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的路径选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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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的路径选择
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的路径选择
——基于安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的数量研究
课题组
目录
一、研究背景4
（一）选题之缘起4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5
（三）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6
二、文献综述7
（一）人力资本开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7
（二）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是释放“改革红利”的重要途径8
（三）农民工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导向9
三、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结构与变化9
（一）安徽农民工的群体状况10
（二）安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12
（三）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群体结构特征17
（四）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21
四、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的问题、困难和路径22
（一）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面临的问题22
（二）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的政策难题及路径选择25
五、对策建议26
（一）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6
（二）健全农民工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制度27
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的路径选择
——基于安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的数量研究
内容提要：
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着人口由乡村向城镇的集中。
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由乡村到城镇、由农业到非农产业，实现了空间的转移、就业的转换；释放出巨大的“人口红利”，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农民工跨区域、大规模流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城乡二元体制、区域政策分割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大量农民工无法真正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加大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培训管理等工作的难度，制约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工作，影响了全社会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
目前，从总量上看，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劳动大军的主导力量，但由于各种体制障碍，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滞后，人力资本有效积累不足，严重制约我国“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作为劳动力大省，安徽省是人口净流出最多省份，常年出省人数在1000万人左右。
高素质劳动力大量流失，农民工素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已经成为安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安徽外出农民工总量为1371.4万人，其中到省外务工农民工987万人，占全省外出农民工总量的72%，跨省流动的比例较其他省份更高。
一边是丰富的人力资源存量，一边却是人力资本不足；一边是农民工“求职难”，一边却是企业“技工荒”；一边是高技能人才“缺口”大，一边却是高技能人才大量“流失”。
因此，全面准确评估安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研究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面临的问题和路径，对于安徽这样一个正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的人口大省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组织实施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利用大量第一手调查数据及相关统计数据，从农民工的健康资本、知识资本、就业资本等方面，对安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变化进行数量上的评估。
同时，综合运用统计学理论和数量方法，从微观（农民工个体）、中观（农民工不同群体）和宏观三个层次及农民工输入地、输出地两种视角，通过区域比较研究，力求准确把握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和变化情况，观察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客观分析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农民工输入地-输出地双赢的角度，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加强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工作，刻不容缓；必须抓住新型城镇化的机遇，从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全农民工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制度、建立高效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等三个方面，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民工个人，在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中的作用，全面提升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为建设“三个强省”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关键词：
安徽省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一）选题之缘起
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着人口由乡村向城镇的集中。
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由乡村到城镇、由农业到非农产业，实现了空间的转移、就业的转换；释放出巨大的“人口红利”，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农民工大规模大范围“候鸟式”迁徙流动，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的重要标志性特征之一。
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接近一半，其中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是跨省流动的主力。
作为农民工主要输出地，安徽农民工数量多，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近年来，安徽高素质劳动力大量流失，农民工素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安徽外出农民工总量为1371.4万人，其中到省外务工农民工987万人，占全省外出农民工总量的72%，跨省流动的比例较其他省份更高。
农民工跨区域、大规模流动，在促进输入地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输出地农村出现“三留守”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出现新的趋势性特征：
