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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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

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

苏轼的词一改宋词的婉约之风，开创了雄壮、豪放的词风，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和领军人物。

他写下了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脍炙人口的名篇。

他与辛弃疾合称为“苏辛”。

苏轼豪放词的开创性功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题材内容的扩大。

凡写情、纪游、怀古、说理、赠答等等，均可入词，后人称之“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2）意境的创新。

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冶艳香软、宋初文人词的闲雅凄婉，苏轼豪放词适应着自己的广泛内容而开拓了豪迈奔放或高远轻旷的意境风格。

（3）形式音律上的突破。

词本是合乐的歌辞，在其发展中，音乐对它有很大的制约性。

苏轼则视词为抒情诗，在实际的创作中，往往突破形式音律的规范，不尽依词乐而作软媚之声。

此外，在语言上也一反花间词以来的错采镂金的风气，而代之以清新奔放的诗的语言。

句式自由灵活，不拘词律。

参考文献：

《辞海》、《中国古代文学史纲要》

葡萄

苏轼对词的贡献很突出。

苏轼出现前，词的内容受传统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艳情腻语的范围之内；苏轼则吊古伤今、述电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了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为宋词的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在风格上，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

《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

此外苏轼也有一些抒写“逸怀浩气”，具有清朗疏宕、平淡高逸境界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不少风格婉约的词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苏轼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的特点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

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

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

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

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

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如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谢逸等，都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作品。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

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词风，而且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浅论苏轼在词史的贡献

唐德鑫

　　内容提要：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不可磨灭。

本文从其思想、人生观、文艺观等入手，并透过其作品的风格创新、特色、意境、词学渊源及其词学改革、流派、历史影响等方面的分析，较为完整地剖析其整个词学体系的嬗变过程和词学创作的脉络，对其在中国词史的重要地位和贡献略作刍议。

　　关键词：

苏派词；词学观；豪放派；苏轼贡献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别号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词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式（文、书、画等）奇才。

据研究，苏轼进入词坛较晚，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信中说道：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信中所谓“近却颇作小词”，即指熙宁八年（公元1075，四十岁）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词，此在《东坡乐府》中亦得到印证。

然而短短几年的关于词的创作中，苏轼的才华就已得到巨大的体现，在后来的整个词学生涯中，苏轼的词学更是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乃至派别，持续而深远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词学史。

前人关于苏轼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在大量关于研究苏轼对于中国词史贡献的文献资料中，或囿于其人思想之探究，或囿于其文艺作品之剖析等等，都不约而同地人为割裂苏轼本人（包括其出身、阅历、思想等）与其作品之间的玄妙关系的探讨，以致不能更加有效合理地科学分析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

据此，笔者试图以苏轼的思想作为主轴，以其作品作为副轴，对苏轼的词学成就进行研究。

一、苏轼的思想及其词学观

　　苏轼出身礼仪簪缨之家，一生思想深受儒、道、佛的影响，加上天生对于绘画、书法等文艺的秉赋，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苏轼本人的艺术创作思想，乃至于形成其本人独特的艺术创作理论和审美观念，而这种种观念又不断地渗透在其词学作品之中。

　　词学在晚唐温庭筠、冯延巳、南唐后主李煜等人“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成功转型以后，“词为艳科”几成定论。

宋初由于天下旧乱而入治不久，纲纪败坏，士风颓废，文人词作相互酬和，粉饰太平，形成了带有卑弱浮靡之气的“西昆派”局面。

苏轼之前，北宋词坛依然盛行晏殊、欧阳修等被号为“词中西昆”的词学风格，而实质上仍然沿承了五代遗风，只有到了一向主张创作不落窠臼的苏轼手中才大发光彩。

　　首先，在苏轼思想中，一种以“挺立士风”、“有补于世”的道德自觉和“载道”精神成为指导他本人艺术创作的核心思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张载语）的儒师精神也正是苏轼本人的终极理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早年的苏轼洋溢着一股积极入世的情怀，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中，他在“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之际回忆道：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在该阙词中，苏轼回忆道自己少年初入京城时的意气风发，畅想着能够凭籍自己的“胸中万卷”，努力“致君尧舜”，实现古圣贤的大同理想。

