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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态势分析

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态势分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钱光培

 

一、  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脉络

 

1、北京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很早就有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行业的出现。

元、明、清三代北京就已形成了较发达的生产文化产品与提供文化服务的行业群落,先后成为元杂剧和京剧演出的中心地、景泰蓝工艺品的生产基地与销售基地,琉璃厂书业的发达更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提供了有力的后援。

20世纪初叶,又逐渐形成了一些现代文化行业,如现代书、报、刊业和现代娱乐业等,与上海一起成为中国南北两大现代文化行业集聚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把文化产品生产行业和文化服务行业中的一部分纳入工、商业系统,致使这一部分逐渐迷失了自身的文化属性;另一部分则纳入“文化事业”系统,但这一部分却只能在“事业”体制下运作,折断了产业的翅膀。

2、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下,北京文化行业出现了三种自发的态势:

(1)一部分折断了产业翅膀的文化产品生产与文化服务行业开始重新营造腾飞的双翼;

(2)一大批新兴的文化行业应运而生;

(3)一部分迷失了自身文化属性的文化产品生产行业和文化服务行业也开始走在了回归文化的路上。

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文化人黄宗汉先生成功运作了经营性的文化景观“大观园”,投资160万元,经十年经营,门票收入过亿元,总资产达到2亿元,超过初期投资的10余倍;90年代初宣武区又成功运作了“天桥乐茶园”,不仅在7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上,创出了每年纯收入超过1000万元的效益,还使濒于消失的一些地方剧种和传统曲艺重新获得了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各类民营的文化娱乐业蓬勃发展,各类带有文化属性的公司相继成立,原有的部分文化事业单位也借了“以文补文”的风潮培育了大批仍在事业体系中的文化企业(即处在两种体制交叉点上的文化企业)。

总之,在改革开放后的十余年中,在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驱动下,北京的现代文化产业已悄然破土,走在自发成长的状态中。

3、1995年前后,中央多次强调北京的城市性质和功能定位应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为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强化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功能,北京市委于1995年冬批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启动“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课题。

课题组经过大半年的调研,在深入考察北京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和国内外文化发展的新鲜经验后,于1996年秋天形成正式报告《首都文化建设现状考察与建议》,提出:

要按“全国文化中心”的功能定位推动北京文化建设的发展,需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和两个“关键问题”。

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调整北京城市发展整体战略,确立文化发展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两个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要利用北京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北京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1996年8月,北京市委、市政府主持召开“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取得了共识,即于1996年12月5日在《北京日报》上正式颁布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北京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意见》的颁布与实施,是北京市贯彻、落实(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北京市第一个有关文化发展战略的专门文件”。

也就在这个文件所规定的“主要任务”中,明确提出了“要充分利用北京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其成为北京的支柱产业之一,使北京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并指出,“在现阶段,北京的文化产业要着重开拓和发展书报刊出版发行业、影视业、音像业、演出业、展览业、广告业、文化娱乐业和文化旅游业,同时要大力推动现代信息业、电子出版业等具有前瞻性的现代文化产业。

对由传统民俗形成的文化行业要给予足够重视”;还有针对性的提出:

“各类文化产业都要努力优化结构、合理布局、控制数量、提高质量、增进效益”,从而使其成为我国第一个以党和政府的名义自觉推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文件,它标志着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已走出了自发阶段。

4、从1997年到1999年,在《若干意见》的推动下,北京文化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其主要体现是:

(1)市委、市政府正式将“大力发展北京文化产业”作为重大战略决策加以推动。

发展北京文化产业正式列为了市长课题,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和北京市社科院牵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历时一年的“北京文化产业现状与对策研究”的调研,初步摸清了北京文化产业的家底,形成了对策建议;并在宣武、海淀两个具有不同文化积淀的区域进行了发展规划性的研究,开展了北京家庭文化消费调查,为全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2)通过资产重组等方式,先后组建了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北京日报社报业集团、紫禁城影业公司等大型文化集团,推动可经营性的文化资产逐步纳入文化产业运作轨道,培育北京文化产业的主体力量。

(3)北京文化产业在1997年至1999年间得到了迅猛发展。

据北京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到1999年底,北京市除旅游业在外的其他15个文化行业,已有独立法人核算单位3804个,从业人员22.4万人,拥有资产506.5亿元,1999年创造增加值115.4亿元,在全市GDP中所占比例达5.3%,若加上旅游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全市GDP中所占比例已在15%左右。

