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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探究

萧红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探究

中文摘要

萧红是中国现当代闻名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著有《生死场》、《呼兰河传》、《商市街》等作品。

萧红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为女性,她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揭露出了广大农村妇女的生存逆境和精神折磨。

本文试图通过对萧红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进行文本分析和探究,并将其与同时期的女性作家进行对比分析,来加深对萧红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理解,从而探讨出萧红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关键词:

萧红女性意识女性形象

Abstract

XiaoHongisafamouscontemporaryChinesefemalewriter,knownasthe"1930sgoddessofliterature",authorof"Thefieldoflifeanddeath","TalesofHulanRiver","MarketStreet"andotherworks.Herworksaremostlyforwomen,throughtheportrayaloffemaleimages,exposedthemajorityofwomen'slifedifficultiesandmentaltorture.Inthispaper,ItrytoanalyzeandexplorethefemaleconsciousnessinXiaoHong'sliteraryworks.Bycomparingwiththefemalewritersinthesameperiod,inordertoobtainanin-depthunderstandingofXiaoHong'sfemaleconsciousness,andtoexploretheuniquepositionandvalueofXiaoHonginthewholeChineseliteraryhistory.

Keywords:

XiaoHongfemaleconsciousnessfemales

绪论

萧红,1911生于黑龙江呼兰河县内的一个乡绅地主之家,她一生漂泊贫困,年仅三十一岁便早逝,但她在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近百万余字的经典文学作品,由此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萧红是中国现当代继冰心、丁玲之后的闻名女性作家,她天资聪慧、极具天分,她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制造出了非凡的女性形象,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儿时封建家庭的剥夺和压迫、不幸的婚姻和情感生活、多病多难的坎坷经历使得萧红很早就意识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和压迫。

萧红的作品始终关注底层女性的生活,用她敏锐的笔触揭示农村社会的黑暗和压迫,她与作品中的人物同生同死,同受难同抗争,她自觉地将自己融入文本,通过女性视角的运用,表达出自觉的女性意识。

萧红在文学创作的前期受到了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并且投身于其中,但是后来萧红逐渐独立了出来,甚至可以说萧红是有意识地主动远离了主流意识形态,她开始寻求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与呈现,萧红是个思想独立且深刻的作家。

但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萧红的作品曾受到男性的批判和曲解。

有人批判说萧红的散文看不懂,也有人批判她的作品阴暗低沉,与抗战无关。

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认为萧红“感情富于理智”[],被“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困,但在笔者看来,萧红非但没有被狭小的私生活圈子所困,她反而是将其视角投身于最广大的底层人民,关注人性冷暖及其生命体验。

这样的视角来源于萧红独特的女性洞察与思考,她以女性尖锐、深刻、丰富的思考去审判和反思历史,最终达到对国民灵魂的大彻悟,表达出她对光明的思考和憧憬。

第1章萧红女性意识的形成过程

萧红的女权思想是在现代语境的社会思潮进展过程中一步步形成的,这些女性意识与她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整个社会的大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络。

萧红生于男权和父权思想极其浓重的家庭,“女儿”的身份注定了萧红在家庭里的命运,她非但没有享受到来自双亲的疼爱,反而尝尽打骂和冷漠。

封建愚昧的家庭成长环境,促使接受了新社会文化思潮的萧红开始了早年的反叛,她以出走抵抗包办婚姻,开始了追求爱与自由之路。

然而,冲出父权统治走向社会仅仅是萧红反叛斗争的开端,她的女性主义实践困难而漫长。

萧红一生的情感经历也是幸福而压抑的,每一个她以为可以挽救她脱离苦海的男人,到最终都成为了为她带来更多压迫不公和苦痛创伤的人。

萧红临终前写下: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这个“娜拉”式的人物在尝尽了孤独和苦痛后,最终陨落,令人叹惋。

第1.1节现代语境中的社会思潮与女性意识

自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改革和启蒙的社会文化思潮,人们开始呼吁人性解放。

“五四”运动的先驱们通过演讲、文章等形式呼吁妇女解放,并通过塑造被损害被羞辱的妇女形象,向人们揭示出妇女的悲凉境地。

人的发觉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作家作品的引入开阔了作家的视野,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新女性,近代第一女英雄秋瑾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她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妇女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男女平权等观念。