一是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不断增强，农民工在就业地点和行业的选择上更加理性；二是农民工代际轮换特征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
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区域政策分割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大量农民工无法真正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加大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培训管理等工作的难度，制约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工作，影响了全社会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
因此，在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工作，这对于安徽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历史经验表明，就业是人口流动和迁徙的根本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迅速上升，通过劳动力充分供给和高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
统计学意义上，一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度量人口红利指标，目前这一指标在经历了长期下降过程后，下降速度明显放缓，尽管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还很大，但劳动力供给的增量呈持续下降态势，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伴随着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长减速，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开始凸显，如何应对“未富先老”和“人口红利”消失，就成为了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坏事，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最终走向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经济规律；但问题的关键是，化解“未富先老”问题是以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为前提的，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从总量上看，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劳动大军的主导力量，但由于各种体制障碍，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滞后，人力资本有效积累不足，严重制约我国“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正是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存在，我国人力资源利用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只有重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开发，通过加大教育培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等政策措施；才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技能水平；才能在稳定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同时，加快改善供给质量和结构；才能有效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需求的形成，为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提供新的动力。
作为劳动力大省，安徽省是人口净流出最多省份之一，常年出省人数在1000万人左右。
一边是丰富的人力资源存量，一边却是人力资本不足；一边是农民工“求职难”，一边却是企业“技工荒”；一边是高技能人才“缺口”大，一边却是高技能人才大量“流失”。
因此，全面准确评估安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研究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面临的问题和路径，对于安徽这样一个正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的人口大省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本文以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组织实施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利用大量第一手调查数据及相关统计数据，从农民工的健康资本、知识资本、就业资本等方面，对安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变化进行数量上的评估。
同时，综合运用统计学理论和数量方法，从微观（农民工个体）、中观（农民工不同群体）和宏观三个层次及农民工输入地、输出地两种视角，通过区域比较研究，力求准确把握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和变化情况，观察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客观分析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农民工输入地-输出地双赢的角度，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二、文献综述
（一）人力资本开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人才，是企业或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人才只有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其作为能动性生产要素的重要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首先创立了比较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有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二是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
现代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成果都揭示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信息经济时代，作为“活资本”的人力资本，其具有可再生、创新性、创造性特质，将为新的经济模式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推动中国经济“双中高”发展——持续实现中高速增长、整体经济结构达到中高端水平，产业对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更深。
尤其是那些在一线岗位，熟练掌握专门知识和技术，具备精湛的操作技能，并在工作实践中能够解决关键技术和工艺操作性难题的高技能人才，更是成为了产业升级中的稀缺资源。
目前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企业间、产业间的竞争演变成了对高技能人才的争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舒尔茨指出：
“人的能力不能与物质资本保持齐头并进，这就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
发展中国家缺乏的不仅是物质资本，而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舒尔茨，1961）。
（二）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是释放“改革红利”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随着“民工荒”和农民工“就业难”双重难题的凸显，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理论界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意义多有论述，加大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已经成为共识（彭焕才，2012；屈小博、都阳，2013）。
一些学者认为，当前农民工技能不足的原因很多，主要影响因素有教育培训制度的缺陷、政府与企业投入过少、培训内容与培训方式缺乏针对性等等（王春光，2007；简新华、黄锟，2008；王海港等，2009）。
