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谈判看国共之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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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庆谈判看国共之争
十月初，我的朋友邀我来谈谈历史，出的题目是重庆谈判，因为10月10号是重庆谈判签订协议七十周年。
在座各位大多应该是20出头，我今年34岁，比各位大10岁左右。
谈七十年前的事情，这10年时间不能算明显的优势，我同样要通过读书来了解历史，其次是向别人请教，这次来之前，我就向一位叫穆好古的朋友请教了许多问题。
但他也是个80后，不可能有很直观的印象去谈70年前的事情。
所以，为了增加我谈历史的资本，在讲正题之前，我先讲几个我家传的老段子，拉近一点我和历史的距离。
第一个故事来自我的母亲。
她今天也在这里听我讲历史。
40年前，也就是离重庆谈判30年左右的时候，她是一名北方山区的乡村教师。
在我家乡那个穷县里，她工作的地方也是最穷、最闭塞的几个乡镇。
在我的记忆里，直到80年代，她还经常用一个问题来测试小孩子的家庭教育水平如何。
大家猜猜是什么问题？
非常简单，就是问小孩子：
你是哪国人？
你是哪国人？
你们不要小看这个问题，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在落后的山村，在那些父母文化水平一般的城市工人家庭里，这个问题能难住很多学龄前的孩子。
甚至许多一二年级的农村小学生都会被这个问题难住。
这些孩子既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也不会做出错误的回答，而是一片茫然。
因为这个问题完全超越了许多孩子的知识水平，他们所在的教学点往往只有民办老师教简单的算术和写字，根本不会介绍外面这个大世界。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
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国家概念不是一种天生的意识，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从家庭传承里面产生。
从本能来说，父母并不认为知道国家存在是生活必须的知识。
其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承认国家的存在，一个必要条件——注意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就是普遍的义务教育。
最早形成现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家是法国，这个国家也是通过把公立小学推广到每一个社区，才最终确立了法兰西民族国家。
法国这个制造国家主义的时间是19世纪中前期，比中国，比我母亲那一代乡村教师深入每一个山村来制造现代国家早了100多年。
那么，在这之前，中国人对国家、对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再谈谈我家再往前两代人的故事。
1933年3月3日，我曾祖父，也就是我爷爷的父亲正当壮年。
他在我老家门前的大路上看见了两辆非常罕见的汽车，两辆卡车。
这不是我们现在路上常见的载重十几吨几十吨的重型卡车，也不是前几年常见的那种5吨中型卡车。
而是载重一两吨的日本仿制美国卡车，装上十几个人就接近了载重极限。
在土路上开几百公里，坏不坏全靠运气。
我曾祖父看到这两辆车的时候，车灯已经坏了，是把手电筒绑在车头上凑合用的。
车上装了十几个日本兵，这是日本正规军第一次到我的老家。
这些日本兵来干什么呢？
他们是去攻打省会的。
我是河北承德人，当时的承德、加上辽西、内蒙古很大一片地方合起来叫热河省，省会是承德。
热河省人口不多，但也有600万人，驻军很不少，差不多13万。
这些日本兵路过我家门前的时候，距离县城还有2公里，县城前一天还驻扎着一万多野战军，司令是中将万福麟，他在附近一共有6个旅的部队，两三万人。
结果呢？
结果这17个日本兵和两辆卡车直接就进城，因为几万中国军队没有任何抵抗，全体逃了，没有一个将军，没有一个团长营长甚至连长认为自己应该抵抗一下。
几十万老百姓也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日本人统治了这个县。
中国军队的无能激发了日本人的想象力。
他们3月3日用17个人拿下了县城，在县城吃了午饭，后面又有几十个骑兵跟过来，下午就一起去攻打热河省的省会承德。
这里离承德还有200里路。
3月4日中午，按照正史记载是100多个日本人占领了承德。
按照我曾祖父的记忆，应该还没有这么多，从他眼前过去的日本人合计也就是七八十个。
这不到一个连的兵力，2个昼夜奔袭200公里，吓的热河省主席还有十几万军队不战而逃，回头跑到古代中国的长城沿线，才借助地形做了一点抵抗。
这不是说当地任何力量都对付不了几十个或者说十几个日本人。
实际上不要说正规军，当地的土匪都绑架过日本领事要钱。