之后又出现了一大群女性作家,如冰心、庐隐、凌淑华、萧红、丁玲等,女作家们虽然政治倾向不尽相同,但都具有现代主义女性主体意识,并具有抵抗旧婚姻制度和男性法权的反叛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大批爱国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们高喊“打倒日本x”的口号,在全国掀起了救亡图存的高潮。

读中学时的萧红就热衷于学生爱国运动,经常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这一时期,她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左翼文学作品,接受了先进的解放思潮和女性意识,这股解放文化思潮对萧红思想的改变和冲击很大,尤其是鲁迅这个导师对萧红的影响十分巨大。

五四以来的现代语境下,离家出走是现代知识女性的普遍行为方式,中学时代就已经读过鲁迅《呐喊》、《彷徨》和郁达夫《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的萧红也以出走家庭开启了她抵抗男权的社会道路。

东北的沦落,国家的风雨飘摇以及自身的颠沛流离,使得萧红深深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生活的不易,也更加体会到了女性在封建社会和男权压迫下生活的艰辛。

一步步的社会实践中,萧红的女性主义实践也具有了鲜亮的个性,从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上升到彻底抵抗男权、远离主流意识阵营,萧红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着女性身体写作,表达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第1.2节父权专制下的成长经历与女权萌发

成长在父权思想深厚的家庭环境中,萧红的童年是极其孤独和幸福的。

《呼兰河传》是萧红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萧红以儿童的视角回忆了自己童年的生活,这其中有很多她生长的家庭环境的描写,从她的描写中可以看出,萧红的父亲对人吝啬疏远、无情冷酷,有着极重的男权思想。

在萧红初中毕业前后父亲要求她婚配,逼迫她中止学业,然而已经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受到女权文化熏陶的萧红并不情愿放弃学业,更不会屈从于父权而嫁人,她开始抵抗和出走家庭,尽管她此后的半生颠沛流离、屡遭磨难,但萧红却始终没有回来家庭。

女权意识已经萌发的萧红曾与父亲激烈争吵,“当时我过于气愤了,实在受不住这样一架机器压扎了......那时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来,等我爬起来时,我也没有哭。

可是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

他想做父亲的更该有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

”[]可以看出,萧红对她专制残酷的父亲深恶痛绝,她和父亲的不合使她对中国“父权至上”的传统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十分不满,她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封建父权下女性受到的压迫和不公,并且开始逐渐成长为具有主体意识和抗争意识的现代女性,这些意识在她之后的文作《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都有体现,如勇于抵抗的王婆、金枝,不屈于强权压制的小团聚媳妇等。

萧红甚至在《呼兰河传》中明确表达过对封建礼教的嘲笑嘲讽、对男权至上的猛烈不满和对女性自主抵抗意识的肯定与赞扬。

第1.3节男权主导中的困难探究与女性自觉

尽管英勇出走躲避了包办婚姻,萧红却在初陷情网后遭遇了男性的欺骗与抛弃,以致身怀六甲独身被困东兴顺旅馆,甚至有被卖入妓院的危险,饱尝艰辛。

此后虽然遇到萧军获得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但二人在性格和身体素养上有很大的区别,萧军还是一个性格粗鲁的大男子主义者,这与萧红所追求的女性主义人格理想和爱情平等的理念相冲突。

萧军不仅在心理上对萧红忽视和轻视,还在身体上对萧红粗鲁地动手,甚至屡次对萧红不忠产生婚外恋,萧红一度非常苦闷和幸福,饱受萧军的大男子主义所带来的粗鲁损害[]。

对萧红来说,走出情感危机就是从戕害女性人格的男权专制下解放出来。

在二萧之间,大男子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萧军占有更多的社会优势,男权主导的社会中,萧红始终处于被贬抑和被压迫的状态。

