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BOUND-战略观察-第308期：中国的核电扩张面临战略制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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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一年之后，就在日本纠结于“有核”与“无核”争论之时，中国已经开始重启核电建设的远大规划。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核电站建设市场。
大规模的核电建设，已将中国“导入”了核电大发展的战略格局，在技术引进、核电资源、核电运营等方面，中国将面临客观存在的战略“约束”。
中国将如何应对这些战略上的制约？
……
中国的核电扩张面临战略制约
战略观察是基于安邦集团对现实社会和经济环境分析和预测基础上，有关中国未来政策的信息分析系列研究报告。
相关研究，主要是通过各种分析手段，有效的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此来解析各种战略问题和政策方向。
而各种潜在的变化趋势，是我们最为基本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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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观察第308期
第308期2012/07/24
中国的核电扩张面临战略制约
贺军
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一年之后，就在日本纠结于“有核”与“无核”争论之时，中国已经开始重启核电建设的远大规划。
按照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中国核电装机规模将达到3900万千瓦；到2020年的核电装机规划将提高到8600万千瓦，占届时总装机的5%左右，在建规模在4000万千瓦。
根据中国核电协会资料，目前中国已运行的核电机组有15台，总装机容量1256万千瓦；在建机组26台，约占全球在建机组的40%，在建规模世界第一。
很显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核电站建设市场。
大规模的核电建设，已将中国“导入”了核电大发展的战略格局，在技术引进、核电资源、核电运营等方面，中国将面临客观存在的战略“约束”。
中国引进核电的技术路线演变
中国发展核电，回避不了技术引进。
1983年3月，以“回龙观会议”（即“核电技术政策研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确立了以“引进+国产化”为主的核电技术路线。
当时与会的200多位专家一致认为，我国发展核电应采用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机组，要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成熟技术、高起点起步，通过技贸结合，逐步实现国产化，跨越式跟进国际发展趋势。
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核电经历了“三轮发展”。
中核集团公司科技委常委张禄庆回忆，1980年代第一轮发展中主要是引进和国产化并重；1990年代，又经历了以纯粹购买电容为目的的第二轮引进；2002年末至2003年初所确定的新一轮核电发展路线，则是直接引进国外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站技术。
由于中国核电经营体制所限和缺少统一的核电设备研发机构，中核、中广核、中电投等几大经营公司各自为战，在引进技术时，选择的机型“五花八门”。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相继购买了加拿大的重水堆（秦山三期）、俄罗斯的压水堆（田湾）、法国的压水堆（岭澳-大亚湾后续项目）。
而在第三轮引进中，中核刚刚购买美国西屋公司AP1000核电站，中广核就被批准购买了法国的EPR核电站。
核电技术引进多国并举的局面，给实现核电技术的标准化、系列化和国产化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2007年5月22日，由国务院与中核集团、中电投、中广、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等四家大型国有企业共同出资组建了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将在国务院授权下，代表国家对外签约，受让第三代先进核电技术，并实施相关工程设计和项目管理，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中国核电技术品牌的主体，形成了实现第三代核电技术引进、工程建设和自主化发展的主要载体和研发平台。