但绑架是生意，是赚钱的，等到日本人不谈生意，认认真真来打仗的时候，没有一个军官或者说地方武装的首领觉得自己有义务抵抗一下。
对于这些军官或者说军阀来说。
军队是自己的本钱，把城市让给日本人，自己留在本地的乡村里，只要不反日，日本人未必不会容忍，跑到内地其他地方占一块地盘，自己还是能过富贵日子，为什么要和日本人硬拼呢？
对于当地的普通农民来说，谁来都是一样的种地交税。
几十年来换了太多的统治者，再换日本来也未必就更坏。
日本人征购所有的大米，不许本地人吃，但是我家本来就只有高粱米可吃，所以也无所谓。
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许多地区的普遍情况，是日本人可以用一小部分力量压制大半个中国的原因，更是几十年后共产党政府把我母亲那一代乡村教师派到每个山村去搞普及教育的原因。
当然，抗日战争最终是中国赢了。
虽然不是我们打败了日本主力，但中国至少坚持抵抗到了1945年，保持了成型的政权和军队，如果中国一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17个日本兵就敢攻打一万中国军队，显然是顶不到1945年的，更不会有重庆谈判这回事。
所以说，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已经在逐渐改变了。
今天我谈历史，就从这个改变的开端去谈。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背景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个多月忙于讨价还价。
其间参加了许多政治性活动和宴会，但以私人名义发起的聚会就一次，是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身份，宴请在重庆的少年中国学会其他成员。
周恩来也出席，但也不是以中共副主席的身份出席，而是以觉悟社会员的身份出席，因为1920年周恩来参与的觉悟社曾经和少年中国学会联合过。
这次聚会有20多人到场，而1925年解散的少年中国学会最高峰的时候也只有107个会员。
1919年到1945年是26年。
100多人的团体，经历了20多年的战乱，七个发起人已经死了4个，大多数成员都从军打过仗，在中国首都还能轻松地聚起20多个会员，这说明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小团体始终保持在中国政治的中心。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9年7月，发起人有李大钊。
大家都知道，1919年就是五四运动那年，五四运动主要是一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运动，这个少年中国学会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治的结果。
五四运动的直接诱因是巴黎和会，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依然要把青岛送给另一个战胜国，所以对世界有所了解的知识分子率先站出来表示不满，抗议现政权无能。
当时读书人少，受过现代教育的读书人更少，读过大学的人，迈入社会的起点比现在的博士还高一些，一般情况下就算对政权有什么不满，也不至于有太大的怨气，可以忍得下去。
但有两个原因让他们到1919年忍不住了。
首先是发现国家并没有什么未来。
本来清朝退位，中华民国诞生，普通的读书人有一个虚幻的想法，就是我们国家也“文明”了，原来基于血统的少数贵族没有了，皇帝没有了，我们也可以像其他文明国家那样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当时放眼亚洲，除了日本之外，大多国家都是殖民地，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皇帝和贵族，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还是共和国，的确可以比他们多一点自信。
同时，中国也的确做了一点给国家涨面子的事情，让大家增加了一点“文明人”的自信。
比如说1918年，北洋军出兵俄国，干涉俄国革命还参与了俄国内战，也被俄国列为帝国主义之一。
同样在1918年，中国拆了东单的克林德纪念牌坊，拿到中山公园搞了一个公理战胜的牌坊。
这个纪念碑是怎么来的呢？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军队杀了德国公使，八国联军强迫中国签合约的时候有个附加条件，在克林德死的地方立牌坊纪念，表示对中国这种野蛮行为的惩处，提醒中国人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
在1919年之前，中国知识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不算高，多数知识分子也把义和团看成野蛮人。
虽然克林德在被杀之前主动开枪射击了中国军队，但一般舆论还是认为他死于野蛮人之手。
现在中国结束了帝制的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的民国时代，自然也要继续承认文明人的规则。