困难探究后,萧红在怀了萧军的孩子的情况下仍然分了手,这是反对性别压迫、追求自我的萧红的必定选择,也是其女性自觉意识的深刻体现。

但是放弃粗鲁者萧军而选择怯懦者端木蕻良并没有给萧红带来理想生活,生活能力很差的端木蕻良并不懂得如何呵护和关爱妻子,挺着大肚子又身染疾病的萧红非但不能得到应有的照料,反而要为端木出面解决问题,这使萧红深刻认识到了一个男性的怯懦、自私和无能。

对于认清了男权社会真面目的萧红而言,她找丈夫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庇护所,她需要一个安静安稳的地方进行创作。

借端木离开男性主导的文化阵营,这是她对女权自由的一种探究,她清楚的明白自己需要和适合的是什么,所以她毅然选择远离主流意识形态,将她的笔触伸向广大被压抑的女性群体,为最底层受压迫女性发声,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女性的解放而呼吁。

萧红的情感历经波折,永生追求爱与自由却始终不得,男权主导的社会中,她始终在困难探究,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女性自觉意识。

萧红短暂的一生充满孤独与屈辱,饱受抛弃与卑视,受尽压抑与鄙夷。

她认识到了女性追求独立与自由的道路十分艰辛:

“你知道么?

我是女性。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淡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而多么厌烦呵!

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不是英勇,倒是怯懦......”[],萧红不情愿做一个怯懦的女性,她知道她唯一能做就是用笔去书写女性的生活和经历,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特别视角去展现女性的自我意识与独特追求。

第2章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意识

萧红一生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女性形象,这些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主要就体现在她的女性形象塑造上。

加之萧红很多作品带有自传的性质,她本人的女性意识有很多也都反映在她的作品中。

萧红笔下的很多女性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是简洁地被称作“王阿嫂、翠姨、老王婆、麻面婆、李二婶子、五姑姑”等,她们往往是作为社会的附庸品而存在的。

这些女性人物是萧红关照底层女性所刻画出来的,她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男权封建社会所打下的烙印,通过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萧红向我们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贫病、困顿又有着抵抗精神的真实农村妇女。

在这些女性身上,可以看到她们有着或多或少的女性意识,其中包括女性对自己身体和性别的认知,对悲剧和死亡的认识,以及她们的抗争和反叛意识。

第2.1节女性的身体与性别意识

不同于其他作家,萧红对女性的身体有着独特的艺术表达,她用异于常人的细腻笔法来进行身体写作,这种独特的艺术呈现使得读者对女性有了更明确的认知。

女性的身体决定了女性有着不同于男性的生命状态,从青春期到绝经期,女性的每一个重要生命阶段几乎都会伴随着血的付出,尤其是在女性的妊娠时期,这些特别的经历所带给女性的独特体验是男性永远也无法体会的,这也使得女性形成了敏感细腻的性别意识。

萧红的作品多次表现出了女性独特的身体与性别意识,从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第一篇散文《弃儿》到中篇《生死场》再到长篇《呼兰河传》,萧红在作品中都有对女性生育的描写。

《弃儿》中芹是一个对自己身体有着敏感认知的女性,她的身上体现出了新时代女性的独立意识。

尽管她怀了孕却被爱人抛弃在旅馆,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而是英勇地寻找新爱。

芹更是一个在时代泥泞中勇于探究新道路的女性,在被男人抛弃并饱受妊娠折磨后,她深刻认识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苦痛,并开始走上女性自觉抵抗的道路。

萧红在文中着重描写了芹幸福的生产过程,“芹听不清谁在说话,把肚子压在炕上,要把小物件从肚皮挤出来,这种痛法简直是绞着肠子,她的肠子像被抽断一样。

她流着汗,也流着泪。

”[]从文章的描写可以看出,妊娠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幸福的折磨,因此生产后的芹从来没有感受过做母亲的欢乐,当同一个病房里其他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露出不可抑止、新奇的笑容时,只有芹在说着“不要!