2007年3月，中美之间签署了《核岛供货合同框架协议》和《技术转让合同的框架协议》，美国西屋公司和肖公司组成的西屋联合体在我国的第三代核电招标中正式中标，AP1000技术落户中国。
国内核电行业普遍认为，AP1000是较好的技术选择，在经济性、设计寿命、安全性等方面，都比国内现有的核电厂显著领先。
可以认为，AP1000已经确立了在未来中国核电发展中的主要技术路线地位。
尽管如此，中国核电界的技术路线之争还在继续，此前是在三代核电技术与二代改进型核电技术之间的争议，而现在则是中核集团的ACP1000和中广核集团的ACPR1000三代核电技术之间。
中国已经以引进技术为基础，开始了技术国产化的过程。
如以AP1000技术为基础，中国开始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技术，并将于2013年在山东荣成石岛湾核电基地开工建设；此外，中核的ACP1000技术、中广核的ACPR1000技术也进入了整体设计阶段。
中国引进核电技术绕不开强大的日本财团
中国发展核电需要引入国外技术，过去曾有过多国并举的引起做法，但现在则逐渐形成了日本财团占优势的格局。
当前全球核电技术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日系为中心、三足鼎立的局面：
即东芝控股西屋电气（控股87%）；日立和美国GE成立合资公司（在除日本以外的市场以40%：
60%的比例运营核能源业务，在日本市场日立的权益比例是80%）；三菱也在与法国阿海珐公司合作开发中型核反应堆。
表1：
日本财团在核电技术上的势力扩张
时间
具体内容
2006年10月
日本东芝公司宣布，以41.6亿美元收购美国核电站建造企业西屋电气公司77%的股份，完成对后者的收购。
2006年10月
三菱财团的三菱重工公司宣布，与世界最大核反应堆制造商——法国阿海珐集团合作开发功率为100万千瓦的中型核反应堆。
2006年11月
富士财团的日立公司宣布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达成一致，将在核能商业领域开展全球范围的联盟合作，以强化双方在核能利用市场上的地位。
2007年
三菱重工和阿海珐建立合资公司，主要由阿海珐（总部设在巴黎）负责产品开发和销售。
2007年
哈萨克斯坦州核能公司Kazatomprom收购了东芝所持西屋电气10%的股份，东芝所持股份降到了67%。
2011年9月
东芝公司宣布将收购美国工程公司肖集团公司（ShawGroupInc.）旗下全资子公司NuclearEnergyHoldingsLLC所持有的西屋电气公司全部股份（即西屋电气公司20%股份），提升对该公司的持股比例。
此次收购完成后，东芝对西屋电气公司的持股比例从67%上升至87%。
资料来源：
互联网，安邦整理。
这种背景下，日本在中国核电市场的渗透已经越来越深。
2006年12月16日，国家发改委对外宣布，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和肖工程公司（ShawGroupInc.）联合体成为中国4台核电机组的优先中标方。
根据双方谅解备忘录，中国将引进西屋电气的AP1000技术，建设浙江三门和广东阳江的4台核电机组，每个核反应堆造价约达10亿-20亿美元。
据称，此项工程合同总价值超过50亿美元，核反应堆建设在2007年初展开，计划于2013年投入运营。
中国引进AP1000的基本过程如下。
2006年底，中国与美国签署AP1000的合作及技术转让备忘录。
2007年，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其使命是通过对AP1000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以及再创新，最终形成中国自主品牌的三代核电技术。
同年，中国引进由美国西屋公司开发的第三代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AP1000）。
2008年2月26日和7月29日，浙江三门、山东海阳两个自主化依托项目核岛负挖工程相继提前动工。
2010年10月8日，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宣布，我国采用第三代AP1000核电技术建设的首批内陆核电厂标准设计的初步设计和安全分析报告已完成，代表中国已在技术上具备在内陆批量建设AP1000核电厂的条件。
中国目前已运行核电站机组15台（其中，11台采用第二代核电技术，4台采用AP1000技术），在建核电站机组26台。
据业内人士透露，“十二五”期间，中国每年将开工5至6台核电机组。
按照引入AP1000每个核反应堆造价约达10亿-20亿美元计算，中国未来每年核电技术投入很可能都在七八十亿美元，甚至更高。
回顾中国核电建设的技术引进，国内目前已经明确了以三代技术为主流的技术路线，其中采用AP1000技术的示范项目（4个）多于EPR（2个），显示了AP1000在未来核岛自主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国内正在加紧研发的AP1400和还未提上日程的AP1700，都要以消化引进的AP1000技术为前提。
随着中国核电建设第三代技术方向的确定，未来中国在核电技术上对日本的依赖性将会很大。