所以这个牌坊在民国时代也一直留着。
甚至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了也留着。
意思是虽然德国是敌国，但那些野蛮中国人这样杀文明人还是错的。
直到一战结束，德国投降，中国人得到了战胜国的身份，才觉得自己也是文明人了，可以和过去的落后历史划界限了，这才拆了克林德牌坊。
有意思的是，中国把克林德牌坊重新组建成中山公园的公理战胜牌坊，这件事是和法国外交官一起干的。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需要法国人壮胆才敢真正当战胜国，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当时的中国自认为进入了列强定义的文明社会，认为今后这个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
结果呢？
巴黎和会的结果一巴掌砸在中国人脸上。
青岛归日本人，中国这个战胜国是假的，文明国家身份也是假的。
民国六七年了，你在外国人眼中还是义和团时代的那个又野蛮又无能的国家。
稍有风吹草动，外国人就商议着要再来一次八国联军，列强共管。
1923年，山东的土匪兼军阀孙美瑶截了京沪线的火车，抓了一批人质，包括外国人，作为筹码和中央政府谈判。
英国政府就对列强的外交使团发出公开提议，商量国际共管中国。
主要提案包括4条：
1.出动国际军队占据京津铁路；
2.任用外籍人员编练中国警队，归中国政府管辖，但若中国政府不负责任，则归列强管辖；
3.在中国口岸举行国际海军示威行动；
4.征收赋税以支付国际共管下的军民行政经费等。
虽然这个提议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没成为现实，但中国人都能理解西方对中国的态度。
即中国的事情不需要问中国人自己的意见，洋人做决定，中国人接受就好。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可能依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就像我前面说的，日本来与不来，我家都是吃红高粱度日，区别不大，更何况此前改朝换代也没人问过他们的意见。
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要做管理阶层的，几千年来的传统就是士大夫阶层要靠做决定吃饭。
现在西方要让他们下岗，和普通人一起去吃高粱米，怎么能接受呢？
所以知识分子第一个不答应。
另外，列强共管的提议虽然没有落实，但日本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因为日本要把中国从列强共有的殖民地变成独占的殖民地。
咱们客观地说，独占殖民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比共有殖民地要好一些，因为殖民者打算长期占据，不是捞一票就走。
比如说中国人口比印度多，面积是印度的三倍，但印度在刚建国的时候，铁路、工业都远远超过中国。
这就是因为中国是列强争夺，印度是英国独占。
进一步说，咱们中国被日本视为长期独占殖民地的地方也比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好。
比如东北和台湾，40年代的工业基础就远远超出上海之外的所有中国地区。
我老家1933年被占，1938年就通了铁路，比绝大多数中国的县城要早得多。
国民党政府1945年接收台湾的时候，台湾人口只有全国的百分之一，发电量几乎和整个大陆相等，这就是后来国民党能守住台湾，发展经济的根本原因。
朝鲜作为日本早期的独占殖民地，以中国1/50的人口，也有1/8的发电量。
当然，这些建设首先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普通的中国农民享受不到多少福利，但至少在战乱过后，日占区的平民并不会比大多数中国军阀控制的地区差多少，大家都看过《1942》那部电影吧。
但是，独占殖民地对于中下层知识分子来说是灭顶之灾。
如果国际共管，各国意见不一，必然还要用中国读书人管理基层组织，允许中国文化继续传播，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出路的。
但如果中国成了某个强国的独占殖民地，殖民者可以从本国送几十万人过来，占据所有管理岗位，同时用独家的文化来改造中国。
这意味着你读新书、学现代知识当不了工程师和律师，读传统的书根本就没地方用。
我举个实例。
日本占了东北，搞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按照伪满学制，初级学校（初小）四年，优级学校（高小）两年，国民高等学校（初中高中简称国高）四年，大学一般三年，部分专业4-5年。
在这个学制下，一个学生从小学读到大学，总共受教育年限是13年，日本本土学生则需要18年。
仅从教育年限上来说，完全可以说伪满教育只是日本教育的一个“山寨版”、“缩水版”。