”,她像折钢丝一样把母子之情亲手折断[]。

芹是个时代的女人,芹的时代性表现在她英勇地突破传统父权和夫权的压迫,不受男权社会的捆绑,她不会为一个抛弃自己的男人养个“没有用处”的孩子。

在送走孩子后的产妇室里,芹“一个人享受窗上大树招摇细碎的月影”[],萧红用“享受”二字来表现芹在英勇地做出选择后的满足,这也是对其身上女权意识的一种肯定。

《生死场》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萧红对女性的妊娠有着集中的描写,其中一共写了四个女性的生产:

五姑姑的姐姐、金枝、麻面婆和李二婶子,每一个人的生育都是一场与死神的斗争,她们都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痛。

其中重点描写的五姑姑的姐姐和金枝的生产苦痛都与她们的丈夫有着紧密的关系,五姑姑的姐姐在自己难产之际还遭遇了丈夫横冲直撞的打骂,她肚皮里的孩子是丈夫的,满身的冷水是丈夫泼的,女人不仅要忍受生产的疼痛,更要忍受男权的压迫。

金枝遭遇难产是因为在临盆前夕还被丈夫逼迫着做性事,男权世界里,男性的欲望永远大于女人和孩子的生命,女人只是男人发泄欲望的工具。

因为独特的身体构造,女性需要付出更多鲜血的代价,萧红深刻地认识到了女性身体书写的重要性,女性一定为自己书写和创作,以此来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

第2.2节女性的悲剧和死亡意识

女性的悲剧和死亡意识是女性在男权时代下性别意识的猛烈表现形式。

萧红笔下的女性几乎都是悲剧人物,她们在男权社会中生存、受苦与毁灭,尤其是萧红笔下贫病的农村女性,她们未曾接受过任何高等教育,不具备先进的思想观念,长久生活在病痛与压迫中,这些女性身上带有了不可磨灭的悲剧意识以及对死亡的麻木意识。

这种悲剧与死亡意识本身就是时代下女性意识的最真实体现,它的存在是时代在女性身上打下的烙印,鲜亮地展现出了时代的局限性以及女性生命的真实状态。

月英是萧红笔下最悲惨却又最触动人心的女性人物,作为打渔村最美丽的诱人女性,她却在生活病痛的折磨和夫权社会的压迫下一步步走向死亡。

诱人少女变成了充满悲剧与死亡意识的无望妇女:

曾经从不高声大笑或吵嚷,而今每夜惨厉地哭着;曾经健康快活,而今臀下腐烂生蛆;曾经细心侍侯丈夫,而今遭受丈夫无情打骂。

“我是个鬼啦!

快些死吧!

活埋了我吧!

”[],月英对这个社会已经不抱有一丝期望,她对自己的境遇完全看清了。

月英满怀悲剧地期望死亡早日到来,因为只有死亡才是她唯一的解脱方式。

从月英身上,我们看到了无望的社会让人变成鬼,无情的男人让女人变成惨死鬼。

翠姨是《小城三月》里的悲剧人物,窈窕沉静的翠姨暗恋着“我”的堂兄,然而终究因为没有勇气抵抗传统而郁郁而终。

没有买到自己喜爱的鞋就会悲叹自己的命不好,翠姨本人身上带着猛烈的悲剧意识。

曾要求读书的翠姨遭遇了传统男权的压迫,愿望无法实现以致她悲剧地觉得自己的命运是不会好的,只能以闷闷不乐度日,以郁郁而终结束生命。

翠姨在结识了我的哥哥以及哥哥的同学们后也曾拥有过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并且开始逐渐接受新思想,萌发独立的女性意识,那时的她已经认识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所受到的不公,然而翠姨终究是悲剧的,她的勇气不足以支撑她抵抗封建家庭,她也没有能力和途径去反叛,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死言志,这样悲剧的生活环境和无畏的死亡意识促使女性的主体意识更快地建立起来。

第2.3节女性的抗争与反叛意识

老王婆是《生死场》中最具有抵抗意识的女性,她鼓舞丈夫赵三组织“镰刀会”抵抗地主,并自愿为他们当哨兵。

在得知儿子因参加“红胡子”被枪毙后,她毅然地选择用自杀向不公的社会和命运抗争。

王婆是一个有着猛烈抵抗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女性,她可以忍受自己的孩子跌在铁犁上摔死的苦痛,在孩子死后,她没有暴跳着哭,甚至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但她却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被人为杀害的苦痛,她不情愿屈服于这个社会的不公和压迫,在抵抗无果后,她便选择以自杀作为自己最终的抗争。

