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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城市转型与单位制社区变迁
中国大陆的城市转型与单位制社区变迁
——单位制研究的空间维度
张汉
文章来源于：
《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9期（秋冬季）。
摘要：
体制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大陆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变迁进程，即「城市转型」。
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单位制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统治体系也在经历复杂的转型历程，而非简单的瓦解和消亡。
单位制社区是中国大陆独有的城市社区类型，其变迁机制对于理解中国大陆国家体制转型和城市转型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本文从体制和空间或称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两个方面去理解单位制社区的变迁，包括单位自我牟利性的增强，单位集体消费的消解，单位制社区管理的选择性退化等，以及相应的单位制社区空间转型过程。
关键词：
中国、社区管理、城市转型、单位制社区、体制转型
作者简介：
张汉，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一引言：
中国的体制转型和城市转型
要深入理解当代中国大陆城市单位制的社区体制与空间转型，不能仅仅把视野局限在城市社区这一微观层面，甚至也不能局限于城市这一中观层面。
宜把发生在城市社区这一微观层面的基本变化，理解为更为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变迁所形成的某些微观「映射」。
从一个较长时间来看，社区的根本性变迁从来都不是能够由社区自主决定的。
进而言之，宜把对社区变迁的理解作为理解宏观的体制变迁和中观的城市变迁的一种线索。
自1978年以后，中国的体制转型（institutionaltransition/transformation）引起了世界瞩目。
中国的体制转型简单说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再分配经济，走向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复杂的、渐进主义的转型是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并且充满了新旧体制的交错。
孙立平把这一转型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三点：
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2、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3、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孙立平，2002：
86-91）。
这一转型是以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为特征的，它试图利用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同时保持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并不放弃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强力控制。
转型中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变迁进程，「城市化」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战略和新的国家积累方法，城市成为中国体制转型的主要空间依托。
笔者所使用的「城市转型」概念的内涵是，它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国家）所发生的重要的历史——地理过程，即城市发展战略、增长机制、治理模式和政策体系的转换，以及相应的城市空间重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变迁。
城市转型是中国体制转型的重要实践机制，并且其方向、速度、内容和深度取决于体制转型。
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特殊性和全球经济关联性日益加强所带来的多重经济重叠（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的现象，中国的城市转型更为复杂。
当代中国前所未有的高强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提出的「经营城市」的口号，以及全社会对房地产业近乎狂热的心态，都是中国的国家积累体制正在转型的表现：
在制造业这一传统的资本回圈之外，中国逐渐建立起以城市为依托的新的资本回圈链条，并且以其惊人的高利润吸引资本向这一回圈链条快速转移和高度集聚。
地方政府越来越把城市作为最主要的「国有资产」，对经营城市而不是经营国有企业越来越感兴趣，并且其地方财政收入也越来越依靠与之相关的各种税费，如国有土地出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房地产业等。
体制转型使得地方政府不再只是中央政府在地方层面的派出机构或分支部门，而成为更加具有独立法权地位的实体政府。
另一方面，私人投资者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欢迎，因为他们能够协助建立新的国家积累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把国民的消费支出限制在最低水准上，并宣布一切私人资本活动均为非法；剩余资本都被纳入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国家积累体制。
因此，城市不可能成为组织卡斯特尔（ManuelCastells）所称的「城市集体消费」（collectiveconsumption）的手段，城市中的「建成环境」（builtenvironment）也不可能成为转移社会剩余资本的空间。