实际发生情况还要高于上述统计。

文化产业已成为首都经济中与科技产业一样引人瞩目的新的增长点。

发展文化产业也成了全市规划和各个区县规划必然涉及的议题。

5、2000年,可以说是北京文化产业为新世纪的发展进行准备的一年。

在这一年中:

(1)在研究层面,目光更多地瞄向了未来。

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先后与市委宣传部完成了北京居民文化消费的二次调查和中国加入WTO对北京文化产业的影响与对策研究,又与市计划委员会完成了“十五期间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在此基础上起草了《2001年—2005年北京文化建设发展纲要》,并通过主办全国首届“大城市文化产业研讨会”,集思广益,借取兄弟城市经验,初步规划了新世纪初期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

(2)在运作层面,开始走上了资本运作的轨道。

到2000年底,全部完成了歌华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准备工作。

(3)在决策层面,更进一步提升了北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思考。

北京市委在2000年11月颁布的《关于北京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五计划建议》中,确立了两个重要的提法:

其一是定位了“文化产业是首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适度优先发展”;其二是确立了“文化产业园区”概念,提出了要在北京“推动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与建设”,表达了北京市委要以推动科技产业的力度来推动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决心与魄力。

6、2001年元旦,《北京青年报》在展望北京未来的系列报道中,把整版篇幅给了北京文化产业,并再次披露了高起祥和钱光培两位专家在几年前做出的预测:

“北京有可能跨越一般城市的发展阶段,在21世纪初步入‘开发文化时代’的世界城市的前列”。

2001年2月,北京歌华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即集得资金12亿元。

同时,琉璃厂文化产业园区的招商也在香港亮相。

2001年5月,由北京电视台、北京有线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北京歌华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紫禁城影业公司等组建的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成立,从而打造成功了拥有50亿以上资产的北京文化产业巨舰。

2001年7月,北京申办奥运成功。

近几个月来,北京正在根据新形势,调整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与《2008年奥运行动纲领》一起,重新设计2008年前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蓝图。

至今,一些超大型的现代文化娱乐设施项目已确立;一些著名的文化艺术品市场(如世界瞩目的潘家园旧货市场等)的改造已动工;建立北京文化产业风险投资保险机制、营造北京文化产业孵化器等事宜已纳入各类建议中。

可以预见,未来的五至八年里,北京文化产业跨步会更远,前景会更可观。

 

二、  北京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仍待思索并求得解决的课题

 

1、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实质问题。

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同全国许多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样,是从自发阶段逐渐走向自觉阶段的。

无论是操作者、决策者,还是研究者,对于“发展文化产业”这一事物的实质的把握,都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对实质把握的深度不同决定了人们以什么力度和方式去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北京在这一问题的把握上已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把搞文化产业当作“以文补文”的手段。

其表现方式就是在事业体制下搞点“三产”,目标只在弥补事业经费的不足,使干部职工的生活稍有改善,自然小富则安。

(2)仅把发展文化产业当作北京文化发展战略来对待。

因此目标就只能落实在“为北京文化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上。

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仍在“发展文化事业”的框架里。

因此,文化产业的管理与操作无法跨越原有的文化事业发展的轨道。

(3)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整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一。

因此,能把文化产业视为首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把文化产业的推动与整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处理,并借取发展科技产业的成功经验来推动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保证生存所必须的食品消费指数(即恩格尔系数),北京的水平早已降至40%以下,部分地区如海淀区到2000年已降为28%。

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娱乐、休闲及发展需求的文化消费已从社会消费的边缘移位到了社会消费的中心。

这种消费结构的巨大变化,很快就使得我国原有的产品与服务落后于新的社会需求。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实质就是要以先进的产业结构取代已经落后于消费需求的产业结构,提升我国经济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使我国的生产与服务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新的消费需求。

无论是人们消费需求的变化,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都早就在呼唤文化与经济相结合了。

这是先进生产力的呼唤,也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

我国的文化发展如果不选择一条与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就要脱离时代的要求,脱离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和人民大众的需求,从而丧失其先进性。

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实质上是我国的文化与经济为适应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提升,对原有的文化产品生产方式、文化服务提供方式和原有的产业结构的一次突破。

它的发展必然牵动我国的经济与文化领域出现诸多创新性的变革,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也因为如此,我国文化产业的推动需要开阔的视野、需要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合力,更需要能够与时俱进的创新魄力。

北京文化产业在未来几年中要想求得更大的发展,也需要进一步调整我们对“发展文化产业”的本质认识,站在更为开阔的视角位置来观察、处理“发展文化产业”的事宜。

2、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界定与实际操作问题。

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界定,是我们在推动北京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就遇到的课题。