萧红曾在《呼兰河传》中对跳井自杀的女子发表过一段谈论,她认为女子跳井自杀是一种英勇的行为,虽然男子会去奔赴战场,但有很多男子其实并不敢跳井,因为女子跳井自杀多半一跳就死了,但男子上战场却不一定会死,可以活着回来的男子或者还能够获得一官半职[]。

自杀是女性英勇抵抗男权社会的表现,也是她们女性意识的体现,萧红在此处表达了对女性抵抗男权的肯定,同时也表现出了对男性的鄙夷与不屑。

在萧红的眼中,女性比男性有着更强的生命力,更强的苦痛忍耐力和承受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萧红对敢于自杀的女子是赞扬的,因为自杀是没有功利引导的,这个行为反映出女子的英勇坚强。

金枝是《生死场》中另一个有抗争与反叛意识的女性,她因为爱恋着成业而敢于与成业偷尝禁果,在嫁给成业后对男人不满的金枝会和成业争辩,她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就要屈服在男性的强权下,在日本人来了之后,身为寡妇的金枝又敢于走出农村走向城市,去探究新的生活,她想靠自己的努力去挣钱养活自己。

然而,残酷的现实将金枝带进了另一个地狱,她仍然无法摆脱男性的压迫,最终沦落为以身体交易来挣钱的女性。

金枝是一个在男权社会中被摧残破坏的女性的代表,她是男性发泄性欲的工具,是男性传宗接代的工具,更是男性用来取悦自己的工具,因此,金枝发出从前恨男人、现在恨日本人甚至恨中国人的感叹。

金枝身上具有着现代女性的超前意识,她清醒地认识到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是男权社会、民族侵略以及封建制度,尽管金枝的女性主义探究会失败,但她是农村女性反叛与抗争的杰出代表,代表着女性抵抗男权社会的伟大实践,这也是女性主义意识深入人心的体现。

第3章独特的女性意识呈现和共时的性别对话

萧红是在五四新思潮解放的影响和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女作家,在这个时期也同样涌现出了一批知名的女作家,这些女作家也为社会中女性的解放和女性精神世界的探究做出了巨大奉献,例如前期的冰心、庐隐,中期的丁玲、萧红,以及后期的张爱玲等女性。

中国的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主义的思想内涵是女性的主体意识,随着社会的大动荡和思潮的大解放,中国女性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她们用各具自身特色的方式展现和呼吁着中国女性的解放,并用自己的纸笔文章推动了中国女性文学的进展,向读者展示了那个时期女性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心理活动。

第3.1节贫病的农村女性与反叛的知识女性

丁玲是与萧红同时期的女作家,并且是萧红的好友,但是二人的创作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

丁玲是在五四运动落潮后走上文坛的,深受五四中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影响,但是她又在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走出了五四时代而走向了革命,开创了女性主义和革命相结合的道路。

1927年丁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处女作《梦珂》,第二年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并在文坛引起了猛烈反响,由此开启了她女性主义的实践。

丁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多为反叛的知识女性,她们接受了新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洗礼,却又受制于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因而她笔下的人物多用反叛的形式来寻求女性的独立地位。

丁玲处女作中的女仆人公梦珂是新一代的“娜拉式”女性,她有猛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和个性主义意识,追求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尽管梦珂最终仍然走向了堕落,但梦珂在堕落过程中已经表现出了女性主义实践的新道路——寻求经济的独立,梦珂已经开始探究在隐忍中的自立,这是抵抗男权的新尝试。

到《莎菲女士的日记》时,女性的主体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对待两性关系的问题上有了更加开放的态度,在追求男女平等和人格的独立与自尊上也有了更猛烈的意识。

通过仆人公莎菲狷傲、坦率、孤独又聪敏的复杂个性,我们看到了那个时期女性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与矛盾,精神的孤独与迷惘,同时也看到了在无望中坚守自我,向命运抵抗和抗争的女性意识。