在这个体系下，绝大多数中国精英终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职业教育，也就是国高级别的教育，其中65%是农科，21%是商科，剩下14%是工科，还特别集中于采矿和土建，完全处于产业链低端，再往上的通道基本封闭。
1943年满洲国有6000个在校大学生，在东北的日本子弟占了55%，剩下45%还要优先给朝鲜台湾等老资格殖民地用，真正留给东北中国人的只有不到1000个名额。
这说明，如果说被列强殖民算是飞来横祸，那被日本单独殖民就是受教育阶层的灭顶之灾。
当时朝鲜和台湾已经被日本占了，已经给中国做了榜样，所以知识分子对日本入侵，独占中国的行为有超出一般的警惕性。
日本的威胁比任何国家的威胁都能激发中国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反感。
在1918年前后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全面激进化，下定了抛弃旧中国的决心。
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么开始的。
这个转变非常的快。
快到什么程度呢？
1917年，康有为搞了一个孔教会，北京的大学生踊跃加入，清华还有一半学生加入，燕京大学也有三四成。
虽然这其中有反感教会的原因，但也说明当时的年轻人对旧中国文化还是有很高期望的。
到了第二年的1918年5月，日本和北洋政府签订了密约，取得了在中国境内调遣军队的权利。
北京的学生就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展开了一场2000人的抗议，要求并不是简单的废除日本特权，而是要求公布协定，不要搞秘密政治。
即新知识分子对清朝留下来的军官集团已经很不满了，不再敬重任何既有的权威，不再信奉儒家的长幼尊卑之说。
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日本拿了青岛，知识分子已经不仅是站出来反对政府的决定，，甚至不仅仅是像戊戌变法那样要改变政权，而是打算清算整个旧秩序，自己重新搞一套新体系。
他们不信任现有的政府，不信任把青岛送给日本的列强，只相信自己，这在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现在通行的历史书把五四运动作为现代史的开始。
于是知识分子们就集合起来，打算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
我们后来习惯把这个前所未有的中国叫新中国，当时大家常说少年中国。
因为中国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大多数还是第一代读新书的人，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人也才二三十岁，所以知识分子运动往往意味着学生运动。
学生们是少年，当时就盛行少年中国的说法。
五四运动开始后几十天出现了一个组织叫少年中国学会。
这个学会，前面说了，最高峰时有107人，但它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
不要看他人少，这100多人如果都活下来的话，可以给不同时期的政府搭建几套内阁班子，还能再搞一个社科院的架子。
比如说共产党这边，除了李大钊之外，还有毛泽东、张闻天这两个总书记，有策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恽代英，有政治局成员邓中夏，孙中山的秘书高君宇，搞上海工人起义的赵世炎，茅盾的哥哥、张国焘的副手沈泽民，还有那个先是一大代表，后来作为托洛茨基的第一个中国同志的刘仁静。
国民党那边，有中央执委周佛海，后来是汪伪政权人物。
杨亮功当过考试院院长，吴宝丰是教育部次长，沈怡是南京市市长。
其他的名人还有民生集团的创始人卢作孚，国歌歌词的作者田汉，《辞海》的主编舒新城，主持北京猿人考古的杨钟健，中国博物馆里大多数你能看见的恐龙化石都和他有关系。
至于朱自清、张申府那些文科教授，我今天在清华，就不用详细说了吧。
此外，少年中国学会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批人物，就是后来青年党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何鲁之、张梦九等人，这个党相当不小，而且重要性超出它的规模，我们一会要着重来提。
总之这个100多人的组织，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第一大帮派，40年代曾有一种说法，说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
为什么呢？
一方面我们要承认这里面确实是人才多，李大钊有识人之明，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当时中国极端缺乏受教育的人口，尤其缺乏对整个国家有一定了解的受教育人口，无论哪个政治势力上台，最后都免不了在这批人里面选骨干。
总之这个学会内部囊括了从五四运动到建国的政治发展史。
接下来我来谈谈这个学会内部的问题。
少年中国学会与中国政坛
少年中国学会的历史并不长。