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首先是一个工业生产空间，这本质上是由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国家积累体制所决定的，但也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关，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以高度工业化的、其居民以无产阶级为绝对主体的社会主义城市展现自己的形象。
其次，城市也是一个政治礼仪空间，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总是占据着城市核心区的位置，并与宽阔的街道和巨大的游行广场等城市元素共同构成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中国城市。
而在中国向一个新的国家积累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以城市为基础的新的资本回圈链条被创造出来，以实用主义为基本取向的转型策略强调资本来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对城市大众消费的诱导作用。
因此，企业家主义（entrepreneurial）的地方政府娴熟的与各种私人资本建立起形态多样的「城市增长机器」（urbangrowthmachine）或称「城市增长联盟」（urbangrowthcoalition）。
在中国城市中生产出多种类型的消费空间，不同个体和组织根据竞租理论（rentbid）选择各自的合适区位。
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为了使城市成为更适合新的国家积累体制的资本积累空间，城市更新计划在当代中国城市中普遍展开，试图清理城市中的「污点」，为新的国家积累体制提升整体环境品质。
但是城市更新并不一定发生在最衰败的地方，因为必须考虑市场需求。
很多城市更新计划是使被更新区位成为更加「可消费」的空间的实践，这种「地方打造」（place-making）策略，促进了新的国家积累体制的合法化，并且提供了新的资本积累和回圈管道。
城市更新是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重要实践方式，城市更新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的一种流行话语和集体行为。
我们需要从体制分析的视角去看待城市更新。
「单位制」作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基本国家统治体制，不但能够完全贯通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而且因为单位制在城市中可以由「单位制社区」而实现明确的空间定位，所以也能够贯通体制分析与空间分析。
二单位制社区研究文献综述
单位制作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基本城市管理体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众多社会学家都对单位体制进行过研究，但并未充分将社区的概念纳入其中，主要是把单位作为一种社会统治体制或社会组织类型而不是社区类型来研究的。
另外一些研究已经从社区的角度认识单位制，但往往是从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等视角来展开的，对体制的深入分析又比较缺乏，空间概念同样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能够将单位制社区的体制变迁和空间变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还不是很多。
笔者试对学术界关于单位制社区的研究做一个基本的梳理和评述。
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4个主题。
关于社区权力的研究
这些研究关注单位制社区中的权力主体结构以及权力运作的过程，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主要是政治学和行政管理。
何康（2007）研究了体制转型过程中单位、政府、社区三个权力主体的权力对比变化以及相应的社区权力结构重构过程，认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围绕着社区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展开的。
王雪（2007）认为当前城市社区权力运作模式正在由行政权力单向制约向多元权力互动转变，政府、市场、社会权力的配置处于不均衡的状态，主张促进多个治理主体间互动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关于社区建设方法的研究
这些研究基本是呼应政府提出的「社区建设」的政策指引来探讨社区建设的方法，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主要是公共管理学。
关信平（2002）把体制转型过程中单位制社区的转型理解为单位制社区向「区域性社区」的功能替代过程，政府试图通过「社区建设」来加强「区域性社区」的结构和功能，以便使它能够担当起原来由这两类社区所担当的社会功能。
索德钢（2006）探讨了体制转型过程中单位福利的断裂问题，如社区如何承接原有的单位福利，以及在单位释放服务功能之后如何重建社区服务体系。
郭风英（2007）把单位制社区的转型理解为社区治理失灵，并提出多元共治模式是社区治理走向善治的有效治理模式。
李文星、尹鹏程（2007）分析了单位制社区居委会在法律定位、人事权归属、经费来源和考核机制四个方面的困境，提出重构单位制社区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所驻单位的关系，以及重构驻单位社区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的关系等对策。
王欢苗（2007）对企业与社区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转型期中，由于国家的权力主导性没有改变，加上单位制的遗存作用，所以当前中国企业社区关系管理模式的新特点是企业依托社区获得政府的支援。
关于单位制社区空间的研究
这些研究着重从空间、土地利用等角度关注单位制社区的特征、功能以及演变趋势，由于研究者地理学或城市规划的学科背景，空间的概念得到高度的强化，但一些研究仍然没有成功的把空间研究与体制研究整合起来。
柴彦威（1996）研究了以单位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通过考察单位制的形成、作用、日常生活类型及空间分布特征等，认为中国城市的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由三层次构成：