也有学者从农民工人力资本与收入、社会融入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李中建、金慧娟，2015）。
一些学者也关注到了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困境，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社会动力不足、思想文化投资不平衡、人力资本双向流动渠道不畅等问题（胡清华，2012；林娣，2014），化解人才的结构性矛盾，加快人才结构由“葫芦型”向“菱形”转变，重点加大视中间层次技能人才，特别是推动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升级，就显得刻不容缓。
还有学者从微观角度研究了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增长的关系，得出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工资增长并无显著影响的结论（魏霁，2015）。
这也表明，人力资本开发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单个企业或产业很难解决人力资本结构失衡、产业工人教育培训、促进流动就业等诸多方面的难题，需要政、企、产、学、研等各方协同，从体系设计高度和公共经济的视角来破解这道难题。
（三）农民工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导向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存在三个倾向：
一是针对农民工个体的微观研究相对较多，而忽视了农民工的群体性；二是现有研究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公共产品属性关注比较少；三是现有研究偏重理论探讨，对如何从宏观政策角度加大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力度这一命题，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
笔者认为，研究农民工人力资本问题，必须关注农民工的分层和代际效应，把握这一问题的公共产品属性，突出政策和应用导向，同时也还要关注农民工流动的区域差距。
三、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结构与变化
人力资本是一个质量概念，是指通过人的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人力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一书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他认为在经济学意义上，“质量”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是相对于“数量”这一概念而提出的。
严格意义上，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人力资源是一个组织单位（如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的总和。
人力资源的状况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在人力资本理论中，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西奥多·舒尔茨，1981）。
人的能力有先天和后天获得的两种。
尽管每个人先天能力有差别，但在较大的人口群体中，一个国家（地区）或另一个国家（地区）人口群体的先天能力是相似的。
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在于对人口后天质量的提高方面。
因此，研究农民工人力资本问题，不仅要从“量”的角度分析安徽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还要重点从“质”的角度，分析这一群体的现状、结构和变化，这样才有助于客观准确地刻画安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
（一）安徽农民工的群体状况
人力资源数量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人力资源总体，即区域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总量；二是现实的劳动力供给；三是已经利用的劳动力。
农民工是已经利用的劳动力资源，因此，研究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问题，也应从数量上把握这一群体的一些典型特征。
1、从总量看，安徽农民工数量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但增速不断回落。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安徽农民工总体就业形势较为平稳，农民工总量为1858.8万人，比上年增加8.6万人，增长0.5%，增速比上年回落了3.3个百分点。
这与全国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
2011年以来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
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0.5、1.5、0.5和0.6个百分点。
农民工总量增速明显回落，意味着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已经结束。
2、从就业形式看，外出就业是安徽农民工就业首要选择。
2015年安徽农民工中外出农民工1371.4万人，比上年增加51.1万人，增长3.9%；本地农民工487.4万人，比上年减少42.4万人，减少8%；外出农民工占安徽农民工总量的73.8%。
这表明，在城镇化不断加速的背景下，“离土离乡”的迁徙模式是安徽农民工就业的主流。
3、从性别结构看，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7%，女性占33%。
要补充一些资料。
表1近三年安徽农民工数量、流向分布及构成情况
指标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农民工人数
（万人）
占比（%）
农民工人数
（万人）
占比（%）
农民工人数
（万人）
占比（%）
全部农民工
1782.9
100.0
1850.2
100.0
1858.8
100.0
本地农民工
495.4
27.8
529.9
28.6
487.4
26.2
外出农民工
1287.6
72.2
1320.3
71.4
1371.4
73.8
1.去往本省
344.6
19.3
344.1
18.6
384.4
20.7
2.去往省外
943.0
52.9
976.2
52.8
987.0
53.1
（1）东部地区
890.2
49.9
929.5
50.2
921.8
49.6
上海
177.0
9.9
174.3
9.4
192.3
10.3
江苏
244.5
13.7
267.3
14.4
263.9
14.2
浙江
336.9
18.9
346.2
18.7
323.5
17.4
江浙沪合计
758.4
42.5
787.8
42.6
779.7
41.9
东部其它省市
131.8
7.4
141.7
7.7
142.1
7.6
（2）中部地区
31.1
1.7
26.5
1.4
34.3
1.8
（3）西部地区
20.2
1.1
19.3
1.0
29.0
1.6
（4）港澳台及国外
1.5
0.1
1.0
0.1
1.9
0.1
4、从流向分布看，外出农民工的省外就业比例高，且数量稳步增长。
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安徽全省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共987万人（2013年和2014年该指标数据分别为943.0万人、976.2万人），占全省外出农民工数量的72%，；其中，流向东部发达地区的安徽农民工共921.8万人，且主要集中在与安徽临近的长三角地区；仅江浙沪三省（市）就有779.7万人，占全省外出农民工的56.9%。
安徽1858.8万农民工中，在本省务工有871.8万人，占全部农民工总数46.9%。
也就是说，安徽农民工省内省外就业大体上各占一半。
5、从就业行业看，安徽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三大行业。
2015年，安徽农民工在三大行业就业就业的比重分别为27.0%、25.3%、12.7%，合计占比65.0%；其次是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0.4%）、住宿和餐饮业（6.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6.5%）。
总的来看，安徽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6、从工资收入看，安徽农民工收入逐年增长，且外出务工收入明显高于本地务工收入。
2015年，安徽外出农民工平均年收入为36151.1元，比上年增长9.6；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非农务工收入为24941.3元，比上年增长8.0%。
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安徽外出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差距有持续拉大趋势。