毫无疑问,它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

但是在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初期,我们有意识地回避了它。

主要有两个原因:

(1)文化行业虽然古已有之,但文化产业还是一个新兴产业。

在原有的产业结构框架中没有它明确的位置。

它和“科技产业”一样,都是现代产业结构动荡中的产物。

旧有的产业结构正在解体,新兴的产业结构尚未确立。

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各种变数太多。

现在就要给“文化产业”一个科学的界定不仅困难,时机也不成熟。

现在还没有创造出为“文化产业”科学界定的条件。

(2)新兴产业也是一种新生事物。

在新生事物萌发阶段,谁也无法精确地描述它的未来。

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任何概括,都具有片面性,都可能被人们批驳得体无完肤。

许多新生事物就是由于“界定”之争,在其初生期就被扼杀了。

我们不愿让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遭此厄运。

只好先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北京文化行业的实际状况,框定一些可以通过规划推进产业运作的文化行业,先运作起来,把至关重大的界定问题放到北京文化产业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之后再说。

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到今天,似乎已经到了可以公开讨论“文化产业”界定问题的时候了。

当然现在也还没有到确立科学界定的时候,讨论的目的仍在于从中获得发展方向的启示。

关于这一课题,我们十分重视近几年以来出现的以下几个新情况:

第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提出了一个界定,认为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这一界定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注意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再生产”与“储存”环节。

这也是我们在文化产业运作和框定文化行业范围时常被忽视了的环节。

第二,哈佛大学的克雷格·范格兰斯特克博士最近在一篇题为《文化贸易论战:

硬件、软件、市场和政府》的华盛顿贸易报告中有一些新提法。

他把文化产业的产品与服务分为“硬件”与“软件”两大类,而对于“硬件”的定义则是“所有用于创作、记录、储存、传播的商品,或其它发布文化内容的商品”,并说“按照这一定义,乐器、录音设备、相机(静态的、动画的、摄像、数码等),胶卷、录像带、电视播放设备和接收设备、声音器材、颜料、画笔、画布、纸张、印刷品等都属于硬件范围”。

他的这一报告的背景是在分析世界贸易组织近年来在贸易论战讨论的热门话题。

他所列举的“硬件”范围中的许多东西业已纳入“文化贸易”内容之中。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推进产业类别调整,把相关产品的生产、再生产、储存、分配与服务纳入“文化产业”范围,加入WTO以后,首先就会遇到对话的困难。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广州市在最近确立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已列出了九大重点发展的产业。

其中,除前五项(即报业、广电业、出版业、发行业、文博娱乐业)之外,还纳入了科研、教育、医疗、旅游等行业。

在2008年前,北京文化产业范围的确定要不要与WTO接轨?

又如何去实现这个接轨?

这已是我们正在思考和必需思考的课题。

3、关于文化产业的投资体制问题。

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拓宽投资渠道。

现实文化产业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

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在目前还不可能在文化产业的所有领域实现投资的多元化。

(1)由于目前的文化企业,除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民营文化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外,大都是从文化事业的母体中衍生出来的。

企业的资产实际上仍是事业的资产,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不良资产,因此这些企业不可能按照产业化资本运作的游戏规则运行。

社会资金不敢流入,也难于流入。

(2)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很实际的情况是,我国文化产业中最具实力的部分(如报业、出版业、广播电视业的主体部分)在一段时间里,还只能处在“事业单位企业运作”的状态中。

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再生产、储存与分配领域,还会有两种运作主体并存。

一种是国有的“事业单位企业运作”主体,一种是投资多元化的主体。

毫无疑问,后者会顺利纳入产业化轨道,而前者将徘徊在“事业”与“企业”的交叉点上,只能靠行业垄断来维持其生产与再生产的运行。

但垄断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法则相违背的,也是与WTO的原则相违背的。

如何来化解这些矛盾?

还要不要按“事业”和“企业”的不同功能分解这些主体,使之分别成为文化事业单位和国有独资文化企业?

还要不要开通国有的文化产业投资渠道以壮大国有独资文化企业的实力?

这些也是北京文化产业在未来发展中必将遇到的重大难题。

北京文化产业也会在解决这些难题中前进。

总之,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北京文化产业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申办2008年奥运获得成功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因素更为北京文化产业的腾飞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未来的五至十年,北京文化产业到底能飞多高,能走多远,就取决于它如何去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特别是上述三大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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