也正是这种积极乐观的“入世”情怀，苏轼作品中要求一种“载道”的道德教化的味道才显得愈加浓烈。

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他在射猎中抒发着自己的豪迈：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疆场杀贼，为国捐躯，这正是这种浓烈的“载道”精神和努力践履传统“忠恕之道”的思想在作品的渗透和潜在体现。

　　其次是苏轼词学观中的“务实”的思想。

他在《答谢民师书》明显提出作品反对“贵华而贱实”的艺术理论，而是认为作品应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还进一步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1]，强调作品中对于生活的真实感受，强调了心灵感触的至关重要。

比如他在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所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洋溢着对于其第子由的无限怀念之情，在《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所写“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中，对于亡妻的悲痛追忆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凝结在作者心中深深的伤痕印记，化成了他本人最为真挚的情感。

是曲中缚不住者”[4]，“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缈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5]。

南宋苏派词人刘辰翁亦说：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这些议论都高度地评价了苏轼的豪放词创作和历史意义。

　　其次是对于婉约词的继承和开拓。

苏轼的词包罗万象，体裁风格多元，在婉约词方面也具有较高的造诣，并且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婉约词的艺术内涵和境界。

比如他在《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中的名句“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该词被王国维赞为历代咏物词的最工，又如在《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全首：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对于极其平淡的景象，词人却能够极其细腻地表达他的婉转深情和伤怀情绪，极尽婉转缠绵之思而不细碎，赋予词以极其感人动情的艺术魅力，并且给人以《雎鸠》“哀而不伤”的艺术享受，难怪张炎在其著名词评著作《词源》中盛赞苏词“清丽舒徐，高出人表，为周（邦彦）、秦（观）诸人所不能到。

”其他词作中，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被王士桢称为：

“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

”《浣溪沙·道字娇讹语未成》被贺裳评为：

“不在‘晓风残月’之下。

”以上均说明了苏轼不仅局限于“花间词”的继承，还能够脱其窠臼，不作无病呻吟之语，又能感人肺腑之深的新的艺术境界。

（二）苏词意境的开辟

　　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苏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诚然，他的词几乎囊括了从传统的闺闱恋情、山水田园、咏物记事乃至于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之作，是故其词的意境也豁然开朗，蔚然成观。

元丰二年己未（1079，苏轼四十四岁），案《东坡年谱》“七月，御史李定等交章弹劾所作诗文言涉讪谤，被逮。

”经历此“乌台诗案”，苏轼的词作和词风也经受了一场大洗礼，也成为他人生艺术创作的一个里程碑，自此以后，苏词的境界获得了巨大的飞跃，他的思想逐渐转入“出世”的释道空灵之中，此可从他元丰四年辛酉（1081）作《东坡易传》和次年即“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

[6]”等得到资证。

此后他一连创作了系列在历史上被广为传颂的优秀词篇。

　　总的考察，苏轼豪放词的意境多汪洋浩荡，奔放恣肆，犹如天马行空，自有不可羁勒之势。

如《白雨斋词话·卷六》评价说“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此极超旷，而意极和平。

”最著名的是他元丰五年贬黄州以后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起句便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作者眺望浩荡大江，与周边苍莽大地所凝合成的壮丽图轴，胸中不禁激起无限愁思，问道在绵延的时间轴上，尚余多少风流人物？

而这些人物却已早早被这浩淼江水和沧澜之浪淘尽矣！

起句便将无限的历史时空完美地凝结在作者的笔端之中，同时也一吐作者沉积多年的胸中块垒，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博大的胸襟和豪迈的性情。

据刘尊明先生研究，他认为苏轼“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

[7]”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素庵手批东坡词》）；《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格力挺拔，语句遒劲。