不同于丁玲作品中接受了新思潮和新教育的知识女性,萧红笔下的女性都是最底层的朴实农村妇女,并且多贫病缠身。

反叛的知识女性是在五四之后广泛出现的,她们是当时社会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当大多数人注目于这个群体人物的生存逆境与精神迷惘时,敏感细腻的萧红却将其视角注目在贫病的农村妇女身上,这展现出了萧红独特的艺术理解力和文学主见。

尽管萧红笔下多是麻木无知、贫病缠身的女性,如麻面婆、五云嫂、五姑姑、王阿嫂等,但其笔下的这些人物却具有极其坚强的生命力和对苦痛的极大忍耐力。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基础的需求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也即人是先满足生命存在的需求,其次才会有尊敬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高层次的需求,萧红所关注的正是底层人民最基本的生命存在的需求,萧红笔下的女性人物不仅要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还要饱受封建地主和x的残害,她们首先要追求的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权利,其次才会有生命存在平等性的要求。

萧红的创作面对的是广大的社会生活,关注更多的是在整个社会现实中,底层贫病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需求,探讨的是人性的冷暖,展现的是血淋淋的社会现实和女性的真实生活处境,她的创作视野是广大而深刻的,在这点上她比丁玲更贴心生活。

杨义曾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比方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萧红是一江明澈的水[],丁玲和萧红在创作风格上的确有很大的不同,丁玲更加激扬,气概更开阔,更易调动读者的情绪,而萧红则较为舒缓,慢慢打入读者心扉,在一步步深入过程中引发读者无尽的深思。

在女性意识的表达上,二人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丁玲更加直接和激进,使读者同她的女性人物同呐喊同抵抗,而萧红的女性意识则更加压抑,使读者感到了同样的压迫和挣扎,并最终启发出读者的女性独立与自我意识。

第3.2节无望的爱与扭曲的爱

萧红和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着相似坎坷命运且才华横溢的两位女作家,二人的人生经历和感情道路都十分坎坷。

她们都因是女性而受到冷漠和卑视,都有着缺少亲情关爱的童年生活,都在婚恋问题上历经波折,又都在战争中历经磨难,甚至二人的离世也同样令人叹惋。

萧红和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在风格上也有着相似之处,读她们的作品可以发觉,她们的作品都有着悲凉孤寂的基调和深沉凄凉的意蕴。

萧红与张爱玲有着相似的审美趣味,她们都是追求个性自由与独立的叛逆者,但她们笔下女性人物的身上仍然带有二人不尽相同的女性意识思考。

张爱玲生于达官显贵之家,成长于现代化的都市,她笔下多是描写南方没落的都市贵族的婚恋生活,而萧红生于封建的地主之家,成长于闭塞落后的乡村,她笔下更多的则是北方底层农村百姓的现实人生。

为了营造苍凉孤寂的氛围,她们笔下的人物在爱的表现上也不相同,张爱玲擅长人物的心理和神态描写,敏感于都市物欲生活对人性的压迫和摧残,所以她笔下的爱是一种扭曲的爱,充满了矛盾与挣扎,尽显了人性的苍凉与冷酷。

而萧红则是在深刻地洞察底层女性无知无奈的生活状态后,展现出了女性无望的爱,表现出在封建男权与残酷战争环境下女性困难的生存状态。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有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和追求,然而她们在追求的过程中又必定要遭遇金钱对自然爱欲的扭曲,最终导致的则是人格的扭曲。

小说《金锁记》里的女仆人公曹七巧的人格便是被金钱所扭曲的,曹七巧被套上金钱的枷锁,她的人格特征所展现的是金钱对人性的异化,她的悲剧则是男权法权和金钱社会对女性精神折磨的结果。

七巧的人格是变态的、爱是扭曲的、心态是凶恶的,她是悲剧制造者,但同时是金钱至上和男性法权社会下的受害者。

作家通过七巧向我们展现了女性的悲剧命运,控诉了男权与金钱社会对女性的戕害。

此外,《半生缘》中为了自己的生计和地位,设计让丈夫强暴了自己亲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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