虽然日本公司并非国内早期核电项目的主要供应商，但东芝对西屋的收购已经改变了全球核电技术版图。
从前述日本财团的扩张可以看到，日本企业已逐步成为全球核电技术的中心，东芝（三井财团）—西屋、三菱重工（三菱财团）—阿海珐、日立（富士财团）—通用电气，这意味着全球核电技术最重要的三极都插着日本国旗，尽管后两极不是控股而是战略合作或联盟。
日本财团大手笔切入核电技术版图的态势显示，中国发展自主核电技术都绕不开日本财团。
日本财团是全球铀矿资源的“掠食者”
大规模的核电建设引发了对核电资源-----铀矿的竞争。
即使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不少国家对铀矿这一资源的重视并没有削弱。
比如法国。
法国阿海珐（AREVA）不仅是核电技术的重要提供商，也是铀矿开采的巨头。
2011年，AREVA共生产铀矿9142吨，其中3608吨来自哈萨克斯坦，超过了其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多。
现在，哈萨克斯坦已经是法国核能巨头阿海珐公司最大的铀矿开发基地。
阿海珐持有在哈从事铀矿开发的子公司Katco公司51%的股份，其余49%由喀萨克斯坦当地公司持有。
阿海珐公司在2012年在哈萨克斯坦的铀矿产量有望超过4000吨，并拥有当地最重要的Muyunkum铀矿的开发权。
据专家分析，该矿是世界上最具开发价值的项目，属浅层开采，预计生产成本仅为每吨28美元，市场售价则可达到每吨60美元。
日本则更是全球铀矿资源的“掠食者”，并且财团的形式在全球各地开展活动。
在核电领域，技术与资源的一体化不乏先例。
如阿海珐不仅是设备商，也是2009年全球最大的产铀公司，类似的案例在俄罗斯、加拿大都有。
不过，没有一国能够像日本这样，系统性、协作性地在全球同时控制核电技术和核资源，而日本财团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上述技术版图中的三个日本玩家，同样是争抢铀矿资源的巨头。
三井旗下的三井物产，富士旗下的丸红，三菱旗下的三菱商事，在铀资源领域的并购相当频繁。
再加上伊藤忠、住友和各大电力、石油公司，日本以财团为凝聚力、以商社为执行力的资源占有战略，实现得相当有效。
最近几年，三井物产、丸红、伊藤忠等著名商社纷纷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等国获得铀矿资源。
2008年就有报道曾指出，日本伊藤忠集团在日本搜括全球铀资源的行动中担当“冲锋队”的角色，该集团每年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4000吨铀矿石。
表2：
日本在全球开展铀矿资源合作的部分活动
时间
活动内容
2005年10月
日本第一劝银财团的伊藤忠商事同哈萨克斯坦国家铀矿公司签订10年的购买合同。
2006年2月
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总裁扎吉舍夫宣布，该国已同日本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和关西电力公司签订合同，建立合资公司，双方将共同开采哈‘梅古杜克’铀矿，两家日本公司将各占公司35%的股份。
2006年10月
三井物产与俄罗斯技术供应出口公司签署协议，开始实施开采雅库特“南方”铀矿区的合资项目。
俄日联合开采铀矿资源的项目总投资额为2.45亿美元，而在该项目实施合理性得到确认之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将获得这一项目25%的股份。
2008年10月
日本三井支付1.04亿美元购入澳大利亚即将投产的、低成本的地浸砂岩型铀矿霍尼穆恩。
2009年4月
日本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国家公司（JOGMEC）与加拿大的Pitchstone勘探有限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开展铀矿勘查合作，JOGMEC在合资企业持有50%的股份。
2010年7月
日本伊藤忠商社获得纳米比亚罗辛南铀矿（RossingSouth）开发商Extract资源公司（ExtractResources）10.3%的股份，收购金额为150亿日元（1.7亿美元）。
罗辛南铀矿预计从2013年开始年产铀5800吨，最终产量将达到22万吨。
另外，JOGMEC承诺为伊藤忠商社纳米比亚项目提供40亿日元的贷款。
2010年8月
东芝、东京电力、日本国际合作银行与加拿大铀一号公司签定了新合同，获得每年购买多达250万磅（约合1134吨）天然铀的权利，合同期限为2014年到2025年
2011年2月
日本伊藤忠商社与乌兹别克纳沃伊矿山冶金联合体签订了长达10年的金属铀采购合同，据悉伊藤忠商社将每年自乌购买500-1000吨金属铀。
2012年5月
日本三菱公司和法国阿海珐公司合作在澳大利亚勘探铀矿，如果确定拥有有前景的储量双方很可能成立一个联合投资公司。
资料来源：
互联网，安邦整理。
日本财团在海外铀矿并购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与日本财团的行动一致性有很多关系。