1、由单位构成的基础生活圈，2、同质单位为主形成的低级生活圈，3、以区为基础的高级生活圈。
DavidBray（2005）在SocialSpaceandGovernanceinUrbanChina一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是何种社会和政治实践使单位塑造出了自己的空间形态？
空间设计与中国社会主义统治的合理性之间是何种关系？
他把单位制和单位制社区的建设实践理解为「社会主义空间治理术」（socialistspatialgovernmentality），并对院墙的意义、单位制的起源、社会主义劳动力组织和工业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
谭文勇（2006）对单位制社区的建立和演变历程进行了详细的历时态研究，分析了单位制社区对城市交通、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影响，最后将城市转型和单位制社区转型理解为「后单位时代」、「泛单位圈城市」的兴起。
于文波、王竹、孟海宁（2007）认为单位制社区目前仍表现出多方面的优点，如丰富的社会资本网路、多阶层混合居住、符合居民职住接近的要求、鼓励无能耗的绿色交通从而客观上抑制了汽车消费和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等，并与美国的TOD社区规划理念进行了比较，认为单位制社区比TOD社区表现出更优良的适度技术和生态策略。
文渊（2007）研究了应用渐进式局部更新方法对单位制社区进行更新的策略，认为单位制社区经过改造后是解决单位中低收入人群居住问题的最佳途径，并建议成立「住宅合作社」以促进社区更新中的利益协调。
关于单位制社区的体制研究
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明确的把单位制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体制来加以研究，考察单位制的起源、功能、发展走向，将单位制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和体制环境中加以理解，关注单位制与其他一些相关体制安排的关系。
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主要是社会学，但也分布于人文地理学、历史学、城市规划、行政管理等其他学科中。
李汉林（1993）以及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1994）关注单位制的转型及其与中国城市社区整合与控制机制重塑的关系。
他们认为在中国的体制转型过程中，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城市社区整合与控制机制在短时期内不会彻底改变，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并存、两种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董卫（1996）以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两条线索展开对单位制在中国的建立历程、功能特征和规划手法的分析，又在中国体制转型中出现的城市更新热潮中展望单位制的走向。
轩明飞（2003）虽然将单位制和社区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但是他把两者简单的看作城市管理体制中对立的两极，并由此把城市转型和单位制转型的过程简单理解为「从单位到社区」。
侣传振（2007）虽然同样持这种二元论，但是他的独到之处是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入手，把单位制理解为国家政权的全能空间。
国家政体通过建立「单位隔离式」的治理模式，以党政控制体系为基础，通过控制代理人而顺利完成了向社会基层的渗透并汲取社会资源。
张丽梅（2005）把单位制社区的转型理解为国家单线调控的失衡和行政区—社区双线调控的发展。
田毅鹏、漆思（2005）提出「典型单位制」的概念来概括基于东北地域特点的单位制发展，不仅把单位制作为一种国家体制来看待，即「单位社会」，也非常关注单位制对社会空间重塑的意义，即「单位空间」。
李涵（2006）认为单位制社区是继宗族社区之后中国历史上社区发展的第二阶段，认为单位的多元化功能造成了单位与社区在地域与情感上的双重重合，单位人会因以集体主义为行动理念而失去自我，单位制下居民的社会关系单一而又淡薄。
柴彦威、陈零极、张纯（2007）认为单位制不仅是理解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社会与空间变革的重要视角，同时也是理解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城市变化的重要视角。
他们的研究代表了近年来人文地理学界兴起的城市转型研究热潮以及地理学家对转型社会学理论积极借鉴的趋向。
三中国城市的单位制及其转型
单位制的起源
「单位」是工作单位的简称，它一度构成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全方位场域，并成为城市居民生活中的集体记忆。
笔者把单位制作为一种国家统治体系来认识，关注的是其在国家积累体制（国家生产）、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基本功能；单位制的重要性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如果没有单位制，上述三种体系和过程都无法建立和实施。
单位同时也是唯一的微观社会组织类型，除了单位之外不存在其他微观社会组织（李路路，2002：
页25）。
单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中建立的普遍的、同质性极强的、行政化程度极高的基本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初期，需要建立起高度集中化的「全能型」国家政体和城市管理体制，以充分调动社会有限资源。
单位制应运而生。
而在城市建设中则遇到了如何在空间上组织新建工厂的问题，即就业地和居住地的空间关系问题。
中国大陆选择了以职、住就近安排为重要特征的「单位大院」这种空间形式。
单位制的确立使中国的社会控制和整合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单位社会」在中国城市中填充了几乎所有的合法社会活动空间。
单位制在国家、单位和个人之间建立起垂直的纵向联系体系，由此塑造出一种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社会形态，国家由此实现对个体的全方位管制。
单位是中国城市居民实现合法社会化的唯一环境，「单位人」是实现合法社会化的唯一身份。