正是这种“词家李白”的境界才使得后世形成了独特的“苏门四学士”和“豪放词派”等追崇群体。

　　苏轼是个词作的“千手观音”，在婉约词方面，苏词的境界又变得婉转而不妖艳，柔情而不颓废，感怆而不伤神。

譬诸在他贬居黄州，而在定惠院寓居所作《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首，意境上，“缺月”“疏桐”“漏断”“孤鸿”几个意象的组合，塑造了一个极其幽邃和静谧的环境，衬托了极其寂寞、孤苦的心境，最后又以孤鸿自喻，“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透出一丝凄怆的寒意，极尽哀婉缠绵之情思。

正如胡寅在《酒边词序》所言：

“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

……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

”此并非溢美之词，而正是指出了苏轼对于柳永、晏殊、李煜、冯延巳和欧阳修等人以来的“慢词”、“富贵词”、“花间词”再到“士大夫词”的脉络递承和弘扬革新，一变“伶工之词”的格调和境界，这可以从《昭君怨·谁作桓伊三弄》《减字木兰花·春月·春庭月午》和著名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作品考察中得出，而这也正是他本人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所说的“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的婉约词的创作。

　　（三）苏轼的词学改革

　　上文中论述到苏轼词学观中的革新思想，这种革新思想渗透在作品中则表现为苏轼本人对于词学体裁、韵律等方面的革新。

宋代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这正突出了其对于诗词歌赋等各种体裁在融会贯通基础上渗透至词学的创新之处。

据笔者统计，在苏轼现存三百四十多首词中，其主要革新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体裁的革新。

苏轼在四十岁左右才进入词坛，那正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年代，而他在《与鲜于子骏》信中说道：

“近却颇作小词，……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文章提及的“小词”，当指熙宁八年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词，这充分说明了苏轼一开始就以扭转词坛浮夸颓靡之风为由而进行尝试了。

由于苏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其体裁遍及怀古、政论、闺闱、悼亡、咏物、言志等等，于是一新天下耳目，一辟宋词新局面。

如他最早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里，其恢弘志气足以使“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如其著名的咏月作《水调歌头·中秋》则被王国维誉为“宋词第一”，又如元丰元年（1078），苏轼在徐州太守任上所写的五首《浣溪沙》，不仅坚持了他一贯的“以诗为词”的诗学本体论，还加入了俚语，使之具备浓烈的乡村生活气息。

　　二是词学韵律的变革。

长久以来学界对于苏词是否“协律”的问题颇有微词，笔者在此做点刍议。

考之于《醉翁操·自序》中对于“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中“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

”的评价和“细琢歌词稳称声[8]”、王灼“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

[9]”等条，历史上基本认可苏轼本人知晓音律的结论。

然而像李清照等以为苏词“不谐音律者”、“句读不葺之诗”的见解实正是陆游：

“先生非不能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

”和宋人王灼：

“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

[10]”所言。

而苏轼的这种大胆的革新也正是其本人努力于词的解放的理想，是其对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现实践履，强调不以韵律的边框限制而束缚词的境界。

　　三是新词体和新词牌的开创。

首先是关于“檃栝词”的开创。

“檃栝”有度量之义，櫽括词体乃指将诗文剪裁改写为词的形式。

苏轼是首先引申进了檃栝词体并为之实践的人，比如其《哨遍》櫽括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其《水调歌头》櫽括韩愈的《听颖师琴诗》等，这是苏轼词学的一大贡献。

他在《东坡乐府》中提及，在其刚开始尝试时“人俱笑其陋”，后“使家童歌之，……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才感受到其魅力。