日本财团通过大量的合资企业和交换持股的方式不断加强与铀矿生产企业之间的联系，很多项目都由多家企业联合开发，不仅扩大了影响面，降低了风险，更重要的是造成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最终牢牢控制住铀矿开发的主导权。
日本政府也积极参与和支持了日本财团对铀矿资源的争夺。
2007年东芝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当时的日本经济产业相（部长）也随同前往。
不仅如此，日本企业与各国大手笔的铀矿进口协议，以及各种核能产业集团、金属矿业事业团的成立，也离不开政府的推动。
从日本囤积铀矿石、储备重要的核原料钚等一系列动作来看，日本在核能原料方面在做周密的战略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财团并不讳言对中国的警惕。
东芝公司把自己持有的西屋电气10%的股份转让给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将其纳入“三井共同体”。
中国获取海外铀矿资源也绕不开日本财团
中国巨大的核电建设规划意味着中国未来将有极大的铀矿资源需求，这实际上是向全世界明确发出了一个争夺铀矿资源的长期“要约”。
按照最初的2020年核电发展规划，世界核能协会预计，中国要达到4000万千瓦核电装机容量，每年至少需要8000吨铀矿。
WNA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探明的可开采铀资源仅有6.8万吨，不足世界总量的1%。
但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2010年中国铀产量仅为827吨，而2011年中国铀消耗量却达到4400吨。
巨大的铀矿资源需求迫使国内相关企业近年加快了对核原料的开发和布局。
除并购澳大利亚铀矿案例外，国内企业足迹早已踏遍纳米比亚、尼日尔、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加拿大等世界主产铀国家和地区。
国内曾有人总结，中国企业海外找铀矿目前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基本是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孤军奋战，影响力有限；第二，投资规模和铀矿产量较小；第三，过分依靠行政推动，无法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没能形成类似日本财团的集体行动，阻力较大。
但最大的问题则是，海外铀矿资源的基本布局已经完成，跨国公司尤其是日本财团早已控制了全球较优质的铀矿资源。
因此，中国公司的参与要么是高溢价获得一部分资源，要么必须从日本财团或其他跨国公司那里来购买。
日本财团并不否认他们在针对中国，三井物产的发言人就明确表示：
“我们必须在中国竞争到来之前，确保铀的份额。
”
表3：
中国海外铀矿投资情况
时间
投资内容
2007年11月
中广核集团与乌兹别克斯坦“地矿委”签订了《中国广东核电铀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地质和矿产资源委员会开展铀矿合作商务合作合同》。
根据该合同，在2007年2月双方签订的天然铀长期采购基础协议基础上，中方在2019—2028年期间自乌再采购8000吨天然铀；与乌方合作开采砂岩型或黑色页岩型铀矿区块。
2008年10月
中广核集团与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签署战略伙伴合作协议，收购谢米兹拜伊铀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部分股权，建立了铀矿开采合资公司。
该合资企业中，中广核在哈―中合资企业中占有49%的股份。
合资企业共同开发哈萨克斯坦的伊尔科立（白垩纪的卷型砂岩铀矿）和西米兹尔（晚侏罗世的底河道型砂岩铀矿）等两个铀矿。
联合生产的这两个项目预计产量在1250吨左右。
2009年9月
中广核集团铀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地矿委”签署了成立中乌合资企业——中乌铀业有限公司的有关文件。
中乌铀业有限公司对乌纳沃依洲“波斯套”黑页岩铀矿区进行勘探开发，合资公司注册资本460万美元，双方各占股50%，中方公司以资金入股。
2009年
中核集团介入蒙古铀矿开发。
中核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中核国际以3100万加元的代价收购了加拿大西方勘探者公司。
该公司拥有位于蒙古国多个铀矿勘探项目，其中古尔万布拉克矿床中部已探明铀矿储量为6892吨金属铀，矿床外围另有推断铀资源10000吨左右。
2010年12月
中核集团首个铀资源海外开发项目——尼日尔阿泽里克铀矿项目试生产出第一桶产品，标志着生产线全流程打通。
该项目自2008年9月27日起开挖建设。
中核集团持有该项目37.2%的股权。
预期有约11200吨铀矿资源，年产量约700吨金属铀。
2012年2月