个人只能通过单位来获取政治地位、教育、收入、住房和福利，个人不能与国家直接展开对话，更不可能与国家讨价还价或者享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而且单位制把在延安时期形成的根据地制度与社会体系更紧密的结合，从而形成了单位制这种带有传统农业社会和共产党军队组织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组织体系，是一种全方位的「完全性组织」（何康，2007：
3）。
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家统一集中管理、占有和分配各种资源的体制格局已经打破，单位对国家和上级单位的依赖性在不断的弱化（李汉林，2004：
91）。
具体来说，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单位制发生了如下重大变化：
第一，单位与其成员经济关系的变化，这是单位制变化的基础；第二，单位制从对其成员全方位的控制，转变为只是对其成员职业活动的控制；第三，人们的社会生活开始从单位内转移到单位外；第四，单位从涵盖城市中的大部分人口变为仅能涵盖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口；第五，单位的变迁中，同时出现了弱化和强化的两种趋势（孙立平，2004：
39）。
而反映在城市社区方面，则是单位较大程度上撤出社区的日常管理层面，社区的自主性加强，更多无单位社区的出现，以及城市逐渐更加依赖其他组织类型而非单位进行基层管理。
由于体制惯性和改革的路径依赖等原因，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单位制并非瞬间解组，而是要经历长期的、复杂的转型过程。
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新旧体制交错在单位层面有多种表现，比如单位在保留很多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功能的同时，也逐步接纳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如对涉足房地产业等市场经济行为跃跃欲试。
单位制在不断发生变异和分化，个体在国家政体之外享有越来越多的资源管道。
国家权力退出除行政、司法等政治单位之外的一般性单位，单位的行政化特质逐渐弱化，但是单位的自组织能力在强化，单位日益成为自我管理、自我运行、自我发展的独立实体，这个过程就是单位自我牟利性的强化。
单位不再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末梢神经即基层延伸。
为了求得单位的生存和发展，单位在国家权力退出、同时国家投入也取消的形势下，成为一个自我牟利的机构。
单位制社区的起源与转型
单位制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基本统治体制，在城市层面表现的最为典型，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基本城市管制体制；如果我们在城市层面上依据空间维度进行单位组织的划分，就得到了「单位制社区」，而这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的基本功能单元和管理单元。
对单位制社区的研究，从量上明显少于对单位制的研究，主要原因是在对单位制的研究中，空间维度不同程度的被忽视。
传统的社会学往往忽视空间维度的重要性而坚持「时间轴线主义」。
笔者对关于单位制的这样一些问题感兴趣：
单位制作为一种国家统治体制特别是城市管制体制，它在中国社会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的体制转型而在空间层面上发生了何种相应的转型，并对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变迁乃至城市转型产生了何种效应，以及单位制在制度和空间层面的转型对于中国整体的体制转型具有何种意义；体制转型——单位制转型这两者之间是否可以看作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单位制的空间变迁是否可以看作是达成体制转型和单位制转型目标的主动策略，或者仅仅是转型的一种自然效应。
哈威（DavidHarvey,2001）和索贾（EdwardSoja,1989）分别提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materialism）和「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ctic），其共同之处是强调空间维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中国的体制转型和城市转型也应该被理解为由社会、经济变迁和空间变迁所组成的一体化过程。
因此，笔者也把对单位制转型看作是社会转型和空间转型进行统一性考察。
单位制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生产组织和管理体制方面的重要实践，同样也是重要的城市规划实践。
如何在空间上组织共产主义城市，这是中共最早从1947年夏开始在大陆东北地区陆续接管主要城市之后就开始面临的重大问题。
而早在1919年，时年27岁的毛泽东就草拟了一份「新村计划书」，在文中毛泽东对他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作了这样一种初步设想：
在未来的新社会里，「新村」是社会成员聚居生活的标准社区，设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在「新村」里「自治会」维持秩序并用道德约束其成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0：
454）。
另外在1950年代末，苏联莫斯科大学的几位建筑师和社会学家也曾经合作写成《理想的共产主义城市》一书，提出了「新居住单元」（NewUnitofSettlement）的设想。
他们设想「新居住单元」成为一种将生产与生活融为一体的公社化城市聚落，并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
「新居住单元」包括从子女抚养教育、公民就业到老人赡养等一系列的机构及服务设施。
而在规划手法上，早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苏联学者就提出了社区规划理论。
他们认为「社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居住单位，应包括公寓、公共食堂、娱乐场所、托幼、中小学校、医疗所、商店等一系列服务设施，同时与工作场所紧密结合。