曹冠在櫽括苏轼《赤壁赋》序时说：

“东坡采归去来词作《哨遍》，音调高古。

”对其创作深表赞誉。

其次是苏轼自度新曲的贡献。

在“令引近慢”的词牌格调之中，苏轼不仅有所继承、改造，可贵的是他尚能够“自度曲”以开创新词牌，比如对于唐代词牌《浣溪沙》，苏轼以46首之多高居唐宋词作量之首，将一首并不起眼的小令词进行大规模的创作；而其《水调歌头》则得到宋词作家胡仔“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的评价，并且后世为之附和了大量的“用东坡中秋韵”、“用坡仙韵”的《水调歌头》“和韵词”；《念奴娇》一调自苏轼以后，则出现了如《百字令》、《百字歌》等约20余个的异名，而《赤壁词》、《大江乘》等皆取义于东坡《赤壁怀古》一词，成为宋词长调中影响最大的名篇；更重要的是苏轼还自度了《贺新郎》的全新词牌，该词牌又名《金缕曲》，清人又有名《雪月江山夜》者，最早见於《东坡乐府》，特别是在“南渡”以后，该词牌对于辛弃疾、张孝祥、陈亮、刘过等词林后学发挥了至为重要的影响，是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苏轼的才华及贡献。

三、苏词在历史上的影响、地位及其缘由探究

　　苏轼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我们不妨先将视线转移到宋史上以管窥苏词在其时的影响：

徽宗年间，苏轼已逝，据史料称“徽宗年间，虽禁‘苏学’”，然“四海文章慕东坡，皆画其像事之。

[11]”文人学子愿意冒着鼎镬之祸而拥护苏轼，足见其影响之大，更重要的是，其时以“六君子”[12]为主的“苏学”门派已蔚然成风，比如“苏门四学士”中的秦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说：

“少游自辟蹊径，卓然名家”“而其所以契合长公（苏轼）者颇深。

”夏敬观在《吷庵手校淮海词跋》中也说：

“少游学柳，岂用讳言？

稍加以坡，便成为少游词。

”如此足见苏轼对其影响之深邃，到了南宋又出现辛弃疾、张孝祥、陈亮、刘过等“豪放词”继承者，并真正意义上形成影响深远的派别。

而实质上，苏轼的种种影响与其本人多舛的仕途、复杂的思想和始终徘徊在“出入世”的精神等是有着必然的渊源关系的。

　　另，重要的是，“苏学”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六君子”时期，难能可贵的是“苏学”的影响在封建史上从未间断。

据《中国词史》[13]和《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14]等史料分析，北宋灭亡后，苏轼词派分为南、北两个支派。

一派行于北，盛行于中州，以《东坡乐府》为主，为蔡松年、吴激、元好问等名家所崇，该派作品多收录于元好问《中州集》之所搜集；另一派传于南，则为张元幹、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南宋词人所崇，词风激昂慷慨，陈词激烈，颇有苍莽遒健之势。

宋灭金兴，乃至于明清之际，苏轼词的影响始终不曾衰落，从南宋陆游、辛弃疾，金元好问，明袁宏道，清陈维崧、查慎行、纳兰性德等词林后学的继承，对于清初“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影响等，一条清晰而完整的“苏学”脉络得以展现，或学其纵横恣肆，或承其“载道”士气，或摹其清婉隽永，或习其淡雅清丽等等。

如此可见，无论是苏词中“豪放派”、“婉约派”、“清雅派”的形成还是后来的“南北分化”，苏词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后世词史的轨迹。

　　苏轼为何能够在历史上形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和如此崇高的地位？

笔者以为，缘由一：

苏轼本人对于传统“大同”“忠恕”“纲常”等儒家大精神、大人格的禀赋。

由于苏轼的思想从根砥上有着儒学的“载道”“匡济”的理想，加上豪放豁达的性情，形成了他作品中，既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又有“养浩然之气”的孟子阳刚气息，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苏派”词人深为感染，特别是在飘摇欲坠的北宋政权历“澶渊之盟”和“南渡”以后，在“废池乔木，尤厌言兵”的山河破裂岁月之中，“苏派”爱国词人正是在这种鞭策下延续着一种豪放不羁和“经时济世”的精神和“忠国忠君”的思想。

比如苏轼在元丰六年（1083）夏秋所作的《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中所言“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其时他刚经历了“乌台诗案”遭贬黄州，而他却以极其阔达的胸怀面对这人生的际遇，在这种精神的深深地影响下，后世如陆游《秋波媚》：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