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拓公司宣布，已接受中广核对其所持有的KalahariMinerals公司11.1%股权的收购提议。
Kalahar公司最主要资产是澳大利亚及纳米比亚上市公司ExtractResources公司42.79%的股份。
Extract拥有的Husab铀项目位于纳米比亚数个世界级铀矿藏方圆50公里范围内的战略位置，根据已明确的探测情况，其规模在全球铀矿中列第三，且有望上升到第二位。
力拓和日本伊藤忠是Extract公司第二和第三大股东。
2012年7月
中核集团发布消息称，该集团在蒙古运作的铀矿项目日前获得蒙古国政府批准开展前期工作。
中核集团与蒙古国核能署在2010年签订了铀矿资源和核能领域合作备忘录。
2011年，古尔万布拉克铀矿床储量报告通过蒙古国矿产资源委员会评审并获得批准。
2012年，项目公司启动环评工作。
来源：
互联网，安邦整理。
长期来看，核资源储备是个战略级的重要问题，这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大。
官方资料显示，目前全球435个运营中核电站每年消耗约7万吨铀，最晚到2020年，现在已开发铀矿就将开采完毕。
中国不足10万吨的铀矿储量属于贫铀国。
虽然国内铀矿年产量只有1000吨左右，2011年却消耗了4400吨。
如果按照2020年装机目标的低限（6000万千瓦左右）计算，届时每年需要的天然铀将达到10000吨。
很显然，中国未来的核电产业能否安全运营，有赖于能否在国外找到稳定的核燃料资源供应。
而我们此前的分析显示，在保障中国的核燃料资源供给上，我们同样绕不开早已在全球布局的日本企业。
中国的核电扩张应该调整规划，压缩规模
作为独立的智库，安邦一向对中国庞大的核电建设规划持保留态度。
我们认为，中国的核电发展规划过于庞大而超前，它不仅在中国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还会带来极高的综合成本。
我们想强调的是，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工业及管理能力超强的日本已经表现出严重的准备不足，难道中国就敢拍胸脯说核电运营没有安全风险？
正如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过去所警告，大规模发展核电带来的巨大的风险和或然成本，将远远超出技术甚至经济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中国发展核电的最大理由就是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满足国内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
国内经常引用的数据称，目前在全球440个核电站中中国仅占全球3%，而能源消费却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费的20%；中国大陆核电发电量仅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9%，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不少专家对如下的数字推算十分着迷：
如果中国核电赶上平均水平，10年可省煤1/6以上。
以2001年至2010年这10年为样本，中国每年的发电量，煤电占了大约75%，如果核电占发电比例在2001年就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那么，煤电的占比就可以下降到55%，电煤用量就可以节省近1/3。
而中国的煤炭产量，有50%以上用来发电了，就按50%计算，节省的电煤也占到了煤炭总产量的1/6。
还有专家认为，中国发展核电的经济效益具有优势，尤其是国产的核电机组。
如秦山二期扩建工程两台65万千瓦机组投资估算为71.5亿元人民币，一年发电总收入18.2亿元。
即使考虑交税、偿还贷款和成本等，大约10-11年后就可以把贷款全部还清。
然而，上述算账的方法算的都是局部的、静态的小账，没有充分考虑到核电的安全性、技术引进与限制、铀矿资源的获得等经济、外交、地缘政治上的投入。
安邦的研究团队认为，大规模的核电扩张将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很难回头的核电之路——不仅在核电建设阶段需要大量引进核电技术，还要在运营阶段在全世界寻找稳定的核燃料供应——这将使得中国的核电工业在技术和资源两个领域暴露出“软肋”。
安邦研究团队的跟踪研究显示，这种情形很可能会发生。
中国大规模发展核电站，在加大安全风险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国在核电技术和核燃料领域的对外依赖。
安邦不断呼吁中国缩减核电发展规模，实际上是在战略上减少未来面临的风险。
但遗憾的是，国内迄今对此并无重视，形成了安邦一家与日本财团“肉搏”的情形。
如此发展下去，中国目前在石油问题上面临的困境，将会在核电问题上重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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