1919年成立，1924年年会是最后一次还算团结的年会，分裂的原因是内部关于政治立场的分歧。
实际上，1921年第二次年会就已经吵的一塌糊涂，关于学会是否需要有个“主义”是否需要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左翼代表认为需要，右翼代表认为不需要，中间派则不置可否。
最后投票，23个代表，17人主张要研究“主义”问题。
但并没有确定要搞社会主义。
到了1925年，学会内部已经因为是否要搞阶级革命的问题而水火不容。
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等几个共产党和前面提到的曾琦、李璜、左舜生几位青年党元老从讨论升级为打架，后来的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方东美夹在中间，挨双方的打才劝开。
临道别的时候，邓中夏过来和左舜生握了一次手，说“舜生，谈是谈不到一起了，以后战场上见吧”。
所以，毫不意外，1925年年会之后，少年中国学会就等于不存在了。
再聚会，就到了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请吃饭的时候。
接下来，我着重说说前面提到的青年党。
这个党很有意思，成立于1923年，仅比共产党晚两年，成立地点是巴黎。
最初的一批成员和周恩来那一批留法共产党很熟，有很深的交情，也几乎都按照各种排列组合打过架，还在咖啡馆里像黑帮一样谈过停战。
青年党对内的政治纲领很少，就是要求肃清政治，坚定地搞民主，几乎不谈经济问题，主张中国不存在什么阶级矛盾，全民一致就能搞定所有问题。
对外则是坚定的国家主义，以强军为本，驱逐一切外国势力，建设强大的中国。
文化上，青年党论述不多，总的来说是介于法西斯、儒家和法家之间的意识形态。
属于政治上最保守的极右翼。
共产党与之正好相反，对内谈政体不多，可以争民主也可以是党领导国家，但经济上坚决要搞阶级斗争，要依托穷人搞革命，要剥夺富人的资产，要平分土地来动员农民，然后再谈解决中国的其他问题。
对外方面，共产党也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同时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主张国际主义，只要有共同目标，欢迎别国支援中国革命，也乐于支持其他落后国家落后民族搞革命。
文化上，共产党毫不留情地批判旧文化，对孔子和儒家不屑一顾。
这是标准的激进左翼。
因此共产党和青年党水火不容，青年党把反共当成自己的第一纲领，青年党1923年成立，在中共党员只有几百人的时候开始专心反共，这个时候，青年党的核心成员和共产党的核心成员几乎都彼此吵过架或者动过手。
接下来几十年，可以说，无论共产党做什么，青年党都必然反对，甚至不惜和投日之后的汪精卫集团合作。
同时青年党还看不起任何和共产党合作过的党，比如国民党。
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少年中国学会的七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青年党党魁的曾琦派人刺杀蒋介石，以阻止国共合作的北伐军前进。
刺杀计划到中途，青年党发现国共分歧很大，即将分裂，蒋介石可能会站在反共的一面，就迅速叫停刺蒋计划。
当然，国民党和国民党左派也发现了青年党的敌意，在南方对青年党下手，关闭了十余所青年党控制的学校，连抓带杀，干掉了100多青年党成员。
可见前面邓中夏的临别赠言不是开玩笑。
等到国共分裂，青年党虽然不打算杀蒋介石了，但依然看不上国民党。
蒋介石打算让青年党加入国民党，青年党回复说，在反共问题上，青年党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先生，如果平等的联合还可以谈。
如果让我们投机政治，加入国民党这个软弱的组织再反共，违心的事情做不来。
国民党反过来则禁止青年党的党刊发行，抓了总编。
这时候国民党势力大，青年党没有公开武力反击，也抱怨说国民党不顾反共大局，说三年前大多数国人都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东西，我们就开始反共了。
现在不看别的，就看反共大业，不能互相让一步吗？
所以我说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共产党和青年党互为镜像，我们可以粗略地把共产党和青年党写到一条线的两端，共产党在左端，青年党在右端，作为1919到1949年这三十年间中国政治坐标系的基准。
当然，在青年党右边，还有极端守旧的帝制党和北洋旧军阀，但毕竟是民国了，袁大总统和宣统都当不成皇帝，那不是历史主流。
共产党————————青年党——复辟党
那么这条线代表什么呢？
我个人理解，这条线上的数值，代表的就是改变中国基层经济结构的意愿。
越向左的政治势力，越倾向于剥夺旧中国富人资产，让新的人民政权来搞投资，越向右的政治势力越倾向于保留既有的经济，让富人主动投资来拉动社会进步。
虽然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但共产党认为必须掀掉整个桌子，重新排列一下席位，然后才能吃好饭。