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等等，陆、辛两人也正是在这种报国无门和遭遇贬官之际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其词风对于苏词有明显的沿袭痕迹。

　　缘由二：

苏轼本人多舛的人生历程。

从《东坡年谱》考察得知，从熙宁二年到元丰五年这十几年间，苏轼先后经历了王安石“新政”和“上书神宗，论朝政得失，忤王安石”贬杭州通判、“知密州，重葺超然台”以及“乌台诗案”后贬黄州团练副使和“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并“两游赤壁”的系列重大人生和心身的变故：

从“旧党”到“新党”、从“熙宁变法”到“元祐更化”的政治事件、从辗转密州、徐州、湖州再到贬职黄州、常州、杭州。

这期间，苏词的精神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得他由原先的“豪放”而转入早年的“婉约”之中，并超越了早年的“婉约”之风，使之渗透了“眼界大”“感慨深”（《人间词话》）的“士大夫”忧患观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品格。

此外，苏轼本人的家学渊源（苏洵、苏澈等对其影响）、自身的天资禀赋、动荡的社会局势等等也成为影响其创造的相关因素。

四、结论

　　在苏轼的整个词学生涯中，受到其本人的人生阅历、志趣等内在精神的影响，在秉承传统词学的基础上，苏轼通过对于前人的“钩玄索要”和自己的艰辛探索，改革和开拓了词的新模式和新境界，使得词的风格、意境、体裁、韵律等得到大解放，并透过其独特的审美观、文艺观和历史地位、历史影响等，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词林后学”的探究和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轨迹，为中国词学和词史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苏轼的词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他的词在题材内容、风格意境和语言音律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推广到词的领域，开创了词的创作的新阶段。

苏轼对词的贡献，首先在于提高了对词的认识与评价。

他打破诗词有别的人为界限，促使词成为真正独立的抒情诗作。

在题材内容上，苏轼把词人的视野从传统的“花间”“尊前”引向了人间社会，以至赢得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评价。

苏词众多的题材中，以抒情词、咏物词和田园词的成就最高。

就抒情词而言，除了传统的风月柔情之外，苏轼大胆开拓，把词体逐渐转化为文人言志抒情的工具。

他用词表现自我，用词直接抒发自己的为政、爱国、怀古以至广泛的人伦之情。

如《沁园春》（孤馆灯青）抒写“致君尧舜”“用舍由时”的为政抱负。

《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写密州出猎的盛况，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其中又有一首词人四奶奶爱妻王弗的悼亡作。

即“十年里生死两茫茫……”，借用梦境抒胸臆诉悲苦，情真意挚，沉痛断肠。

实施咏物词多达30余首，且艺术精湛，不但重形似描写，而且重神似描写，不但能写出物象，而且能写出寄托。

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苏轼的田园词是对宋词题材的一个突破。

他在徐州所做的组词《浣溪沙》五首，描写了农村风光、农民形象、劳动生活和乡风民俗，宛如一曲清新优美的田园牧歌。

在词风上，苏轼可谓开创了豪放的意境。

最具代表的是《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词人挥洒如椽之笔，描画雄奇壮美的江山景色，又驱使无限时空，赞美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感情豪迈而又沉郁。

苏轼还开创了旷达词。

所谓旷达，指豁达通脱、疏狂不羁、潇洒超俗、乐观开朗的创作个性。

旷达是苏轼为人的性格特征，旷达词在苏词中数量很多，所以旷达可以称为苏词的主要风格。

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此词通篇吟月，却处处关合人事。

词人似与月对谈，探讨人生意义，最终从大自然中得到慰藉，摆脱了人生苦恼，实现了旷达。

此类词还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苏轼传统婉约词的创作，也多佳制。

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

在语言和音律上，苏轼也有创新。

苏词的语言清新朴素、简洁畅达，不似柳词的俚俗，更没有花间词的脂粉气，而以清雄韶秀见长。

在词调上，他引进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

如《沁园春》、《永遇乐》、《水调歌头》、《贺新郎》等。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燮星期《原诗》说：

“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

“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