，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变坏事为好事，对这方面的有利影响要有足够的战略估计。
以打赢“非典”战役为开端，推进中国的体制改革。
二是建立全新的发展观。
抗击“非典”，也从一个新的层面和新的视野促使人们思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及“指标设计”问题。
过去及现在，中国考核经济发展主要用的是GDP指标，但这只是一个经济增长指标，虽然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水平，但并不能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
“非典”事件更加尖锐、鲜明地提出了“经济增长”与“人民健康及人的自身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
按照新的发展观，不仅要追求“人造财富”（传统的GDP）的增长，而且要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GDP”），还要更加关注人自身的健康和全面发展（“人文GDP”）。
要用新的发展观来思考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人造财富”的GDP会有所减少，但“人文GDP”会大大上升。
1.对受非典影响严重的行业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多数受影响的行业，要完全恢复正常经营水平，一般要到第四季度，有的要到明年上半年。
例如：
餐饮业的主要客源顺序是商务客、旅游客、本地居民消费，但从目前恢复的秩序看，为本地居民消费、商务客、旅游客，预计商务客将在今年四季度恢复正常，旅游客将在明年一季度恢复正常。
而住宿业的主要客源是商务客和旅游客，所以住宿业的恢复期要比餐饮业晚一个季度左右。
继餐饮业、住宿业之后，旅游业的损失更大，国家旅游局预计，今年国内外的旅游总收人要比去年降低500%，损失达2700多亿元，旅游业的完全恢复要到明年上半年。
这些行业全年减收已成定局。
考虑到增加就业、增加收入、增加消费这个大局，要坚决落实好国家出台的优惠政策，适当扩大优惠政策的范围，在水、电、租金等方面也采取一生的裁林接访定的帮扶措施，加大扶持力度，使受影响的行业能够尽快得到恢复与发展。
2.把促进和扩大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认真落实各项扶持就业和再就业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落实好已经出台的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加强监督检查，探索和完善扩大就业的有效途径。
大力开发公共卫生、城市环保、居民健康医疗以及各类社区、家政服务等就业岗位，鼓励发展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国有经济。
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鼓励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扶持他们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
通过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确保实现今年就业的宏观预期目标。
3.努力扩大居民消费
一是增加居民收入。
首先要增加农民收入。
要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包括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还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和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试行直接补贴农民的办法，探索逐步放开粮食收购的路子。
进一步清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做法。
其次，要继续做好“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的衔接工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强对低收入者和困难人员的救助，因非典疫情导致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员，及时纳入“低保”范围。
再次，要按照年初预算确定的任务，增加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
二是理顺消费环境。
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假冒伪劣行为，打击走私违法犯罪活动，合理调节个人收入差距。
4.合理调整投资结构。
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
调整国债投资结构，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加强在建国债项目、重点工程项目、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设施等建设，加大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支持力度，继续实施企业技术改造国债贴息，特别要加大对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人民银行已就此发出通知，对贷款条件更加严格，特别是控制高档房地产的投资，土地部门要严格审批高档房地产开发用地，清理各类园区用地，对超规划多批、非法圈占以及不符合城乡规划的项目用地依法进行清理。
制定能源、重要原材料、汽车、重点城市轨道交通等方面的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抓紧制定完善并严格实施行业准入标准，及时发布汽车、钢铁、有色、建材、房地产等行业的市场供求信息情况，引导地方和企业投资方向。
合理调整信贷结构与货币投放，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力度，防止出现新的金融风险。
深化投融资改革，防止重复建设。
5.认真做好外贸外资工作
要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在今年进口环节税超收的情况下，增加出口退税指标，加大退税力度。
加快恢复和推动正常的国际商务往来，充分发挥电子商务作用，千方百计扩大出口。
针对国外对我出口商品技术、环保、安全等壁垒升级，反倾销调查增多，启动特保立法等情况，积极做好应对工作。
继续适度增加进口，只要进口不损害国内产业的发展，不仅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而且可带来税收的稳定增加。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和进出口通关环境，落实各项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
引导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类企业对外投资，开展带资承包和境外资源开发，带动国内商品出口和劳务输出。
认真执行和充实《内地和香港关于建立更加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加强内地和香港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二.从国家安全战略层面构建危机控制体系，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实行危机管理。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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