青年党则认为，桌子和席位都可以不谈，咱们专心讨论一下上菜顺序，矛盾就解决了，掀桌子的是乱党，必须死。
在两者之间，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其他政治势力写上去。
首先就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从头到尾还是主张一定的社会改造，始终嘴上挂着孙中山“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教导，认为不改造中国就没法反对帝国主义。
所以，国民党除了反共不如青年党那么“纯粹”外，在经济方面，政治光谱也比青年党偏左一点点。
然后我们根据重庆谈判的结果来分析一下其他党派。
重庆谈判是1945年的10月，之后到了1946年1月，作为重庆谈判成果的政协会议开幕。
最后确立了38个代表名单，其中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盟9名，青年党5名，社会贤达9名。
社会贤达的身份说明各方面认可他们相对中立，否则早就拉到自己队伍里了，我们这里暂且忽略。
然后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排列出这样一条线：
共产党7人——————国民党8人——青年党5人
民盟9个人放在哪里呢？
我们分析一下民盟的组成。
民盟的全名是中国民主同盟，号称是三党三派：
三党：
1青年党
2国家社会党（后改名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
3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名农工民主党，农工党）；
三派：
1乡村建设派（乡建派）
2中华职业教育社（职教社）
3无党派人士（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
后来青年党觉得自己势力大，专门跑出去拿政协席位，于是民盟剩下两党三派，五支力量。
其中国家社会党是北洋时期梁启超等人的“研究系”后继者，强调专家治国和渐进的社会改造，以缓和的经济手段去调节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和国民党的训政制度及实际经济手段没有观点上的差异，只有派系和人事之争，后来随着蒋介石去台湾，被视为“党外之党”。
从另一方面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虽然无党派，但人员非常亲共，沈钧儒是1949年之后的最高法院院长，职务上绝不是纯粹的花瓶角色。
那么刚才那个坐标图可以继续修改：
共产党7—救国会————国社党—国民党8——青年党5
此外，乡村建设派企图通过改造农民来改造农村，中华职业教育社虽然扎根城市改造平民来改造中国，20年代后也意识到中国将长期以农民为主体，积极转向乡村建设运动。
所以两者不妨合称广义上的乡建派。
这个派别认识到了必须改造中国的基层社会，尤其是改造农村的社会结构，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和共产党一致。
只是他们不愿采取暴力手段打破旧制度，所以我认为他们在实际政治光谱上应该偏左，靠着救国会。
最后只剩下第三党了。
从名字听，他们就该站在国共的正中间，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他们是1927年的国民党左派，是红军内部肃反抓的“改组派”，是国民党右派杀共产党的时候持中立态度的那一批人。
他们也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有问题，认为阶级矛盾很严重，武昌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邓演达和毛泽东一起办的。
第三党在福建事变中使用的国旗，站在红蓝之间不偏不倚
但他们坚决反对共产党的革命方式，认为共产党的做法在毁灭农村，和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相互依存。
他们打算用正确的思想去拉拢国共双方的军官，先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然后同时消灭国民党和共产党，用发行公债赎买土地，限制地主的方式改造国家。
这样的党派正好放在乡村建设派的右边，国社党的左边。
这样，重庆谈判反应的政治力量光谱就完整了
共产党7—【救国会—乡建派—第三党—国社党】—国民党8——青年党5
（中间黑框里的民盟合计9票）
从政治光谱看，青年党从民盟里面分裂出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留在民盟里面，倒是小概率事件了，我这张图的说服力也就不强了。
中间势力的衰落与堕落
从少年中国学会到重庆谈判，20多年间，在这个光谱图上，几乎每个势力都曾经得到过相当大的物质资源甚至地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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