工资和收入差异显然是影响农民工流向的核心要素之一。
（二）安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
存量和流量分析是现代经济学和统计学广泛使用的分析方法。
从数量上理解和揭示安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现状，对于准备把握其人力资本特征至关重要。
由于人口流动的复杂性，加上群体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是一个平均概念，从流量角度把握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问题的难度很大。
而借鉴人口统计学的分析方法，从存量的角度测度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进而对相关核心指标的数量变化进行分析，不仅便于从数量上进行总体把握，还有助于观察其动态变化。
1、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
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理论界并不统一，但主要有间接法和直接法两种。
一般来说，在一个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存量可以用人力价格或人力成本来间接衡量。
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复杂程度超出想象，加上有大量非正规就业现象的存在，因此，用人力价格或人力成本间接衡量安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显然缺乏可操作性和理论依据。
本文主要是以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生活水平等几个核心指标，利用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调查取得的原始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加工处理，以便于进行比较研究。
同时，为了更好地刻画安徽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本文提出一种指数化处理方法，构建一个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指数，用于衡量不同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该指数根据人力资本的核心概念，主要关注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经验和生活水平等三个领域的发展。
在反映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上比仅使用单一的受教育指标更加可靠，也提供了更加综合全面的观察视角。
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HRI）指数值在0～1之间，指数越接近1，说明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该指数以三个分指数为基础。
三个分指数分别衡量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三个方面：
教育培训指数（ET）用以反映农民工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情况，用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指数（E，占1/2权重）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率（T，占1/2权重）衡量；工作经验水平指数（EV）用以反映农民工职业稳定度和经验积累，用从事当前工作满5年（含）以上农民工比率衡量；生活水平指数（CE）用以反映劳动力再生产能力，以农民工外出务工月平均消费支出占当年全国城镇居民月平均生活消费支出（2015年该值为1783元/月）的比值衡量。
其计算公式如下：
HRI=0.4ET+0.3EV+0.3CE
ET=E/2+T/2
，其中pi为具有i种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数，ei为具有i种文化程度的人口受教育年限系数（如高中或中专为12年），p为该群体人口总数，E0为农民工转变为合格产业工人所需要的教育年限目标值，为便于计算本文将该目标值定位高中（中专）12年。
2、安徽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水平。
从受教育程度看，监测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近年来安徽农民工整体受教育程度逐年提升，但仍有约三分之二的安徽农民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
2015年安徽农民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07年，而全国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3，差距明显。
表2近三年安徽农民工文化程度构成
单位：
%、年
指标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受教育
年限系数
未上过学
2.0
1.8
1.9
0
小学
16.7
16.7
15.7
6
初中
67.3
65.5
65.9
9
高中
10.1
10.8
10.0
12
大专及以上
3.9
5.2
6.4
15
人均受教育年限
8.88
9.00
9.07
—
从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情况看，2015年安徽农民工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比重为33.5%，全国平均水平为38.3%。
这表明，尽管安徽各级政府近年来开始重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且农民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比重逐步提升，但与实际需求相比和与其他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3、安徽农民工的工作经验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安徽外出农民工从事当前工作的平均年限为5.1年。
从事当前工作年限在5年以上的安徽农民工占了73.9%。
4、青壮年仍是农民工主体，但比重持续下降。
安徽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但所占比重继续下降，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
从平均年龄看，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0.0岁，比上年提高0.3岁。
从年龄结构看，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7.8%，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5.2%，比上年上升0.9个百分点。
表3近三年安徽农民工年龄构成
单位：
%
年龄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16-19岁
3.7
2.7
2.3
20-29岁
30.8
29.5
30.7
30-40岁
27.2
26.5
24.8
41-50岁
26.4
27.1
27.0
50岁以上
11.8
14.3
15.2
5、安徽农民工外出从业主要靠自发和亲朋好友介绍。
安徽外出农民工外出方式中政府（单位）组织、中介组织介绍、亲朋好友介绍、自发和其他这5种方式分别占0.9%、2.0%、52.4%、39.2%和5.6%。
可见关系型迁徙在安徽外出农民工外出务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一批“走出去”的时间较早，具有较丰富工作经验的农民工，充当了职业介绍人的角色，这一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自然也较高。
职业搜寻能力也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6、安徽外出农民工的消费和居住情况。
一是生活消费持续增加，居住支出增长明显。
2015年外出农民工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10836元，比上年增加654.1元，增长6.4%，人均月生活性消费支出为903元，仅相当于当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一半。
其中，月均居住支出468元，比上年增加70元，增长17.6%，远高于消费总支出增速。
这表明，随着城镇房价加快上涨，改善居住环境和条件已经成为农民工较为沉重的生活负担之一，这对于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二是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减少。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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