社区后来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城市住宅区建设的标准模式（董卫，1996：
40）。
比如上海着名的「曹阳新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大规模工人居住区，就是完全按照这种社区规划理论建设的，并且自从首期于1952年5月完工开始，就曾经长期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在城市住宅区建设和社会平等体制探索方面的一个神话而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
当然，中国的单位制社区并非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那份「新村计划书」或者苏联的「新居住单元」或社区规划理论建设，但毫无疑问，单位制社区都那里都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虽然不可否认这种选择中所包含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中共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恢复城市生产和重建城市管理体制，并且将分散的资本逐渐集聚到国家积累体制中。
单位制和单位制社区无疑是最佳选择，它们将生产、消费、娱乐、政治动员、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等紧密整合在一起，并且高度集中在单位社区内部的有限空间里，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和难度，最大限度的压缩了体制外的生存空间和流动性。
此外，单位制和单位制社区的构建也从中国的帝国历史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张丽梅认为，单位制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中的一种复合组织形式」（张丽梅，2004：
20）。
李路路认为，单位制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国家统治体制，其意义类似于帝制体制下中国社会中的家族（李路路，2002：
26）。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摧毁了宗族体系，单位制开始承担起过去宗族体系的生产、管理功能。
单位制与居民委员会制度成为实现双重控制的新型管理机制，两者之间形成一体两翼的关系。
但两种管理制度又各有偏重：
单位制毫无疑问占据着主导地位，囊括了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将他们改造成「单位人」；居委会制度则主要针对少数难以纳入单位制之中的「剩余城市居民」或称「非单位人」，如家庭妇女、无业人员等（杨丽萍，2006：
69-86）。
而原有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中间组织，或者因国家取缔而走向解组，或者经过国家体系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方面的全方面渗透和改造而成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中的一个构件。
在对中国单位制及单位制社区的理论与实践起源的归纳方面，DavidBray（2005）在其着作SocialSpaceandGovernanceinUrbanChina中所展示的观点较为全面：
传统儒家思想对于社会空间的理解、延安根据地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苏联早期激进功能主义城市规划思想、甚至是由豪斯曼巴黎改建而发轫的现代城市规划科学。
任何城市规划理念都不具备纯粹的所谓「科学性」，而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反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具有完全功能的单位制社区呈团块状散布在城市各处，圈占大量土地，形成一个个「大院」。
各个单位制社区本身具备复合功能，在资源获取上基本是与「系统」内部的上级直到国家（中央政府）保持持续的联系。
但是不同单位之间，甚至是同一「系统」内部的不同单位之间的联系却很微弱。
单位制所构造的社会结构被刘建军称为「伞状结构」（刘建军，2000a：
148；2000b：
24）；而在城市空间结构上的表现，笔者则认为可以用「龟裂城市」来形容：
各个单位制社区画地为牢，自给自足，相互之间一般不产生空间上的紧密接触，整个城市被众多单位制社区分割为龟裂状。
这种城市规划手法是1949年之后国家积累体制重构和意识形态重构的重要实践，而且在客观上，这种城市规划手法还具有很多优点，比如由于大多数单位制社区自成一体，将居民的工作、生活、消费、休闲、社交等多类型的活动整合在同一社区范围内，从而使日常交通在很大程度上被单位制社区内部化了，步行和非机动车足以应付绝大多数日常交通需求，这就大大减少了城市范围内的交通压力（谭文勇，2006：
58）。
然而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家积累体制的重构和意识形态的重构（当然是在各种复杂的话语体系包装之下完成的，如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这样的变通解释方式使土地重新进入市场流通等）的大背景下，一场大规模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实践手法重构的过程也随之展开，城市空间的资本化和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持续推进，以单位制社区为核心元素的计划经济城市规划理念和手法都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对计划经济城市规划理念和单位制社区的解构首先需要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化，于是类似圈占和浪费土地、缺少合理功能分区、阻碍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等为单位制社区做负面定性的市场经济话语接踵而至。
传统单位制社区必然会主动或被迫的进行各种结构性和功能性的转换。
比如众多大型国企将所占有的土地通过土地市场转让给其他使用者，自己则整体搬迁至城市郊区特别是开发区，从而获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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